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摘要：作為“十七年詩歌”的主要詩體樣式的政治抒情詩，抒情主人公往往以集體的“大我”的身份表達對某一歷史事件的情感反應(yīng)。程學源長詩《紫荊花開廿年紅》一如既往地具有“大我”的代言人特色，但這首詩與以往的政治抒情詩有了不同的特點，寓示政治抒情詩這一詩歌樣式發(fā)展的新趨勢：其一，抒情主人公不僅有“大我”代言人，還出現(xiàn)了“小我”的個人聲音，“小我”的個人情感得到體現(xiàn)；其二，以喜悅為情感核心，以四重奏的方式謳歌香港回歸之美；其三，表現(xiàn)出希望世界和平、人人平等、共享太平的人類情懷。

關(guān)鍵詞：政治抒情詩 個人情感 歷史書寫 人類情懷

百年來，新詩呈現(xiàn)出怎樣的發(fā)展態(tài)勢？

徐敬亞曾撰文描述中國當代詩歌的形態(tài)，他認為“日常化、敘事化、平面化、消費化，像一面四棱鏡，隱射出一個精神自救、自贖、群芳自賞的自我消費時代已經(jīng)來臨”[1]。他對這種去隱喻、去修辭、去抒情、去感動的詩歌形態(tài)頗有微詞。碎片化的時代和碎片化的生活，詩歌不得不日益變得日常和瑣碎。

但眼里有光、心里有愛、胸襟里有民族和時代的詩人，顯然不會滿足于只是記錄生活的小感動和小事件，詩人的職責，是讓個人的書寫參與到時代的進程中去。壯麗山河和朗朗乾坤，時代風云和空間變幻，都與我們有關(guān)，這就必然應(yīng)該有一種文字、有一種詩歌，會糅合個人情感和歷史記憶，記錄時代進程中的重要時刻。

一、時間里的“我們”，空間里的“我”

政治抒情詩似乎是一種正在被逐步遺忘的詩歌樣式，直到我看到程學源的《紫荊花開廿年紅》，青春時代的閱讀記憶蜂擁而至。“我們”！第一代政治抒情詩人賀敬之、郭小川等高揚著“我們”——時代的我們、民族的我們、國家的我們、集體的我們——那是一個多么純粹的“我們”啊，沒有摻雜一點點私利。“我們”激情澎湃、意氣風發(fā)，謳歌著一個偉大時代的豐功偉績。抒情主體的情感是“我們”的，視野是“我們”的，視角是“我們”的，觀點也是“我們”的，個人記憶和個人情感很自覺地讓位給了集體的“我們”，被宏大敘事、宏大抒情激勵的青春，建設(shè)強大祖國的信念澎湃著，“我們”都忠誠地熱愛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所有的個體的“我”都是集體的“我們”的有機組成部分，異口同聲，說出“我們”共同的情感、心愿和理想。

《紫荊花開廿年紅》（以下簡稱為《紫荊》）的抒情主體承續(xù)了第一代政治抒情詩“我們”的身份，不同的是，這個“我們”，既是集體的“我們”，也是個體的“我”。“我們”強大的聲音，并沒有掩蓋作為個體的“我”的聲音，雖然“我”的情感和意志匯流于“我們”中，但“我”的聲音依然清晰可辨。“我”在“我們”中間，與“我們”一道發(fā)出熱烈的聲音，但“我”并沒有被“我們”一體化，“我”是“我們”中獨立的、有個性的、有獨立意識的“我”。時間和空間都承載了“我們”的情感，但一個新的因素在空間里產(chǎn)生，就是“我”在空間里表現(xiàn)了“我”的個人情感，即表現(xiàn)“我”的心理狀態(tài)和對事物的態(tài)度。《紫荊》是一首長篇政治抒情詩，分為四個部分：“歷史隧道”“炎黃之血”“百年期待”“歷史的終結(jié) 新世紀的開篇”。四個部分的抒情主體都是“我們”，但“我們”之中，有“我”的身影，個人情感并沒有被集體的洪流帶走。

“歷史隧道”講述香港回歸祖國前的百年歷史以及“我們”對這段歷史的屈辱感。當詩人在陳述這段歷史以及對歷史的感受時，“我們”會直接出場，表達“我們”的悲傷、“我們”的屈辱、“我們”的不甘、“我們”的莊嚴、“我們”的喜悅。這時候的“我們”是集體的、民族的、國家的“我們”，集體的“我們”完全取代了個體的“我”，因為每一個個體的“我”的立場、態(tài)度、情感和意志都是相同的，“我們”的就是“我”的，“我”是無數(shù)個“我們”中的一員。一旦視角轉(zhuǎn)向空間，轉(zhuǎn)向具體的地點，“我們”的聲音雖然依然高亢，但“我”的聲音出現(xiàn)了，一個清晰的抒情主人公的聲音在熱忱地講述。也就是說，“我們”在時間里訴說，“我們”的言說就是“我”的言說；而在空間故事里，“我”和“我們”并肩而立，“我”在用個人的聲音講述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我”發(fā)出了“我們”的聲音。當抒情主人公穿梭在歷史的隧道，往事一樁樁一件件浮現(xiàn)在“我們”眼前，“我們”的情緒也隨之婉轉(zhuǎn)：“美麗的香港/是我們的神圣領(lǐng)土/走過多少屈辱的雨夜/我們才踏上這輝煌的回歸之路/億萬人的心海/已經(jīng)彩旗飛舞/1997/我們?yōu)檫@個數(shù)字自豪”，“我們”一起——“我們用如歌的韻律/播種幸福”“我們推動日出/讓萬丈陽光/普照人類的帷帳”“我們用尊嚴的力度/洗凈身上的污垢”“太平洋吹皺的每一紋波浪/我們都極力端詳/祖國吹來的每一縷風兒/我們都駐足守望”“血淚與抗爭/竄進歷史的隧道……在黑暗的歲月里/譯出民族的堅強”[2]。在這里，詩人明確表示，“我們”就是“億萬人”——集體的、民族的、國家的“億萬人”，億萬人發(fā)出了同一個聲音。當抒情主人公的目光停駐的具體的空間，一個個體的“我”出現(xiàn)了，他很不滿意這個中國海港被命名為維多利亞，他略帶貶義和不滿地控訴說：“這海港/這中國的海港/什么時候/被藍眼睛的洋人/被拼寫和講述雞腸形文字語言的人/命名為維多利亞”[3]，這節(jié)的描述只能是個體的“我”的，“我”不太喜歡洋人眼睛的顏色，也不太喜歡英語字母的長相，這個會“以貌取人”的抒情主人公只能是個體的“我”，是“我”個人的審美傾向。其間隱含著“我”對黑眼睛的中國人的喜歡，對橫平豎直的漢字的驕傲。抒情主人公以個體小我的身份，說出了對異邦統(tǒng)治者的憤怒，而這種憤怒又是“我們”所共情的。“我”用個體的喉嚨，說出“我們”的話語：“我們”把他們當客人，他們卻以炮火和刺刀開道，強行把自己當作了主人。

在時間河流里承續(xù)政治抒情詩大我的抒情主人公傳統(tǒng)，在空間建構(gòu)中悄悄樹立起小我的形象。“十七年”的政治抒情詩，抒情主人公通常以階級和人民的大我身份出現(xiàn)，表達對當代重要事件的情感態(tài)度，小我是不需要涉及的部分。香港回歸祖國無疑是當代中國乃至世界的重要事件，講述這個故事時，《紫荊》中強悍的大我依然如“十七年”的政治抒情詩一樣高歌，但個體的小我卻發(fā)出了自我的聲音，小我甚至能夠以自我的聲音共情大我，在詩歌中牢牢挺立起自我的身軀。小我的出現(xiàn)是當代政治抒情詩的重要現(xiàn)象，一方面，它表明政治抒情詩在新世紀的發(fā)展變化，個人情感完全可以參與時代重大事件的敘述，個人視角也為觀照歷史重大事件提供新的觀察面，為詩歌增添新的趣味；另一方面，它表明小我也在關(guān)心和參與重大社會事件，每一件重大事件的發(fā)生，都牽動著小我的情懷，哪怕微不足道，小我也是事件中的一部分。時代進程滾滾向前，誰又能置身事外呢？

二、四重奏：歷史事件與情感回響

歷史“既指人類所經(jīng)歷的如此這般的過去，也指人們憑藉人類過往活動所留下的遺跡，對那一過去所進行的編排、表述、解釋和評價。”[4] 人類已經(jīng)習慣對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進行各種方式的書寫。香港回歸祖國作為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必然有不同的書寫方式去記錄它，包括歷史的、政治的、經(jīng)濟的、文化的、文學的。文學的各種體裁都在積極參與，這其間當然包括詩歌書寫，擅長宏大書寫的政治抒情詩可能是最合適的吟唱香港回歸祖國的方式之一。《紫荊》長達871行，從時間、空間、事件、愿景四個不同的角度反復(fù)吟唱這一歷史事件及其在國民心中的回響。這種抒情方式類似弦樂的四重奏，情緒激越的旋律是小提琴的任務(wù)，表達的是對回歸的喜悅；大提琴講述歷史故事；中提琴娓娓道來，描述了回歸祖國后香港的各個場景，聲部雖有不同，音色也是各異，但演奏出的，都是香港回歸后人民內(nèi)心的喜悅和激情。

講述一個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時間自然是最合適的視角。大提琴悠悠道來，清清楚楚描述出時間中的事件和事件中的時間。時間中的事件賦予事件縱深感，事件中的時間凝結(jié)出時間的厚度和價值。時間是事件最深沉的橫坐標軸，除了交代事件的前世今生，還會刺激深邃的哲學沉思。每個事件進程中的人和物，都會不由自主地被時間裹挾，令人憶起先哲“逝者如斯夫”的感慨。事件中的時間標識出時間的別具一格，時間因為事件而標出，成為時間長河里別具意味的存在。長詩的第一部分“歷史隧道”，命名已經(jīng)明示出詩歌選擇的角度：“歷史”帶來時間的回望，事件的緣起以及過程是抒情主人公想要講述的內(nèi)容，而“隧道”是他對時間中的這一事件的感受具體。過于漫長的被殖民統(tǒng)治的歷史讓“我們”猶如在黝黑的隧道中穿行，但光明終究會出現(xiàn)，香港回歸祖國便是光明閃耀的時刻。抒情主人公“我們”的感情，也從在隧道中行進的悲傷和恥辱感中釋放出來。民族的自強自立，讓“我們”無法抑制內(nèi)心深處的喜悅，“我們”激情飛揚，豪情萬丈。時間見證了“我們”的悲哀和恥辱，同樣也見證了“我們”的自豪和榮耀。時間的坐標軸上，1997年7月1日，成了所有中國人的重要時間節(jié)點。

如何能？何以能？我們?yōu)楹文軌虼┰綒v史幽深漆黑的隧道迎來1997年的光明？中提琴不急不慢，舒張從容。長詩的第二部分“炎黃之血”適宜中提琴的細膩與厚重。與第一部分強化時間不同，第二部分強化場景。以香港不同場景的夜晚和黃昏的和平繁榮，追根溯源，表達對身為炎黃子孫的“我們”的勤勞、善良、勇敢和熱愛等美好品質(zhì)的認同，傳達出強烈的民族自豪感。抒情主人公以主人的姿態(tài)凝視香港的夜晚和黃昏，這是屬于“我們”的香港：“救世主哪里去了/炎黃的子孫/用自己的血肉和辛勞/終于托起了這都市的彩卷”“我們錘煉自己/用血和肉的代價/我們?nèi)剂磷约?讓歷史告別黑暗/我們用價值的秤桿/標明民族的力量/我們用摯愛的付出/化成陣陣的春雨/淅淅瀝瀝/傾瀉成/香港閃亮的魅力”。[5]

同樣是講述香港回歸祖國這一重大歷史事件，長詩的第三部分“百年期待”則定位于事件點：香港回歸那一刻，盡情抒發(fā)回歸的喜悅。這時諸音齊鳴，時而深沉時而激越，時而低緩時而迅疾。“百年期待”是長詩的高潮，足足209行詩來抒發(fā)一個民族不可遏止也不想遏制的激情。

一個時代過去了，一個新的時期開啟了。大提琴穩(wěn)重又富有激情的聲音，告訴世人新時代的來臨。長詩的最后部分，“歷史的終結(jié) 新世紀的開篇”講述的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故事。中華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融，造就了具有獨特文化景觀的維多利亞港。“而今日和明天/早已集合在/人類如歌的指揮棒下/讓孔夫子/如泉水般的學說/蘊育策略/再溢出/歌德詩句的平和/偷來李白的浪漫/編成如星的情懷/在雪萊的瞳孔中/歌唱愛/讓現(xiàn)實的維多利亞公園/幻變純真”[6]。我們的目標，是要“求得精神的平等”，我們的愿望，是“我們高擎著和平/我們不愿讓今天的美好/去重復(fù)歷史的丑陋/我們不愿讓人類的文明/再次沾染野蠻和獸性”，那就“讓1997成為一段歷史的終結(jié)/讓1997成為新世紀的開篇/從1997到2017，紫荊花開廿年紅”。[7]

2017年，香港回歸祖國已經(jīng)20年，經(jīng)過時間的淘洗，我們對香港回歸祖國這一偉大的歷史事件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包容、和平、發(fā)展、進步，中華民族創(chuàng)造過，正在創(chuàng)造，未來也必定能夠創(chuàng)造偉大的時代。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謳歌我們的時代，反思我們的時代，參與我們的時代，詩歌乃當行也。在時代敘事、記錄歷史、抒發(fā)大我情感方面，當今時代的政治抒情詩依然延續(xù)了“十七年”的傳統(tǒng)。只是變化也在悄悄發(fā)生，比如小我形象清晰地納入大我，大我再也不能如往日那般取代小我，在時代的合唱聲中，小我的聲音清晰可聞。再比如在敘事中抒情，在抒情中反思，在反思中批判，在批判中愿景，《紫荊》展現(xiàn)了與“十七年”政治抒情詩一路謳歌前進不一樣的風格和態(tài)度。

三、世紀視野 人類情懷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亦有一個時代的政治抒情詩。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政治抒情詩已經(jīng)邊緣化，但它仍然具有強勁的生命力，會隨著社會生活內(nèi)容的變化產(chǎn)生新的生長點。創(chuàng)作于2017年的《紫荊》一如既往地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政治激情，延續(xù)了政治抒情詩以往的抒情風格，但它也顯示出了與以往政治抒情詩不一樣的一面。當然，我們會說，時代主題和時代風尚變了，詩歌主題和詩歌精神當然會變；人們對詩歌的理解變了，詩歌的樣貌當然得變；詩歌技巧和詩歌的表達方式變了，詩藝當然得變；甚至，詩人的讀者意識變了，詩歌也得變——這是詩歌何以變、詩歌必須變的理由。20世紀50年代，賀敬之的《放聲歌唱》《十年頌歌》《雷鋒之歌》，郭小川的《投入火熱的斗爭》《致青年公民》《望星空》《甘蔗林——青紗帳》等，都洋溢著強烈的政治激情和對新時代的贊美；改革開放后，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巖的《周總理，你在哪里》，光未然的《偉大的人民勤務(wù)員》，公劉的《刑場》《哎，大森林》，張學夢的《現(xiàn)代化和我們自己》，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江河的《沒有寫完的詩》依然在書寫、在歌頌革命領(lǐng)袖和英雄人物，只是多了悲劇意識，對因政治而罹難的人們充滿悲憫情懷。程學源的《紫荊花開廿年紅》選取了一個政治事件作為書寫對象，主色調(diào)依然是謳歌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下取得的偉大勝利，但是，其間表現(xiàn)出來的胸懷和抱負，已經(jīng)與以往的政治抒情詩有了不同。正是這一點“不同”，拓寬了政治抒情詩的視界，政治抒情詩的氣概，將不再閾限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而是以人類為視點，表現(xiàn)人類普遍的情懷，即普天之下人人平等、共享太平的精神。

當然，該詩最突出的情感是民族自豪感。香港回歸祖國，被壓抑的民族自豪感得到釋放。長詩871行，行行都透露出對于香港回歸的喜悅。該詩以喜悅為核心建構(gòu)全文，“歷史隧道”講歷史的屈辱，更講回歸后的喜悅（“我們以正義為旗幟/以國力為籌碼/取回了尊嚴”）；“炎黃之血”講香港回歸后的美景，講民族精神，更講身為炎黃子孫的驕傲，我們是自己的救世主（“炎黃子孫/用自己的血肉和辛勞/終于托起了這都市的彩卷”[8]）；“百年期待”正面書寫對香港回歸祖國的喜悅，酣暢淋漓釋放內(nèi)心的情感（“長江卷起浪花/黃河以奔騰的氣魄/母親以青松般挺拔的身姿/迎接自己兒子的歸來”）；“歷史的終結(jié) 新世紀的開篇”對“我們”的未來充滿信心，相信“我們”將會更富有，更幸福。如果詩歌到此為止，只是宣泄一把勝利的狂歡，表達一番愛國愛民的激情，它仍然是一首好詩。但是，它并沒有止步于此。

政治抒情詩向來理性與情感并舉，《紫荊》亦然。不同的是，該詩思考問題的維度發(fā)生了變化，它不再閾限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內(nèi)部，而是站在全人類的角度，反思香港回歸祖國的意義。詩人認為，香港回歸這一事件，表征了“我們”對消弭不平等、反對侵占、反對戰(zhàn)爭的態(tài)度和決心。“我們”希望世界和平，人人平等。和平、平等是“我們”最美好的愿景，是世界最美好的未來：“十多萬萬人/日夜的祈禱/立在人類祝福的頂端/昭示一種選擇/映現(xiàn)一幅壯觀/傳遞一種信息/這是人類進步的故事/這是世紀成功的故事”“讓世界都歡呼吧/這是勝利的日子/五星旗 紫荊花/飄揚在人們的心海/這是中國的慶典/這是人類的慶典/煙花如雨/煙花如畫/這是中國人的勝利/這是人類的勝利”[9]，誰不愛壯闊雄渾萬里江山？誰不愛博大澎湃無邊海洋？誰不愿笑語晏晏人間溫暖？所以，“我們”愿意“將良知和人性/放在未來的琴弦里/讓人類共聽/一如大浪過后的反思/靜默在浩瀚之中/讓我們佇立”，“白鴿/這和平的使者/這世界純美的點綴/沐浴純粹的人性”，“藍眼睛與黑眼睛/全是造物主的創(chuàng)造/高貴如神/在茵綠的人類廣場/在海藍的人類空間/亮出的是同一張牌子/上面寫著‘主人’”[10]。渴望和平，期盼平等，詩人一面激情書寫對香港回歸的狂喜，一方面又冷靜思考，理性審視回歸的意義。對過去百年屈辱的歷史，詩人心有余悸，他說“我們高擎和平/我們不愿意讓今天的美好/去重復(fù)歷史的丑陋/我們不愿讓人類的文明/再次沾染野蠻和獸性”，洪荒已去，未來值得期待，“讓1997成為一段歷史的終結(jié)/讓1997成為新世紀的開篇”，這開篇，不僅僅是中國的新際遇、新發(fā)展，也是人類的新起點、新愿景。

結(jié)語

新詩百年，政治抒情詩曾是20世紀50年代最重要的詩歌樣式。隨著歷史的發(fā)展、時代的向前、詩歌觀念的變化，詩歌越來越走向個人化、私密化、生活化，詩歌與政治的關(guān)系似乎越來越遠。但是，只要詩歌對時代還有足夠的敏感性，只要詩歌還在關(guān)心國計民生、關(guān)心人類的命運，政治抒情詩就一定會有頑強的生命力，也一定會在新的時代、新的語境下，衍生出新的變化、新的特性；也正是這些新變化新特性，賦予政治抒情詩源源不斷的生命活力。程學源《紫荊花開廿年紅》中，“小我”的聲音雖然融入了“大我”的和聲，但“小我”并沒有因為合奏而被削弱其聲，“小我”的態(tài)度、立場甚至喜好清晰可聞。記錄香港回歸祖國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件，詩人高立意，巧布局，妙結(jié)構(gòu)，以喜悅為情感核心，從不同角度謳歌香港回歸之美，并從中體會到香港回歸之于世界、之于整個人類的價值，認為其意在于世界和平、人人平等；在于終結(jié)過去，開啟新篇；在于人類社會更美好的未來。這就是新的歷史時期政治抒情詩體現(xiàn)出來的新力量、新態(tài)勢。或許在不久的未來，政治抒情詩會表現(xiàn)出更多的新面貌、新特色，畢竟江山如此多嬌，社會日新月異，我們的時代，給政治抒情詩留下了用武之地。

（作者單位：華南農(nóng)業(yè)大學人文與法學學院）

注釋

[1] 徐敬亞：《詩的自我消費年代——中國現(xiàn)代詩當下四種形態(tài)》，載徐敬亞、韓慶成編選：《我的愛不緊不慢正好一生》，廣州：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

[2] 程學源：《紫荊花開廿年紅》，《華夏》，2017年，第6期，第31頁。

[3] 同注 [2] .

[4] 彭剛：《歷史記憶與歷史書寫——史學理論視野下的“記憶的轉(zhuǎn)向”》，《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2期。

[5] 同注 [2]，第31頁。

[6] 同注 [2]，第37頁。

[7] 同注 [6]。

[8] 同注 [5]。

[9] 同注 [2]，第35頁。

[10] 同注 [2]，第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