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雷平陽，詩人，居昆明。出版作品集多部，曾獲人民文學獎、詩刊年度獎、十月文學獎、華語傳媒大獎詩歌獎、鐘山文學獎、百花文學獎、花城文學獎和魯迅文學獎等獎項。

匯流

《華陽國志·南中志》記載過一個名叫文齊的官員在云南昭通的一項政績：“……穿龍池，溉稻田，為民興利……”

“龍池”在昭通城北郊，是從一個名叫“大龍洞”的山中溶洞流出的一潭泉水。漢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文齊率人將龍池水引入昭通壩子灌溉農田，所開河道經后人一再修浚，名曰利濟河。

如若當年文齊不曾率眾開挖河渠，那一泓泉水就會潴留在“龍池”里笑納民眾對它的崇拜。乖乖，龍吐出來的口水，那還不得用上等景致的池子接好？昭通人感念文齊，是因為他鑿穿了一個欺祖的傳說，讓一汪被神化了的水有了趕路的意志，有了利民濟世的功能。“龍池”既穿，原本屬“龍”的水便涌向大地，涌向現實人生，成了一個活生生的有方向的生命，就像原本待在字典里的字符，流淌成一個個句子、一個個段落、一個個篇章。利濟河在海拔近兩千米的高原上奔流，一路閃耀著它波光粼粼的名字。不斷有人用水車、木桶或陶罐截留它，甚至挖開河堤誘拐它，它毫不在意，因為它流到人間來就是為了利濟蒼生。

仿佛是特意來跟雷平陽的老家歐家營村打個招呼似的，利濟河自北向南流至昭通土城鄉(xiāng)一帶時突然往西拐了個彎，摟了摟歐家營便流入了昭魯河。隨后，昭魯河并入灑漁河，灑漁河又注入大關河，大關河投奔金沙江，金沙江再歸順長江，而長江最終匯入了太平洋。

雷平陽四十一年來勇往直前的寫作也恰如利濟河從小河淌成汪洋的過程：從十七歲時寫下的第一首詩《獻給母親的歌》到現在已出版的四十多本書，他的每一部作品，其實都是不斷匯流著的同一個生命的一部分，都是他往這個生命里持續(xù)不斷地注入著的血漿，都是他生命經驗之流。

文學真正關心的不是現實本身，而是潛藏在現實里的那種能夠浸入我們靈魂的力量。2016年初，一個大雪紛飛的早晨，我跟雷平陽沿著利濟河岸散步時，曾問他是如何感受這條河流的：它是昭通的一樁功德紀念、一項水利工程設施呢，抑或僅僅只是一處風景？他反問我讀過加萊亞諾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沒有，他說利濟河就是他父老鄉(xiāng)親被切開的一根血管。他講起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講起每年從歐家營家家戶戶流出去的大米、苞谷、洋芋、生豬、禽蛋、菜蔬、草藥、木材，到了秋天又會回流成一百元左右的工分和幾百斤谷子，以便血管來年還能再淌出血來。天氣變冷后，公社的大喇叭天不亮就開始吼糧食大豐收的喜訊，那喜訊卻被寒風吹出了哭腔，聽來活像那個常年坐在橋頭拉二胡的老瞎子唱的蓮花落。農民不得不在豐收喜訊中將自己的血管再多切開幾根，賣掉交完公糧后所剩無幾的口糧，或者偷偷摸摸搞點副業(yè)，換成去痛片、鹽巴、肥皂、柴炭、煤油、棉布、針線、課本、鉛筆、宣傳畫和婚喪嫁娶的禮金……他平靜地講述著這一切，雪花在他的講述里靜靜飄落，他嗓音里的春夏秋冬恍恍惚惚。他的講述跟我讀過的許多人生故事匯流到了一起……

破執(zhí)

1992年臨近春節(jié)的某一天，在昆明西郊云南第九建筑公司一間墻上貼滿舊報紙的單身宿舍里，雷平陽在一本黑色硬面抄上寫下了散文《草市》。這篇散文被寄到了詩人費嘉那里，費嘉飛快地將它刊發(fā)于由他編輯的《春城晚報》文藝副刊。很奇怪，這篇散文并未引起太大反響，但我一直記得當年費嘉大哥提起它時那欣喜若狂的表情和大喊大叫的嗓音。

我認為《草市》是對雷平陽此生寫作具有源頭性意義的早期重要作品之一。它樸實、誠摯地寫了他的一樁童年舊事：

燈很黃，沒半點兒光明的感覺。母親坐在靠近燈的地方，神情專注地一次次往細小的針眼里穿線，雙手高抬，對著那幽幽的一絲藍焰；然后又一次次地將那紗線用盡。夜深了，才騰出手來，將早已在火塘邊睡熟的我和弟妹拍醒：“上樓去睡……”

父親則窸窸窣窣地在離燈遠遠的屋角一束束地編串稻草。偶爾也操起腳邊的木槌，空洞洞地捶草，將在水里浸過的草捶柔。接著嘴里含一束，手里拿一束，手腳并用打草墩。黃黃的燈光照到他的身上，就像落葉拋在石頭上一樣荒蕪。他一聲不吭，只是在用力的時候發(fā)出粗重的呼吸，額頭上那密密麻麻的汗珠間，粘著小片小片的草屑。龐大的身軀被燈光照射后，投影在墻上，像一朵朵天空里滾動不止的黑云，雨不落，滾動越瘋。

童年感知就像那盞昏黃的燈，使世界存在并被顯形。它所提示的不是光明，而是昏暗。那充滿了整個屋內空間的，不像是一種光照，倒像是黃黃地涂在事物表面的一層苦悶的灰。

在青年雷平陽對童年雷平陽的追憶中，往日存在被放進了家的場景里。家或家的變體是雷平陽寫作的重要主題之一，是他確認自己的情感和經驗時一個可以用手和用心去觸摸的時空坐標。

在這篇敘寫家庭記憶的散文中，最先出現的形象是在燈下縫補著生活的母親，因為家正是由母親帶給我們的，母親是家中一切人、事、物的庇護者，是一切關系的縫補者。

家是母性的，是我們可以躺在火塘邊熟睡的地方；生活則是父性的，是我們不得不忍耐、承受的一種壓力。這種壓力讓本應是我們情感世界中心的家，蛻變成了一個有著明確謀生用途的勞作場所。燈光之黃，照出了勞作之黑，父親在忙著打天亮后要挑進城里的草市上去賣的草墩。墻上晃動的身影，放大了他的隱忍。

恍惚的是燈光的幽暗、火塘的溫暖和身影的晃動，真切的則是母親做女紅時的專注與父親打草墩時粗重的呼吸。它們想說話，它們有話要說。

如果在歐家營老家確曾有過“雷平陽”，那么在“家”這個三維空間里的全部景象就是“雷平陽”。存在就是被生命感受的探照燈照亮了的事物，就是具體化了的此時此刻、此情此景。它們與其說是景象，不如說是生命——在記憶深處靜候著有朝一日能夠被喚醒的生命。

雷平陽詩文里的物有時候比人更有揭示力。他寫作的取物，一定會在物中寄寓著指向明確的深切的生命關懷，比如此處寫到草，就可以將其讀成對無數貧賤而有韌性的生命的換喻。而粘在父親額頭上汗珠間的片片草屑，也仿佛就是草的卑微屬性對人之苦命的緊貼與恰切的注釋。

草市就在現在昭通市花燈團劇場旁邊，狹狹的一條街，舊舊的土墻房子……那當年沿街的草鞋攤，草席門擋、草墩草墊的叫賣人以及滿載稻草的牛車已經不見，只剩下幾個賣山煙的老人寂寞地蹲在兩邊，用惺忪的眼睛打量著不多的往來人。

當時我也說不清自己有多小，隨父親上草市，每每都得背一床外婆打的大草席，矮矮小小，頭都幾乎要抵到路上似的，跟在父親后頭。時間長了，父親就掉過一張滿是大汗的臉，問一聲：“咯走得起？”只要答“著不住了”，父親就停下，路邊兒小憩一會兒。他吃煙，我抹汗，然后又走。父親那巨大且有力的背，在我眼睛里，像一座翻不過的山，趕不上的云。它在白花花的汗?jié)n下表現出來的隱忍，叫我壓抑萬分，而且自卑，也令我一生都感到有一種脅迫我生命的氣質，時刻都在嘲弄著我。

與童年不相稱的壓抑語調，舊電影般的影像、場景，樸素而結實、厚重的細節(jié)，這些文字，流淌得多么沉郁多么憂傷，它們是往昔生活投射在一個孩子心上的暗影。如果說過去是景象的不斷累積，那么記憶則是某些跟我們生命關聯很深的景象始終保持著足夠的清晰度并拽住了時間。通過對一床大草席壓在小小身軀上的體感，雷平陽追憶出來的童年感受直接指向生命的困厄境遇，指向一種“著不住了”的真切重壓，指向父輩隱忍的人生方式帶給他的預感與自卑，指向賣山煙老人們的寂寞以及他們每每落空的期望，指向苦澀的自我意識的萌芽。而當雷平陽找準了寫作的著力點后，在回望自己的童年經驗時，不是靠他人對事物的命名、解說去感知事物，而是通過自己的身體經驗來緊貼事物、咀嚼事物、消化事物。從他家到昭通城邊有七八公里，再走到草市還有大約兩公里，這個過程是由忍受和沉默填滿的。雷平陽用一種苦悶而克制的語氣，努力還原著當年身受和心領過的往事現場。一切都變成了或動態(tài)或靜態(tài)的形象，而就在這些并不養(yǎng)眼的影音形象里，現實已悄然變成文學。

對一個寫作者來說，這種從“現實”到“形象”的轉換實在是太重要了，因為文學要做的不是把現實復制粘貼進作品里，而是找到最貼身的語言和形式，將我們用精神和情感滋養(yǎng)而成的另一種性質的現實呈現出來。在此過程中，最要命的不是現實本身，而是我們看待現實的態(tài)度，以及表現現實的方式。

……草墩草席賣掉后，從金色的草的世界中走出來，從那些索求最低生活標準的賣草人中間走出來，父親照例要給我買上一個五分錢的干殼餅。干殼餅中間夾紅糖和豆沙，其味土素，卻是我小時候最美的奢物。好多年之后，當這種餅子價格上揚了幾倍，我每每在上班時用做早點，下班遇到趕稿，也往往買上十個，用報紙一包，帶回宿舍當正飯吃，百吃不厭，算是情結吧。

雷平陽在這段文字里提到了索求、欲望，而欲望常常是由我們不易擁有的事物刺激出來的。干殼餅用它那令人期待且值得回味的誘惑與滿足，悄悄減輕了我們對于缺失的焦慮和苦悶，經由味覺與心覺的雙重“回味”，確有其事的“干殼餅情結”早已轉換成令人若有所思的心性的文學形象。在雷平陽的筆下，“轉換”總是遠遠重于“反映”。他寫干殼餅，沒描摹它的大小、形狀、色澤，只集中寫它土素的滋味，那種由生活的全部重量托舉出來的、“針尖上的蜂蜜”般的滋味。他的寫作常常就是這樣：將干殼餅的滋味之類小事與咀嚼人生滋味這樣的大事復合在同一個語言層面，在具體、真切的“事實”表層下暗藏著象征的彈性空間。

無望、悲戚、壓抑的童年困厄喚醒了雷平陽，使他由自己的苦澀而感受到了人們普遍的苦澀。他發(fā)現了親人、賣草貨或山煙的老人以及他自己都在以某種神情、身姿、語氣、動作，訴說著生命正在受苦的事實。這事實是那么深切，以至于時隔多年后它們仍然歷歷在目，本應成為過去完成時的人、事、物，在文學呈現中完全變成了現在進行時。他的寫作不僅接地氣，更接天氣。他在《草市》中寫到自己的童年經歷時完全摒棄了自我圣化或美化，他的自我認識弱弱小小，卻寫出了一個非常真實、可靠的自我，真正完成了童年的自我教育。基于個體在受苦狀態(tài)中的肉身感受，雷平陽的文學言說在他剛開始寫作不久就已進入了以受苦為核心的生存論的層面。

《草市》的最后一段這樣寫道：

如今當我離開昭通，坐在昆明西郊的一間小屋子里，就會靜靜地望著擺在屋角的那幾個由父親打的、從家里帶來的草墩。一種溫情與滄桑感也就會彌漫我的胸膛，也就會想起那條草市街，我曾經弱弱小小地蜷縮在那兒，望著父親蜷縮的身軀，我們都沒有理由大聲武氣地說話。

草墩實際上就是對綁定在土地上的命運的一種提示、一種換喻。作為一位誠實的寫作者，雷平陽從來就沒有美化過這種屬土的命運，也不曾說過它的一句壞話。他的書寫是在以不斷流動著的時光——語言之“水”對人生中沉積下來的苦痛進行破“土”。事實上這個破土的過程也是一個破執(zhí)的過程，一個將體內的結石轉換成舍利子的過程。

……

（選讀完，全文刊載于2024-5《收獲》）

楊昭，男，彝族，昭通學院教授。寫作小說、散文、詩歌、文學評論，曾獲得高黎貢文學獎、滇池文學獎等獎項。出版過《詩人的魂路圖》《溫暖的鐘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