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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勵采訪林阿根老人（圖中）

在制片人、監制、編劇的多重身份之外，71歲的方勵如今又增添了“導演”這一頭銜。他執導的紀錄片《里斯本丸沉沒》于9月6日上映。這部影片凝聚了方勵八年的辛勤努力，而它的構思實際上在十年前就已經萌芽。

2014年，方勵在東極島拍攝《后會無期》，第一次聽說了里斯本丸號沉沒的故事，這讓他們大為震撼。《后會無期》同名主題曲的第一句歌詞是“當一艘船沉入海底”，這“一艘船”說的正是里斯本丸號。里斯本丸號沉沒的故事令人唏噓傷感，理科生方勵由試圖尋找船只殘骸，變成拍攝了一部紀錄電影。

對于被評價為拍了一部“偉大的處女作”，方勵謙稱自己其實并非導演，只是個“臨時工”，“這個電影不是商業項目，是公益項目。我們就是為了把這段歷史挖掘出來，讓它永遠不會消失。”

這八年，為了找到里斯本丸號和發掘這艘船背后的那些故事，方勵花掉了所有積蓄，掉了不少頭發，人也老了不少，“但走到今天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因為我們聽到了太多動人的故事，也實現了很多人的愿望。那些盟軍戰俘的后人終于知道了當年在那艘船上發生了什么，知道了中國漁民是如何冒死營救他們的先輩。如今電影完成了，那800多位年輕人的靈魂可以安息了。”

率海洋科技團隊歷時兩年找到沉船

1941年12月，1816名盟軍戰俘被關進日軍武裝運輸船里斯本丸號，從中國香港前往日本。由于日軍違反《日內瓦公約》，未在船上懸掛任何運送戰俘的旗幟或標志，里斯本丸號在海上平穩行駛三天后，在中國舟山東極島海域，被美軍潛艇發射的魚雷擊中。

里斯本丸號被魚雷擊中后逐漸下沉，船上的盟軍戰俘危在旦夕，此時日軍卻選擇將船艙釘死，且對試圖逃出船艙和跳海的盟軍戰俘開槍。危急關頭，附近島上的255名舟山漁民冒著槍林彈雨，一次次劃船沖進大海，將落入海中的戰俘救起。中國漁民的義舉打斷了日軍的屠殺，384名盟軍戰俘因此獲救，但仍有828名戰俘埋骨于此。中國漁民盡管自己生活困窘，卻還是冒著生命危險給獲救者提供了食物、衣物和庇護所。

2014年，方勵因拍攝電影《后會無期》，與里斯本丸號的命運悄然交織。方勵曾經擔任過《觀音山》《后會無期》《乘風破浪》《斷·橋》等電影的制片人，在業內可謂鼎鼎大名，但鮮為人知的是，他畢業于華東地質學院（現東華理工大學）應用地球物理專業，1992年就已自主創業，從事地球探測和海洋調查技術裝備的系統集成、研發制造工作，并在2002年成功搜尋定位大連“5·7空難”黑匣子。

出于對里斯本丸號的好奇，方勵在2016年就帶了人去尋找，“頭十天什么也沒找到，因為日本軍方記錄的坐標是錯的，與最終找到的殘骸的實際地點差了36公里。我們后來擴大測量海域400公里，全海域尋找，后來一艘大型沉船的聲吶圖逐漸顯現在電腦屏幕上。”但這是否就是里斯本丸號呢？第二年，方勵又帶著裝備齊全的人馬去了，“海陸空全部出動，運用水下無人機、海底聲吶等專業技術設備，更是通過分析數據與歷史資料多次對比，證實沉船圖像與歷史數據匹配，到2017年9月，終于驗證了海底沉船的鋼鐵物理屬性與里斯本丸號建造的歷史、物理及機械結構完全吻合，由此確認位于30°13'44.42"N 122°45'31.14"E這個坐標上的沉船殘骸屬于里斯本丸號。”

現在影片用的資料只是全部素材的20%

方勵坦承自己最初并未想拍電影，讓他決定拍攝的原因就是幾位耄耋老人，讓他發現“沒有時間了”，這段本就不為人熟知的歷史，更是將失去人證，“所以這件事兒是我應該做的，誰讓我撞見了這段歷史。”

有三位里斯本丸沉沒事件的當事者出現在電影《里斯本丸沉沒》中，其中，幸存者丹尼斯·莫利和曾經參加營救的中國漁民林阿根在接受方勵采訪時，兩位老人的年齡分別是99歲和94歲。本以為他們已是里斯本丸沉沒事件的最后兩位見證者，讓方勵驚喜不已的是，紀錄片開拍后他收到一封郵件，向他們透露目前尚有一位幸存者威廉·班尼菲爾德，已經98歲了，住在加拿大。最終，電影《里斯本丸沉沒》采訪到了三位老人。遺憾的是，他們都于2020年離開人世，并未看到這部電影的上映。

電影《里斯本丸沉沒》的歷史顧問托尼·班納姆近日也來到北京參加了影片首映式，方勵感謝他，表示如果沒有托尼，就不會有《里斯本丸沉沒》這部電影，“托尼在20年前寫了一本《里斯本丸沉沒：英國被遺忘的戰時悲劇》，他為這本書做了好幾年的調研，電影《里斯本丸沉沒》就是從他的書開始繼續深入挖掘完成的。他沒有收我一分版權費，我一直跟托尼講，我們是在接力，他用文字跑第一棒，我用影像沖了個線，所以我以他的書名，做了影片片名，我們都是為了把這段被湮沒的歷史挖掘出來，讓世人知道。”

托尼表示，當方勵找到他說要拍電影時，他難以置信，因為涉及的人數這么多，戰俘們的故事又大多是發生在看不見的船艙里面，電影如何呈現，托尼不能想象。

方勵坦承，“他說的是對的，確實挺難的。”首先，就是搜集資料，2018年，方勵自費在英國三大報紙《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和《衛報》上登“尋人啟事”，尋找1942年里斯本丸號沉船事件中的親歷者和他們的后人，結果找到了380多個戰俘后人。之后的兩年，方勵都在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采訪這些家庭。在接受BBC采訪時，方勵說：“我在英國街頭采訪的時候，根本沒有人知道‘里斯本丸’這件事。這讓我不能釋懷，那些年輕的生命從此葬身海底，而且是在我們的家門口，如果不做一些事情，我寢食難安。”

從2016年開始至2024年影片上映，方勵為《里斯本丸沉沒》耗時八年，所以，方勵坦承自己何以成為影片導演，首先是沒有導演可以八年只忙這一部電影，“第二就是誰也不知道這個電影咋弄，我也不知道，是摸著石頭過河，所以我一直說我就是個臨時工。”

方勵在探尋真相的過程中，奔走在中、英、日、美、加多國，查找不同視角的歷史記錄，查缺補漏抽絲剝繭，并通過130余位幸存者后代的講述，以其“理科生”的思維，用嚴密的邏輯拼湊出了完整歷史真相。方勵透露，此次電影中的素材只用了全部素材的20%，而為了尋找親歷者后代，方勵和團隊也是想盡辦法，比如他們想尋找到當時日本船長的后人，最終求助于私人偵探社才找到地址，方勵笑說，“他們效率很高，一個月就找到了。”

電影《里斯本丸沉沒》將幸存者和那些后人的講述，與動畫制作、歷史資料相結合，力求真實地還原“里斯本丸”號沉船過程與船艙中堪稱“地獄般”的經歷。歷史的碎片就這樣一片一片被撿起，方勵運用了大量的數字講述故事，從船體結構、船艙盟軍戰俘人數到沉船坐標，每一個數字精確到分厘，為觀眾揭秘了那組坐標數字的背后的意義，并將沉船中1816名戰俘的故事與歷史真相公之于眾。

方勵在電影中嘗試了動畫、插圖等形式，因此使得這部紀錄電影畫面毫不枯燥單一，方勵坦承影片中還原歷史這部分，他做了四年，“真的是腦袋都大了。”

方勵介紹，首先，真人表演肯定不可能，因為真人怎么表演也演不出來。“第二，我們資金有限，無法像劇情片那樣拍攝，那會耗費幾個億的制作。我們就想到了用動畫呈現，第一個階段想得非常高大上，我們選了9位軍人的照片，請央美雕塑家雕成三維的立體雕，然后用光學掃描，再數字建模，有了三維模型以后，我們有兩個方向可以走。一是嘗試采用最先進的動態捕捉技術來制作電影，為此投入了近半年的心血。然而，最終的效果卻讓人失望，因為動態捕捉的表演無法復制歷史的真實感，我們只好放棄了這一方案。

隨后，方勵他們又轉而采用全三維數字建模的方法，但很快發現如果完全依賴手工繪制，所需的工作量將是巨大的，“可能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完成。為了加快進度，我們決定先利用三維技術制作動畫，然后再將其渲染成二維效果。然而，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動畫的標準幀率是每秒12幀，而電影的標準幀率是每秒24幀。在緊張激烈的戰爭場景中，我們希望鏡頭能夠快速移動，給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但卡通化的人物動作卻吸引了觀眾的全部注意力，這與我們的初衷相悖。在動畫制作上，我們耗費了一年半的時間和數百萬元的投資，但最終這些努力也付諸東流。”

最后，方勵他們想到一個方法，就是天、海水、軍艦都是用電腦特效，但是人不動，“這樣就為觀眾營造了一種氛圍，而非單純展示角色的表演。經過一年半的實踐，我們確信這種方法是有效的。因此，電影中的歷史場景采用了電腦特效、動畫和插圖相結合的方式，以期達到最佳效果。”

講的是人的故事 傳遞的是人類共同的情感和價值

托尼博士表示，這部電影之所以能打動人，是因為它講的本就是一個“人的故事”：“我們都是人，情感、價值觀是相通的。”方勵也表示，電影雖然是再現那段歷史，但影片70%到80%講的是人的命運和情感，“有很多人問我拍這部電影最大的動機是什么，因為我們是人類，情感就是一切的動機。”

如果不是接受方勵的采訪，幸存者丹尼斯·莫利從未和孩子提起過70多年前那場海上噩夢，“丹尼斯·莫利的女兒跟我講，如果不是我去采訪他爸爸，她都不知道爸爸身上發生過這么大的事。歷史就是這樣，你不去動它，就塵封在那里。”

影片中有一段畫面是方勵在聆聽了一段令人心碎的故事后，情緒難以自抑，暫時離開房間，去外面抽根煙以平復心情。這段情節是方勵采訪一對兄弟，他們的大伯被帶上里斯本丸號時年僅22歲。哥哥說：“大伯生命中的最后一封信，是寫給我們父親的，而那時父親還只是一個不到五歲的孩子。大伯在信中將母親和家庭的責任托付給了年幼的弟弟。這封承載著深情與責任的信件，被我們的父親珍藏了40多年，一直放在他的錢包里。父親給我起的名字，就是大伯的名字，他想用這樣的方式懷念哥哥。”

而在采訪收集素材的那些日子，每天的所見所聞對方勵來說都很“虐心”。方勵說自己曾在倫敦的帝國戰爭博物館聽那些當事者生前錄音，“有一位叫侯森的士兵，他通過敲摩斯密碼的方式給其他船艙傳遞消息。在船體傾覆時，他聽到了周圍同伴的哀嚎和求救聲，絕望的時刻，他卻突然聽到了從船艙深處傳來的歌聲。聽到這里我瞬間淚目，那首歌是那些在船艙中等待命運終結的人們最后的絕唱，他們帶著無盡的遺憾和不舍，緩緩沉入海底。”

去年8月，方勵在倫敦做了一場試映，“電影里，有一位年邁的老先生，他深情地回憶起當時他的父親曾給他母親寫過的信，那是一封穿越了漫長三個月才抵達的信件。在倫敦的試映會上，這位老先生帶著他的家族一共八位親人，一同出席。然而，今年3月，這位先生去世了，這讓我感到非常悲痛。然而，我同樣感到欣慰的是，在他還健在的時候，通過這部電影，他得以了解他父親當年所經歷的一切。”

中國漁民的義舉值得被銘記

影片中，幸存者威廉回憶，當他在水里已經絕望時，一束光打過來，這是中國漁民向他打來的光，他被救了上來，語言不通的漁民拿著一把刀，“我很害怕，結果他是用刀砍了蘿卜給我吃，補充體力。”方勵說，威廉搞錯了，其實給他吃的不是蘿卜，而是當地的白番薯。

82年前，舟山的漁民們展現了非凡的勇氣和人道主義精神，營救了里斯本丸號上的盟軍戰俘。在將這些戰俘救上岸后，他們毫不猶豫地拿出了自己家中本就稀缺的食物和衣物，為這些戰俘提供了溫暖和飽腹，這些在他們看來，不過是人之常情，再自然不過的舉動。然而，正是這些漁民的無私救援，為那些在里斯本丸號上經歷了煉獄般磨難的戰俘們帶來了重生的希望。

在盟軍戰俘被救上島的第二天，日本侵略者全副武裝來到島上搜人，盟軍戰俘們決定主動離開，因為“如果不走，他們就會殺死島上的漁民”。離別之前，戰俘們不僅將漁民的衣物歸還，還留下了珍貴的信物，這些信物也被舟山漁民保護至今。

方勵認為，舟山漁民當年的義舉鮮少被世人知曉，除了那段歷史一直被掩埋之外，也跟舟山漁民的美好品質與人性光輝有關。“我在采訪當年參加救援的漁民后人時，他們說，父輩們每每提起當年那場救援時都說，我們只是做了該做的事而已。而那些盟軍戰俘的后人說起那段歷史，都對舟山漁民表示感謝和致敬。這些俠義勇敢又低調淳樸的舟山漁民先輩，應該被記住，他們的美好品質也必將被繼承和傳遞下去。”

2019年，方勵在東極島發起“向父親告別”活動，這在電影中也有所展現，也是影片的一大淚點。一些盟軍戰俘的后人來到東極島，向長眠于這塊海域之下的父輩告別，“從東極島回來，我又帶他們來到北京，去了長城、故宮。其中一位后人叫杰夫，他沒有見過父親，父親去世時他只有兩歲。杰夫離開首都機場的時候，給我寫了一封感謝信。他特別強調寫這封信的時候，他還在中國的領空。他說自己是第一次來中國，沒想到中國如此現代，中國百姓的友好讓他永生難忘，所以他一再強調：‘我是在中國的領空給你寫這封信，向你致敬，向中國人致謝。’”

2020年8月6日，林阿根老人去世，許多盟軍戰俘的后人都發來了唁電，致哀的同時也再次感謝他當年的義舉：“他為世界留下的遺產，包括勇氣、英雄主義和一個人在面對人類最惡劣的暴行時所能施予的善。”

掉了不少頭發，老了不少 但是心情特別愉快

方勵被朋友們評價為“電影瘋子”，為了這部電影付出那么長的時間，還賣房、借錢。但方勵不覺得自己有多“偉大”，“錢就是拿來花的，你不花，錢有啥價值呢？做這個電影主要是后面遇到了疫情，我的資金鏈斷掉了，還有別人欠我的錢還不了。我現在沒有一處自己的房子，但它不是個事兒。生命太短了，一轉眼就過完。什么是最大的成功呢？就是你天天都是快樂的，這個快樂是怎么來的呢？是你遇到對的人，做有趣的事兒，這就是非常成功的。這八年我掉了不少頭發，老了不少，但是心情特別愉快。”

讓方勵有些遺憾的是，他原本希望利用所有的素材做一個虛擬的紀念館，但因為沒有了資金，只能擱淺這個項目，這也意味著還有80%的素材沒有公之于眾。

影片歷時八年拍攝完成，方勵好友感慨萬分：“很多人聽到這個故事可能就是唏噓，然后就過去了，但對于方導來講，這件事成了他的執念，他花了這么多時間付出這么多代價，就是為了完成執念。這部是他守護的‘藝術品’，是他親自搶救下來的。”

方勵表示，這些年自己之所以能堅持，是因為這個故事中的每個人都觸動了他。“我們的先輩有如此英勇的行為，戰俘們經歷了那么多苦難，相比之下，我所做的微不足道。我們有責任將這些故事呈現給世人，讓更多年輕人了解。只有我們共同銘記歷史，感同身受，世界才會變得更加善良、光明和充滿希望。”

（供圖/勞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