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天地人之儒”——黃宗羲與科學人文的融合創新
明末清初的黃宗羲是公認的思想家、經史家，也是造詣極高、卓有建樹的科學家。科學賦予黃宗羲經史之學一柄利器，也使其創立的清代浙東學派脫胎換骨、獨樹一幟。
關于《春秋》記載的36次日食，北宋天文學家衛樸獨得35次，唯莊公十八年不入蝕法，“疑前史誤耳”。然而衛樸之說，涉及兩處比月頻食，即連著兩個月都發生日食的情形是不可能的。六百年后，黃宗羲作《春秋日食歷》，以授時、西洋中西二歷求得《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前552）九、十月和襄公二十四年（前549）七、八月兩次比月頻食記錄均是前食而后不食，并推出莊公十八年（前676）三月日食記錄是可靠的，由此揭示出衛樸的三處錯誤，而這與現代天文學的計算結果完全一致。
痛心于授時歷在西洋天文歷法沖擊下的衰微以至失傳，黃宗羲專著《授時歷故》《授時假如》等書。前者是授時歷立法原理的復原，后者是授時歷計算的應用舉例。黃宗羲是授時歷傳承和復興的功臣，深刻影響了梅文鼎，現代科學史家也是借助黃宗羲才搞清楚授時歷“白道交周”等算法的意義。
黃宗羲為南明魯王政權編制了1645、1649兩年的歷法，并行用于浙東地區。門人萬斯同特別是季子黃百家入京編修《明史·歷志》，黃宗羲是幕后的主事者。黃宗羲對《明史·歷志》有兩大貢獻，一是關于有明一代治歷人物的評價。周述學、郭正中等人被《明史》錄入，很大程度上歸功于黃宗羲的傳記與弘揚；二是歷志中載入“作表之法”。讀者據作表原理就能自行造表，不失歷志簡潔實用的功效。這是黃宗羲的一大創見。
除會通三統、授時、回回和西洋中西諸歷之外，黃宗羲還在數學、樂律、地理、醫學等很多科學領域卓有造詣，“予注律呂、象數、周髀、歷算、句股、開方、地理之書，頗得前人所未發。”并通過講學，引導學生將科學與經史之學融貫起來，自成一家之言。正如門人萬經所言：“維時經學、史學以及天文、地理、六書、九章至遠西測量推步之學，爭各摩厲，奮氣怒生，皆卓然有以自見。”
《春秋》日食考辨是黃宗羲應用科學助力經史研究的經典范例，同時成就了其天文考古、天文歷史年代學先驅的地位。高舉天文歷算的方法利劍，黃宗羲還考證了中國古史如武王伐紂年代、孔子生卒年月等。武王伐紂年代在今天仍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關鍵坐標點，黃宗羲的歷算求解對后世具有很高的方法論示范意義。在推得武王伐紂為公元前1122年的結果后，黃宗羲重新排定歷代甲子的順序，其第一甲子（黃帝元年）為公元前2697年。這一歷史年份坐標，被主編《明史》的門人萬斯同采納。同時，黃宗羲推得孔子誕辰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黃宗羲天文考古的最大成就莫過于通過反演春秋日食記錄證實《古文尚書》乃是一本偽書。后來閻若璩應用黃宗羲的方法也推算證明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乃是偽作，在清初學術界立即引發一場地震，按梁啟超的說法是“思想界之一大解放”。閻若璩受黃宗羲影響至深，其《古文尚書疏證》即請黃宗羲作序。
除天文歷法之外，黃宗羲在數學、樂律、地理、醫學等方面的科學素養也深刻塑造了其經史之學的樣貌，即“以經解經”的經學、“六經載道”的史學和“文以載道”的文學等主張。后來章學誠“六經皆史”的源頭正是黃宗羲的“六經載道”。
科學更激發了黃宗羲批判的、解放的哲學思想和破邪求實的啟蒙精神。他以科學為思想方法利器，大膽批判了佛教、分野和上帝等中西“邪說”，集而題名《破邪論》。分野說，即認為地上州國吉兇與天上星次運行對應，是天人感應說法的變種。在破中國歷史上甚囂塵上的分野說時，黃宗羲就應用了天上星辰經天圍數與地廣尺寸懸殊難以對應、天上星宿與地上州國方位疏密常不均衡以及先儒“其國始封之日，推歲星所在”在論理上的荒謬等天文學證據。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說“清儒頗能用科學精神以治學”，黃宗羲及其浙東學派可謂典范。清代浙東學派創自黃宗羲，歷萬斯同、全祖望至章學誠百年而不衰，是清代治史諸學派成就最大者。究其原因，與科學作用于經史之學密不可分。
中國有著科學與人文融合創新的悠久傳統。孔子將“數”作為儒者與禮、樂、書并重的“六藝”之一，孟子和荀子萃取出“茍求其故”“制天命而用之”的科學功能觀，莊子借“機”釋“道”——闡發了科學與人文的內在同一，司馬遷高歌“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揚雄更將“通天地人”明確為儒者的理想人格。
黃宗羲痛惜地發現，這一優秀傳統到宋代竟“失傳”了，“有宋名臣，多不識歷法。……只有一沈括號為博洽，而《春秋》日食三十六又為衛樸所欺”。這不僅是黃宗羲寫作《春秋日食歷》的源起，也是其重塑科學與人文融合創新傳統的動因。
姜希轍序黃宗羲《歷學假如》推崇其是“所謂通天地人之儒也”，黃宗羲本人更是以精通包括樂律、天文在內的科學為儒者的本分。“夫律歷，固儒者之能事。”即使抗清避居浙東化安山，古松流水，夜半猿啼，黃宗羲依舊布算簌簌，達到“癡絕”的忘我境地。黃宗羲在將科學應用于經史創新的同時，探索出一條新的經史研究之路——學術史的梳理，即以《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為代表的學案體。這是科學對學術思想方法的重要影響。
有感于明亡的血淚教訓，黃宗羲對科學技術重要性的認識殊為深刻，并將之作為取士的硬核指標：“絕學者，如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郡縣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發明，使之待詔，否則罷歸。”黃宗羲對科學的態度，深刻影響了其子黃百家以至整個浙東學派。黃百家注解《宋元學案》特別是張載學說時，大段引用科學包括西方傳入的最新科學，如哥白尼日心地動說、沈括月相變化實驗、西方氣象學理論、日月食成因及蒙氣差影響還有前人關于潮汐成因的解釋等等。
與此同時，黃宗羲也謀求中國學術獨立，這可以說是他力倡并躬行科學與人文融合創新傳統的初心所基。百年前的梁啟超對此看得分明：“因治西算而印證以古籍，知吾國亦有固有之算學，因極力提倡以求學問之獨立，黃梨洲首倡此論，定九與彼不謀而合。”
“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風節；詔鈔著述，同虞喜之傳文。”作為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之一，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被侯外廬譽為中國的“人權宣言”，“黃宗羲定律”以稅改怪圈揭示了歷代興亡的經濟原因，《宋元學案》《明儒學案》開中國學術史研究之先河，同時，黃宗羲還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學家。以科學為思想和方法利器，黃宗羲不僅復興發煌了科學與人文融合創新的中華傳統，而且將這一優秀文化升華為中國學術獨立的堅實基礎，這是黃宗羲留給我們今天的又一份沉甸甸的精神遺產。
（作者單位分別為上海應用技術大學、東華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