丁曉平：論作家的“氣”和“度”

論作家的“氣”和“度”——從報告文學作家的“責任與擔當”談起

解放軍出版社昆侖圖書編輯部副主任、青年報告文學作家丁曉平

　　近一兩年來，關于報告文學和報告文學作品、作家的討論多了起來，這是一件好事。我記得，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尤其是1988年前后，報告文學可謂在當時的中國文壇坐上了頭把交椅，實實在在“熱”了一把。那時，由我們解放軍文藝出版社《解放軍文藝》雜志牽頭，全國100多家報刊雜志聯合舉行了“中國潮”報告文學征文評獎活動，真是轟動全國的文學盛事，涌現了一大批優秀作家和優秀作品。隨后，《解放軍文藝》還邀請全國著名作家、評論家和讀者，專門開了一個座談會，題目就叫《關于報告文學的對話》。

　　現在，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在何建明主席的領導下，有了新氣象，多了新活動，出了新作品，培養了新作家，這是我們大家有目共睹的好現象、好事情。去年，在華西村，何建明主席組織了“全國報告文學創作交流會”，對我們報告文學作家來說，尤其是對我們青年報告文學作家來說，開拓了眼界，開闊了胸懷，開放了思想，大有收獲。今天，魯迅文學院就“責任與擔當”為主題，舉辦這樣一個“當代青年報告文學作家的困惑與追求專題研討會”，我感到是一個非常有價值、有現實針對性的會議。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責任與擔當”，話題是“困惑與追求”，這四個詞語放在一起，細細琢磨起來，真是非常深刻。就研討會的主旨，我個人理解為——因為有責任，不免有困惑；因為有擔當，所以要追求。反過來，因為有困惑，所以有責任；因為有追求，所以要擔當。因為真實的歷史永遠比虛構的故事更精彩更深刻。

　　我不是專業作家，我的本職工作是一名編輯，受時間、空間限制，我只能把自己的業余創作主要集中在重大歷史題材的報告文學(歷史傳記)創作上。對我來說，在創作上從未感到什么困惑，但對“責任與擔當”這個嚴肅的話題還是有話要說，尤其是在當下意識形態多元、各種思潮泛濫的情況下，作家尤其是報告文學作家更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具備強大的“氣度”。氣度，即氣魄和度量。那么，作家到底需要具備怎樣的“氣”和“度”呢？

　　第一，作家的肩膀要有硬度，用正氣擔當歷史的責任。

　　說起擔當，我們不應該忘記前輩李大釗的名言：“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報告文學作家的肩膀一定要很硬，要如鐵似鋼，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對我們黨賦予我們的歷史任務，要用正氣擔當起歷史的責任。現在文壇有人炒作所謂“非虛構文學”，這其實是一個非常老的概念。我同意何建明主席的觀點，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傳記文學都屬于寫實文學。但是，寫實文學如果僅僅把“真實”作為生命，我覺得還是遠遠不夠的，除了真實之外，還要求實，要有實事求實的精神，就是除了調查還要研究、還要分析，這就是虛實結合。有了虛實結合，就能產生思想。我們報告文學作家，不能僅僅滿足于當一名記者，尤其在這樣一個資訊發達卻又魚龍混雜的時代，不能跟著媒體起哄，不能看到風就是雨，我們的肩膀要有硬度，我們的要頭腦清醒。我認為，報告文學作家的正氣，不僅表現在對世間不公平、非正義的人和事敢于仗義執言，敢于大膽揭露，而且還要表現在對自己要有嚴肅的政治立場和嚴格的道德自律。尤其在社會風氣不好的情況下，我們不能人云亦云、嘩眾取寵。落實到具體的創作上，就是要以客觀的、辯證的、分析的、唯物的、理性的態度和方法去結構、去描述、去創作，既要多謀善斷，又要留有余地，把握分寸和時機，不能把話說得太滿太死，更要避免那種自欺欺人的、夸張的、甚至虛假的文風，做到不媚俗、不迎合、不遷就，不功利。但我們還必須明白一個最基本也最原則性的道理——批判不是審判。

　　第二，作家的思想要有深度，用才氣擔當文化的使命。

　　評價一個報告文學作家是否優秀，關鍵的一個指標就是看他有沒有思想。所謂思想，當然不是指創作想法或思路，而是指作品由內而外所表達出的思想深度，也就是說給讀者帶來了什么樣的思考，或者說是給了讀者什么樣的思想引導。我們知道，當前我們正在大興文化產業，但是我始終覺得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的關系怎么處理，這是一個問題。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這是三個非常重要的關系。但是，如果總是以“文化搭臺，經濟唱戲”，那么我們的文化就會在產業化的口號中淪落，將帶來的是一場文化災難。我們可以看到，如今大量低俗、庸俗、媚俗的產品，比如雷人的抗戰電視劇等等，這都是文化市場跟風惹的禍，這是文化人的悲哀。為什么會這樣，關鍵是我們的文化有沒有思想？我們從事文化事業的人是在創造文化還是在制造市場？嘩眾取寵，玩八卦、搞噱頭，說白了就是唯利是圖。你看看，我們的國家現在多么開放，打開電視機，看看那些文娛頻道的所謂明星們，一個個打扮得光怪陸離，其實他們背后卻是道貌岸然，非常的淺薄。這樣的公眾人物或公共知識分子，他們帶出來的學生、引導的青年人，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歷史觀，能顯示出是一種正能量嗎？因此，作家必須要有思想，用自己的才氣擔當起文化的使命。寫歷史，就應該具有歷史學家的眼光；寫政治，就應具有政治家的眼光；寫軍事，就應該具有軍事家的眼光。也就是說，報告文學作家應該具備思想家的品質和品格，要有立場、有理論、有哲學。比如，何建明主席的《忠誠與背叛》《國家》等重大題材的報告文學作品，都是具有思想性、散發著歷史、哲學和人性的光輝的優秀作品。再比如像美國作家威廉·曼徹斯特的《光榮與夢想》，這部社會紀實作品被譽“是美國決定性四十年的出色而引人注目的人物素描，沒有一本小說能與這本充滿市井俗話和奇聞軼事的出色的史書相抗衡”。在這一點上，美國電影大片對美國精神、美國夢和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的呈現，是潛在的是潤物細無聲的，達到了《孫子兵法》的最高境界“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在才氣和藝術上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第三，作家的眼光要有銳度，用勇氣擔當社會的秩序。

　　所謂“銳度”，就是“銳利”。作家尤其是報告文學作家就是社會觀察家，其眼光的銳利絕對是捕捉創作題材和主題的利器。我在這里強調眼光的“銳度”，不僅僅是指作家發現問題的獨特性和敏銳性，更是指作家要有一雙火眼金睛，善于見微知著、辨辨偽識真的能力。報告文學作家眼光的“銳度”，是一種功夫，它直接關系到作家能否創作出“高、精、尖”的好作品。現在社會現象紛繁復雜，無論是假、丑、惡，還是對真、善、美，我們有時候都防不勝防，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需要勇氣堅持報告文學的真實性原則，抵御各種誘惑，擔當正常社會秩序的引導者。比如，何建明主席創作的《“三牛”風波》，就是以其對社會問題的犀利關切，釋疑解惑，回答了一個大學生村官的成長及其引起的社會爭議，起到了很好的社會引導作用，維護了社會正義，給人以思考、以希望。

　　第四，作家的胸懷要有寬度，用底氣擔當人民的良心。

　　胡喬木說：“憤怒出詩人，但不出歷史學家。”同樣，憤怒不出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對社會上的不良現象，我們報告文學作家不能像一個憤青那樣去發牢騷、吐槽、謾罵，應該更理性、冷靜、客觀，沒有偏見，要上下左右、古今中外的辯證分析，并克服自身的局限。這就是需要我們的報告文學作家要有大胸懷，要有世界的、歷史的、全局的眼光和格局，要具備包容、寬容和從容的社會美德，要具備穩重、鄭重、持重的文化品格，這也是報告文學作家的底氣。報告文學作家不是用作品忽悠群眾、煽動群眾情緒的，是要引導受眾和讀者(包括官員和百姓)用正確的方法去做正確的事情，這就需要我們用底氣來擔當人民的良心。我們報告文學作家，不是一般的群眾，我們從群眾中來，回到群眾中去，但我們的姿態、我們的心態、我們的情態要高于一般的群眾，我們不僅要看到事物的表現現象，更應該深入地看到本質，抓住根本，看到主流、主體，從而完成主題、主線。比如，對社會的丑惡現象、對于官僚腐敗、對于住房改革、教育改革、醫療改革這些關乎民生的話題等等，我們報告文學作家當然要采取正面進攻的姿態，并以側面、迂回等各種手段進行生動的反應。但在創作過程中就要注意不能以偏概全、以局部覆蓋全局，不能寫成“天下烏鴉一般黑”，要警惕主觀主義。在這一點上，河南作家喬葉曾經以小說的形式寫了一篇《拆樓記》，就處理得非常到位，精彩可讀，值得報告文學作家學習。但同樣梁鴻的《中國在梁莊》、熊培云的《一個村莊里的中國》、以及《中國農民調查》等作品就值得商榷。我從未懷疑這些作品的真實性和案例的典型性及其社會調查的價值，但他們都以“中國”二字作為書名概括自己的作品，以偏概全、以個別代替整體、以局部代替全局、以特殊代替普遍，使得作品存在片面、極端，作品內容與書名發生了倒置，《中國在梁莊》應該叫“梁莊在中國”、《一個村莊里的中國》應該叫“中國的一個村莊”，或許更貼切些。“中國”二字不僅沒有幫上他們的忙，沒有提升作品的品質，而是降低了作品的公信力。

　　第五，作家的手腳要有速度，用地氣擔當知識的良知。

　　記者有一句行話叫“腳板底下出新聞”，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說新聞記者既要講搶新聞的速度，又要深入實際深入群眾。報告文學是文學的輕騎兵。報告文學作家從某種意義上說，應該培養自己成為一個“新聞記者型的作家”，要有一股風風火火的精神，要有一股不畏風風雨雨的氣質，用這種“沉得下去、站得起來”，頂天立地接地氣，深入并貼近現實生活、深入并貼近人民群眾、深入并貼近基層底層，邁開雙腿，拿起筆桿，快速高效地反映社會正能量。比如李鳴生老師獲魯迅文學獎的《震中在人心》，就是用“腳板”加“筆桿”的速度，以知識分子的良心反映社會現實、呼喚社會良知的好作品。

　　第六，作家的心靈要有強度，用浩氣擔當做人的本分。

　　強度是指一個人在面對阻力、壓力情況下所表現出來的一種形而上的強大的意志。古人云：“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曰：“君子不器。”意思是說，君子不能像器具那樣只有特定的用途。報告文學作家應該是“道”，而不是“器”。這就要求我們報告作家要有堅持真理的精神，要有不怕吃苦、不怕吃虧的精神，要有像古人所說的“立大志者，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氣概和品質。在這方面，何建明主席寫《落淚是金》、趙瑜老師寫《馬家軍調查》等作品時，都碰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阻力，甚至官司纏身，但他們堅持真理，敢于面對打擊，大氣沉穩，保持了報告文學作家的氣節和做人的本分。我的《王明中毒事件調查》出版以后，也受到了威脅和謾罵，有人甚至專門在新浪網開了一個博客罵我、詛咒我，“請我和老婆孩子去吃砒霜、吃汞”，我一笑置之。我相信，無論面對什么樣的壓力和阻力，作家在真理和正義面前所表現出的敢于堅守的浩氣，就是堅持正義的光明磊落，就是堅持真理的堅貞不屈。借用毛澤東主席的話說，我們的作家“只要有了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