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鎖麟囊》是中國戲曲的傳統劇目，自京劇大師程硯秋排演后,成為程派的代表作。故事講的是：清代登州富商之女薛湘靈，許配表兄周庭訓。出閣之日，除卻豐饒妝奩之外，其母又特贈一個裝滿珠寶的鎖麟囊，轎行中途，突遇風雨，趕至路旁春秋亭暫避。轉瞬又來一頂花轎，十分簡陋寒酸，剛剛停下，便聞轎中傳出哭泣之聲，薛湘靈讓侍女詢問，得知新娘名喚趙守貞，母親早亡，全靠父親撫養成人，如今遠嫁，花轎寒酸，沒有嫁妝，而且家中只留老父一人，想起老父孤貧無人奉養，所以悲哀難禁。薛湘靈得知情況后，善心大發，遂以鎖麟囊相贈，并不許家人告之姓名。少時雨過天晴，兩轎分道而去。

六年之后，登州突發大水，鄉人四散逃生，周庭訓一家在逃難中也失散，薛湘靈輾轉流落到了萊州地界，到當地富戶盧家當保姆。薛湘靈到了盧家后，一日，湘靈陪伴盧家之子天麟在后園嬉戲，天麟將球拋入園角小樓之中，湘靈登樓尋球，看見樓中高懸的繡囊，認出正是當年出閣時在春秋亭所贈貧女之鎖麟囊，不禁睹物傷情，痛哭失聲。天麟見狀，急告其母，原來其母便是趙守貞。結婚之后，因得鎖麟囊中珠寶，作本經營商貿，遂致家室殷富，他們時刻感念贈囊之人，但不知鄉里姓名，就在后園特筑小樓，懸囊其中，以志永不忘恩。趙守貞聞聽兒子說后，急喚薛湘靈詢問，真情大白，立刻為她更衣換裝，待以上賓，并結為姐妹。

無獨有偶，遠在萬里之外的歐洲大陸，大仲馬創作的《基督山伯爵》也有同樣的情節。

法老號貨船的代理船長愛德蒙·鄧蒂斯，被船上的會計員鄧格拉斯和同樣愛慕他女友的弗南兩個人設計陷害。負責審理此案的代理檢察官維爾福發現此事與自己父親有牽連，遂將鄧蒂斯關進孤島上的死牢。

鄧蒂斯在牢里度過了14年暗無天日的歲月，后來他逃出了地牢并獲得了無與倫比的財富。他重回社會后，先報恩，后復仇。

鄧蒂斯被捕后，他的老船主，善良的摩萊爾先生不斷地打聽消息，進行營救，可是毫無結果。他經常去看望孤獨無助的鄧蒂斯的老父親和未婚妻，一天在看望完他父親后，把一個裝滿錢的錢袋留在了老人的壁爐上。鄧蒂斯出獄后，得知了這一情況，他回到老房子，發現那個錢袋仍然靜靜地放在壁爐上，他悄悄收藏起來。

此時的老船主摩萊爾已處于瀕臨破產的地步，就在他要舉槍自殺的時候，一位無名客送來了那個裝滿錢財的錢袋和一艘嶄新的法老號帆船，使摩萊爾得以重振家業，并變得富有。他們不知道救他的人是誰，只把那個錢袋用水晶罩子罩著供奉起來，以不忘救命之恩。

兩個情節仿佛是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并且產生在同一時代。《鎖麟囊》是根據《劇說》中的一則故事創作出來的，《劇說》是一部纂輯漢、唐以來一百五十余家論曲、論劇的雜錄集。《劇說》著者焦循是清朝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0年，而《基督山伯爵》的作者大仲馬生于1802年，他創作的《基督山伯爵》于1844年8月28日開始在法國《辯論報》上連載。

這里肯定不存在誰模仿誰，誰抄襲誰，為什么會出現相同的情節呢？這要從文學的本質說起。

文學是什么呢？作家和學者們一致認為，真正的文學是描寫人生，描寫人性的。“文學即人學”，無論時代社會如何變遷，無論是歐洲還是亞洲，不論在地球的哪一個角落，人性始終都是相通的，偉大的文學作品都對人性有深刻的認識，對人生有不一樣的領悟。這就是文學的共性。

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揚善扼惡一直是世界文學作品中的描寫主題。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教育中也總是提倡善良和報恩，中國的儒家教育如此，西方的文明教育也是如此。

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校長說過，斯坦福在每年招生時，最看重的品德就是善意和對他人的關心，因為這些能力決定了孩子作為斯坦福大學的學生以及世界公民的成功。

曾有一位作者說過：“人”是文學藝術的根本，因此也是文學之世界性的根本。這種被稱作“人的文學”的世界文學中，“不管時代與民族的歧異，人類的最崇高的情思，卻竟是能夠互相了解的。在文學作品上，是沒有‘人種’與‘時代’的隔膜的。”

正因為如此，中國有魯迅的《狂人日記》，俄國有果戈里筆下的狂人，德國有尼采筆下的超人；中國有《鎖麟囊》，法國有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中的鄧蒂斯報恩；正因為如此，莎士比亞有《羅密歐與朱麗葉》，中國有《梁山伯與祝英臺》。

文學的真善美是作家進行創作的價值追求。所以在不同的國度，在不同的時間，都會出現相似的情節也就不足為怪了。這也是千百年前不同地域的作品依舊能夠打動現代人的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