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濟喜：1978年，我的無問南北
1978年9月27日上午11點，我作為剛剛考上中國人民大學的78級本科新生，從老家上海坐了20多個小時的火車來到北京。當時的北京站廣場并不大，人也不多，我一眼就看見了中國人民大學迎接新生的幾位老師，他們坐在一張桌子旁，邊上豎著一面旗幟，寫著“中國人民大學新生報到處”。我和另一位從上海一起過來的黨史系學生分外激動，從此開始了我和中國人民大學將近一輩子的緣分。
在中國教育史上，78級大學生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處在歷史的轉折關頭，見證了中國的變遷與發展，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參與者、受益者和推動者。中國人民大學處在這個風云際會的歷史關頭，浴火重生，我有幸見證并參與到這一時代巨變中，在這里開始了大學生涯，步入學術的道路。回首當年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
一、報考中國人民大學的原因
1974年3月，我從上海的三好中學高中畢業之后，來到上海崇明島的紅星農場工作。1978年6月，我在農場參加了高考。兩個多月之后，分數出來，面臨著報志愿。幾經考慮，我填報了中國人民大學。9月初，我在農場收到了錄取通知書。月底，我告別親友，赴北京報到，開始了大學生活。
一個23歲的上海年輕人為什么選擇中國人民大學？現在回想起來，主要是人民大學剛剛復校，我有幸趕上了這個機會。我的大哥跟我說，人民大學是培養干部的學校。中學老師也為我感到高興。1977年9月，鄧小平提出：“人民大學是要辦的，主要培養財貿、經濟管理干部和馬列主義理論工作者。”1978年3月，中央指定成仿吾、郭影秋兩位德高望重的前輩負責籌備恢復中國人民大學。同年7月7日，國務院發文重申，中國人民大學是一所綜合性的社會科學大學。恢復中國人民大學對于加強馬列主義社會科學理論人才、經濟管理人才和高等學校政治課師資的培養工作，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決定恢復中國人民大學。我當時選擇中國人民大學，主要是這一原因。
第二個原因，和我的童年與少年情況有關。上海是中國最發達的商業城市，也是國際大都市，很多上海人，包括我自己當時是不愿意離開上海的。當時從上海到中國人民大學上學的學生中，中文系只有兩個同學，一個是我，還有一個是上海黃浦區的高中生。我出生在上海的一個工人家庭，父母在1946年從湖北黃陂農村來到上海謀生，做手工勞動，生活異常艱難。上海是一個移民城市，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并不多。記得小時候一塊在弄堂里玩的那些伙伴，絕大部分來自全國各地。上海的社會結構分層是非常明顯的。一般來說，從事體力勞動的大部分是江蘇北部的，從事一般產業生產的主要是山東、湖北一帶的，像我父母這一輩，就是手工勞動者；從無錫、蘇州來的人主要是一些中小企業資本家；當然也有一些大資本家，像榮氏家族，他們來自無錫，主要從事布匹、面粉、顏料生意；江浙財閥主要從事壟斷金融行業；還有從寧波來的從事航運業。所以，上海的分層是一個金字塔。坦率地說，我小時候對上海的印象并不好，深深感覺到生活在底層的人被歧視，生活很窘困。
我小時候在上海讀的是麗園路第二小學，校址原來是浙紹永錫堂，永錫堂主要是為原籍紹興的上海人服務的，負責寄存棺柩和運送棺木。我小時候讀書經常籠罩在陰森可怖的氛圍中，附近又有海威寺，是上海城南的殯儀館與火葬場，放學后我經常與同學偷偷來這里看殯儀館的死人，后來喜歡看鬼怪小說與電影，大約與此有關。我對于“文革”的記憶是從1966年暑期開始的，當時我還在麗園路第二小學讀五年級，不久，學校就停課了。1968年復課，我到附近的三好中學上課。1974年3月高中畢業之后，我來到上海崇明島的紅星農場。1976年底，“文革”結束的時候，我在農場感到很迷茫，那時農場已經有一些人回老家上海了。恰逢這時，恢復了高考。但是如何去應考？這一代人的命運是大不一樣的，記得我們高中班里大概有43個同學，報名參加高考的只有兩個。當時我很想走出上海，擺脫童年時形成的壓抑感，從過度商業化的上海走出去，到北京呼吸新鮮空氣，通過上大學走進新天地，這一想法也受到家人與朋友們的支持。于是我報考了中國人民大學，也分外感謝人民大學錄取了我們這些外地學生。
第三個原因是，中國人民大學當時出現了兩個對中國改革開放至關重要的人物。第一個是張志新烈士，第二個是南京大學著名教授胡福明，他發表了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兩個校友給中國人民大學增光添彩，也感召了很多年輕人投奔而來。
二、艱苦環境與讀書學習
來到中國人民大學后，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艱苦的生活環境。剛入校的77、78級大學生生活環境的艱難，是超乎大家想象的。當時的校舍比較簡陋，我們住的地方是現在人民大學東門的紅一樓，房間是12平方米，有4張雙人床。每張雙人床上下住兩個人，一共住了8個人。我當時23歲，是平均年齡。我們班的班長叫杜貴晨，現在是山東師大文學院的著名教授，研究中國古代小說。他當時已經是4個孩子的父親了。當時一個班的學生年齡相差很大，甚至還有父親和兒子在一個班里上大學的。這是當時特定歷史階段所造成的情況。冬天還好一點，夏天房間熱得不行，晚上11點之前不敢回宿舍，因為宿舍里太熱。11點之前一般在教室里看書，當初這一帶的教室都是平房。同學們一般自習到11點，然后回到宿舍，簡單洗漱一下就睡覺了，第二天早上6點多鐘就起床。居住的條件艱苦一點還好辦，最主要的是缺乏起碼的學習條件。當時，人民大學的許多住房還被部隊占有，學校的老師很多都住在地震棚里，因為1976年唐山大地震，人民大學校園里搭建了很多地震棚。復校之后，許多從外地回來的老師沒有地方住，就住在地震棚中。已故的人民大學中文系著名教授陸貴山老師，從遼寧大學回來后就住在地震棚里，一些校部機關也在地震棚里辦公。還有就是缺乏起碼的閱覽室。現在的學生活動中心就是老圖書館，當時在東面開了一間閱覽室，上面寫著第一閱覽室。我們是1978年9月入校，1979年10月79級新生入校，學生人一多，連吃飯都沒有地方了，于是在老圖書館東邊的空地上搭了一個臨時大帳篷作為食堂。當時正好是深秋，一到晚上就刮風，飯上面撒了一層灰土，很多新生，尤其是一些女同學流下了眼淚。我們作為老生，實在忍無可忍，最后采取了合法的方式爭取到了一些教學與辦公用房，改善了辦學條件。
另外一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校史教育。校史課的教室是一個大教室，叫800人大教室，給我們上第一堂課的就是中國人民大學著名黨史專家胡華教授。他談到人民大學的前身是陜北公學，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辦的。當時一共有兩所大學，即抗大與陜北公學。這兩所學校不同的是，陜北公學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抗大是三分政治，七分軍事。這兩所學校對中國共產黨培養干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時的校史教育，讓我們這些新入校的大學生產生了一定要復興人民大學的志向。很多老教授，像胡華教授，還有給我們做思想解放動員的哲學系李秀林老師，一再語重心長地跟我們說，人民大學的振興主要靠我們年輕的一輩。后來我們77、78級大學生畢業之后，很多人留在人民大學當老師。校史教育對于我們當時的成長可謂至關重要。
中國人民大學從1978年復校之后，到80年代初就聲名鵲起，影響力大增。我1978年入校，1982年本科畢業，接著在人民大學讀碩士，1985年碩士畢業后，在本校哲學系美學教研室當老師。當時張法剛從北大碩士畢業后來到人民大學，和我一個教研室。我們的教研室主任是馬奇先生，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對美學教研室年輕老師的成長十分關注，我們的教學與生活得到他的很多幫助，他是我終生銘記的一位學界長者。當時的校領導主要是延安時期過來的那些老干部。成仿吾校長在延安時就擔任陜北公學的校長，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后再任校長，他手下的那些副手也都是人民大學復校前的一些老干部，比如郭影秋副校長，還有人民大學培養的張騰霄副校長。這些老干部的特點就是非常樸實，有著堅定的信仰。在我印象當中，就一個字：土。但他們身上的那種質樸，那種忠誠，那種廉潔，那種對學生的關愛，都是今天很多人要學習的。在我們這些新入校的大學生的眼光當中，他們是干實事的一輩。學生有什么事情找他們，他們沒有什么架子。也許他們的知識結構趕不上七八十年代的知識形態，也許他們的觀念有一些滯后，但是他們的那種人格精神，對辦學的那種執著，對我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我們中文系的老主任何洛，是延安時期的老干部，非常和藹可親，為人幽默、親切。每次給我們講課或者進行座談時，他會唱延安時期的那些歌曲，他的一些幽默的話語時常在同學當中流傳。這些老干部經常到我們學生宿舍來噓寒問暖，我們有什么想法也經常跟他們交流。當時的學生每人都發一個馬扎，我們經常在平房前拿個馬扎坐下開會，就像延安時期那樣，那些老干部就站在前面說話。如果要問我們77、78級學生對人民大學的凝聚力來自何處，主要還是那些老干部的影響。
還有就是人民大學的老師，是他們傳導給我們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為中華崛起而讀書的思想。學校給我們的教育是以張志新、胡福明作為榜樣。77、78級大學生爭取到了讀書的機會，大家有一種只爭朝夕的急迫感，就像孔子說的：“朝聞道，夕死可矣。”現在學校東門豎立著一塊刻著“實事求是”的石頭，那是人民大學的校訓。從我們入校到現在，就沒有改變過。“實事求是”這四個字說起來容易，但是做起來難。很多校友為了這四個字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曾經幫助校友會整理過一些校友的事跡，書名叫《共和國的建設者》，從中了解到這方面的很多材料。
當時感受最深的，就是思想解放與讀書思考的關系。它也是我們這一代大學生成長的動力。我們在入校之后就面臨著繁重的學習任務，白天的課很多，晚上的自習一般要到11點鐘。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從魏公村到人民大學這一帶很荒涼，我記得當時學校周圍沒什么地方好去，我們基本上一個月甚至兩個月不出校門，每當出校門往往感慨又過了一個月了。
大家沒日沒夜地學習，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那就是我們這一輩人被耽誤了十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學，真是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可以說是分秒必爭地讀書。對于上課雖然也熱心，但是有些課我也沒去上，我比較喜歡自己看書，思考與討論問題。當時我們的學習氛圍是充滿朝氣的，77、78級的同學喜歡看書與討論，我們經常在宿舍里、在食堂，甚至在路上都討論專業課。有許多專業課，比如文學概論安排討論課，其中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文學作品的歌頌與批評的關系。當時有幾部影響比較大的作品，涉及作品的歌頌與批評的關系，有點像我們現在經常說的，屬于文學作品的正能量和負能量。一些人認為，文學作品只能歌頌，不能批評，更不能批評現實。我們認為這些看法比較簡單化，有些優秀的作品恰恰是能激發反思和批判的，把文學作品簡單歸納為歌頌，認為歌頌的就是正面的，批評的就是反面的，這種看法是片面的。另一個問題是對于形象思維的討論。文學作品到底是一種政治理念的簡單表述，還是形象大于思維？當時的《文學評論》發表了李澤厚先生的《形象思維再續談》，引起了很大震動。我們就對這篇文章涉及的文學作品中的形象思維問題展開了討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對西方學術文化與知識結構的評價問題。20世紀80年代初，大量的西方學術思潮進入中國，當代西方的一些文學美學著作的重新翻譯，引起了我們的極大興趣。我看了很多這方面的書，增加了許多知識，對于運用外來的學術思想評價與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與文學史，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也養成了獨立思考、不傍他人的學術價值觀。還有就是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評價與重建，涉及對于先秦老莊魏晉玄學的重新認識與評價問題。20世紀80年代初有一個啟蒙思潮，就是對“文革”中和“文革”之前的一些教材和有些說法重新進行反思。這些重新審視為我寫作《六朝美學》提供了知識儲備與創新因素。在方立天老師的指導下，我寫了學生時代的第一篇論文《阮籍嵇康異同論》。這篇論文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發表之后，方老師跟我說，嵇康《聲無哀樂論》的評價問題一直有爭議，對于這個問題，可以重新再思考一下，談談自己的看法。所以我又寫了一篇關于嵇康《聲無哀樂論》評價問題的論文，后來發表在《學術月刊》上。應該說這些得力于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這是對我學生時代的思想啟蒙，對于迄今為止我的學術探索影響至深，也是我的學術志趣。
三、老師與課程
從本科一年級到本科三年級下學期，我們上的課主要是一些基礎課與專業課。非常感謝這些老師和這些課程，為我后來的研究和教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時的課程與任課教師主要有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林志浩、丁浦、金戈、馬德俊、王清波老師，講授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朱靖華、吳小林、趙乃增、李永祜老師，講授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的蔡鐘翔、黃保真、成復旺老師；講授外國文學史的趙灃、茅于美、王金陵、黃晉凱、徐京安老師，講授西方文論史的張秉真等老師，講授文學概論的余飄老師，講授古代漢語的趙遐秋老師。
大學一年級的時候，上的課是中國現代文學史，古代漢語是第二學期上的。二年級上學期上中國古代文學史，下學期上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與外國文學史。大三的時候，上西方文論史與西方美學史。那些選修課就不一一說了。很多老師剛剛復校就來到了人民大學，各方面的壓力都非常大，但是他們還是盡可能地把他們的知識、最新的研究成果變成課堂的教學，耐心地教我們。正是這些老師的課，奠定了我們的知識結構，培養了我們的人文精神，也影響了我作為一個教學工作者的責任心，對于這些老師我終生感謝他們。
熟悉中國學術史和中國教育史的人都知道，我的這些老師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界和教育界的重要人物。比如林志浩教授，他是廣東人，在中山大學學習之后到了北大，又到了人民大學，是他教我們的第一堂課。那是10月中旬，第一堂課我記得很清楚，林老師穿著深藍色的中山裝，戴著帽子，說著帶有一點廣東口音的普通話，給我們講魯迅先生作品選講的第一講《祝福》。他講得很認真，自己寫的講稿，一字一句地念，同時加以適當的發揮。林老師的講稿寫得非常認真，課間的時候，我走到講臺邊上，看了老師的講稿，發現林老師的書法很不錯。還有丁浦老師，他是人民大學培養的河北籍老師，講課非常幽默。此外，還有馬德俊、王清波老師給我們講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史第一講是朱靖華老師。朱老師是山東人，山大的高材生，他講中國文學史的前半部分。吳小林老師是北大的才子，他講的是唐代文學史，講李白、杜甫，非常幽默，還有趙乃增、李永祜老師講宋代文學與明清小說。講授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的就是我后來的碩士導師蔡鐘翔老師，他講先秦魏晉南北朝，成復旺老師講唐代到明代。這兩位老師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課程，引起了大家的興趣。還有外國文學史，也都是由這方面的著名學者來講。趙灃老師是莎士比亞專家，她曾赴英國留學，學養深厚。茅于美老師也是鼎鼎大名，她是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教授的女兒，也是在美國留過學，后來到了人民大學，她給我們上的課是美國文學。還有王金陵老師，講蘇聯文學，她是王昆侖先生的女兒。講法國文學的有黃晉凱、徐京安老師。講西方文論史的是張秉真等老師，教我們文學概論的是余飄老師，古代漢語則是由趙遐秋老師教我們。碩士生階段，給我們講文學理論研究專題課的是紀懷民、鄭國銓老師。講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是馮其庸先生。本科學年論文的指導老師是吳文治老師，本科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是蔡鐘翔老師，碩士專業的導師也是蔡老師。
當時中國人民大學的師資來源有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這是主體，此外還有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等。從我們77、78級接觸的老師來說，很多是華北大學，然后是中國人民大學，但也有不少來自別的名牌大學。我的導師蔡鐘翔先生1952年從復旦大學畢業，是著名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專家王運熙先生教過的學生。黃保真老師的碩士導師是鼎鼎大名的郭紹虞教授。有一次，我參加一個教材編寫會，見到了復旦大學的黃霖教授。黃老師說他跟黃保真老師很熟，說郭紹虞先生當年招研究生非常苛刻，很多學生想報考郭紹虞先生，郭先生都沒要，唯獨收了黃保真。為什么收黃保真教授呢？因為覺得他天資聰明，我們接觸的黃保真老師的確文獻功底、理論功底都是一流的。蔡鐘翔、黃保真、成復旺編著的《中國文學理論史》中的司空圖部分和王國維部分都是黃老師寫的。所以，我始終認為，中國人民大學之所以為一流大學，恰恰是因為那種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由那些來自全國各地的英才擔任教師，形成了強大的師資隊伍。
當時的77、78級學生生活都非常簡樸，非常土，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理想主義。這些可能在現在的年輕學子看來已經過時了，但是在我看來，它是一種精神血脈，是中國人民大學生生不息的精神動力。我們入校之后不久，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從此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快車道。改革開放離不開思想解放和實事求是。在這個時代的巨變當中，中國人民大學當之無愧地成為時代的先鋒。當時的人民大學不僅有胡福明、張志新，而且整個學校也出現了思想解放的先驅。哲學系就出現了像蕭前、李秀林這樣的哲學家，他們編寫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是影響整整一代人的教材。在800人大教室當中，我親耳聆聽了李秀林教授傳達當時中央理論務虛會的內容。他說得非常生動，鼓勵我們年輕學子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當時還在北大歷史系讀本科的閻步克，現在已經是非常著名的教授，他是遼寧沈陽人，和當時與我同住一個宿舍的同學李黎很早就認識。李黎也是遼寧沈陽人，有一回李黎拿了閻步克用稿紙寫的一篇重新評價陶淵明《閑情賦》的長文給我們看，這篇文稿思想很解放，非常大膽。后來李黎把這個稿子給陸貴山老師看。陸貴山老師也是沈陽人，原來在人民大學工作，學校解散后在遼寧大學中文系當老師，人民大學復校后回到學校工作。陸老師看了之后說文章寫得好，有才氣，有思想。熟悉《閑情賦》的人都知道，從昭明太子蕭統開始，就對《閑情賦》持否定的態度，認為它里面有些情色的成分。蕭統寫過一篇文章叫《陶淵明集序》，評價陶淵明“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在漢魏以來的文學中，把美女作為理想的象征是一種傳統的寫法，最典型的就是曹植的《洛神賦》。陶淵明《閑情賦》中的“閑”，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閑，而主要是“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意思，里面寫到他作為一個男性來說，愿意成為一個美女衣服上的領子，愿意做一個席子承載這個美女的玉體。當時還是本科生的閻步克就嘗試提出如何客觀評價陶淵明的《閑情賦》，指出不應該有那種偏執。我不知道這篇文章后來是不是發表了，反正當時我們看了之后還是受到很大的啟發。我后來通過李黎了解到他又寫了一些文章，對先秦兩漢歷史上的一些現象進行研究。《歷史研究》的主編龐樸先生看了之后，覺得閻步克的一些觀點非常前衛。當初，我們77、78級的學生在學術上敢于打破禁區，敢于創新，提出不同于傳統觀念的一些看法，也影響到我的《六朝美學》的寫作構思。我在人民大學的本科和碩士生階段，看了很多魯迅的書，以及魏晉的文章，比如嵇康、阮籍的文章，還有陶淵明的文章。魏晉風度的關鍵詞就是人的覺醒、玄學思想、美的自覺、酒、藥、詩、女人、山水、田園、佛、道、名教與自然、有與無、情與性、言與意、文與筆等，這些問題引起了我的濃厚興趣。我當時比較大膽，想寫一本六朝美學方面的書，那時我還是大三的本科生。當我讀碩士一年級時，寫了個大概的提綱給導師看，蔡老師比較開通，但是也不贊成。他說碩士一年級的學生想寫一本書，未免有點超前。我還是想嘗試一下，拿著書的大綱，找到社科院的著名美學家李澤厚老師，他還是比較支持的，但提醒我有些章節要慎重考慮，他說不要把王弼寫得太高，這個不好。另外，我還找到本校哲學系的方立天老師，方老師也給我鼓勵。我還看了宗白華先生的《美學散步》。原來準備按人物思想一個一個地寫，后來決定采取專題寫作的方式，但這么寫可能更難。當時對一個朝代的思想史、美學史采用專題方式寫作的書很少。書名開始叫《魏晉南北朝美學概論》，后來改作《六朝美學》，我的這本書寫了整整兩年，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氣。出版時遭遇節外生枝的事，一波三折。1989年，這本書在北大葉朗老師幫助下，終于在北大出版社出版，受到了讀者的歡迎。
我覺得學術貴在勇氣，貴在創新。《六朝美學》一鼓作氣寫出來之后，以此為契機，我對很多問題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后來又出版了比較有影響的《傳統美育與當代人格》（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魏晉南北朝思想對話與文藝批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還有《兩漢精神世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中國古代文論精神》（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新編中國文學批評發展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中古美學與人生講演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等專著，前幾年還出版了《中國藝術批評通史·魏晉南北朝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南朝學術與文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等專著。此外，還與導師蔡鐘翔合作出版了《中國古代文藝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我非常懷念20世紀80年代的學術氣氛。當年《六朝美學》即將出版之際，北大出版社的編輯江溶跟我說，需要提供一張照片。我很少照標準照，《六朝美學》扉頁上的這張照片，一看就是當時學生的模樣，那是我1980年9月和同學去八達嶺長城游玩時候的一張照片。我的學術人生與學術信念，發軔于80年代初的青春與理想，我是那個年代的受益者與出發者，雖入遲暮而未敢移易。
我深深感到，沒有改革開放，沒有80年代的那種氛圍，就不可能有我們這一代大學生，也不可能有我自己的學術成就。人到老年，無時無刻不在思念故鄉上海，也經常回江南游覽與休憩。有時，朋友與學生問起為什么當時不留在上海，而去北京上學與任教，我想了想，仍然為1978年的無問南北而欣慰與無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