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時代文學“新”在何處？面對火熱的時代生活和日新月異的現實，作家們應當如何更好攀登，推動新時代文學從“高原”邁向“高峰”？8月14日至16日，由中國作協主辦、中國作協創研部承辦的“行進的風景2024——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系列活動在上海舉行。馬金蓮、張楚、呂新、李修文、劉慶邦5位作家攜新作與廣大讀者見面，共同交流探討新時代文學的深刻內涵，分享自己的創作理念和文學實踐。

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作家們應當如何處理與故鄉的關系，新時代的鄉土文學是否有突破的可能？在8月14日上午舉行的“親愛的人們，親愛的生活——馬金蓮新作主題分享會”上，作家馬金蓮、陳倉和編輯楊曉瀾一起，共同探討了有關故鄉和寫作的話題。陳倉表示，馬金蓮的《親愛的人們》是一部充滿“回憶的氣氛”的作品，許多情節和細節都將他引向了自己的故鄉，“我從《親愛的人們》中看到了父老鄉親的眼睛，勾起了我非常美好的回憶”。他笑稱有人形容自己很“土”，但這種“土”不是“老土”的“土”，而是民族性的“土”：“我和馬金蓮都是農民出身，身上都保留有農業文明的特質，有一種民族性的氣息。”在寫作過程中，他也在不斷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這些進城的人”，應該如何回到故鄉。

馬金蓮談到，故鄉的小山村是自己寫作20多年來的文學根據地。為讓當地百姓有更好的發展，易地搬遷計劃開始實施，她開始了搶救性的采訪和拍攝。搬遷之后，馬金蓮依然堅持采訪，寧夏北部的所有安置點，她幾乎跑了個遍。正是這些采訪讓她有了新的思考：“普通百姓更關注的可能還是現實生活。故土難離，離開家鄉固然會傷感，但當他搬遷到新的地方之后，也會很快適應新環境、新生活。生活是始終在熱火朝天地進行的。”當她深夜在易地搬遷后的住所里輾轉難眠時，聽到了火車經過的聲音，“那聲音緩慢而悠長地進入了我的耳根，我靜靜地躺著，突然發現找到了回到故鄉的感覺。火車經過的聲音，不就是新生活在不斷向前發展的聲音嗎？只要鄉親們能幸福地生活下去，其實哪里都可以成為故鄉。新生活每天都在我們眼前上演，那些能讓我們扎根的地方，讓我們生生不息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家鄉”。

在8月14日下午舉行的“《云落》：一個縣城的甜蜜和憂傷”分享會上，作家張楚、評論家金理和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圍繞活動主題展開對談。金理談到，《云落》可以被視為電視劇《繁花》的“縣城版”，兩部作品存在諸多相似之處，比如二者都描繪了一位能力出眾且充滿人情味的男主角形象，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歷程及其社會變遷。同時他表示，《云落》中的女主角萬櫻是整部小說的靈魂人物，她超越了傳統女性角色的框架，展現出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復雜的情感。萬櫻這一角色打破了女性書寫的刻板印象，她的形象不僅體現了個人的強大生命力，還展示出無私的愛以及將這份愛回饋給社會的能力。

張楚談到，之所以將《云落》的故事背景設定在縣城，是因為縣城兼具鄉村和城市的特色，既能體現農村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又展現出比鄉村更為快速的發展步伐。“我個人在縣城生活了30多年，對縣城非常熟悉。縣城中的人們，雖然外表平凡，但每個人其實都有著豐富而波瀾壯闊的內心世界。他們的美好、善良與勇敢經常觸動我的心弦，激發我創作的靈感。”至于選擇萬櫻作為主人公的原因，則源于他童年時期的一段記憶——一個名叫櫻桃、身材矮小且有些胖的小女孩，雖然經常受到同學嘲笑，但性格格外倔強。“這個小女孩的形象一直留在我心中，我也曾以她為主角，創作過一些短篇和中篇小說。在創作《云落》時，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她，想象她成長為中年婦女后的樣子和生活狀態。萬櫻的故事展現了一個普通女性的歡笑與淚水、快樂與痛苦，通過塑造這樣一個女性角色，我想傳達的是，一個人物是否能夠真正吸引讀者，在于她的內在魅力和個人特質，而不僅僅是她的外在。”

面對新時代的現實生活，先鋒文學何為，先鋒作家何為？在8月15日上午舉行的“先鋒氣脈，生生不息——呂新《深山》新書分享會”上，作家呂新和評論家方巖、王清輝一起，圍繞活動主題展開交流。方巖談到，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文學講究敘事，也就是“如何寫”的問題，更多是一種觀念上的實驗。當先鋒作家開始在20世紀90年代初嘗試進行篇幅更長、容量更大的寫作時，先鋒小說才真正開始開花結果。“當我們談論先鋒文學的時候，不能只談論形式，還要談論它的結構和思想問題，談論它對復雜事物的處理能力。從《撫摸》《下弦月》到《深山》，呂新一直在不斷進行探索。”在傳統的鄉土文學中，作家往往是在替人物說話，呂新則在《深山》里讓人物自己開口說話，讀者會看到他們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想象，會直接表達自身對日常生活的看法。

“為什么我要寫這個故事？因為有些事情是永遠放不下的，不寫它就永遠過不去。只有把它寫出來，才能料理好心里的事情。人是有遺憾的，寫這個故事時我就在想，如果能重新來過，會不會有更好的結果？”談及自己的創作動機，呂新如此說道。關于自己的先鋒寫作，呂新表示，自己在進行文學創作時，并不會先入為主地去考慮什么主義或者手法，就是根據內容，很自然地讓文字流淌出來。“如果一味追求先鋒的形式，而不去思考這個內容適合用什么樣的方法和語言來呈現，最終的效果就會不協調，很滑稽。當寫到具體人物的時候，我會調整自己的語言來貼合人物特點，讓故事發生得更加自然。”

另一部具有先鋒氣質的“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入選作品，“從‘凝視’現實到‘穿透’現實——李修文新書《猛虎下山》分享會”于8月15日下午舉行，作家李修文、評論家黃德海和編輯化城圍繞作品展開對談。黃德海表示，《猛虎下山》是一部引人入勝的作品，小說故事情節連貫、跌宕起伏，充滿奇聞異事。書中描寫了老虎與人的轉換，但實際上探討的是復雜多變的人性，小說情節看似荒誕不經，卻暗含深刻的人生哲理。他談到，小說的結構復雜而精妙，采用多線交織的敘述方式，涉及多個角色的生命軌跡，展現出多層次的社會結構。李修文通過對人物心理、人際關系乃至社會運作機制的精細刻畫，揭示出社會的多樣性，也讓作品在不同年代都能產生共鳴。

李修文談到，自己在早期嘗試文學創作時遇到了諸多挑戰，個人對生活的理解也發生了很多改變。這些變化讓他感到原有的寫作和思考方式很難適應新的現實，因此很長一段時間都未能完成一部完整的小說。“但我對寫作的熱情從未消減，始終希望能創作出一部真正反映自我感受和個人經歷的作品。”《猛虎下山》深受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影響，其中人物并非只是舞臺上的角色，而是更為鮮活的存在，他們的故事跨越時空。“在創作過程中，我發現最難處理的是人物的真實性，特別是如何在虛構的世界里表達出人們內心的復雜情感。”他談到，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每代人可能都會遇到相似的挑戰和困境，但生命總會繼續前進，就像春天到來時漫山遍野的花朵一樣。持續的生命力和不屈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劉慶邦的《花燈調》記述和書寫了脫貧攻堅取得的偉大成就，在8月16日上午舉行的“文學見證奇跡，書寫人生理想——劉慶邦《花燈調》分享會”上，作家劉慶邦、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何向陽、作家出版社總編輯張亞麗和編輯向萍作交流分享。何向陽現場介紹了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和“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的基本情況，她表示，劉慶邦以其深厚的文學功底和豐富的個人經歷，創作了這部同時入選兩個計劃的《花燈調》。為寫好這部作品，他深入貴州山區，深度體驗當地生活，盡管已是70多歲高齡，但他依然保持著強烈的好奇心和敏銳的觀察力，用自己的深厚熱情去捕捉和呈現這片土地的獨特風貌和人民的精神面貌。《花燈調》不僅是文學創作的重要成果，更是作者個人經歷、情感和使命感的切實體現，反映了作者對于社會變革的深刻理解和感悟。

張亞麗談到，《花燈調》在同類題材作品中顯得尤為獨特，它全方位描繪了脫貧攻堅偉大進程，是基于作者早年在農村生活的真實記憶與深刻感悟而創作，真摯的情感貫穿全書。作品對農村生活的細膩刻畫，也展現出作者深刻的現實洞察力。

劉慶邦表示，《花燈調》主要聚焦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主題，作品描述了深度貧困村莊高遠村，在第一書記向家明的帶領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向家明為這個村莊帶來了希望，她帶領村民們修建道路、改善交通，一系列努力使得村莊面貌煥然一新，村民生活質量顯著提高。通過向家明的努力和村民們的共同奮斗，高遠村實現了從貧困到富裕的轉變，成為脫貧攻堅的一個生動案例。創作《花燈調》，就是要用真實可感的故事來展現脫貧攻堅偉大進程的真實面貌，記錄時代變遷和人民奮斗歷程。他還談到，作家和運動員有相似之處，都是需要經過漫長的準備、持續的努力、日復一日的刻苦訓練，才有可能取得成績，在攀登之路上有所成就。

據介紹，截至2024年9月，“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已支持4期62個項目，其中已有46部作品出版或發表，并與平遙國際電影展合作設立“遷徙計劃”、與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有限公司合作設立“揚帆計劃”、與中國作家網合作開設“行進的風景”作品聯展專欄，意在打通優秀文學作品的創作、編輯、出版、推廣、轉化、譯介等各個環節，為新時代文學更好深入現實生活、參與讀者文學閱讀，提供全方位、全流程、全生態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