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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宇宙風》雜志六月特大號刊出“北平特輯”，以懷舊作為總體基調，網羅了一眾文壇名宿刊文，如周作人《北平的好壞》、廢名《北平通信》，其中也包括老舍的散文名篇《想北平》。文章開頭作者寫道：“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是太少了，雖然我生在那里，一直到廿七歲才離開。以名勝說，我沒到過陶然亭，這多可笑！”老舍出生于京旗之家，他的祖輩皆以京城為故鄉，然而在25歲去國之前，這位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卻沒到過都門勝地的陶然亭，無論如何都顯得有些匪夷所思。其實不難理解，陶然亭地處京城外城西南，“南傍城垣”；老舍所屬的正紅旗位居內城西北，他出生、讀私塾、上小學、念師范都沒怎么離開這片區域，陶然亭對于老舍似乎有些過于遙遠。但好像又非如此簡單。

陶然亭如今是南城一座知名的市民公園，內有大片水面，總能引人泛舟其上，平日里也游人如織。有些人對陶然亭的記憶或許來自公園一角的兒童游樂設施，比如名為大雪山的巨型滑梯。那是當年為向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模擬紅軍長征翻越雪山的場景。不少青年或中年人，一定還留存兒時在此樂此不疲攀爬雪山滑梯的美好記憶；又或者一些人對陶然亭的記憶來自湖心島上高君宇與石評梅的墓地。中學時有幾次清明節，學校就組織我們到公園里的高君宇與石評梅墓獻花憑吊，陶然亭又這樣同革命圣地聯系在一起。還有些人提起陶然亭會馬上想到曾經北京最大的露天游泳場……不同的人對陶然亭的印象各有憑依，然而大部分人似乎忘卻或是輕忽了陶然亭本身那座亭，那才是全園最具代表性的標志建筑，也是歷史最為悠久的京城古跡之一。

陶然亭在三百多年中屢有起落，它的風雅終歸還是使世人將之定格為中國四大名亭其一。滁州醉翁亭、長沙愛晚亭和杭州湖心亭皆地處長江流域，唯獨陶然亭身居北方，而且處處顯現一番特立獨行的面貌。遼金時代，此地溪流縱橫，塘澤錯落，宛如江南水鄉。元代時，幾個遠來僧人尋覓久久最終選定在這大片葦塘中央高地上建造一座慈悲庵。其地高亢，四圍葦澤錯落，蒲渚參差，又可遠眺西山，野趣盎然。今天拾級登臨慈悲庵山門，抬眼依然可見門上有“古剎慈悲禪林”字樣。門內布局緊湊，大體分前院、后院、北院和東院四部分，在元明兩代，這個小廟始終寂寂無聞，在南城荒郊外獨對夕陽，鮮有人至。直到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隨著一個官員的到來，這里才開始逐漸為人所知。

官員名叫江藻，字魚依，清順治七年（1650）生于湖北漢陽。“魚依”二字出自《詩經·魚藻》：“魚在在藻，依于其蒲”。其名好似注定此生與水結緣。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人到中年的江藻來到北京，任工部營繕司郎中。工部主管土木、水利、工程等官辦產業，下設四司，營繕司掌管皇家宮府、陵寢、壇廟、廨宇及營房。《紅樓夢》里賈政就做過工部郎中，主管工程建筑。江藻的工作相對簡單，負責監督治理慈悲庵以北的黑窯廠。元明時，都城外低洼處開窯制磚，久而久之窯坑遍地，雨水積存而成坑塘。清代北京城建設量減少、官窯生產成本過高，黑窯廠停辦。此時江藻被委派“監督黑窯廠廠事”。顯然，江藻并無多少繁瑣事務，是份閑差。某天他偶然登上一座高臺，眼前蒲渚參差、塘澤錯落的景象，令其“坐而樂之”。小小慈悲庵慰藉了江藻無用武之地的落寞心靈，于是決定在庵內西偏筑一座小亭，供休憩與辦公之用。幾乎同時，他想到了白居易《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后期》詩中末兩句“更待菊黃家醞熟，與君一醉一陶然”意境，遂將小亭命名為“陶然”。說來也巧，陶然亭甫一建成，很快吸引一些文士的矚目，紛紛前來亭中集會賦詩。亭子建成十年后，有感于亭小而客眾，江藻改亭為軒，名稱一仍其舊。這成了陶然亭與其他三大名亭在外形上的莫大差異，也使許多第一次見到此亭的人徒生疑竇，明明是一座敞軒卻為何稱之為亭呢？大概只因江藻太愛“陶然”二字所含蘊的閑適感和骨子里那份特立獨行。

清代京城旗民分治，外城遂成漢人聚居之地。科考興盛，各省舉子多從廣安門入京，云集宣南，會館林立。文士們生活趣味無非琴棋書畫詩酒茶，他們逛書肆、入戲園，最多的大概還是聚而宴集觴詠。“詩為友朋而為者居多”，在追求仕途的同時，宣南形成活躍廣博的治學氛圍與結社唱和的人文環境。宴集結社需要場地，彼時風景絕佳的湖光山色均為皇室宮禁，于是宣南的法源寺、報國寺、松筠庵等地就成了他們的首選，其中名氣最大者莫過野趣橫生的陶然亭。汪啟淑《水曹清暇錄》記：“城南隅舊有慈悲庵，介乎南廠之中，地漥，故饒蘆葦，在處野水淪漪。康熙乙亥歲，工部郎官江藻監督琉璃窯時，偶游其地，樂之。為重修葺，增建高亭，額曰‘陶然’。春中柳煙蕩漾于女墻青影中，秋晚蘆雪迷濛于欹岸斜陽外，頗饒野趣，甚得城市山林之景。”慈悲庵內原有的文昌閣似乎也被士子重新發現，科考之前紛紛來此祭拜文昌帝君與魁星，希冀文運亨通。這個坐落于宣南的清幽古剎、城市山林，因文士們的頻繁涉足而成為宣南獨特的人文景觀。有清一代，此亭享譽經久，長盛不衰，成為都中一勝。陶然亭所在的慈悲庵北西南三面均筑有矮墻可供倚眺，古代詩賦中也幾乎寫滿了騷客“憑欄”的清姿愁緒。據考，到過陶然亭和慈悲庵的文化名人不計其數，或吟詩作對，或揮毫潑墨，留下作品的有260多位。幾乎每個到過京師的文人，詩文中均有題詠陶然亭之作。經此改造，陶然亭聲名日隆，超越慈悲庵成為南城幽境，自然也是文人時常聚集和流連之處。后人稱陶然亭時多因紀念江藻而呼之江亭。

清代“江亭文人”代表當時文士主流取向和京師的人文氛圍，在士林中極具影響力。他們有兩次較隆重的雅集。第一次是道光十六年（1836）的江亭展禊。古有三月三上巳日水邊沐浴祈福習俗，魏晉時改為宴飲游春，是為“春禊”。史上最出名的一次“春禊”，大概非永和九年（353）王羲之與友人的蘭亭之會莫屬。此次雅集成為后世無數文人追慕向往的盛舉。清代中葉的宣南士子意欲從根本上再現蘭亭春禊故典，他們呼朋引伴，攜筆載酒，齊齊聚攏在江藻的亭臺之上。道光十六年春，黃爵滋、徐寶善、葉紹本、黃琮、汪喜孫、陳慶鏞六人做東，每人邀七位賓朋，共四十八人在陶然亭舉辦了一場規模空前的集會，“修展禊之舉”。三月三的京城還不夠和暖，這次“江亭展禊”改在四月四日。發起人意在“仿右軍之例”，于是有了溫翰初繪《江亭展禊圖》，張補山作《江亭展禊記》。無論形式與內容上多么傾心蘭亭春禊，實際上也終歸差之千里。魏晉文士階層思想自由而活躍，永和年間名士們生活普遍悠閑，曠達、清雅是整個時代的特質。就在江亭展禊后不久，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向道光帝上《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應亟請變通辦理折》，系統提出弛禁鴉片主張，清廷內部“弛禁”與“嚴禁”之爭愈益激化。江亭文士皆為朝臣仕宦，面對國是日非，再無法超然世外，詩酒之余難有蘭亭雅集的玄遠與飄逸。

第二次雅集是1925年的乙丑江亭修禊，由年屆八旬的樊增祥等11人發起，計劃上巳日召集百名文士在陶然亭進行一次規模空前的聚會。雖實到76人，規模也達一時之盛。不過這次雅集并未如道光十六年那次延后一月，而在三月三日如期進行。不過1925年北京的春天依舊寒意襲人，是日塵沙漫天，陰晦凄清，似乎給整個修禊籠上一層陰影。四個月前，馮玉祥發動政變剛剛將溥儀逐出紫禁城，清室顏面掃地，風光盡失。此次修禊參與者大多為遜清遺老，雖然他們也仿前例輯錄一冊《乙丑江亭修禊分韻詩存》行世，但字里行間已難掩悲戚。20年前廢除科舉，士大夫階層逐漸消失，如今遺老們縱使依然煮酒賦詩也更像一場自我祭奠。陶然亭周圍不僅有蘆花葦塘，還有大片墳地。《大清會典事例》記載18個官設義地，其中之一就在宣武門外黑窯廠，即陶然亭附近。香冢、鸚鵡冢、醉郭墓更是此地名墓。民國時的陶然亭早已不復“風景城南數此亭”的勝景，蚊蟲滋生、亂墳成堆的景象似乎同乙丑江亭修禊的遺老們形成了天然的呼應，雖曰雅集，實際卻更具憑吊與招魂的特質。況且自1914年起，京都市政公所先后將社稷壇、天壇、太廟、北海等原來的皇家園林作為新式公園陸續開放，北京的文化中心逐漸由外城遷往內城。1921年1月，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成立儀式選擇在中央公園（原社稷壇，今中山公園）內的來今雨軒舉行。新文化人已開始將目光從城南荒僻的陶然亭轉向城市中心。乙丑江亭修禊譜寫了士紳文化淪落的末世之音，不僅無法再現蘭亭雅集的繁盛，與道光十六年的江亭展禊也已大異其趣。

近代以來陶然亭的名氣雖日漸式微，但在知識分子群體中似乎依然成為風尚。魯迅1912年5月抵京不久在日記中記：“與恂士、季巿游萬生園。又與季巿同游陶然亭，其地有造象，刻梵文，寺僧云遼時物，不知誠否”。俞平伯1931年10月7日記云：“陪父母親游陶然亭，歸后作《陶然亭追和雪珊女史題壁韻》三首附小序和《陶然亭文昌閣求簽紀事》一首。”他另有一篇《陶然亭的雪》寫得清冷惆悵。不像老舍，更偏愛天壇北海這類皇家林苑，八旗后裔的趣致到底和宣南士子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