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美學中尋找戲曲創新點
前不久,川劇《江姐》參加“與時代同行 與人民同心”——新時代優秀舞臺藝術作品展演。該劇從2018年1月在重慶首演以來,已經演出超過130場。中國戲曲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信息時代,如何讓戲曲被更多年輕人接受和喜愛是新的挑戰。近來,我們看到一些令人欣慰的現象。比如,京劇程派名家張火丁的《白蛇傳》演出“一票難求”,北方昆曲劇院的《紅樓夢》在各地受到廣泛歡迎,“三度梅”獲得者馮玉萍的《孝莊長歌》征服眾多觀眾,豫劇名家李樹建改編的豫劇《鞭打蘆花》傳播海內外,等等。這說明戲曲的創新有規可循,剖析川劇《江姐》的創新,可以獲得一些啟示。
創新不離本體,在川劇《江姐》中處處可見。譬如開場,具有象征性的船工號子、朝天門賣藝等場景,將川劇技巧運用其中,不僅展現了川劇傳統的藝術魅力,還通過戲曲程式勾勒出江姐身處的時空環境,呈現濃郁的重慶地域和人文特色。第三場游擊隊員上場的一段舞蹈,是戲曲程式、道具和舞蹈的有機結合,戲曲技法的合理運用,推動了劇情的發展。第五場江姐、甫志高、藍洪順的三人輪唱,運用傳統的“三穿花”調度,外化人物的內心情境,讓三人進行穿越時空的內心獨白,以及甫志高的表演中對傳統川劇踢褶子技法的運用,強化戲曲性,達到舞臺效果和觀眾審美的高度契合。這些戲曲處理帶有明顯的川劇特色,人們從川劇的創新中仍然看到傳統,感受濃濃的“川味”。第六場圍繞江姐受刑這一情境創作的“鐵鏈舞”,充分發揮戲曲程式性、假定性、技藝性的特長。第七場“繡紅旗”是戲曲虛擬性、意象性的詩化表達。劇中將舞臺當作一面紅旗,以黃綢為絲線,江姐帶著4名獄友飽含深情、手持黃綢進行舞蹈,最終經過巧妙的設計,一顆金色的五星,出其不意地呈現在觀眾面前。配合著燈光的處理,一面極具象征意義的五星紅旗飄揚在舞臺之上,帶來強烈的視覺沖擊。
成功的京劇、昆曲、評劇、豫劇劇目,大都遵循創新不離本體的原則。但戲曲的生命力不僅在于作為本體的根,也在于用來創新的枝,這是新的生長點。川劇《江姐》的創新,用力在深刻理解中國戲曲的美學理念,將之進行心靈和詩化的表達。比如意識流的運用。一把雨傘變為江姐與彭松濤時空對話的門鑰,演繹出江邊漫步回憶,加深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春蠶到死”大段唱腔的處理、囚室里牢門移動與獄友的互動以及其他多處間離理念的運用,都令人難忘。那些貫穿在繪畫、詩歌、傳統戲曲中的寫意與浪漫主義,在舞臺上具象化,并深化為舞美、劇情、人物、唱腔中的情緒和情感。
戲曲的創新,本質上是對中國美學的當代理解和詮釋。1935年,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在莫斯科觀看梅蘭芳先生的演出后受到啟發,后來在文章中盛贊中國戲曲藝術的陌生化效果。今天,我們探究中國戲曲的現代性問題,也應該從中國的美學里尋找創新點。中國戲曲史宛如長江大河,每個劇種都有其源流,從源頭開始浩蕩東去,因時因地形成萬千氣象,故而不廢千古。川劇《江姐》提供了一個創新的范本。以“一枝紅梅”引來“山花爛漫”,戲曲的未來春光無限。
(作者為劇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