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1924年7月7日至8月12日,前后歷時共36天(包括往返在途16天)的西安之行,堪稱魯迅居京十四年期間極少的幾次出游中,陣仗最隆重、內容也最特別的一個特例。自1912年5月5日抵京落腳,到1926年8月26日啟程南下,履職教育部的魯迅可謂兢兢業業,大多數時候都在盡最大努力堅守著自己身為專任官員和兼課教員的崗位。盡管1917年7月初猝發的張勛復辟,五四前后持續不息的索薪運動和直奉皖各派時起時落的軍事紛爭,以及1925年春夏之交驟然趨于激化并且把魯迅深深卷入其中的女師大風潮,還有隨后“三一八”慘案和奉系軍閥進占北京所致的血腥高壓,構成了愈演愈烈的一連串沖擊和擾動,終于讓經過新文化和新思想短促洗禮的古都再次淪落為一座飄搖不定的危城,迫使魯迅和大批新文化運動同仁都不得不選擇離開。但在此之前的那些年月,守護、涵養和鞏固北京作為新文化運動策源地的獨特精神氣脈和獨特社會氛圍,始終是魯迅和他思想上的朋友甚至論敵們心照不宣的一點共感共識。

表現在社會活動的實地行蹤和輿論話題的取景視野上,就是大家不言而喻地把北京默認為中心場域,把與之關聯密切的上海和直接承受其影響的京畿周邊地方,或再加上各自的長成和學成之地,默認為感應中心動靜的外圍和反饋中心效能的邊際。除了交通不便、信息不暢等客觀條件的制約,對于北京這一文化中心場域和由此生成的種種輿論話題的影響傳播效能,都各有其時空邊界的切實感觸,更暗中助長了新文化運動同仁綁定和局限自己的腳力和眼力的慣性或者惰性。當然, 從另一角度看, 這也恰好表明新文化運動初起的這十多年間, 它的倡導者和踐行者們干預社會、 引領民眾的實力還相對弱小, 僅足以在改革后的北大和擴容后的《新青年》支撐起來的精英平臺及其連帶影響的北京教育界和知識界的一角, 展開擬態的思想文化斗爭和社會改造試驗。對于更廣闊的埠外各地城鄉和那里的各階層民眾, 他們還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能暫且擱置在自己言行思想運演空間的遠方甚至界外, 留待日后從長計議。

新文化運動同仁中,能夠突破和超越上述這種局限,在紙上談兵、坐而論道的同時,更向文教界和輿論圈以外的廣闊天地四面出擊,抵近政治、經濟和軍事斗爭前沿,深入工農大眾,游說武裝派系,展開實打實、硬碰硬的破解社會矛盾和組織革命力量的大無畏行動的,只有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倆都覺得只有極溫厚、極樸實但又并不容易特別親近的李大釗一人。在魯迅、周作人兄弟倆和其他大多數新文化運動同仁的感受中,當時的北京確如“侯門一入深似海”的所在,處處彌散著一種仿佛慢飲老酒不知醉的迷蒙氣息,誘人連年累月地埋頭沉浸于斯、凝神安居于斯,輕易不做遠行壯游之想。依著這一時期就讀北大的梁遇春過后幾年在散文《貓狗》里的說法,北京這種人文氣息像極了一只貓,它仿佛要讓人靈魂墮落、百事廢弛,最好什么也不想,也不干了,只是這么蹲著癡癡地過日子。

魯迅居京14年,離京外出僅有寥寥五次。其中三次都是回故鄉紹興探親,時間分別在1913年6月19日至8月7日、1916年12月3日至1917年1月7日、1919年12月1日至當月29日。第一次是居京滿一年之際特意請假歸鄉省親。第二次回鄉跟第一次省親隔了整整三年半,是逢母親60壽辰,身為長子的魯迅不得不如期趕回老家操辦慶賀。第三次回鄉,已非為探親,而是主持張羅變賣祖屋祖產,帶領全家老少徹底搬離紹興,前來北京定居。

比這三次返鄉更早的一次離京外出,是在1912年6月1日至12日,也就是魯迅落腳北京的第二個月頭上。純粹為了執行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的公務,魯迅和有族人在天津居住的同事齊壽山一同趕奔天津,專程考察那里的新劇(即尚處萌芽狀態、未及正式定名的話劇)演出狀況。原擬只用來回兩天的工夫,不料預定前往觀劇的廣和樓因天陰臨時停演,只好改去丹桂園看舊戲,等到第二天才趕上廣和樓僅有的一出新劇《江北水災記》開演。雖然觀感不甚理想,魯迅當天日記里還是留下了備忘錄式的中肯評語“勇可嘉而識與技均不足”,似為半年多過后,他在1913年2月刊印的《教育部編纂處月刊》第一卷第一號上發表《儗播布美術意見書》時所提的通過建設中國新劇演出場所,為社會美育事業確立物質基礎設施的主張,埋下了伏筆。

1924年七八月間的西安之行,按時序,列在魯迅居京十四年間五次出游的最后一次。再往后,就是距此整整兩年,于1926年8月26日下午,從前門車站搭乘4點25分啟動的列車,抵天津換輪船,中轉上海,再登客輪,一路向南奔赴廈門,重新把北京變成遠方和異地的長久離去。

關于1924年暑熱正盛之際的這趟西行的起因、 經過和周邊余緒, 前輩學者林辰、 單演義先后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 就以論文、 專著和資料匯編的形式, 做過通盤的梳理考辨和周詳的情景還原。近年姜彩燕等年輕學者又擴大檢索范圍、 仔細查證報刊原件, 澄清和修正了諸多有意或無意使然的誤說曲解和生硬附會, 為更恰切更逼真的魯迅西安之行的事實描述和情理闡釋, 掃出了一片立足凈地。

二

魯迅西安講學之旅何以成行?外因是當時在北大哲學系就讀的陜西韓城人王捷三，通過其好友、北大物理系學生、河南濟源人王品青（魯迅日記中亦寫作“王聘卿”），向原北京高師哲學教授、西北大學新任校長、河南蘭封人傅銅（魯迅日記中稱其字“傅佩青”）極力建議，促成傅銅發函邀請魯迅到西北大學暑期學校授課。內因則是魯迅原本就有寫一部歷史小說或歷史劇《楊貴妃》的打算,正想找機會去長安故地尋訪考察,所以一得邀請,便當即答應。上述外因,在魯迅1924年6月28日、30日和7月4日的日記里,留有明明白白的第一時間記錄:“(6月28日)至晨報社訪孫伏園,而王聘卿亦在,遂至先農［壇］赴西北大學辦事人之宴,約往陜作夏期講演也”,“(6月30日)得傅佩青信,王品青轉來”,“(7月4日)王捷三來約赴陜之期”。脈絡清晰,毋庸置疑。

但魯迅如此爽快地接受了在他自己這邊是從未有過先例、在對方那邊其實也很可能是臨時確定的一個倉促邀請,事由純屬公務,所圖卻出于私心,緣由究竟何在?對此,從林辰、單演義等前輩的有關著述一路沿襲至今,幾乎已成不刊之論或篤定共識的判斷,確實就像前述內因所稱,魯迅西行講學,意在采風訪古,而采風訪古,又只為寫好《楊貴妃》。至于醞釀中的《楊貴妃》是小說還是戲劇,或者是否經歷過在兩種體裁間的選擇游移,則不妨作開放式理解。之所以為《楊貴妃》采風的說法,能固化到近乎事實的程度,根本的原因還在魯迅的私人信札里出現了這么一段話:“我為了寫關于唐朝的小說,五六年前去過長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的計劃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還是憑書本來摹想的好。”(原信為日文:“私は唐朝の小説を書く為めに五六年前に長安へ行って見ました。行って見たら意外の事、空までも唐朝の空らしくなく、折角、幻想で描いた計畫もすっかりぶちこはされて仕舞ひました、今まで一字もかけません。書物で考へた方がよかったのです。”)

將“我為了寫關于唐朝的小說,五六年前去過長安”這句話引為鐵證的論者們,顯然都忽視了魯迅在西安之行過后將近十年的1934年1月11日,給日本歌人山本初枝問及魯迅有無計劃重游日本,并提到她自己想去南太平洋塔希提島游歷的來信,復以情態委婉而深含勸慰之意的回音時的特殊語境。西安之行是定居北京的14年里絕無僅有的一趟浩浩蕩蕩結隊組團的公干長旅,已經在上海住到第七年頭上的魯迅再怎么健忘,也很難把北京時期經歷的耗時一個多月的出行,誤記成到了上海才有的事。特地寫成“五六年”,無非是為了縮短取譬喻理的時距,增強推己及人的說服力。信中緊接在這段話前面的,正是一句勸解山本初枝打消遠游念頭的婉辭:“記得前次惠函中曾說起想去塔希提島,其實我想實物決沒有書本、畫軸和照片上看到的那樣秀麗。”為給這句勸解鋪墊一份親見親聞的佐證,曾攜玄思妙想而游長安卻終歸失望的事例,才派上了用場。

概言之,魯迅致山本初枝信中的“我為了寫關于唐朝的小說,五六年前去過長安”一語,本義并非為了陳述或見證事實,而是為了舉例說明不宜帶著一廂情愿的美好期待貿然奔赴遠方某地,否則多半要失望。把這句話從私下通信的語境中抽離出來,視之為魯迅赴西安一游的理由,等于將抵達目的地現場之后才會有的感觸,當作了出行的動因。但凡對唐朝和古長安略有所知的外地人,無論帶著什么目的到西安一游,一旦置身廢都實地情境,都難免時時處處激起睹物而懷古的思緒和玄想。但這樣的思緒玄想,只會當場觸發且隨起隨滅,不會在尚未身臨其境時提前出現,更不會反轉前移,變成到此一游的心理先決條件。

正如姜彩燕、王小麗的研究發掘所揭示的,對于魯迅欣然接受西安講學之邀的心理背景,單演義研究魯迅西安講學的最初成果——1953年完成的《魯迅先生在西安》手稿中,曾有“相當合乎情理”但在隨后正式出版為圖書《魯迅在西安》時卻盡予刪除的全面分析:“因連年內戰,國庫空虛,教育部長期欠薪導致魯迅生活困苦,1924年起在多所大學兼課,課務寫作異常忙碌。而家庭間夫妻感情不和,再加上與二弟夫婦不睦,使得此時的魯迅對反動政府的憤恨和家庭不睦的苦悶都日甚一日,因此西來講學,作短期旅行既是為了創作《楊貴妃》,也為排遣精神的苦悶,同時也為散布新文學的種子,滋養革命的蓓蕾。”單演義這段分析的可貴之處,在于他依托的觀察視角和論證邏輯,遠比剝離語境、孤立援引1934年1月11日魯迅致山本初枝信中的片言只語,更切實、更開闊,也更貼近事件原生情境。不過,過寬的視角和過分求全的情狀羅列,也使這段分析在顯得面面俱到的同時,喪失了切中肯綮的精準度和穿透力。

政府反復欠薪、夫妻感情冷淡、奔走四處兼課,這些情形固然惱人,但對1924年暑期正面臨受邀西行契機的魯迅而言,卻也不過是存在了多年也承受了多年的生活慣常態。僅僅為它們,沒必要也犯不著非得借一趟說走就走的貿然西行,來表示自己忍無可忍的不耐煩和求排解之意。唯“與二弟夫婦不睦”這一點,才牽連著讓魯迅不得不以一趟立刻出發的遠行來暫時回避和暫時擺脫的、沒法以任何形式對任何人透露的身心嚴重受辱的窘況。

三

細察1923年7月14日周氏兄弟失和至1924年6月28日魯迅接洽西安講學事宜這近一年間,魯迅和周作人的日記及年譜內容,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前多年在文壇學界和新文化運動同仁以及浙江同鄉、留日同學等社交圈子里同進退、共優游的兄弟二人,失和之后,不僅有了動若參商、斷絕相見的行蹤避忌,而且處世姿態也明顯發生了此消彼長、你進我退的分殊錯位:魯迅在文壇學界的表現驟趨冷寂,在同仁、同鄉和老同學圈子里的往來應酬也頻次大減、層級大跌,聲名乍起的新文學主將倏忽間變成了屏氣斂息、自甘落寞的社恐;而周作人則截然相反,突然被激活似的,爆發了空前的社交熱情。

這一時期,各類撰述加大密度頻現報端書刊之余,周作人更頻頻舉辦家宴、召集飯局、出席會議、擔綱講演,密切同好情誼,提攜網羅新秀,在文壇學界日益主動地展示合縱連橫的名流大家氣派。同時,他還大膽出圈、踴躍涉足中日外交,出入日本公使館,結交日本政客和軍方要員,發起組織并領銜運作中日學術協會。沒出幾個月,周作人身為文教界的領軍大將和社交達人的風頭,就提升到了僅遜于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而完全蓋過其他新文化運動同仁的強度。這時候似乎正著意流于卑己自牧、低調茍安狀態的魯迅,當然更是相形見絀,不可同日而語。

找房、買房和修房,生病、看病和服藥,照應母親、朱安和三弟,探望住院的侄兒侄女,東奔西走趕著鐘點到各校上課,魯迅這一年的日記里最多見的,就是這些一地雞毛似的瑣碎雜事,耽擱不得,又利落不了,無處推卸,也無人代勞,只能獨自硬撐,力扛到底。原先兄弟倆共同的朋友們,也自覺不自覺地隨風就勢,大多從魯迅日記里淡出或隱退,轉而聚集到了時見華堂高座場所和中外顯貴名姓的宴飲、雅集、會議、講演以及接待外賓、參觀視察等高端活動記載的周作人日記里。親人中,三弟跟大哥、二哥維持著大抵同等程度的單線往來。外人中,只有孫伏園、李小峰等極少幾位跟周氏兄弟同有較深的師生舊誼和較多文稿刊發、著作出版等實務往來的編輯,還常在魯迅日記和周作人日記里兩頭穿梭。

1924年5月31日,距魯迅偕母親和朱安從磚塔胡同61號入住修葺停當的西三條21號自購宅院的5月25日整七天,周作人乘坐一大早出發的特別快車趕往濟南,應濟南第一師范學校之邀,到該校作系列講演。這是周作人自1917年4月常住北京以來,破天荒頭一遭因公事離京的行程。此前七年間,他僅在1918年暑期和1919年春夏有過分別回紹興老家和去東京岳家探親團聚的出京之旅。在耽于安居京中而疏于外出遠行這點上,尚處兄弟怡怡階段的魯迅和周作人確有兄弟無間的高度相似性。

然而與大哥失和后的周作人,自主意識和社交熱情同步膨脹、迅速顯效。1924年初夏的周作人,已徹底走出了兄弟怡怡的溫情籠罩。凡事都靠大哥規劃安排,處處都在大哥羽翼之下,家里家外、文壇學界進退行止各種抉擇取舍,也不由分說只能如影隨形依從大哥、附和大哥,這已成為被周作人掙脫和拋棄的“舊我”。取而代之的,是經由持續數月的密集寫作和活躍社交,依托北京的文化風土,從虛實兩面重新建構的獨立人格和獨立社交圈。濟南一師發出講學之邀,這本身已是周作人聲名遠揚、贏得外埠關注的反映,更為周作人提供了親臨現場,在外埠聽眾面前實地驗證和近距離散發自己“新我”魅力的特別機會。為此,濟南之行中的周作人格外鄭重其事。從登程出發到回程返京,一路上他都不辭辛勞,主動自任隨行記者,用給孫伏園寫信的形式,連續詳細報道自己這趟講演加游覽的濟南之行的見聞感觸和所作所為。孫伏園也無愧其師,接信后心領神會、從速精心編發。這成果就是1924年6月5日、9日和20日的《晨報副鐫》上刊出的文末依次落款為“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津浦車中”“六月一日,在‘家家泉水戶戶垂楊’的濟南城內”“六月十日,在北京寫”、署名“開明”、題為《濟南道中》《濟南道中之二》《濟南道中之三》的一組系列通信。

對于兄弟失和之后這一年周作人勤謹寫作和高調社交的種種前所未有的亢奮表現,魯迅當時和后來、私下和公開,都始終不置一詞、未表臧否。但就至少以下事實看,魯迅并沒有讓家事糾葛和至親反目的刺激和傷害,翻轉遷移到公事場合,化為對周作人的決絕厭棄。1924年11月2日周作人在東安市場開成食堂北樓召集飯局,與錢玄同、孫伏園、李小峰等人議定創辦《語絲》,魯迅雖被排斥在局外,過后收到李小峰、孫伏園送來的《語絲》創刊號后,還是比照《語絲》同仁的標準超額捐助了第一筆印刷費。另外,在1925年初夏到1926年春末為女師大風潮和“三一八”慘案仗義執言期間,魯迅也若有默契似的,接受了周作人跟自己同站一條戰線、同持一種立場的局面。

四

或許正是基于這種總想給絕情而糊涂的周作人保留一絲轉圜余地的心態,看著周作人在《晨報副鐫》上高調自炫濟南講學如何輕松愜意、如何圓滿成功的通信體“美文”,大可想見他乘興歸來沾沾自喜的歡脫之態,于是,魯迅給自己做了一個本以為得時宜順情理、絕不至于招惹什么麻煩的安排:就在周作人從濟南返京后的第六天,恰好也是周作人寫完最后一篇回味山東行旅樂趣的短文《濟南道中之三》的次日(1924年6月11日)午后,自上年8月2日搬走后一直沒再跨入八道灣11號的魯迅,頭一次(事后看這也是唯一一次)重回舊宅,進了自己原先常住的西屋,準備取些書和器物。

然而隨即出現的,卻是魯迅萬未料及的受辱于親人且示眾于外人的場面。為此,他當天日記里留下了一反常態的細致敘述:“……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當場率妻上演了罵詈毆打和捏造穢語的動手動嘴全武行的周作人,僅用帶著余怒未消的吵架字眼“鬧”的區區十個字,故作不屑地往日記里寫了這么一筆:“下午L來鬧張徐二君來。”措辭極簡,卻牢牢定格了“L來鬧”的罪過,徹底掩去了他們夫妻言行無狀的兇相。

1924年6月11日八道灣宅中這場沖突,究竟對魯迅傷害多大?一如之前一年盛夏時節在這里發生的兄弟猝然失和,在魯迅生前公開發表的文字里,同樣沒有一詞涉及。當天日記里的那段情景回放式的細述,也是止于記事而未露心跡。直到1924年9月21日(甲子年八月廿三日),在為自己歷年搜求收購的古磚拓本合編成冊的《俟堂專文雜集》所寫的一小段文言題記里,魯迅才用“寇劫”“盜窟”和“燹余”“宴之敖者”這幾個情感色彩和精神力道都十分強烈的詞語,宣泄了三個月前在八道灣11號西廂房意外受辱的深重創傷和極度憤懣。但這樣的表述,連同這套“燹余”殘存的拓本集叢,只為私下存照自念,直至魯迅去世都沒有印行傳布。

慮及上述事實線索和心理背景,就不難明白:1924年6月28日魯迅在孫伏園和王品青陪同下赴西北大學駐京辦事人之宴,決定即刻準備赴陜講演,不論就行為邏輯還是內心感受講,都有直接針對和回應17天前八道灣西廂沖突的意味,為嚴重受辱的自己尋求移情換境的療愈機會,同時也對侮辱自己和圍觀助陣的一伙人還以顏色。在當天日記里著意淡化11日八道灣西廂沖突的周作人,其實比魯迅心思更重。他發難在先,懸念于后,當場占了上風,事后不免惴惴,對魯迅的言行蹤跡一時加倍留意。尤其西北大學舉辦暑期學校,聯絡延請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各學科各領域名家學者前往西安講學,自6月初西安當地報紙就開始頻繁報道受邀講師名單、講題以及暑期學校開學、授課的細節情況等相關消息。對這些,交游日廣、訊息靈通的周作人,諒必早已注意。

在見諸報章的西北大學暑期學校講師名單上,魯迅是身份被標為北京大學教授的兩人之一,又是僅有的一位講授中國文學方面內容的專家。在兩位歷史學教授、兩位法學教授、一位政治學教授、一位考古學教授、一位農林學教授、一位物理學教授、一位教育學教授、一位語言學教授、一位哲學教授、一位文學教授,再加上《晨報》《京報》兩名記者組成的陣容里,魯迅儼然成為北大教授和中國文學專家的雙重代表。而魯迅的講題《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又跟剛出版一年多就已加印兩次的魯迅本人的小說集《吶喊》虛實相映,聯系緊密,顯得更具權威性。論名校教授這類身份標識和術業專攻的聲望成就,周作人比之西北大學暑期學校講師名單里所列的多數人,都只在其上不在其下。但或者是無意疏漏,或者是有意略過,西北大學暑期學校的籌辦者和聯絡人并沒有把周作人看在眼里。

而周作人對魯迅和孫伏園都受邀前往西北大學暑期學校講學一事,顯然不能做到置若罔聞或淡然處之。1924年7月17日,離西大暑期學校預告的開學日還有三天,魯迅和孫伏園等從北京集中出發的六位講師已到西安四天,周作人以《苦雨》為題,寫了一篇致孫伏園的通信體散文,洋洋灑灑、絮絮叨叨,詳細描述八道灣11號自宅在近日大雨中,水漫入室,院內成河,大人小孩一起踏水嬉戲的舉家盡歡場景,又借信頭信尾的套話寒暄,探詢伏園長安道上有何游歷之趣,并催促伏園盡快寫來“秦游記”。與一個月前收到周作人寫于赴山東講學途中的通信體文稿《濟南道中》時一樣, 伏園照例是心領神會, 一邊將《苦雨》安排編發到了7月22日的《晨報副鐫》上, 一邊順其意而乘其勢, 像是“投我以桃、 報之以李”, 又像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寫出了貌似《濟南道中》的仿題之作, 內容可遠比《濟南道中》要充實、 生動和懇切的《長安道上》, 回京后于8月16日、 17日和18日在《晨報副鐫》連載三次才全部登完。

五

全文一萬兩千余字的《長安道上》,今天看來,既已成為孫伏園本人筆墨生涯中赫然兀立的一個里程碑式的重量級收獲,也已成為絕無僅有的一份從全程陪同者的視角對魯迅西安講學之行做了生動完整記錄的原始文獻。文中繪聲繪色而又夾敘夾議的書信體話語,如風吹幡動、舟行水上,細切詳盡地傳遞著即景會心的所見所聞和所思所感。雖是以周作人在《晨報副鐫》上公開認領過的別號“開明先生”為抬頭稱謂,行文間還是接連五次恭恭敬敬地提到“魯迅先生”,直錄其言談,刻畫其神情,表露“我”在旁侍坐隨行、服弟子之勞的春風駘蕩之感。

這樣的寫法和這樣的內容,不必非得讓周作人自己來體會,凡對《濟南道中》和《苦雨》稍有印象的讀者,都能從中看出一層形于外而蘊于內的幫著魯迅回懟周作人的意思來。《濟南道中》溢于言表的自矜自得,《苦雨》里皮里陽秋竭力烘托的八道灣11號宅中如今更甚于《鴨的喜劇》的一家歡氣氛,在《長安道上》所展現的“我”和魯迅先生等師友一路同行、廣見而博聞、豐贍而晏如的率真情狀的比照下,頓時顯出了幾分掩不住的膚淺和輕薄。

更重要的是,對于魯迅西安講學期間的日記里除12次“講演”外,用“閱市”“觀劇”和“游”“宴”“飲”這幾個詞標記多次的各項活動,在《長安道上》里有了足以對應的場景描摹、氛圍渲染和具體事例舉證,其中還不乏或顯或隱地歸結和關聯于魯迅的細節交代。如談到“閱市”和“游”景多令人惘然:“古跡雖然游的也不甚少,但大都引不起好感,反把從前的幻想打破了;魯迅先生說,看這種古跡,好像看梅蘭芳扮林黛玉,姜妙香扮賈寶玉,所以本來還打算到馬嵬坡去,為免避看后的失望起見,終于沒有去。”又如對致力改良秦腔、自編劇本并獨立培訓演員的易俗社的介紹,特別述及該社的臺柱子是兩位劉姓男旦,其中的“小劉”劉箴俗人氣尤高。看過戲后,孫伏園的感覺是:“其實劉箴俗演得的確不壞,我與陜西人是同黨的。至于以男人而扮女子,我也與夏浮筠、劉靜波諸先生一樣,始終持反對的態度,但那是根本問題,與劉箴俗無關。”緊接著又強調:“劉箴俗依然是個好學的學生,我在教室中,成績榜上,都看見劉箴俗的名字。這一點我佩服劉箴俗,更佩服易俗社辦事諸君。”西安之行全程中,除了各人講演時間安排不一,來回往返和在當地外出“閱市”“觀劇”等行動,孫伏園應都陪在魯迅身邊,五次到易俗社看戲,也應是魯迅和孫伏園同行。對作為個案的劉箴俗的演技和學藝態度的贊賞,對“男扮女裝”的表演傳統的原則性反對,這當然也該是孫伏園與魯迅的共識。只不過可能因為魯迅本人當時還不曾公開表示反感男旦藝術,所以孫伏園在這里對老師特意姑隱其名,把他藏在了“我也與夏浮筠、劉靜波諸先生一樣”的“諸先生”背后。

至于離開西安時魯迅為易俗社親筆題寫“古調獨彈”,并與同行講演的其他學者聯名落款,制成匾額,贈賀該社成立十二周年,這些從1962年8月14日《人民日報》刊登的由李哲明筆錄、孫伏園署名作者的《魯迅和易俗社》一文中首次披露的情節,《長安道上》則一字未提。高信曾以《“古調獨彈”質疑》為題做過專文辨析,推論結果是題詞或有可能、寫匾不大可能,原因是魯迅是和孫伏園、夏浮筠一起在完成講演后、未等到暑期學校結業式就提前幾天離開西安的,在十幾位學者中魯迅又是低調角色,如領銜代表其他學者親題匾額,顯屬妄自托大、貿然失禮之舉。這判斷雖無實據,卻合乎情理,并且與《長安道上》的空白相符。

魯迅的西安之行,因講演而起(盡管得到設宴相談和校長來函的正式邀請的時間有點急促),為講演而來(盡管很快決定接受突如其來的倉促邀請,有十多天前遭濟南講演歸來的周作人恣意侮辱而至為憤懣的特殊心理背景),最終經他親自修訂、認可的文本成果,也是前后十余次講演的現場記錄稿《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如果依著最早由孫伏園撰寫、發表于距西安講學近十八年之際的憶舊散文《〈楊貴妃〉》所述,魯迅當初到西安講學是帶著為創作劇本(或按魯迅1934年1月11日復山本初枝信中所稱是小說)《楊貴妃》而體味實地風物的一層目的,那么這層目的即便不純粹是好事者為了湊趣而附會出來的,也只能是魯迅到了西安以后才會產生的觸目所及盡是讓愿望幻滅之處的整體失落感中的一小部分。

顯而易見的證據是:魯迅在西安講演的現場記錄稿《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里,不但沒有對古來有關楊貴妃的小說、話本或戲曲等文獻細細展開、大講而特講的跡象,相反,較之來西安前剛好由北大新潮社出齊了的、已在北大等校多次開課教授過的上下冊兩卷本《中國小說史略》講義,西安講演記錄稿《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在涉及楊貴妃的材料和話題上,還做了近乎一掃而光的刪減縮略,壓根沒有入鄉隨俗就地取勢、著重強調或趁機加以發揮的意思。《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傳奇文”和第十四篇“元明傳來之講史(上)”中屢有所現的楊貴妃、唐明皇故事的現成資料或轉述評析,到了西安講演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里,減而又減,縮而又縮,只剩下第三講“唐之傳奇文”中順便捎帶的兩句話:“此外還有一個名人叫陳鴻的,他和他的朋友白居易經過安史之亂以后,楊貴妃死了,美人已入黃土,憑吊古事,不勝傷情,于白居易作了《長恨歌》;而他便做了《長恨歌傳》。此傳影響到后來,有清人洪昇所做的《長生殿》傳奇,是根據它的。”

六

實際上,何止是魯迅一個人,又何止是關系到區區一部楊貴妃題材的劇本或一篇小說的創作采風感受?1924年西北大學暑期學校的十幾位特邀講師,面對在歷史傳說和歷史記憶的浩瀚時空里輝煌了千年也凋敝了千年的盛唐故都的實地實景,無一不被周身彌漫的蒼涼和難以名狀的失落所席卷。在正值三十而立歲數的陽光青年孫伏園的行旅手記《長安道上》里,這種深重的蒼涼和失落,形諸點滴細節,卻又與朗潤的思緒和明快的話語交相掩映,不顯得那么突出。

而與魯迅同輩、長魯迅兩歲,曾與魯迅大致同一時期留日、后又二度留日,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民國初年也曾和魯迅短暫共事于教育部,1922年起專任教職并迅速成為史學界名家的王桐齡,作為西北大學暑期學校講師報載名單里的第一人,以其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教授的專業態度和專業表達,所寫的田野調查和社會考察報告體例的《陜西旅行記》,則把這種蒼涼感和失落感,熔鑄成了基于量化統計和精準分析的一連串鐵板釘釘似的冷硬判斷,如:“第三節 長安之實業 甲,農業不發達……乙,林業不發達……丙,工業不發達……丁,商業不發達……第四節 長安之教育 甲,研究新學之人太缺乏。乙,整理舊學之人亦缺乏。丙,著作品缺乏。丁,譯述品亦缺乏。戊,日報及雜志缺乏……己,出版所及印刷所缺乏……庚,教員缺乏……辛,學校缺乏。”

如果參照1925年4月22日魯迅復信給許廣平時“忽然想到”的窘迫一幕:“去年我在西安夏期講演,我以為可悲的,而聽眾木然,我以為可笑的,而聽眾也木然,都無動,和我的動作全不生關系。當群眾的心中并無可以燃燒的東西時,投火之無聊至于如此。”再輔以姜彩燕在《魯迅西安講學與當地報紙相關報道新考》中歸納的即時輿情實況,那么,我們還應該想見,暑期學校眾位學識宏富的專家在面對整個長安故地的社會風貌而倍感蒼涼和失落的同時,還感受到了他們所作的各科各類系列學術講演本身,也并沒有獲得現場聽眾足夠熱烈、足夠廣泛的好評的另一種細微但更具切膚之痛的尷尬和失落。

然而所有這些,對于已經在魚龍混雜、和光同塵的中央官場上歷練了整整十二年,并且已經硬著頭皮、挺著脊梁扛住了一年前兄弟失和的背刺暗害之傷和一個月前在八道灣舊宅當眾受辱之恥的魯迅來說,都算不得多么嚴重和多么不堪。正像從17歲開始就以學生身份出現在魯迅近旁,之后又持續十五六年跟魯迅近距離相處過的孫伏園,在年近半百的歲數上撰文追念恩師時寫到的傳神細節——“我知道先生的脾氣,沒有表示或者是大有所感,或者是毫無所感,決不是有了平平常常的感想”,當年走在長安道上和暫駐長安故城片時的魯迅,基本的表情是由于“大有所感”而致“無所表示”。

作為那趟西行的目的地和折返點的長安故城,以其歷史博物館式的深沉積淀和時空壓縮體式的厚重縱深,給魯迅提供了一個不足為外人道的自我修復和自我療愈的場所。他那些天日記里所記的閱市、看畫、游碑林、買碑帖、買石刻造像拓片,其外在的姿態形跡誠然是在搜求古董,內在的心境況味卻更近乎給自己悄悄模擬北京時期兄弟尚未失和、歷十余年之勤的銳意搜集所得也尚未遭寇劫的流年碎影。而赴易俗社多番觀劇,表面上自有履行教育部社教司僉事職責的架勢,但更像是在度越十余載春秋,回首重溫初到北京為官那些年一度豪氣干云、僅為觀摩新劇初起之態竟舍得費時費力專程到天津跑一來回的滿腔赤忱。甚至西安之行的去程和回程途中,兩度中停河南,一次登岸山西,對陌生而又熟悉的異地風土和市容鄉景浮光掠影之一瞥、走馬觀花之一逛,對自愈時刻的魯迅而言,也成為增益社會體驗和豐富自然感觸的可貴契機。

七

依照后來突然出國留學又突然歸國報效,在戰云密布、生靈涂炭的民族危難年代,毅然選擇訣別文壇、遠離都市,一去不回頭地全力投身邊遠地區鄉村教育和基層社會建設的孫伏園,于20世紀40年代初遙隔歲月長河的深切懷念和悠悠省思:“魯迅先生少與實際社會往還,也少與真正的自然接近,許多印象都從白紙黑字得來。”非凡可敬如魯迅這樣的人物,面對生活進程中的每一個具體而微的困惑,也常常需要經歷在從白紙黑字中所得的完美的第一印象和從實際生活經驗中所得的含混的第二印象之間,承受錯位和落差,進而尋求校正、修整甚至重新發現和重新建構的曲折過程。

就這個意義講,1924年暑期偶然成行的西去長安之旅,正給魯迅提供了一個從突陷幽暗的北京生活實境中抽身而出和重新調適自己精神世界的機會。由于孫伏園有意無意的貼心且給力的協助,在經過調適的魯迅的精神世界里,自留日時期起就激于一時血勇之氣而開始深駐魯迅心底的、以救治缺乏誠與愛的國民精神痼疾為己任的血薦軒轅之“我”和“我”所自認自許的雙子星般耀眼的兄弟怡怡的理想人格范型,被擠出了魯迅的現實生活經驗空間,并且壓在了由《長安道上》對《苦雨》和《濟南道中》不動聲色的反諷和嘲弄筑造的話語姿態界面的封印之下。

從此,周氏兄弟各自的話語世界和精神世界里都開始著意消抹對方的痕跡、排除對方的位置。在魯迅筆下,《野草》系列的開篇和接續之作《秋夜》《影的告別》《求乞者》等,聯翩而至,煥發出從沉靜犀利的理性駁辯中升騰的、擺脫了孤傲自戀的所謂“新神思宗”蠱惑的神勇氣象。沒有了對方身影晃蕩其中的話語世界和精神世界,對他們各自都顯得更加干凈、更加通透和更加開闊。西安暑期講學落幕半年后，兄弟同兼教職的女師大“風潮”興起。在延續一年的“驅羊”和反“驅羊”的輿論戰,以及“三一八”慘案爆發后更為嚴峻的執筆為刀的短暫斗爭中,魯迅沖鋒陷陣，彈無虛發，卻也樹敵重重，幾乎耗盡了職業資源和人脈積累。而周作人則借著高擎《語絲》旗號、主掌一方平臺之利,加緊了在文壇學界的權勢經營,向著京派崛起的方向和領軍京派的制高點疾速推進。貌似并肩作戰的兄弟,實已恩斷義絕、志悖神離。兄弟二人此時在輿論場的言行姿態,與其說是在共同對敵開火,不如說是在各自展示單兵攻防的戰力和組織陣型的魄力。

女師大風潮和“三一八”慘案間隙力倡所謂“費厄潑賴”的洋紳士精神而譏斥“在平地上追趕胡猻也有點無聊,卑劣”,“‘打落水狗’也是不大好的事”,正是周作人急不可耐打算橫潑污水、背刺隊友,趁機拔旗奪印、搶收戰績的出位露馬腳之態。而這時的魯迅,除了面對煙塵未散的“女師大風潮”余波中論敵《現代評論》陣營零星甩出的碎石飛鏢,不時給予集束還擊之外,更多的心力,已經投注于《彷徨》后半本各篇小說聚焦深描血緣、情緣和思想學識之緣都難以穩定維系和長久鞏固人際信任和階層共感的社會現實癥結的構思及創作。由此,魯迅的思想視線穿透了兄弟交惡的傷情角落、掠過了周作人經營聲望地位的名利小鋪,而且即將徹底貫通近前彌漫的風潮和論爭,直抵位處中國社會劇變前沿的南方沿海都市文化風暴的最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