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孫雋明，山西興縣人。1963年出生。現居深圳。1984年畢業于山西師范大學地理系。自九十年代寫作散文隨筆、抗戰史追尋等文章，散見于各類報刊。閑時寫字、畫畫以自娛。

其實，在山西師范大學的八年，我始終以一個學生身份生活在臨汾那座小城里。這八年的學習，使我從怯懦中汲取了在關鍵時刻不自棄的力量。

——題記

本以為，退休后在家閑居，與山西南部那座叫做臨汾的小城以及被舍棄的校區，早已漸行漸遠。誰知，大學同學召集畢業四十周年聚會。連日來，同學老陳號召大家寫文章，并詢問進度。同學紛紛響應，太原、榆次的同學還提出了活動初步方案，令我怦然心動，引發了我對那所大學和小城的回憶和懷想，由此情不自禁而淚眼迷離——頓時醒悟到，原來我與那所大學早已血脈相連，空間上的距離并不能阻斷情感的紐帶。畢竟，我最好的年華是在那里度過的，山西師范學院和臨汾是我夢想開始的地方。

一

1980年參加高考，我被山西師范學院地理系錄取。9月初，大哥送我去學校，從我家門口乘長途公共車到陽方口（寧武）換乘火車經太原去臨汾。這是我與呂梁山之外世界的第一次接觸。

第一次坐火車出遠門的感覺新奇又欣喜。從陽方口到臨汾，坐了十多個小時晃蕩的綠皮火車，到校后一連幾天，腦仁都在晃蕩，但這些絲毫未減少我對上學的向往與興奮。

入學后，迎接我們的是嶄新的一號教學樓、五號學生宿舍樓。開學典禮也是在一號樓南面剛剛建好、還未鋪設草坪的操場上舉行的。地理系的迎新晚會由77級仇錦學長主持。至今還記得77級學長演唱的小合唱《美麗的塞納河》和79級學長吳體剛、佘可文表演的相聲。當第一學期的課程表發下來時，才知道我們是實實在在的理科生，我們這些文科生要學數理化。已經入學了，學好學不好反正就是埋頭學唄，就這樣懵懵懂懂開始了我的大學之旅。

對我來說，上大學最重要的是身份改變，至于在本省上哪一所學校沒有選擇的必要，只是覺得到臨汾比去太原多坐七個多小時火車。

按部就班的大學生活，波瀾不驚。來來往往的人群穿梭在宿舍、教室、食堂之間，我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匆忙地對視，彼此檢閱著。如此幾年。

二

說實話，我在地理系上學的四年并不是一個好學生，同時也不是老師喜歡的學生。在諸多課程中，認真學過的就是《數學》《地質學基礎》《地球概論》《地貌學》《氣象與氣候學》《經濟地理學導論》。現在看來，能把上述幾門課學好了，地理學的基本知識也就掌握了大半。對于我來說，即使認真學了，也是淺嘗輒止。

我喜歡上數學課，也是因為遇到了兩個好老師：上微積分的吳詩詠老師，上數理統計的張國礎老師。我們班都是文科考生，很大的原因是數理化不是強項。我選擇文科，是因為天生長了個學文科的腦袋，但我的數學并不差，高考84分。當大家對數學畏難時，我可得學好。于是從圖書館借來相關的講義、請教數學系的同學，登門向張國礎老師求教。有一回數理統計單元測試我得過100分。畢業留校后，聽過一次周作胥老師的量子力學課，正是通過和數學、物理兩個系同學的接觸，我漸漸產生了對大自然的敬畏，認識到世界上的確存在一些不可確知的東西。

我們上土壤學和土壤地理學，卻是我最不愿意學習的，我是農民出身，帶著與生俱來的土味，最熟悉的不就是地里刨食，我出來上大學，不就是要離土遠一點嗎？以致上土壤課幾乎都在看小說，我可能是全班這門課得分最低的，也感謝趙修齊老師沒讓我補考。每個人在年輕時都會因無知而有偏激的表現，當明白了這種無知時，已經付出了相應的代價。

盡管不喜歡花花草草的植物學，老師的講課對我如催眠，還是從普通植物學上到植物地理學，從科屬到植物分布、生態環境，認識到自然界看似自然生成，也是有高級、低級，尊卑、強弱之分的。我們上心理學，學習如何從個體推斷群體的集體無意識，看見一些人的外在表現，就會聯想到其人的心理。總結四年的學習，有意或無意，總會有所收獲，有所茫然。

最可炫耀的是，我們每一學期有一次野外實習的機會，讓別的專業的同學羨慕不已。帶著羅盤、地質錘、卷尺、相機，還有草帽，近處坐學校的卡車，外地則坐公共車、火車，同學們都學過攝影，還能咔嚓咔嚓地拍照留影。回想起來，挺恨那些持相機的同學，比如陳國棟，怎么就沒給我拍個照片？

野外實習的時候，估計其他男同學和我一樣，總想著創造機會與女同學搭訕，但由于我天生笨拙，注定不會走近女生。而女生們也似乎從來不想搭理我這類男生。我曾心想，即使我從山頂上滾下去跌死，她們都不會過來看我一眼。

三

在一年級下學期的時候，突然清晰地看到了我的將來，即再回到呂梁山中的一個縣城中學任地理教師。因為貧困山區更缺乏地理老師。即便心里一百個不愿意，從來也不知道到底該干什么，才能擺脫命運的安排。因此，我經常神情恍惚，獨自游蕩在城墻上、與學校相鄰的公園里。

年少時莫名的青春躁動，是接近本能的意識，是欲望在成長過程中必經的迷惘，無理由的顛覆，無所謂的表情。我慶幸在這個時候突然萌生了畫畫、學書法的想法。

在考上高中之前，我執過羊鞭、牧馬割草，再沒指望上學的時候，想做一個民間藝人。當時放牲口是有時間看書、畫畫的，看書、畫畫、寫字，是我的全部業余生活。那時，看完電影后在家里的煤油燈下，將電影中的人物形象畫出來，臨摹所能見到的書刊中的畫及插圖。我畫過裝進死人的棺材、殷實人家的炕圍和四扇柜門，畫過街頭宣傳畫、刷寫過比我高的標語，畫過大批判墻報報頭，用毛筆抄過公社和村里的批判文章。然而，命運卻又給了我考高中的機會。

也就在那時，仇錦學長發起美術學社，我成了骨干成員。三年級時認識了語文報社美術編輯王伯俊老師，有過那兩年刷標語、出黑板報的訓練，我寫美術字的水平是過關的。在沒有電腦打字的時代，寫美術字是報刊美術編輯的必備之功。當時語文報社僅王老師一個美術編輯，根本忙不過來，因此我有機會給王老師幫忙，畫一些欄圖和題圖，而且還有稿費拿。

寫到這里，想起西諺：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

四

1984年8月中旬，我以待分配名義來語文報社做美術編輯，在沒有正式分配之前，每月可向報社借40元生活費，俟指標下來正式報到后補足。上班后，我買的第一本書是李澤厚的《美的歷程》。蓋因畢業之際，中文系的同學在傳閱此書，在當時溫飽尚不能保證，買書無疑是件奢侈的事。

買到《美的歷程》后，我讀了無數遍。這本書以審美的視角將中國文學、藝術畫龍點睛般展示出來。閱讀此書，當領略到作者將凝聚了中國五千年的或獰厲、或溫情、或奔放、或浪漫的文化,以這樣一種娓娓道來的形式從作者筆下汩汩流出的時候,我們甚至能聽到那其中工匠攻玉勒石的鏗鏘與詩人吟詠和曲的悠揚。閱讀這類著作，對我來說是一種從內容到語言的美的享受。從此，我便猝不及防地喜歡上了哲學、美學。并與中文系83級同學魯順民、吳煥棠他們班一起學了林清奇老師的《美學原理》課。

20世紀80年代“美學熱”不單單是一個學術現象，它是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一種表現。就像一條河被封堵多年，一旦解封便向各處沖瀉。卸去桎梏的人們，表現出對美的強烈訴求。繼《美的歷程》之后，我又讀了李澤厚評述康德哲學的《批判哲學的批判》，因此又對照李澤厚此書，硬著頭皮，忍受著味同嚼蠟的痛苦看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哲學：《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和《純粹理性批判》。學了康德哲學，最大的收獲就是明白了邏輯和價值判斷，使我獲益終生。

在語文報社的四年，年輕的我沒什么負擔，因報社舉辦的全國性活動多，經常去京、滬、蘇、杭、榕、渝等地出差。雖然身居小城，眼界卻沒有局限。

有一段時間，我的閱讀完全是自由放任的，我不以知識的積累為快樂，而是以自由放任和隨心所欲地閱讀為生活樂趣。我純粹地經歷一種自由而沒有約束的思想生活。因為，我雖然可以選擇性地在學校文科專業聽課，但又不愿意融入學院化或學術化的那種學習與寫作。那時語文報社給大家發了很多新思潮中有代表性的書。比如，“中國傳統文化觀察叢書”、三十多冊的“走向未來叢書”。這個時期，語文報社的學長蔡智敏和南開大學分配來的劉階耳對我的影響最大。蔡兄是一位純粹的讀書人，在他的引導下，我讀了許多漢譯經典名著，如雷·韋勒克、奧·沃倫的《文學理論》，黑格爾的《小邏輯》《精神現象學引論》等。在詩人劉階耳的影響下，我開始學寫詩，大量閱讀當代文藝思潮的文章。是他們拉近了我與文學的距離。

多年以后，我能通過寫作而找到飯碗，全仗于那幾年的讀書。而那個年代的讀書，不僅僅是獲得功利性的滿足，更是思想的尋求。盡管是膚淺的，甚至是迷惑的，但通過閱讀認識世界，盡可能給自己尋找一個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以及對社會現實的思考路徑。

讀書雜而不精。我天生就不是一個學術中人，而是一個問題中人。

五

我總想，我是幸運的。來語文報社工作后，新建的校圖書館在10月開館，能在寬敞的教工閱覽室學習了。緊接著山西師范學院更名為山西師范大學，學校又決定籌備建校26周年慶祝活動。陶本一校長提議學校應該有個校徽，當時校內還沒有藝術系，能設計圖案的也就只有語文報社的兩個美術編輯。于是校慶籌建辦的高國順老師找到王伯俊老師和我，讓我們在半個月之內設計數個校徽圖案，供校領導班子選用。結果我設計的校徽方案被選中！一直沿用到現在。

四十年來，我不止一次想過，終有一天，校徽會被高水準的設計圖案取代。但剛剛從地理專業畢業的我，成為山西師大校徽的第一個設計者，何其幸哉！

……

全文載于《山西文學》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