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翔：大余尋古
猶記得應該是20年前，我跟隨深圳較早擁有小車一族的朋友們北去粵北韶關下轄的南雄，匆匆逛過珠璣巷，之后去了嶺南南面，亦即南雄這邊的梅嶺古道。這條打下了唐朝名相與詩人張九齡深刻印記的古道兩側，梅樹雜生，樹上已經結了小指頭大小的青梅。嘗一顆，苦澀不能入口。梅子成熟季約在每年的六七月，那么推算一下，我那次過去，約在三四月間。沿路而上，站在綠苔侵階的大庾嶺關口，朋友告知，對面就是江西贛南的大余縣。
道一聲再見，留點念想，下次再去大余。在習習寒風穿越的關口作一揖別，便是二十多個寒暑易節，生肖轉盤。
不曾一面的韶關《南葉》雜志的執行主編李小紅，事先得知我與幾位朋友，此次要自南雄過大余，便約了當地幾位作家，在珠璣中學附近設午飯接待。在座一圈“文學粉”，寫小說、散文和詩歌的都有。談起文學閱讀與創作，似乎有言之不盡的話題。
我雖在半個多世紀前出生于韶關，卻在兩歲時就隨鐵路工作的父親遷徙到了贛西。我英年早逝的大哥，得名登韶，便是因在韶關出生。談講間，我驚奇地得知，《南葉》今年創刊40載，恰是不惑之年，迄今仍是一份國內公開發行的文學刊物。
飯后我們到珠璣巷口一塊碩大的“南遷姓氏名錄”墻前停留，朋友們從開始筆劃簡單的“丁、刁、衛、馬”，一直瀏覽到尾部筆劃繁多的“霍、戴、魏、瞿”，自然是沒有揪出我太過孤單的姓氏：相。哄然一笑，便朝珠璣巷內走去。因了天氣過于寒冷吧，雖是周末，人跡依然寥落。賣香火的嫂子們纏著我畢業多年的研究生陳康太——誰叫他頂著全國最大的姓氏之一陳呢？一是霍然矗立的陳氏祠堂就在眼前，二是被纏繞不過，小陳買了兩炷香，未及燃點，也忘了祭拜，放在祠堂內就匆匆跨出來了。
告別熱情的韶關朋友，再上車，不到一個鐘點，就到了江西大余，開始了大余的尋古探勝。
大余原名大庾，一說得名于漢朝（公元前112年）受漢武帝派遣，南來平叛安疆的大將軍庾勝，一說得名于大庾嶺。1956年初，有一次很鄭重的漢字簡化方案推布，席卷而下，出現了一次由繁入簡的城市改名浪潮。僅在江西，便有大庾之后的大余，雩都之后的于都，尋鄔之后的尋烏，虔南之后的全南，新淦之后的新干，新喻之后的新余，鄱陽之后波陽……。這樣改的好處當然是好寫好記，不利便是稱謂背后的歷史地理感渺然不存。如鄱陽縣，早在東漢即此稱，迨至1957年改為波陽縣。可鄱陽湖得名也是因依據縣名而來；沒有了鄱陽縣，只剩孤獨一個鄱陽湖，實在不妥，或因如此，在過了46年之后的2003年，波陽縣又悄然改回了鄱陽縣。
除了一個鄱陽魂兮歸來，其它的舊稱則一去不返了。
有江西“南大門”之稱的大余，面積1368平方公里，人口不到30萬，比之東北向的157萬人口的鄱陽，尚不及零頭。到了大余，才知當地媒體或更喜歡古稱南安，他們的文宣口號語之一便是：遇見南安，遇見美好。
南安之稱，始于宋。宋淳化元年（990）在大余縣治地置南安軍，軍轄大庾、南康、上猶3縣，贛南開始形成南安與虔州（贛州）并列的兩個行政管理區域。元世祖至元14年（1277）改南安軍為南安路總管府，元至正25年（1365）改南安路為南安府，府治大庾，仍領3縣。南安之名一路逶迤，穿越了元明清，直到民國元年1912年廢府存縣，大庾（大余）直屬江西省。
贛之南安歷史悠久，可是閩之南安更早，早在西漢即有其名了。晚近百年以降，中國的縣及以上建制不允重名，鄉鎮及以下則不論。江西的宜豐縣原名新昌縣，與浙江新昌縣重名，很早就改名宜豐了，但是保留了一個新昌鎮，這與大余如今保留了一個南安鎮相似。
在肅殺的寒風中，作家采風一行盤桓于縣城里的“南安府”，這已然是一個簇新的建筑群，牌樓斗拱，楹聯匾額，是歷史遠去的復制與回聲。
無論是在南安府，還是大余博物館、東山大碼頭，乃至后面會細說的梅關古驛道，都能看到歷代名人南來的足履、北望的惆悵以及或悲或喜的詩文。
有幾位，不是把此處僻地僅僅作為被貶謫的驛站，掩面一過；或轉任的留園，稍作休整，而是事功立業之心未泯，他們或是引燃了開山鑿嶺的意志，或是轉換了升堂講學的熱忱，或是爬羅搜掘、剔謬扶奇、創作出人世間不朽的篇章。擇取其三，攏而括之。
其一張九齡。
張九齡乃堂堂一代名相，也是名詩人——“海生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就出自他的《望月懷遠》。其生年有兩說，一說公元673年，二說公元678年；籍貫也有兩說：一是韶關曲江，二是韶關始興，此兩地倒相距不遠。他一生六十來歲，宰相詩人，宦途文藻，均可圈點，最該為人稱道的或是改鑿大庾嶺路。開元四年（716年）秋，“監察部長”（左拾遺）張九齡以“封章直言，不協時宰”，招致了宰相姚崇不滿，上下掣肘則不如歸去。這年秋天，他以秩滿為辭，去官歸養。回到嶺南，他并未閑著，實地考察，最想做的一件事，便是希望朝廷允開大庾嶺通道。外窺，嶺南有沿海之利，廣州已然成為中外海上交通的大商港；內望，唐開元時期，京杭大運河的全面通航使得整個社會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一個繁盛的大唐盛世即將到來。我們在大余縣博物館看到舊時地圖，南來北往，梗阻標紅，就在大庾嶺一段。張九齡存留有一篇五百字左右的《開鑿大庾嶺路序》，其間有這樣的描述：“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徑夤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嶫嵥，千丈層崖之半。（大意：早先嶺東的小徑，行人都為其陡峻所苦。行在路上，須攀緣數里，置身重林之上還要翻過高大險峻的山梁，高度已達到千丈高崖的一半。）而海外諸國， 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材，夫負妻戴，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圣政，其何以臻茲乎！（大意：而海外各國，一天比一天更多的通商，象牙犀革很是豐富，魚鹽蛤蜊也很能獲益，如得轉運，對上來說，可以滿足國家財庫的需求，對下來說，亦可照應到長江淮河一帶百姓的生活要求。可是嶺南人民力量條件薄弱，只能男人馱，婦女背，此種勞累忍受得太久了。沒有料到有一天會得到體恤關懷，如果不是今日圣上的開明，哪里會出現這樣的好事呢！）”
張九齡的建議得到朝廷奏準，于是他自任開路主管，踏勘、征調、修路，艱辛備嘗，終于畢其功于一“路”。因了梅關古道的修通，梗阻消除，南北通達，水陸貫穿。梅嶺古道成了連接南北交通的主要孔道，被后人譽之為“古代的京廣線”。 公私販運“轉輸不以告勞，高深為之失險。于是乎鐻耳貫胸之類，珠琛絕贐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 這篇《開鑿大庾嶺路序》文辭優美，情理兼備，頗應鐫刻立碑于大余梅關國家森林公園的路口，俾利后人仰識流連。
我們來時正值甲辰龍年立春，頂著寒風細雨，自大余向梅嶺進發——“梅關和古驛道”是大余的兩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還有一處是南安鎮東南隅水口山的嘉祐寺塔。遠望梅關是一個隘口，兩壁夾含，在霧靄中影影綽綽。路邊所見不甚粗的黑干虬枝的梅樹，有的紅白含羞，散發出若有若無的淡淡的香氣；有的已然花謝葉生，新綠如萬千落在枝頭的粉蝶。當地的朋友告訴我，賞梅的時節依天氣而定，天寒則花盛。花期亦因樹分為早中晚，早期的已經凋零生葉，中期才開始綻蕾，再后，還有一撥兒花事。
梅花雖是我國傳統名花中最長壽的花木之一，古驛道上的梅樹卻少見粗大者，多為近幾十年陸續的栽種。道途中歇憩處，一棵撲面而來的楓香，在眾多后生小輩的樹叢中巍巍然，老而彌堅，令人驚詫仰望。這棵高壽達1400歲的老樹，需得四五人拉手方能合圍，邊上有江西綠化委與江西林業局合立六個通紅的大字碑識：江西楓香樹王。之所以特別標注楓香而非楓樹。我的朋友說，此楓非彼楓。楓香樹和楓樹共有一個楓字，卻是兩種各自存在的樹種。前者是金縷梅科，后者是槭樹科。在一條古驛道上，霍然挺立一棵參天大樹，大到連地面暴露的根莖也儼如一塊塊巨石。仿佛聽到千余年前車馬呼哧呼哧的氣喘聲，挑夫汗落如雨的噼啪聲，令人肅然而生緬想與崇敬。
古驛道當然不是石條鋪就，也不是鵝卵石。想起我生活過多年的贛西宜春，早先有好些條年深月久的青石板路，中間一條獨輪車的碾槽，吱吱扭扭的獨輪車趕集的車響和牲口的歡叫常來入夢。我們足踏著的梅嶺古道鋪滿一塊塊鈍立的碎石，大則半尺，小則滿拳，或側或臥，參差嵌入泥土。路邊有一個“馬蹄印”的介紹：“大量的車碾馬踏使路面凹凸不平，地面坑坑洼洼，在斜長的坡道上留下了一個個似圓非圓的坑道，有圓形的馬蹄印和橢圓形的拐錐孔，用物態的方式記載著2000年的繁榮興衰。” 沿著彎曲的古驛道低頭緩行，腳下的石塊上，點點花瓣灑落，渾如云間花仙子隨意揮筆的點染，不忍踐踏。石塊路，窄處三米，寬處七米，中間有一條分界線，用較大的石頭砌成。遙想當年人馬車隊，相向而行，是何等熱鬧。俯身觀察，側耳傾聽，年代早已遠去，的的之聲泛黃，需仔細辨識才得以覺察到車轍的壓痕，商賈的喧鬧。思之那么多年來，成千上萬匹騾馬車輛首尾相接，不絕如縷。惟其如此，碎石塊路的承接，才能重荷到永久。如同一幀淋漓的水墨，反復皴擦，濃淡干濕，青赤黃白黑，相互疊加，氤氳滿紙。
登到梅嶺古道的最高處——梅關。南面就是廣東韶關的南雄。此關即是兩縣、兩省的分水嶺。
原本的關樓是兩層建筑，上層為樓閣，下層為驛路通道。風雨滄桑，今上層已倒塌，僅存關門。門洞深5.5米，洞門內兩側墻留有閘門逢道和閂門洞眼，說明關門也重疊數層，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現存關樓建于明成化十五年（1497年），有500余年歷史。青磚結構，關樓南北面的門楣上都嵌有麻石匾額，大余這邊題的是“南粵雄關”，南雄那邊題的是“嶺南第一關”。北面有登關樓便道，南面門洞兩側還題有“梅止行人渴，關防暴客來”的對聯。
梅關關樓建筑在嶺巔隘口的險要之處，其作用有三：一是界分贛粵兩省，二是軍事防御要塞，三是征收貨物關稅。作為收稅的關卡，梅關是封建時代府庫收入的重要之地。據史載，清嘉慶年間，大庾嶺商道課稅比同期武昌關還多兩倍，可見梅關稅卡在當時國庫收入中占據的重要地位，故而也有人說梅關其實可以說是最早的海關。1987年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張九齡修路設關之功，可謂大矣。
其二周敦頤。
來到大余，朋友便告知，這是一個“至情至理”的地方。
先說至理。出身官宦世家的周敦頤原籍湖南道縣，他是北宋官員，著名的理學家，說他是理學的開山鼻祖也不為過。北宋慶歷四年（1044年）周敦頤年方27歲，被委任南安軍司理參軍，主管政法之余，他在如今的大余創辦了道源書院。問及當地朋友，答該書院早已不存，現如今在丫山新建了一座道源書院。解讀者認為：周敦頤從《周易》和《中庸》悟入，以《中庸》之“誠”形容《周易》“乾道變化”，創立了乾元、太極、誠道創生的宇宙論體系與“主靜立人極”的修身模式，把自然觀、認識論、思想方法以及倫理道德等組織成為一個有機的哲學體系，相較于以前的儒家學說更為精細且富有理論特色。其為學方向與義理架構對宋明理學不同派別均有重要影響，因此而稱其為“道學宗主”。
周敦頤的兩個弟子，亦即程朱理學的兩個扛鼎人物是程顥、程頤兄弟。“二程”把理學推向極致，乃至到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存天理、滅人欲”……盡管后世的闡發者，以“義利之辨”為抓手，拉出了孟子的“舍生取義”，乃至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奠基》中的動機與道德關系，為二程站臺背書；以我之淺陋感覺，“二程”在理學上的日漸冬烘與登峰造極，與“愛蓮說”的作者周敦頤的本心已然相去甚遠。“蓮之愛，同予者何人”，二程與老師后期的分道揚鑣，或許就不僅僅是在是否支持王安石主持“熙寧變法”的態度上，各執一端，而是通則變所帶來的鮮活、靈動與豐腴的生命，豈甘于匍匐于僵死的教條，陳腐的說辭和自設的牢籠之下！真應該有一個現代論壇，請出周敦頤、二程，乃至朱熹，PK論劍，看看他們“至理”的這一脈，到底有怎樣的異同，怎樣的延展和以及給前世今生，留下了怎樣的得與失、利和弊。
其三湯顯祖。
至情者便是湯顯祖和他的戲劇。我一直覺得，在以強調封建倫常，推崇禮教秩序為核心內容的儒家思想幾達巔峰狀態的明代，能出現一個湯顯祖，尤其是他的代表作《牡丹亭》，真是中國戲劇史乃至文學史上的一個卓然異數。如果他當年不是上奏了一道《論輔臣科臣疏》，不僅開罪了宰相申時行，也直接冒犯了明神宗朱翊鈞，朝廷震怒之下將他貶到廣東省徐聞縣當了區區一名典史——得以路經贛南大余，他能僅憑人生坎坷與戲劇想象，就創作出這般“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的“至情”之劇嗎？如果沒有《牡丹亭》這部代表作，后人會把“中國戲圣”“東方莎士比亞”的冠冕慷慨拋擲給他嗎？
書香門第的濡養，少有才名的抱負，令湯顯祖目光清澈，不乏傲骨。他不僅精通古文詩詞，亦兼通天文地理、醫藥卜筮諸科。萬歷十一年（1583）中進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禮部祠祭司主事。明萬歷十九年（1591）目睹當時官場窳敗，憤而上《論輔臣科臣疏》，觸怒了圣上而被貶為嶺南徐聞典史，他在徐聞呆的時間不長，后調任浙江遂昌知縣，一任五年，政績斐然，卻不受待見，世途險惡，不如歸去。終于萬歷二十六年（1598）憤而棄官返里。家居期間，一方面希望有重啟之日，一方面卻又指望“朝廷有威風之臣，郡邑無餓虎之吏，吟詠升平，每年添一卷詩足矣”。再后逐漸打消仕進年頭，潛心于戲劇創作。
縱觀湯顯祖一生有多方面的成就，當數戲曲創作為其冠冕。其戲劇作品《還魂記》《紫釵記》《南柯記》《邯鄲記》合稱“臨川四夢”，其中《還魂記》（即《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在《牡丹亭》之前，中國最具影響的愛情題材戲劇作品是《西廂記》。湯顯祖的《牡丹亭》娩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沈德符語）。
往回說，我們才知湯顯祖的《牡丹亭》與南安府的關聯。萬歷十九年（1591）湯顯祖被貶謫，一路逆長江而上，行船從南城經南豐到廣昌靠岸，然后陸行到寧都。在寧都乘船經于都，過贛州，到南康。9月底，湯顯祖到達了中原通往嶺南最后一站的大余縣。正是在此地，他聽說了一則纏綿悱惻的愛情傳奇故事：前任南安杜太守之女來花園私會情人，被其父怒責后，憂郁以終，太守將其葬在一棵梅樹下。后來每當月黑風高時，這棵梅樹便會發出“索索”的響聲，甚至會傳出：“還我魂來，還我魂來！”的呼叫聲。新任太守不堪夢魘之苦，于是雇人砍掉這棵梅樹。此故事，深深觸動了湯顯祖的。待得湯顯祖升調浙江遂昌任知縣。當他北返重越梅嶺時，章江水涸，不能行舟，得知同窗好友譚一召剛回鄉，湯顯祖便前往譚府拜謁。他仍難釋懷的還是那個杜太守愛女的傳奇。
譚一召跟他滔滔不絕地講述：一棵夙尾蕉，年久成精，常化作美色男女與府衙相公小姐約會相戀……太守之女和蕉精相戀后，太守怒責之下，致使其女憂慮而死，埋葬于梅樹下，后又堆土成墳，并建了一個小庵。太守之女尸不腐、魂不散，托夢與路經南安赴京會考的某書生，許以終生。后書生中魁，掘庵尋美，小姐得以還魂團圓。”湯顯祖聽后哈哈大笑道：“‘蕉龍’豈能成精，小姐相公私會決非‘蕉龍’所為。我覺得是府院內男女之間出了些難言之隱的情事，故借‘蕉龍’成精之說來掩蓋真相。是那些禮教衛道士生怕這些家丑外揚，故將這些事兒歸罪于蕉精罷了。”
傳奇原本就有很多演繹的成分，大可不必考究其細節真偽。可湯顯祖在此地得到一則傳奇而創作出《牡丹亭》是真實的。在一個理學宗師發源之地，至理與至情迎頭碰上，對著干似的，誕生了一出千古頌揚而不朽的“人欲”愛情故事，豈非太好玩了？！
昆曲這門古老的藝術也曾經面臨式微境地。為復興昆曲，2003年白先勇領銜制作青春版《牡丹亭》。將《牡丹亭》五十五折的原本，取其精華刪減成二十九折，利用現代劇場，啟用年輕演員，加入諸多現代審美元素，之后帶去海內外巡演百余場，場場爆滿。將這部傳世經典以青春版形式呈現，白先勇當是首功。
猶記得多年前，白先勇帶著蘇昆的青春版《牡丹亭》過來深圳，我請他在深圳大學國際會議廳演講。當時不少研究生癡迷他的小說，詢問之下，他彼時全部熱情卻都在昆曲《牡丹亭》。眉飛色舞之中，談論的都是杜麗娘和柳夢梅。
“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牡丹亭》的人物、景致與唱詞傳頌不絕，使之成了昆曲舞臺上一顆璀璨的明珠。我那些年開車從深大返家，打開收音機，耳邊常常縈繞著白先勇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公益廣告中迫切的聲音：“這么好的東西，千萬不能讓它消失了。”
言猶在耳，不見先生十數年，別來無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