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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抵達和記錄本身就是意義 ——那些記者筆下的行走和遠方
      來源:文匯報 | 付杰  2024年09月07日09:41

      在旅行寫作中,除了專職作家,記者也是重要的一個群體,如英國的簡·莫里斯,再如近年來中國的劉子超。記者不僅是記錄者,還是行走者。他們擁有敏銳的眼光和強烈的感知力,身份的便利讓他們得以快速切進不同的國度和多元的文化中,將所見所聞和所思所想訴諸筆端。

      《尼羅河開始流淌》《邊界的誘惑》《斷裂與新生》這三部游記性質的作品,分別講述了非洲、前南斯拉夫、印度這三個不同地區的風物與人情、歷史與當下。三本書的作者都是記者,因緣際會下踏進這些國家的現場,近距離考察不同的風情與文化,并以歷史審視現實,用現實碰撞思想,留下了一篇篇兼具感性溫度和理性思考的文章。

      土地不朽,向往明天

      2018年4月,呂強以《人民日報》非洲中心分社記者的身份,前往這片陌生的大陸。在非洲1123個日夜里,他帶著好奇的目光、熱情的姿態和探索的精神,前后踏上了30個國家的土地,親身感受每個國家的風土與人情,并在景觀與風物的表象下,描述了這個摻雜著荒蠻與文明的高原大陸,挖掘這片土地上的厚重歷史與多元文化。

      在這場三年多的行走中,呂強將自己定義為旅者、拍者和記者。讀他的文章,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足跡的擴散,更是思想的漫游?!赌崃_河開始流淌》向我們展示了非洲真實而復雜的樣貌,呈現了一個融合古老與現代、貧瘠與豐饒、痛苦與榮耀的多彩大陸。正如作者所說,非洲不該只被當成“野生動物園”和“落后博物館”,也不應該被固定在蠻荒、貧窮、苦難的刻板印象里,它也可以無愧悠遠文明,也可以擁抱美好明天,而他的這些文字讓我們看見非洲的多元性,得以一瞥這塊大陸的風物與人文、苦難與希望交織下的歷史、當下與未來。

      這本書的寶貴之處在于,作者并沒有帶有文化中心論的視角,而是以平等的姿態看待非洲大地上發生的一切,與當地人和當地文明真誠地對話。比如,他講述了盧旺達對種族災難的反思,每家每戶都會為1994年大屠殺中的遇難者點亮一盞燈,黑夜中猶如滿天的繁星,匯聚成一條璀璨奪目的“人性的銀河”;比如塞內加爾的非洲復興紀念碑,寄托著非洲追求文明、進步和繁榮的美好夢想;再比如南非運用傳統的烏班圖精神促進“真相與和解”,完成不同種族之間的包容與和諧。

      呂強同時也提醒讀者,是時候摒棄自以為被文明嬌慣過的孤傲,好好和那些新文明面貌深切交談,這片暗涌著欲望與放縱的土地,不僅擁有著世界上最長的河流和裂谷、最大的沙漠和盆地,還有太多未被發掘的認知和情感等待著我們去了解。正如作者所說:“掙脫苦難、尋求希望、擁抱生活,這片土地上的向往,和土地一樣不朽?!?/p>

      愛與理解,為誰所隔?

      年初讀了來自前南斯拉夫的克羅地亞裔作家杜布拉夫卡·烏格雷西奇的《多謝不閱》和《疼痛部》,她的作品融入了流亡敘事、身份認同、戰爭政治等議題,但由于我對前南斯拉夫和巴爾干半島欠缺了解,對其中的表達總有種“隔靴搔癢”的感受。此時,這本《邊界的誘惑》走入我的視野,落地了我對前南斯拉夫的想象,也補全了我對前南斯拉夫的認知。

      除了青年作家這個身份,作者柏琳還曾是一名主流媒體資深記者,對巴爾干地區很感興趣,也頗有研究。正如副標題“尋找南斯拉夫”所示,作者的行走最終還是為了尋找那個已經不復存在的南斯拉夫,曾經的“世界主義的烏托邦試驗場”。至于為什么要只身前往前南地區,除了緣于作者深刻的童年記憶,如觀看《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這部電影、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和中國大使館被炸事件,也源于曾經身為記者時對彼得·漢德克的深度訪談,這讓她產生了對這個世界的疑問,而這個疑問集中地指向前南地區——“愛與理解,如何被人為的邊界所隔?”同時以“行走”代替“鉆研文獻”的方式,也是因為她想要身體力行彼得·漢德克的主張——“我在觀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憶。我在質問。”

      作者游歷了前南斯拉夫的主要城市,如貝爾格萊德、薩拉熱窩、盧布爾雅那、薩格勒布等,挖掘出一座雕塑、一棟建筑、一條河流,直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所隱藏的厚重歷史。更重要的是,作者還與當地人進行了有效交流,既有大學教授、作家、出版人士等知識分子,也有理發師、退休老兵、出租車司機等不同群體,從多個角度了解他們對前南斯拉夫的態度,不斷豐富自己對巴爾干半島的認知。

      需要說明的是,這本書所具有的學術性和思辨性使其注定不是一部輕松愉快的游記,正如作者所說,這本書是“把前南斯拉夫作為凝視對象,以非虛構寫作為通道,對實質上是諸多觀念的難題進行的一系列思考”。也即,在美麗的風物之外,作者還在觀察、理解、感受、回憶和質問:表面上,是什么導致了南斯拉夫的崩解;本質上,則是為什么不同的族群之間會筑建起高墻,生長出邊界?

      作者還說道,“在局外人和當事人之間,在外部進入者和主體經歷者的角色之間,一定站立著一個邊界上的人”。她正是這樣一個站立在邊界上的人,以外來者的身份闖入了巴爾干的迷思,在頻繁穿越地理邊界和歷史邊界的過程中,既融入其中又抽身其外,試圖給出自己的解釋。本書無疑也是一次打破邊界的嘗試,通過身體在場和思想在地,試圖恢復人與人之間的真實聯結,重建過去、當下和未來之間的脈絡。

      一面鏡子,一把標尺

      在我國的互聯網文化中,印度被打上了各種標簽,如頻發的火車事故、奇葩的閱兵姿勢、臟亂差的生活環境,甚至讓人怵目的惡性暴力事件。這些標簽強調了印度的某些面向,進而給國人造成了牢固的刻板印象,遮蔽了我們對印度的真實認知。從另一方面來講,印度民眾對中國也存在很多偏見。兩國一衣帶水,彼此卻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017年9月至2021年1月期間,新華社記者張興軍擔任該社孟買分社首席記者,零距離接觸了印度社會的方方面面,從政治選舉到經濟發展,從民眾生活到民間風俗,寫下了多篇文章,形成了《斷裂與新生》。這本書以孟買為中心,講述了“一位中國記者筆下的印度日?!?,是對印度的一次“祛魅”,呈現了一個全面的、鮮活的、真實的印度。

      從內容來看,本書主要分為五大部分,各自描述了印度社會的某個領域,將印度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樣貌展現了出來。難能可貴的是,作為新華社記者,作者并未在宏大敘事上多著筆墨,而是貼近印度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與外賣員、汽車司機、街頭小販等不同的群體打交道,去觀察他們的柴米油鹽和喜怒哀樂,以小見大、由表及里,呈現了一幅充滿人間煙火氣的印度風情畫。

      中國與印度,同為兩個世界性大國和區域性強國,在眾多領域既是合作對象,也是競爭對手。每當發生摩擦之時,兩國對彼此的刻板印象,更是加劇了敵對情緒。因此作者將這些文章結集出版,理由主要有兩個:一是國內民眾多帶有“獵奇、調侃”的心態看待這個鄰居,對其認識不夠真實和客觀;二是不同于西方人的著作,這些文章是從中國人的角度看待印度,“更能符合想了解印度的中國人的需求”。

      我國和印度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都有悠久的歷史、龐大的人口和巨大的發展潛力,因此在國情、社情、民情上更為接近。某種程度上,印度也是我們的一面鏡子,投射著我們的過去,也映照著我們的當下,正如作者所說,國人如何認識印度,意味著我們如何用自己的眼光認識他人,認識世界?!跋袷且幻骁R子,又像是一把標尺,能否用一種成熟的心態、客觀的眼光看待這個鄰國,也是國人能否成熟、客觀地認識世界并正確看待自身崛起的映射?!?/p>

      與前兩本書相比,本書的游記性稍弱,新聞報道的屬性更濃一些,廣度有余,厚度不夠,但不管如何,它為我們認識印度、理解印度提供了寶貴的參考,也讓我們看到這個國家在奇葩之外的正常、魔幻之外的現實。

      從非洲高原到巴爾干半島,再到南亞次大陸,三位記者展開了一場身體和靈魂同時上路的豐沛的自我革命。減卻額外的包袱,將行走這一體驗“形而上”,也就更能窺見行走的奧義。呂強在他書中的一句話也可以作為這三本書最好的注腳——“抵達和記錄本身就是意義”。

      正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古今中外,多少思想都在行走中誕生:孔子周游列國,李白遍行南北,徐霞客跋涉萬里;人生如曠野,康德、叔本華、尼采等哲人王也莫不偏愛散步與漫游。盧梭在《懺悔錄》中曾說過,“獨自徒步旅行的那段時期,我感到從未如此完整地存在過,從未如此徹底地生活過,從未如此淋漓盡致地做我自己,如果我能夠這樣表達的話。”是的,行走就有這種魔力,它對人的身體和精神具有重要的療愈作用,可以由內而外地改變一個人、形塑一個人。除了內在的升華,行走還有助于我們看見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去更好地理解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感受外部世界或微小或浩瀚的脈動。

      這三本書也可以視為三位記者各具氣質的私人寫作,融入了他們對世界不同區域的社會與文化、歷史與現實、他者與自我等問題的思考。在這些真誠的記錄里,“世界”在遠去,“參與”在消失,難能可貴的是,那些細致入微的體察不會停止,那些溫和有力的文本也沒有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