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3年湖北文學批評出現了一些可喜的現象，諸多方面有新的突破。文學批評人才隊伍建設上有新招，陣地建設突出前沿性，這是湖北文學批評事業上的重要突破。在文學批評理論建設和批評實踐上，也有新突破。這主要體現為，新時代文學理論聚焦“人民性”，提煉新時代文學新質上也有新思考。在“民族”話語的提煉上和跨學科批評方法的運用上，湖北批評家都表現出應有的作為。對于本土作家的關注，既注重作家的宏大敘事，也注意到作家的“微敘事”，呈現了新氣象。總之，本年度湖北文學批評在多個維度并進，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貢獻了“新質”。

一、新時代文學批評：聚焦與深入

新時代文學的繁榮必然帶來文學批評的深入發展。

新時代文學批評和實踐的進一步發展在本年度主要體現為，在重要理論命題上的突破和批評實踐上的深化。這種突破與深化主要體現為本年度對于“人民性”理論的多維度的建構與實踐。胡亞敏在《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中國之路》中分析了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何以“行得通”的原因，首先厘清了馬克思主義及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之間的關系，繼而從其所具備的歷史意識、辯證性等方面論述了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作為方法論之優勢。這種優勢主要體現為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在中國生發出了“扎根中國大地的實踐品格”，并在結合中國國情與社會現實民情之情況下，文藝理論家具備自覺運用“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批評原則。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與中國國情、現實民情的關注是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行得通”的原因，其歸根結底是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立足于“人民性”。胡亞敏通過梳理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發展狀況，指出了新時代文學批評的“人民性”的理論立足點是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李遇春以中國紅色詩歌的經典化為例，指出了中國文學的“人民性”所蘊含的維度。他在《人民性與中國紅色詩歌的經典化問題》一文中指出，從接受美學視角看，紅色詩歌經典作品在接受形式上具有口傳性，在接受內容上具有確定性，在接受方式上具有共享性，因此具有高度的人民性特征。同時，李遇春還指出，新時代需要重建具有中國式現代性的人民美學，也需要重構紅色詩歌經典化的新路徑。在堅持文藝人民性的前提下，拆解左右對立、雅俗對立和新舊對立思維定式，拓寬紅色詩歌經典化路徑，切實處理好人民性與現代性兩種詩歌美學的辯證關系。與李遇春一樣，黎楊全的《文藝大眾化的中國經驗與現代文藝觀念的再反思》也注意到人民性和現代性的關系。他認為，文藝的大眾化應當是令民眾成為文藝的欣賞和創作主體，以及被塑造的中心，應充分展現其歷史主動性。這其中亦展現出人民本位的文藝觀。李遇春、黎楊全所注意的“人民性”和“現代性”也在湖北批評家那里有一定程度的“回響”。劉波在《作為文學遺產的傳統與現代性再造——論新世紀詩歌中的杜甫書寫》中認為，各個代際的詩人在新時代語境下都對杜甫及杜甫之創作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植入與內化應用，這種生命力強大的詩學精神得以世代薪火相傳的緣由之一便在于杜甫的詩歌創作及精神被后人用以“突破各種‘現實主義的限制’”，發掘出“‘人民性’的承擔意識”，并得以擁有廣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野，可見“人民性”話題之于文藝研究。

除了理論探討之外，湖北文學批評家還在具體作品批評之中體現新時代文學理論問題。周新民關于新時代長篇小說的評論體現了對新時代文學規范、范式等問題的思考。周新民的《新時代“山鄉巨變”書寫的新范式——談<莫道君行早>》認為，《莫道君行早》表現了新時代鄉村人與人之間關系上、精神上的變化，發展了《山鄉巨變》《創業史》的敘述范式?！缎聲r代文學的標桿與標本——論<白洋淀上>》《新世紀關仁山長篇小說鄉村敘事的時間書寫策略》以新時代文學對于歷史時間的重構為核心，探究了處在“歷史巨變”敘事中的歷史時間和自然時間的關系問題。前文“以歷史遠景所建構的時間意識，重新為中國式現代化建構了歷史時間”。后文以自然時間、歷史時間二者關系的變化入手，探究了新時代長篇小說處理自然時間和歷史時間關系上的價值之問。

此外，青年批評家在重大理論問題上也勇于思考。王仁寶的《新時代長篇小說創作的兩個傳統》和朱旭的《新時代少數民族鄉土小說的風景書寫》分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深化了對新時代長篇小說創作的思考。王仁寶認為，新時代長篇小說的創作接續于西方近代以來的長篇敘事文學和中國古典長篇敘事文學的傳統，而處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大語境之中，文學創作對于傳統的轉化漸漸展現出“古典化”和“本土化”的傾向。朱旭認為，新時代少數民族鄉土小說的風景書寫，表達了新時代語境下的族群認同和新時代“山鄉巨變”的意義。

二、“民族”話語：多重路徑

湖北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傳統是善于積極轉化優秀民族文化資源，形成特色鮮明、具有中國氣派的文學批評。本年度湖北文學批評在民族化批評話語建構上，也有獨特之處。從文學傳統的轉化、民間資源的發掘等方面多頭并進，是其中最為鮮明的特色。

葉立文善于從文體傳統的角度來評說當代文學作品在文學傳統轉化上的特色與價值?！扼w兼說部、雜文學與重建文學性——論中國當代作家的話體批評》從葉兆言、畢飛宇與李洱的文學批評入手，闡釋了話體批評傳統在當代作家文藝實踐中的賡續與創新，發掘出當代作家對話體批評傳統的改良，揭示了其對于文學批評格局的重建意義?！对~語創世和它的時間奇遇——評王躍文的長篇小說<家山>》認為這部作品的小說本體更是“一個詞語在時間中的奇遇”。葉立文從詞語入手，充分發掘《家山》所沉淀的歷史、文化、生命。從“詞語”入手，發掘了鄉土中國的俠義文化和鄉紳文化，而且還在“文”的傳統與“士”的傳統中，再現了鄉村文明的恒久價值。葉立文無論從批評文體傳統還是“詞語”所沉淀的多重意義入手，都再現了文體傳統的現代價值和意義。劉波、葉李、湯天勇和陳國和側重從文化傳統的角度來討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問題。劉波的《民族精神、詩性正義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吉狄馬加的寫作與人文主義詩學的建構》認為吉狄馬加的詩歌著重尋找自身傳統民族文化之根，為民族文化立傳的努力，對民族精神的重構值得肯定。無獨有偶，葉李也從民族精神入手來探究民族根性。她的《故事“新編”與文化“探真”——論吳仕民長篇小說<佛印禪師>的寫作策略與文化意識》認為吳仕民小說以民族精神為書寫內容，并溯及中華文化的源流，啟迪人們認識中華傳統的“根性”文化與內在精神底蘊。湯天勇的《任蒙散文：文化視野·批評意識與思想性史觀》則是在中國歷史文化散文書寫傳統鏈條的比照上發現了任蒙對于歷史文化資源的“全程性”把控，深沉的歷史情懷和高遠的文學創作視野是其可貴之處。陳國和的《論賈平凹“秦嶺三部曲”的地方志書寫》認為“秦嶺三部曲”采取觀物類情、觀我通德的傳統審美方式來抒寫秦嶺山川草木，探析了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和民間文化的精髓。與上述批評家相比較而言，樸婕對于文學傳統的現代轉換則更加綜合，她在《賀敬之與社會主義文藝探索中的“民族化”問題——重讀<放聲歌唱>》一文中從外在形式、思想內涵與讀者詢喚三個方面探討了賀敬之詩作在“民族化”上的探索。

文學傳統不僅僅包括文人文學傳統。文人文學傳統固然重要，而民間文學傳統也很重要，它也是中國文學不應忽視的組成部分。周新民、李維寒的《論<蕭蕭>——以湘西土家織錦藝術為視域》從湘西民間文化產物之一的土家織錦之藝術特性入手來解讀《蕭蕭》，認為湘西土家織錦構圖特征、土色彩及搭配手法、“錯綜”手法對其《蕭蕭》產生了影響。該文被認為是從物質層面揭示文學特性的重要體現。李莉的《從恩施民間文學看中國共產黨的輝煌歷程——以民歌為中心》認為，恩施民歌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程，是中國革命史和中國社會發展史的民間縮影。

三、跨學科視域：限制與開放

跨學科的方法和視野是文學批評的一大趨勢，傳統的以歷史、哲學作為資源和方法的文學批評近些年受到了挑戰，從文化學、傳播學甚至是理工科的知識視域來探究文學，已然成為文學批評明顯的趨勢?？鐚W科視域的文學批評雖然有蓬勃的發展態勢，但是，也有批評家指出其中要注意的問題。有批評家認為，跨學科的文學批評與研究，落腳點仍應在“文學性”上。於可訓的《要重視和加強跨學科研究中的文學性——在中國新文學學會第35屆（開封）年會上的發言》就對文學進行跨學科研究的原因、文學跨學科研究的難度、重視并加強文學跨學科研究中的“文學性”等問題進行了探討。他認為，文學學科本身在產生、發展和傳播過程中便融合并借助了多領域學科的知識與方法，因而對之進行跨學科的研究是有其必要性的，在此過程中須注意：既應對所借助的學科知識形成全面性的了解，而非流于概念與名詞性的表層搬用，又要時刻立足于文學的本體性，莫要舍本取末，使得文學淪為所跨學科的輔助與注釋。這對于文學跨學科研究是具有檢省意義的。值得欣慰的是，湖北文學批評的跨學科方法在“文學性”的軌道上發展，一定程度上回應了於可訓的觀點。湖北批評家的跨學科文學批評主要體現為數字媒體與文學、生態文學、地域文學幾個方面。

黎楊全近年來對于文學跨學科研究成果頗豐，對于數字媒體和文藝間的交互性有著較為深入的思考。在數字時代的文學批評、現實主義范式的轉換和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構方面，黎楊全提出了新見?！兑晕臑閼颍簲底謺r代文學的游戲批評范式》一文認為，傳統的文學批評方式難以同其接合與配適，因而應當重構一種對應游戲化文學活動的批評范式，“凸顯文學批評的游戲向度”。《奧德修斯：新媒介現實與第三個神話時代》一文認為，當今數字時代文學作品中出現的“數碼神話”，是除開古代神話及現代主義文學中的“神話主義”之外的第三個“神話時代”，從文學人類學角度出發來解讀“數碼神話”便可觸探到離奇情節與世俗欲望之背后的數字化社會的現實投影?！抖卧幕?、數字交往與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構》認為，社交媒體如今已經取代了以報紙、電視、小說等為代表的傳統性的情感思想交流媒介，成為共同體想象組建的重要渠道。因而數字時代文藝理應充分利用當前的趨勢與條件，在有意識的組織下生發相關的討論與話題，擺脫狹隘的民族中心主義，助力民族共同體的構建?！对娍梢匀海荷缃幻襟w時代文藝評論中國傳統的重建》一文從中國傳統文論“詩可以群”的觀念出發，為當代社交媒體介入影響之下的文藝評論活動找到了諸多契合點。吳戈、蔚藍的《網絡文學的內生與外溢》和唐小娟的《大江大湖 川流不息——湖北網絡文學20年概述》分別總結了中國和湖北網絡文學20年歷史。吳戈、蔚藍側重網絡文學的市場影響力和文化傳播力，發掘網絡文學的文化產業屬性。唐曉娟側重于從文學思潮角度來解讀湖北近20年網絡文學發展狀況。

生態文學批評是湖北文學批評的一大特色，其中汪樹東在生態文學批評上用力甚勤。本年度汪樹東的生態文學批評呈現多維度發力的特點。一是注重生態文學批評的中國話語發掘。《構建生態批評的中國學派——中國當代生態批評發展綜論》一文認為，應當加強對本土化的生態文學批評理論的構建，文學批評實踐也應同社會現實狀況緊密結合。二是在生態文學批評的資源發掘和疆域上有新拓展。汪樹東充分借鑒少數民族的獨特的文化觀念，深化了生態文學批評。《“我看見天地萬物渾為一體”——論彝族詩人倮伍拉且的生態詩歌》《扎根土地與生態哀歌——論普米族詩人魯若迪基的生態書寫》《永遠站在野生世界一邊——論滿族作家胡冬林散文的生態智慧》等注重民族資源的發掘。此外，《以戲劇的形式傾訴對大自然的繾綣情懷——論段昆侖的生態戲劇》一文擴寬了生態文學批評的視野，在生態戲劇這一很少為人所注意的領域有新發現。

由地域文化來觀照文學是湖北文學批評的特色，也是跨學科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的方面。樊星在《從一部家族史看世道滄?！x達度、洛沙著<曾李世家>》中認為，《曾李世家》是對沔陽民間家族史的深描，以清晰的線路和深厚的民間與家族文化，將被正史忽視的一段記憶呈現出來，是對民間歷史的搶救與打撈。劉保昌的《論兩湖現代文學的歷史書寫》則是將現代文學中的歷史小說圈定于兩湖地區，從廖沫沙、田漢、姚雪垠等創作者在歷史小說上取得的反響入手，探討“人物與事件”“江湖與廟堂”“傳播與接受”三組問題對于歷史小說創作的影響與意義。陳瀾的《傳統文化的現代化用：敘事詩學、道德立場及民俗事項》揭示了石一楓如何將中國傳統文化元素融入現代敘事中，創造出具有深度和廣泛共鳴的文學作品。劉波、楊彬、陳國和、李雪梅等批評家則以《地域文化視野中的兩湖現代文學研究》為個案，提煉了地域文學研究的路徑、價值、資源等問題，在地域文學研究上提出了比較有價值的詩學命題。劉波認為，《地域文化視野中的兩湖現代文學研究》在著重凸顯兩湖地域文化之整體性的同時，也注重對不同作家多種審美取向的呈現。陳國和在《地域文學整體性研究的三個維度》中認為，劉保昌的研究通過連續性、流動性和地方性三個維度，展現了兩湖現代文學的整體性、連續性、流動性，在理論上具有創新性。楊彬在《文學地域書寫研究的新突破》中認為劉保昌的研究不僅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對兩湖現代文學進行了深入探討，還對地域文化與文學研究的關系進行了學理性的梳理和研究。李雪梅的《地域視角與傳統文化的再發現》不僅豐富了現代中國文學的理論視角，而且突出了地方性知識在文學研究中的重要性。

四、坐標：本土作家何為

推介本土作家是湖北文學批評的重要責任。本著從文學史、思想性、藝術性的立場，本年度湖北作家作品的評論力度有所加強。《新文學評論》設置了“武漢文學微觀察”欄目，《長江叢刊》設置了“湖北詩群發現”“省內聚焦”“本土觀察”等欄目，集中關注推介湖北作家，對其在新時代的創作予以多角度的評論與分析。

羅日新、吳仕民、郭海燕、宋小詞、九夕、熊湘鄂、鄒超穎等多位湖北作家的小說創作受到學界的關注。批評家比較關注作家的“大”敘事。樊星的《鋼鐵是這樣煉成的——讀羅日新的長篇小說<鋼的城>》認為，羅日新的《鋼的城》對時代“正能量”的凸顯是其獨特的價值內蘊，它為書寫正面人物形象樹立了典范；余存哲的《小說英雄主義敘事的新變——評羅日新長篇小說<鋼的城>》認為《鋼的城》中英雄人物的塑造具有歷史的演進性，其與時代變化是伴生同構的。吳艷的《大題材與多重象征——吳仕民長篇小說<御窯重器>札記》認為，吳仕民的《御窯重器》將瓷器和官窯的命運起伏和國運與時代動蕩相關聯，是對歷史文化與傳統工藝的“大”書寫。

日常生活的“微”也是湖北批評家所要發掘的元素。湯天勇在《<希望>：“聲音”盛宴與生活備忘錄》中指出，《希望》充斥大量生活式的“對話”，敘事空間也限定在小區之內，卻以小孔對社會民生形成了“成像”作用。宋小詞的小說將底層人物的命運際遇與城鄉的空間輾轉緊密相連，從個體經歷與選擇映現社會困境與變遷，以關懷真誠的情懷書寫普羅大眾，樸婕、陳智富等諸多學者對其創作有共同的體認，金雨欣的《宋小詞小說敘事景觀論析》及董顥賓等人在《微塵與鴻鵠——宋小詞作品研討》中的論述亦如是。董國振的《路上有光——讀劉雯君小說<看，風箏>》和吳佳燕的《世情洞察與小人物之歌——評熊湘鄂中篇小說集<我要敬您一杯酒>》均抓住了作者將小人物的生存與情感狀況作為寫作切入點的關鍵之處。

湖北詩歌與散文創作的評論也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狀態，《長江叢刊》的“湖北詩群發現”欄目云集了學者對湖北詩歌創作的諸多新評，其中包括對湖北地區詩人群體今昔寫作狀況的梳理對比，為我們呈現出湖北詩歌的發展史與新時代的寫作景觀。如周春泉的《詩歌，與工礦黃石及其鄉土》一文提及黃石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標桿式詩人李聲高與大冶縣詩歌創作領頭人查代文先生，對二者在工礦與鄉土主題詩歌的書寫建樹上進行了回顧與致敬。榮光啟在《記幾位“咸寧詩人”》中，記述了盧衛平、一回、黃斌、劍男、梁必文、歐陽明、周春泉等七位與咸寧城市緊密相關的詩人的行跡，介紹了其創作風格與創作經歷。陳懷文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孝感詩歌》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孝感詩歌中出現的鄉土詩、朦朧詩、政治抒情詩、愛情詩等多種創作主題進行了梳理與簡介。方東明在《澴川詩香仙女情——孝感女性詩人群體掠影》中對范小雅、燕七、湯秀英等孝感女詩人的創作經歷與書寫風格進行了論述。

《長江叢刊》中的“省內聚焦”與“本土觀察”欄目匯集了多位學者對湖北散文與報告文學的銳評，拓展了湖北文學批評對于本土作家作品關注的廣度。葉李、王之遠在《讓故鄉在月光下重新生長——評周良彪散文集<野闊月涌>》中對周良彪該著中“野性”因子進行了敏銳的捕捉。桑大鵬在《無邊洇染的色彩——田芳妮散文集<洄游>中的心靈體驗》一文中抓住了《洄游》構建詩學世界的中心——鄉土空間。鄧鼐在《“量子糾纏”的文化解讀——讀張福臣新作<舌尖上的鄉愁>》中指出，“量子糾纏”在《舌尖上的鄉愁》中是離鄉的漂泊感借助故鄉的食物對游子形成的情感沖擊和文化回憶。彭忠福在《我讀<桃花渡>》中對《桃花渡》最為直觀的感受為“每一篇都充滿濃郁的故鄉情”。田天、王建生等人的報告文學也展現了新時代文學創作的面貌，張年軍在《田天報告文學藝術品質的新發現——淺析<你是一座橋>》中認為，田天的《你是一座橋》具備傳統報告文學不常出現的藝術性特征，對新時代的創新性創作是一種開拓和示范。朱旭在《<父親原本是英雄>：為了銘記與療愈的紀念》和蔡先進的《繪就脫貧攻堅的壯美畫卷——淺析王建生長篇報告文學<心安鳳凰崗>》認為《父親原本是英雄》和《心安鳳凰崗》均發掘了報告文學的時代性內涵。上述報告文學作品中呈現出的“新質”書寫，對于當代多元化文學創作和批評而言均具有引領和示范意義。

五、人才與陣地：雙翼齊飛

緊握時代脈搏是培養青年文學批評家核心之所在。2023年湖北省作家協會組織了第十七、十八、十九期共三期的“東湖青年批評家沙龍”，為培養湖北青年文學批評家提供沃土。這三期“東湖青年批評家沙龍”的共同特征是，在文學發展的時代大潮中凝練文學批評話語，助推青年文學批評家成長。第十七期的主題是“批評家的責任與新時代中國特色評論話語的構建”。青年批評家們自覺響應新時代的召喚，圍繞批評家如何面對新時代文化建設的根本需要開展討論。他們認為，文學批評應該把社會的文化需求與批評的倫理統合到批評的責任之中，增強批評的現實感、獨特性和與大眾的可溝通性，實現“向善、求真、致美”的價值發現與藝術闡釋。此次青年沙龍是湖北文學批評青年人才響應黨中央的文藝方針政策的具體實踐。第十八期“東湖青年批評家沙龍”的主題是“人民·大地·詩歌——鄉村振興中的文學力量”。此次主題為回應國家脫貧攻堅政策，發揮文學在鄉村振興中的重要作用而展開。這一期沙龍把青年批評家拉到鄉村振興的現場，讓批評家走進農戶，走進田間地頭，觸摸鄉村振興的時代脈搏。谷城縣委、縣政府曾發出號召，倡導詩人“到鄉村去，為每一個村寫一首詩歌，以展現鄉村的獨特魅力，挖掘鄉村的文化內涵”。23位谷城籍詩人響應號召，紛紛走向農家小院、田間地頭，書寫時代感懷。青年批評家們從谷城作家、詩人為鄉村寫詩的現實狀況出發，找尋、建構新時代文學人民性的具體內容與形式。第十九期“東湖青年評論家沙龍”的主題是“文學評獎如何促進文學生產以及傳播”。本次沙龍以剛剛頒布的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為例，探討文學批評家的社會、文學效應。蔡家園作為評委介紹了評獎的標準與程序。青年批評家則緊扣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展開了深入細致的探討。這次討論也是對文學制度與文學創作之間關系的一次深入的探討。

從文學批評陣地建設的角度來講，《長江文藝評論》《長江叢刊》《新文學評論》《長江文藝》《芳草》《湖北日報·東湖》《長江日報·江花》一如既往，加強欄目建設和重點選題策劃。《長江文藝評論》的“經緯線”“文藝與科技”欄目，別具特色，刊出一系列有價值的文章，對于新時代文學理論與批評、文學與科技之間的關系展開了深入探討。《長江文藝評論》“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研究小輯”欄目及時反映文學場域新變化。例如，蔡家園的《講述新的“中國故事”——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參評作品閱讀札記》對此屆參評作品的創作主題、創作方法與傾向、文化來源與精神內蘊及未來創作的可提升之處進行了論述。他認為，獲獎作品的主題性創作包括對中國革命歷程與革命精神的書寫和發揚，以及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和新時代社會建設的反映，而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為文學主流，作品的正向價值被突出化，“新人”形象的塑造成為寫作亮點。參評作品的精神內蘊來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美學精神得以發揚?！堕L江文藝》的“新現場”“翠柳街”等欄目，緊貼文學當下現場，討論問題貼近文學創作現場?！靶卢F場”欄目匯集了對新時代文學中的創作導向和青年創作群體等問題的探討。如葉立文在《新時代文學視野中的魯迅文學獎》中指出，獲獎作品在體現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方面做出了新的嘗試，它們在題材、主題和寫法上都顯示出對啟蒙文學傳統的涵容與轉化，這些作品反映了新時代文學的創作導向，也展現了文學在新時代背景下的再生和創新?！按淞帧睓谀恳舱劦搅祟愃频脑掝}，如喻向午的《文學“新青年”因何而立》為“90后”寫作群體正名，認為他們突破了囿于“微觀現實主義”而缺少把握宏大問題的寫作局限，已將主體創作同現實生活、歷史與時代建立起了對話關系。

《新文學評論》聚焦文學史，從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建設的關系入手，刊發了一系列文學史家訪談，為文學批評的深入發展提供了文學史和理論史參照。在“新文學史家訪談錄”專欄中，許多學者對文史的研究均持有“兼容貫通”的思路與方法，如《文學史的研治問題與方法——李怡先生訪談錄》《漢譯文學的觀念、研究及其他——李今教授訪談錄》《學術的專一和攻堅——姜振昌先生訪談錄》《我在文學研究上的摸爬滾打——郜元寶教授訪談錄》都是非常有價值的文章，體現了《新文學評論》在欄目設置上的觀念。

《芳草》的“新世紀文學批評家檔案”在提煉文學批評問題上，有不可或缺的價值。該欄目中何平、張麗軍、李勇、楊慶祥、張均、周明全等學者的批評視域、理論研究方法和學術精神為新世紀的文學批評帶來啟發和參考。於可訓在“何平專輯”里提出“讓文學批評回歸本體，與讀者、作者、作品同在共生”，以解決文學批評的“缺席”問題?！袄钣聦］嫛眲t發掘出文學批評應該重“實”的特性?！皸顟c祥專輯”中於可訓認為，楊慶祥的文學批評善于從文學的局部性時空切入，從而進入文史的宏觀研究，從科技和文學的交互關系觀照到了學科和人類的命運發展，見微知著是其治學的重要特征。此外，《湖北日報·東湖》《長江日報·江花》以刊登文學焦點問題、湖北作家作品為己任，繼續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問題，在此不贅述。

雖然2023年湖北文學批評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是，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1）對于文學現狀、現場關注不夠。主要體現為對于新時代文學的理論提煉，自覺運用新時代文學理論規范來觀察、研究文學等方面還有不足之處。（2）當下文藝與新科技之間的交融趨勢明顯，湖北文學批評對于數字時代文學的新趨勢新特性關注不夠。（3）文學批評推動湖北文學高質量發展上的貢獻有待進一步加強。湖北文學名家諸多，新生力量蓬勃發展，亟需文學批評在新時代攀登文學新高峰提供更多的新助力與新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