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肖煥義喜歡讀書，更多的時候他喜歡聽別人讀書，尤其是聽女聲讀書，書聲有時柔軟細糯、有時慷慨激昂，有時聲情并茂、有時婉轉悠揚。這樣的聲音開闊了自己的視野，能清掃內心的陰霾，很享受、很治愈。對他而言，世界上最美的東西就是聲音，就連暗夜里的朔風怒號也是既有曲調又有音的，它在宣告春天逼近時的彷徨與無奈。他喜歡支起耳朵聽各種聲音。

肖煥義說，人為什么長兩只耳朵、一張嘴，意思就是要多聽少說，拿時髦的話叫善于傾聽。是啊，傾聽是謙恭待人的品德，是高情商的表現。你看有的人喋喋不休卻于事無補，有的人口若懸河而不知所云，更有甚者言不由衷辦壞事犯錯誤。

肖煥義去讀書要從阜成門外乘公共汽車到陶然亭，上車前和下車后共需要步行714米，這是導航告訴他的。這714米他最多走10分鐘就能到達，對于正常人來講這可能不算什么，但肖煥義是盲人。從小區出來，踏上盲道，拐彎、過紅綠燈、上車、下車、推開中國盲文圖書館（盲圖）的門。肖煥義說，這在過去是想都不敢想的。

盲圖有專門為盲人讀書的女志愿者，聲音輕柔甜美、舉止高雅端莊，讀小說、讀詩歌、讀散文，有時令人激情澎湃、有時讓人掩面沉思、有時使人熱淚盈眶。聲音里有圖景，聲音里有洞天，聲音里有江湖，聲音里倫常。肖煥義最愛聽高爾基的《母親》，他聽到柔美的女聲就想起了母親的呼喚，他聽到英雄的母親也常想起母親的苦難。

母親名叫劉淑清，1921年出生。雖然祖祖輩輩是北京人，但是舊社會的北京，遭受了更多的踐踏與蹂躪。洋鬼子恃強凌弱，軍閥混戰連年，“城頭變幻大王旗”是家常便飯，民不聊生的舊中國，任何人都難幸免。母親因為家窮沒有讀過一天書，小時候靠幫人洗衣、撿煤核、打短工艱難生存。世道的黑暗、生活的拮據壓得喘不過氣來，母親早早就和父親結了婚。

2003年，母親因病去世，和父親走過了半個多世紀，養育了他和5個兄弟姐妹。彌留之際，母親說，她經歷過軍閥輪流坐莊的國家、經歷過任人欺負的國家，現在是老百姓自己的政府，生活富裕，應有盡有，都是共產黨帶來的，要聽共產黨的話、走正路。肖煥義跪在病床前，用雙手撫摸母親的臉，他想記住母親的“樣子”。盡管窮盡了想象，他仍然難以描述出母親的形象，只知道母親的臉是圓的，因為病而消瘦。后來，他常常夢見母親的呼喚，“小義，外面下雨了小心水坑”“小義，工作累了就歇一會，你看衣服上這汗漬”“小義，你也該有個自己的家了”這是世界上最愛自己的聲音，也是自己最愛的聲音。肖煥義說，這個聲音就是他一生的導航，是他在黑暗里行走的一道光，是亮色的，這個聲音始終提醒他走正確的路、做對的事。

成家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母親的生活，只是相依為命而已，因為父親的境況更糟。父親生于1919年，9歲的時候就成了孤兒，雙親在戰亂饑荒中相繼離世。父親在長到馬車高的時候，好心的鄰居見他可憐，介紹他加入“腳行”來養活自己。腳行也叫馭手，現在的話叫“趕大車”。趕大車在舊社會就是苦力，沒有社會地位，而且要經過很長時間的學習才能獨立掌鞭，除了可以吃上飯，基本掙不到什么錢。等到可以獨立出車，起早貪黑、風餐露宿，頂風冒雪付出的辛苦不必說，黑心的老板還要克扣掉大部分的工錢。父親說，這些罪遭在家門口，還能忍受。忍受不了的是，在父母結婚不久，“七七事變”發生了。1938年的一天，日本鬼子在城里四處抓人，父親未能幸免，被帶到火車站裝進了悶罐車皮，后來才知道是被抓到山東濟南當勞工。修鐵路、筑碉堡、挖戰壕，在日本鬼子的皮鞭下，父親做好了回不了家的準備。橫豎都是死，反抗絕無可能，那就跑！動了這個念頭之后的父親心想，就是死也不能給日本人干活，因為這些活干成了會有更多的中國人要遭殃。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父親朝著白天已經觀察好的小路跑去，日本鬼子發現了他，警報聲、槍聲對一個不要命的人起不到什么作用。就這么一口氣跑出幾十里，竟然奇跡般地逃出了日本人的魔爪。肖煥義是聽著這樣的故事長大的。他說，父親一輩子看不了戰爭片，影片里日本鬼子的惡行都曾經真實地存在于現實中，都真實地出現在他的面前，慘不忍睹。

父親的講述漸漸地留在記憶深處，這樣的親身經歷會不會像家風族譜那樣代代相傳，肖煥義的認識是肯定的。他說，每個人都要記住國家的苦難，家庭也要記住家人的苦難，記住這些免得以后栽跟頭，也會更深地體會現如今的甜日子。父親的甜日子說來就來了。

“響大炮”那一年，就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那一年，父親說北京城整整放了三天炮，叫“響大炮”感覺過癮、暢快。以前給國民黨兵拉過大包小裹的父親感覺北京變了天，先是車行的老板工錢給得多了、對他也客氣了不少，然后是城里來了解放軍，除了不像國民黨兵那樣對他們呼來喝去、白用車，天冷的時候，解放軍看他身上還穿著單衣，就送給他棉衣穿，并且態度親切、非常尊敬他們這些趕大車的。再后來，成立了“運輸隊馬車社”，趕馬車的成了“公家人”，領上了工資，一家人的生活好起來了。父親成天念叨的一句話就是“沒有共產黨哪有新中國”。

肖煥義出生在充滿激情的躍進年代，他的童年是在快樂中度過的，先是大哥帶他玩，大哥支邊走了，大姐帶他玩，大姐出嫁了，二姐帶他玩。他們最高興的事就是一起等父親回家，聽到馬掛鑾鈴一響，姐姐哥哥就領著他往外跑，爬上馬車站在車前，有風從耳邊掠過，父親手里鞭子上的紅纓子隨風飄揚，大皮鞭子一揮，啪啪作響，他們像凱旋的戰士，驕傲自豪。

1972年，他在盲校里的水泥甬道上向同窗好友王淑霞講述童年的快樂時，王淑霞便發出銀玲一般的笑聲。“馬車是什么樣子的？”“馬是什么樣子的？”他們從分享轉為爭論，因為誰都不能說清楚一個東西到底是什么樣子的，明眼人可以說“你去看”，而盲人卻只能想象，甚至連想象都無法實現，因為在他們的大腦里從來沒有出現過樣子、顔色這些概念。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早上出門，二姐驚呼：“下雪了！”“你怎么知道下雪了？什么是下雪了？雪是什么？”跟在二姐身后的肖煥義急切地問。“雪是白色的，你來摸。”他摸著涼涼的雪，心里也在發涼，發涼的原因是他覺得和別人不一樣。父母告訴他，每個人都不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點，你就是你。肖煥義是帶著沒有障礙的自信進了盲校，他愛表現，喜歡朗誦。學校就讓他和王淑霞來演當時最流行的樣板戲《龍江頌》，他演李志田，王淑霞演江水英，兩人配合默契，漸漸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當然也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在兩人之間升騰。

多年以后，當另外一位女士向肖煥義訴說生活的艱難、婚姻的不幸時，他想起王淑霞，想起她的笑、想起她甜美的聲音，遺憾的是兩個人連手都沒有拉過。女士說，咱倆可以搭伙過，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他腦子里閃過的是和在婚姻中的婦女做那樣的事是不道德的，他又想起王淑霞，但聽說王淑霞早已結婚了，直到近幾年王淑霞已過世，肖煥義仍然單身。

生活還在繼續。父母離開時，并沒有像許多殘疾孩子的父母那樣放心不下他，他們知道，他們已深刻地體會到國家、社會對殘疾人的關心關愛。1991年，已經成為藍靛廠一帶五金橡膠廠工人的肖煥義聽到一個好消息，政府為了照顧他們這些盲人工友，從工廠到最近的公共汽車站修了200米盲道。要知道那是我們國家的第一條盲道，出乎意料的是這條盲道在瞬間變長，西單有了盲道、王府井有了盲道，公園里有了盲道、商場里有了盲道，盲道在北京延伸，向全國延伸。隨著盲道的延伸，肖煥義的腳步也在不斷延伸，他能清楚地說出杭州的公交車非常平穩，秦皇島的盲道可以到達海邊，香港的盲道有語音提示、沒有障礙物。

在首都盲圖的桌前，肖煥義用傾聽繪畫，畫的是時光的輪廓，在時光的輪廓里有一張張笑臉；畫的是聲音呢喃，在呢喃的聲音里有一股股暖流；畫的是歲月的痕跡，在歲月的痕跡里一段段往事。人生百年，忽兮恍兮。今年是新中國誕辰75周年，是母親誕辰103周年，百年歲月，日月不復，但時光有痕，刻在記憶深處。

（作者單位：北京市殘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