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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功元年（公元697年），隨建安王武攸宜出征契丹的陳子昂，多次直言進諫不受采納，“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時人莫之知也”（盧藏用《陳子昂別傳》）。這便是被后世譽為“有漢魏之風”的千古名篇——《登幽州臺歌》。陳子昂于“幽州臺”不著一字描述，但思接千載，俯仰古今，打破了時空的局限。與此詩作于同時的《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并序》亦記：“丁酉歲，吾北征。出自薊門，歷觀燕之舊都，其城池霸業，跡已蕪沒矣，乃慨然仰嘆。”這些詩篇是初唐詩人陳子昂在北京地區留下的人生印跡。

在陳子昂之前，幽州范陽人盧照鄰在《送幽州陳參軍赴任寄呈鄉曲父老》中寫下“郭隗池臺處，昭王尊酒前。故人當已老，舊壑幾成田”，以燕薊風物為典，表達思鄉之情。此處的“郭隗池臺”便是指幽州臺舊址。幽州臺，即黃金臺，是歷代吟詠北京或與北京相關的詩歌中的一個經典意象，可理解為納賢招才、筑壇拜將的象征，與后來常見的燕王臺、昭王臺、招賢臺、燕臺、金臺等同義。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載：“燕昭王為郭隗筑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為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黃金臺意象第一次入詩也是在南朝，與顏延之、謝靈運合稱“元嘉三大家”的鮑照在《代放歌行》中寫道：“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鮑照未必真的來過燕薊大地，但他筆下的“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擬古詩八首》其三）透露出在北魏對劉宋頻繁發起爭戰的時代背景下詩人收復失地、安定邊疆的渴望。幽州騎射、幽州突騎等后來亦成為邊塞詩的重要意象。

開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秋，高適北游燕趙；天寶九載（公元750年）秋，他又以河南封丘縣尉的身份送兵到駐于媯川（今北京延慶、河北懷來一帶）城內的清夷軍，冬抵薊北。兩次幽州之行，為盛唐詩壇留下了《薊門五首》《燕歌行》《薊中作》等諸多反映幽薊風物的名篇。他在晚年代表作《酬裴員外以詩代書》中曾追述這段經歷：“單車入燕趙，獨立心悠哉……題詩碣石館，縱酒燕王臺。北望沙漠垂，漫天雪皚皚。”這是高適早年間感受到的蒼莽邊塞。

屢遭貶謫，描述“軍中宜劍舞，塞上重笳音”的幽州夜宴的張說；同幽州都督張說一起觀燈，寫下“薊門看火樹，疑是燭龍燃”的孟浩然；曾漫游出塞吟詠“從來幽并客，皆共塵沙老”的王昌齡；以擬古詩神形兼具刻畫出“黃云隴底白雪飛，未得報恩不能歸”的“少小幽燕客”的李頎；以“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描繪元和年間秋夜塞上出征的李賀……僅唐代詩人群體與北京的關聯便足以繪就一幅雄渾壯觀的邊塞圖卷。

中國古代詩歌浩如煙海，其中關于北京的名篇佳作亦是不可勝數，但這些詩作多散落在諸家文集，單獨閱讀時讀者往往耽于文學賞析、局部視角而忽略了其中隱藏的歷史脈絡與文化淵源。當把不同時期詩人的人生軌跡置于同一地理空間之中，當把重要的歷史事件、王朝興衰更迭、民族融合的趨勢、戰略通道與軍事要塞的形成與變化等等，與當時的詩文史料對照印證，并梳理出脈絡，我們會發現這些朗朗上口、千古傳誦的詩歌背后蘊含的文化內涵與歷史價值。

著名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陳寅恪先生主張“以詩證史”“詩史互證”：“中國詩雖短，卻包括時間、人事、地理三點……把所有分散的詩集合在一起，于時代人物之關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個觀點去研究，串聯起來可以有以下作用：說明一個時代之關系；糾正一件事之發生及經過；可以補充和糾正歷史記載之不足。”從這一角度來說，文津出版社出版的“藝文北京”系列之《古代詩歌中的北京》便頗具啟發意義。

《古代詩歌中的北京》選取中國文學史上從曹植到秋瑾等名家創作的關于北京的經典詩歌110首，其中魏晉南北朝詩歌10首，唐詩40首，宋金元和明清詩歌各30首，并配有明代王紱所繪《北京八景圖》和清代張若澄所繪《燕山八景圖》及20余幅珍貴詩箋，以韻文史料的形式推動北京歷史文化內涵的縱深挖掘。全書以時間為經，按朝代劃分，以北京地區這一地理空間、詩人群體軌跡為緯，將重要歷史事件、重大歷史轉折融入其中，將不同視角下的北京風貌、感興意象、歷史典故抽絲剝繭釋讀解析，從先秦至晚清，全景呈現一幅流動的古都歷史畫卷，如同開啟一次詩歌中的北京文化溯源之旅。書中的詩人生平、題解、簡注跳出了一般詩詞文學賞析的窠臼，重點放在詩人或同一時期詩人群體與北京的關聯，以及詩文細節中隱藏的北京歷史演變的軌跡。全書的風格雋永含蓄，簡明蘊藉，不試圖在某一首詩歌中講出所有的知識點，而是詳略得當，適當留白，埋下伏筆，未盡之意會在后面相關題材或關聯人物的詩歌解讀中自然帶出，前后呼應，110首詩歌之外，詩人簡介、題解、簡注中還以各種形式穿插相關聯的詩詞歌賦，涉及篇目與范圍極為廣泛，以供讀者由點及面，開拓視野，梳理脈絡。當然本書也有缺憾，因篇幅所限所選篇目難免遺珠，關于北京歷史文化內涵的考據還不夠全面與專業。古詩詞里尋北京，是個宏大的歷史文化課題，有待于更多同好拾遺補缺、深入考證。

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等曾提出一個重要學術思想：中國五千年歷史發展脈絡中，有一個由東西文化軸心向南北文化軸心轉移的過程。從前期的長安、洛陽，到后期的北京、南京，都城的地理位置經歷了由東西向變動到南北向遷移的重要轉變且總體上呈現由西部向東部移動的趨勢。北京地處我國中原、華北與東北各族人民生活的交結地帶，由部落、方國、諸侯領地中心，到中華大一統國家的邊塞重鎮，再逐步發展為全國政治中心、國際化大都市，其地位與文化影響力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由低到高、從小到大的演進過程，其機制與功能自成系統地演進發展，輻射全國歷千年，至今不竭。本書中，張翥《早發潞陽驛》、宋褧《通州橋下見訣別者》、王世貞《和合驛》等篇目的考據可充分體現大運河文化帶；戚繼光《出塞二首》、顧炎武《古北口》等則勾勒出長城文化帶；李益《幽州賦詩見意時佐劉幕》、劉皂《旅次朔方》、蘇轍《奉使契丹二十八首·渡桑乾》等引出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帶；歐陽修作于雄州的《過塞二首》、王安石作于涿州的《入塞》等可發掘出京津冀一體化的歷史淵源。

古都文化，伏脈千里。可以說，《古代詩歌中的北京》中的相關典故、北京意象沉淀了各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與文化情感，無論是生于斯長于斯的詩人，如賈島、耶律楚材、李東陽、納蘭性德、顧春等，還是行跡涉及北京地區或有所吟詠的詩人，如李白、蘇轍、范成大、元好問、龔自珍等，他們筆下的山川風物、史地民俗、城市遙想，集中匯集出一個完整的、全方位的、跨越時空限制的古都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