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歌：在愛丁堡談英文寫作
炎熱的8月，剛結束在成都蒲江明月村的駐留項目，返回英國沒幾天，顏歌便趕到愛丁堡國際圖書節，和瑞典作家安杰伊·蒂奇（Andrzej Tichy）一同分享創作短篇小說的感受。一年前，顏歌的短篇小說集《在別處》（Elsewhere）由英國老牌出版社費伯出版社出版。這部短篇小說集是顏歌首次用英文寫作的文學實驗。作為同樣在異國他鄉生活，對“身份認同”感到疑惑的亞裔女性，我被顏歌的坦誠、清晰和果斷吸引。
顏歌在愛丁堡國際圖書節。顏歌198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2015年開始定居愛爾蘭都柏林
寫短篇小說像是進行快速約會
顏歌年少成名，代表作包括《關河》《良辰》《異獸志》和“平樂鎮三部曲”《五月女王》《我們家》《平樂鎮傷心故事集》等，她的近作、長篇小說《平樂縣志》于2023年10月在中國出版。
分享會上的顏歌一如往日般大方得體，還帶著點兒幽默。“這是我用英文寫的第一本書。我之前一直用中文寫作，主要寫長篇小說。我嘗試用英文寫作，在某種程度上，這似乎可以緩解我作為一名中文作家的中年危機。回想起來，這有點天真。當時的我并不想安于現狀，想進行不同的嘗試。我用英語寫作，寫不同的短篇小說，這些小說不僅內容不同，風格也不同。我經常開玩笑說，我像是在進行快速約會（speed dating）。在擺脫了某種長期關系后，我也想試試這個。但我很快意識到，我的想法有多么天真，因為我發現，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有著本質的區別。”
《在別處》中包括九篇短篇小說，這九個或詼諧或奇妙的故事，發生地從中國到愛爾蘭都柏林，從倫敦到斯德哥爾摩，既有當代的，也有古老的，既有真實的，也有超現實的。和寫長篇小說相比，顏歌表示寫短篇小說并非是一件舒服的事情，甚至要困難得多。“我覺得短篇小說其實更接近詩歌，而不是長篇小說。如果我必須對它進行總結的話——當然進行總結本身是有點反文學的。但從根本上來說，一部長篇小說，無論是對于作者還是對于讀者，都會讓對方沉浸進去。面對一部長篇，剛開始，你總會有點手忙腳亂，但是，到了中期，你就會發現，小說像是到達了某個點，在這個點上，它就會順從你，然后，你就會穩定下來。而短篇小說呢，我認為它們總是在挑釁著你，會令人無法安頓。它永遠不會給你那種感覺，比如，滿足感。”
顏歌目前在用英文創作長篇小說《目的地酒店》（Hotel Destination），這部作品的英國、北美版權已經售出。顯然，長篇小說似乎更能讓顏歌游刃有余，即使是英文的。顏歌在分享會上表示，“對我來說，短篇小說創作是一種不同肌肉群的鍛煉。”她繼續解釋，“我不覺得我可以自豪地稱自己是一名短篇小說家，我只能算得上是一名短篇小說愛好者。我讀了很多短篇小說，我試著寫一些。但我覺得我的寫作方式，從根本上來說，還是長篇小說式的，這一點在我的短篇小說集《在別處》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就是書里面的短篇其實都是比較長的短篇。我感覺我沒有寫真正意義上的短篇小說。”
顏歌坦言自己寫的短篇小說可能有點“差勁兒”，但她是短篇小說的“死忠黨”，并用“great”來形容寫這種類型的小說的心情。她說：“從很多方面來說，寫好短篇小說要難得多，因為它總在挑戰你，你總得改寫，你不得不這樣做，因為它從頭到尾都具有抵抗性的，它從不屈服。并且，你必須在寫作中與這種不安感斗爭，要以某種方式駕馭它，又要保持那種不安感。我覺得這是一次有趣的旅程。”
用英文寫作，感到“孤獨”
顏歌一度很排斥英語寫作，認為她的文學創作的語言只能是中文。她曾表示，在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英語無孔不入，而用中文寫作，是她抵御英語入侵的最后堡壘。她甚至說：“我永遠不會用英語作為我的文學語言。”不過，2016年，顏歌開始用英文寫作，作品發表于《愛爾蘭時報》和《刺人虻》等媒體。她在分享會上解釋為何會發生這樣的改變。
“從根本上說，因為我被英語逼得走投無路了。我在英語環境中生活，所有的事情都用英語……有一天我在都柏林，我試著寫一個故事，這個故事發生在都柏林，是在英語環境中發生的，我意識到，我必須用英語寫這個故事，因為用中文寫的話，很多地方需要翻譯，而我的翻譯能力很差。從那時起，我有了更多只能用英語才能寫出來的故事。我不得不成為一名英語作家。這個身份和用中文寫作的身份有所重疊，因為兩者都是作家，但兩者又有許多不同。最開始，用英語寫作令我感到興奮、奇妙，特別是在創造性方面對我提出了挑戰，讓我這個正在寫作上經歷中年危機的作家煥發出新的活力。”
“這很有趣，也很痛苦，因為你不得不在這門新語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最讓我感到恐懼的是，我無法看清我的讀者。當你用母語寫作時，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你生來就使用這種語言，你用這種語言寫作，你的寫作對象是你的國人，他們與你有著相同的語言、相同的文化和文學背景等，所以你們就像是在同一個池子里，可以相互交流。而當你用不同的語言寫作時，你就離開了這個池子，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環境。你表面上是在用別人都能理解的語言進行創作、交流，但語境已經完全改變。當每個人開始作為寫作者寫作時，她或多或少是在面向讀者寫作，這些讀者不一定是某個真實的人，但他們非常重要。而我在英語寫作中沒有這種感覺。當我和我的經紀人一起整理這本短篇作品集時，我想，誰會讀這本書？我們是否應該在故事結尾附上一張十英鎊的紙幣……這樣人們就會覺得會有收獲？”
雖然有很多困惑，但面對剛啟航不久的英文寫作之路，最好的答案也許就是堅持做自己。顏歌很釋然地表示：“在某種程度上，這對我來說也許是一種來自上天的饋贈，比如，這種‘孤獨’的感覺。我想這也是我離開中文寫作時想要的：我想‘獨自一人’。這就是我現在的處境，雖然這并不怎么令我感到愉快。”
寫作是自然而然地發生
當安杰伊·蒂奇提到從邊緣寫作時，顏歌認為兩人都是從他們所處的環境進行寫作。她表示：“這一切就這么自然而然地發生了。我認為，什么可以寫進文學作品，什么是怪誕的，什么是優美的，這一切都與特定語言、文化和文學傳統所認定的中心有很大關系。我在寫作時做出的選擇或多或少都是在渾然不知中做出的：我想保持這種方式。無論已經寫了多久，我都希望一切都能夠自然而然地發生，這有點像是直覺。
“我覺得我們在這里談到的很多東西，都和文化偏見有關。《在別處》的開篇故事叫《小房子》, 其中有一個情節故意迎合人們的刻板印象，即認為中國人愛吃奇怪的東西。我拿這一點使勁做文章，以一種非常夸張的惡作劇的方式，讓閱讀的人感到難受……在想象的世界里，在想象的讀者面前，我認為感到難受就是讓他們開始自我審問的一部分：你從哪里開始難受的？你站在這個地方，我猜這是你的世界的中心，你是否愿意換一個角度去看、去理解、去試著感同身受，而不僅僅是厭惡和心煩意亂？總之，在某種程度上，我呈現那些怪誕的圖像是為了挑戰讀者，讓他們思考，這到底是一種生理反應，還是一種文化偏見。”
“我認為這也是文學的作用。我想到了我最喜歡的法國哲學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一個著名的觀點，他認為所有的文學作品都具有政治性，因為政治將動物的喊叫與人類的聲音區分開來……我認為文學也是如此。文學改變了我們的視角，讓我們看到以前被認為是邊緣的東西，并思考為什么會有邊緣。比如，我們如何認定歷史、政治、經濟的中心？我們又如何將其顛覆？或者我們如何建立一個新的中心？我經常思考這些問題，因為我是一個福柯主義者。我經常思考這些問題，但同時，我也盡量不去在寫作的時候思考這些問題。”
“我永遠是一個局外人”
在分享會的提問部分，有觀眾提問顏歌：所生活的不同國家、文化是如何影響她的世界觀的？顏歌回答，她的經歷自然而然地成為她的認知的核心，她需要跳出自己的軀殼，去認真審視，才能理解這一點。
她說：“近年來，我一直在思考，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間，我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能回到中國。然后，我自然而然地感到非常內疚，因為這就像是，我放棄了我的精神故鄉。我開始焦慮，開始內疚，我試著想出某種理論來安撫自己。”
顏歌從“身份認同”這里獲得了一些療愈。她解釋：“當我們談論身份時，它不應該是單一的，它應該永遠是多重的。因為我們都有多重身份，比如，我是一個母親，我是一名作家，我也是我自己。也就是說，你具有各種各樣的身份，即使你只用母語寫作，只在你的祖國生活。當你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在不同的語言之間切換時，這種變化就更會發生。所以，如果說我從我的經歷中學到了什么，那就是我已經逐漸接受了這種永遠的焦慮和內疚。身份就只是一種嗎？它真的是多重的，必須是多重的，并且，它也是變化的。我們無法真正確定什么，我們不能下結論，‘哦，那么顏歌，一個來自中國的作家，現在怎么樣……’因為我們都在不斷地改變，我們的觀點在不斷地改變，我們在不斷地與世界和我們周圍的人進行互動。這就是有趣之處。從根本上說，我認為文學的存在，或者說我們的寫作，就是為了抵制把這種把事情固定下來的沖動。”
“我們拒絕被束縛，這就是我們寫小說的原因。如果非要說它是如何影響我的世界觀的，也許就是這樣。我覺得我的世界觀就是： 沒有世界觀。我一直都想變得更有好奇心，也許這更像是我從一個康德式的人轉變成了黑格爾式的人。我總是喜歡展望未來，試圖理解現在，并走向未來，而不是回望過去，去尋找什么絕對真理。當我踏上我的旅程時，我想，尋找絕對真理的想法已經離我而去。我想，我永遠是一個局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