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拙著《南京城市史》問世不久，就有讀者提出，書中僅限于城市空間的發展變遷，對社會人文諸方面未能充分闡述。就城市文化研究而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15年前寫《南京城市史》的初衷，是梳理城市生長脈絡與經驗教訓，探索面對歷史造就的文化名城如何進行再度建設問題，因而未能顧及人文部分。另一方面，當年我涉足地域文化研究未久，想完成一部南京人文史，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此事成為我的一個心結。十幾年來，我時時處處留心搜集南京人文資料，比較文獻，分析史事，發現問題，梳理脈絡。曾經活躍于南京的重要人物面目漸漸明晰，曾經發生在南京的歷史事件因果漸漸清楚，一幕幕活劇時勃勃于胸間，激發我將它們寫出來。唯一令我猶豫的是，這本書的工作量之大是可以想見的。我已年過七旬，記憶力與工作效率明顯不如以前，所以久久未能動筆。

后來，我終于有了大塊的時間可以在家寫作，我決定寫一部南京人文史。但何時能完成，甚至能否完成，當時都是無從估計的。“搜閱簡編，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盡留心”正是我這3年來工作的寫照。慶幸的是，我終于完成了這部70余萬字的書稿，可以用這一部新書，作為向南京建城2500周年的獻禮之作。

人文史是一種新學科，其內涵界定似乎尚有模糊，東西方表述不盡相同。形而上的學科研究不是我的任務，我所嘗試的，是一個大都市的人文史書寫，也就是涵括各種城市文化因素的泛指。與《南京城市史》一樣，這也沒有先例可循。我早年讀過維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近年又讀到簡·雅各布斯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彼得·阿克羅伊德的《倫敦傳》、奧爾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成功書寫了心目中的城市。這讓我有信心來試水城市人文史的寫作。

作為一種人文史著作，本書主要闡述南京城市空間中的人文內涵。貫穿全書的四條主線——王氣隱顯、文脈綿延、商貿集散、佳麗沉浮，最重要的就是文脈傳承，展現南京“世界文學之都”的風采。書名《煙水氣與帝王州》，正是4條主線的凝聚。“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南朝謝朓這兩句詩，早已被公認為南京的文化符號。不同于“金陵王氣”的虛幻，“帝王州”是不可磨滅的城市印記，也曾是經濟繁榮的重要推手。煙水氣則是文脈的象征。納蘭性德有言：“花間之詞如古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少貴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饒煙水迷離之致。”煙水氣的朦朧含蓄，意在言外，別有寄托，正是美學意義上的至高境界。南京是一個說不完道不盡的城市，即便編纂一部通史，也須有所取舍。一部個人寫作的人文史，只能是選擇的結果，在歷史的經緯線上，擷取作者認為不可或缺的部分，特別是思考成熟、有所創見的命題作為表述對象。具體而言，凡向有定論、早成共識的史事，少講或不講，對既往眾說紛紜、歧見頻出的史事，盡可能追根尋源，有理有據地重新解讀，并著重探討確有價值而被遮蔽或被忽略的人物與事件。人物的活動和事件的發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所處時代社會政治、經濟、軍事以至自然變遷的影響，人物行為、事件后果又會影響社會文化和自然生態。所以在每一時代的開始部分，簡述歷史經緯，方便讀者了解相關人物和史事的社會背景、時代限制及其在歷史坐標上的地位，理解歷史人物做了什么、如何做和為什么這樣做。鑒于一些史事的因果廣涉全國以至全球，也就不能不從更大的范圍進行闡述。

空間是人生存與發展的外在條件，特定時空環境是故事上演的舞臺，或多或少會對人物的思維與行為形成制約，而城市空間的變化主要出自人的行為，反映人的意識，也應是人文史的一部分。鑒于《南京城市史》中已做了較為全面、系統、準確的闡述，并有詳備的配圖，所以本書中盡量減少重復，除有新材料、新補充之處，只作為人物與事件發生發展的外在環境，略做介紹，也不再配圖。攝影術至清末才進入中國，此前人物與事件的圖像多不準確，且可能引起歧義，所以也不用為本書插圖。

一部人文史，涵括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每一種專業上，都會有比我高明的專家。倘若有研究機構或出版部門組織各方面專家聯手撰著一部南京人文史，或許能達到更高的專業水準。我只是在這個特定的時期，直面并試圖完成這一命題的人。能夠在3年內寫成這部書稿，首先是40余年來，在文學、歷史、版本學與印刷術、藝術史、佛教史、建筑、園林、飲食、錢幣學與經濟史、教育與科舉史、城市規劃等諸多方面涉獵較廣，親身體驗實踐，且多有著作出版，串點成線，融會貫通，具有優勢。其次是熟悉不同時期的南京城市空間狀態，能夠將人物和事件較妥帖地還原到相應的空間中去，而非天馬行空地隨意揮灑。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的把握和歷史觀、世界觀、價值觀的養成。

準確地說，《煙水氣與帝王州》是一種學術普及著作，意在艱深的學術研究與大眾閱讀中間充當一座橋梁。我希望能以盡可能嚴謹的方式研究，以盡可能平易的文字表述，所以在行文上采用散文筆法，出深入淺，減少大眾讀者的閱讀障礙。

《煙水氣與帝王州》的寫作，也給了我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每天七八小時坐在書桌旁，我的目標只是寫出1000字，大量時間須用于閱讀與思考。一些讀了幾十年的書，又讀出了新意。一些自以為信手拈來的材料，待到下筆，發現并非全無可疑之處。有些一向信以為真的東西，發現無法安放進歷史的軌跡和特定的空間，如果確認它的真實，那么更多的史料就必須重行斟酌。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指出史學界常犯的通病，即“對碰巧可以利用的文獻進行有傾向性的選擇”。從司馬光《資治通鑒》開始，前人著作中常可以發現，初始作者“碰巧”找到了“可以利用”的文獻，據以作出“有傾向性”的結論，后來的讀者以至作者，竟不再查看原初文獻，就坦然接受了那個結論，并據以作出自己新的“有傾向性”的議論。所謂正本清源，須追溯到最初的源頭，然后比勘史料，考察其流變，分析究竟在哪個環節出現問題、為什么出現這樣的問題，才可能做出接近真相的結論。通過各種線索尋找新材料，關注考古新發現，了解當下最新研究成果，觀察尚存的文物與古畫，實地踏勘城市自然與人文遺跡，都有助于對既有文獻記載進行驗證，填補自己的短缺。

無論多么精彩的故事，也經不起老生常談的一再重復。然而迎合某些讀者的獵奇心理，穿鑿旁說，也是人文研究的大忌。對于史實的評判盡可以個人化，但史實本身不容篡改。讀者有理由要求聽到新故事，但更有意義的是從舊故事中讀出新知。對歷史多一分敬畏，對城市多一分情懷，對讀者多一分尊重，當是一種基本的態度。

本書中講述的某些事件，與前人所講的不一樣。為了說明依據，我盡量引證了準確的歷史文獻。有些常在人們口中的故事，于通常的詮釋之外，還可以有別樣的解讀，作不同的評判。對于某些為美化南京而善意編造的故事傳說，也根據確切史料還其真相。南京有這樣的文化自信，不需要偽史的粉飾。即使我的理解和講述未必完全正確，也可以讓大家看到，哪些路徑已經有人嘗試過，有了什么樣的結果。簡而言之，我希望能讓讀者以更廣闊的視野了解南京城市文化，也為后來的研究者，在習以為常的路徑之外提供一個新的階梯。其中若干命題，有心拓展，完全可以寫成專著，限于篇幅，這里也只能擷其要點，以待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