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丹丹《南有嘉魚》：“親密關系”及其倫理的書寫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個急遽變化、充滿不確定的年代，人類的“親密關系”也莫能例外。文學關于“親密關系”的書寫，從古典時代、神圣時代、世俗時代進入到現代、后現代時代。尤其是在繽紛復雜的當下，“親密關系”的神話在不斷建構的過程中也在不斷地自我解構。自我解構的途中，又試圖重新建構其神圣性的精神向度。黃丹丹的短篇小說《南有嘉魚》就是當下“親密關系”及其倫理的審美建構。
首先，《南有嘉魚》的小說命名不落俗套，別具意味。讀者閱讀伊始，想到的可能是一個令人期待的其樂融融的家庭氛圍。然而，隨著小說敘述的展開，古典詩詞里的“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中呈現的樂陶陶、樂悠悠、樂平安、勸滿觴的溫馨場景并沒有出現，反而被擰巴、別扭甚或齟齬的家庭氣氛所代替。小說以鄭家瑜和鄭家亮一對雙胞胎姐妹的人生故事所展開，她們之間的關系從別扭、緊張、猜忌到最終消除誤解，重歸于姐妹溫情的過程。從敘述基調上看，小說并不是反諷的敘述，而是對家庭親密關系的正面建構。小說的結尾“我和小瑜像兩個逃學的小孩似的，撒開腳丫奔跑在春夜的新城大道上。”文本敘述曲終奏雅，實現了“南有嘉魚”“鼓瑟吹笙”親密關系的書寫意圖。作家在一個神圣性零落成泥的時代，建構親密關系的正當性、神圣性。小說借文本親密關系的敘述，發出了深沉的生命追問與重新回歸親密關系的價值姿態。
其次，小說對親密關系的審美書寫意蘊豐贍，主要體現在雙胞胎姐妹關系（鄭家瑜與鄭家亮）、爺爺和雙胞胎姐妹的祖孫關系、父母與雙胞胎姐妹的關系、父母之間的夫妻關系，“我”和兒子蟈蟈的母子關系，“我”和丈夫之間的夫妻關系以及婆媳關系等等。小說中的親密關系主要體現在血緣倫理的親情關系以及夫妻兩性、婆媳的非血緣關系倫理及其現實情狀的復雜糾葛中。“既生瑜何生亮”是小說的開篇，揭示了鄭家瑜和鄭家亮這對雙胞胎在成長過程中復雜緊張對峙的姐妹關系。她們從生下來就被人為地分開，之后不同的成長環境與命運軌跡造成了她們關系的隔膜與裂隙。姊妹情深的血緣倫理被現實的境遇不斷消解，與傳統的倫理溫情相去甚遠。爺爺對“我”的平淡與對鄭家瑜的在乎和重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僅僅是因為“我”跟著父母長大，而鄭家瑜跟著爺爺奶奶長大？為何要將雙胞胎姐妹分開養育？是什么導致了親姐妹關系的變異？隨著敘述的漸次深入，伴隨著姐妹關系主線的其他血緣關系也逐漸顯露出真實的面目。爺爺對雙胞胎姐妹表面上的厚此薄彼，鄭家瑜和爺爺奶奶的特殊感情，鄭家瑜和父母之間的關系的乖異，“我”和姐姐鄭家瑜的貌不合神亦離，以及“我”和兒子之間的親子關系、“我”和父母之間的微妙關系等等，都在短篇小說有限的篇幅里得到了擘肌分理的摹寫。親密關系的血緣、親情及其倫理的糾纏、異變都其來有自。這里不僅僅有時代思想語境的原因，更有親情倫理內部的情感邏輯。通過親情倫理關系的真實書寫，小說揭示了家庭倫理內部“匱乏”“缺席”的愛，需要更真切的愛的救贖、理解與溝通。除了血緣關系之外，小說也揭示了夫妻兩性之間的婚戀以及婆媳等非血緣的“親密關系”及其倫理。這一切都是親密關系中非血緣倫理的另一面，它們聚焦的是情愛倫理、家庭倫理的日常或裂變。它們都經歷了溝通不暢、相互怨恨、情感疏離到相互理解、彼此懂得的過程。在這一敘述呈現過程中，多維關系的真切描述，見出了作家的敘述功力與對生活的深度認知，同時也見出了作家對理想親密關系重塑的敘述倫理——期待用文學的方式建構起融洽、和諧的親密關系。
再次，《南有嘉魚》體現了較好的藝術完成度。黃丹丹寫散文、寫詩歌，在語言的錘煉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礎。好的小說必然需要好的語言。這篇小說的語言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簡潔清朗。無論是敘述語言，小說中人物的語言，都很簡潔清晰、不枝不蔓、明快暢然，這也比較符合當下輕逸化的審美書寫潮流。小說的敘事節奏也比較輕快，小說盡管寫出了人性的復雜和人心的幽微，但讀起來并不滯澀。除此以外，這篇小說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地域文化元素的有機嵌入，豐富了小說的文化內涵。小說中的博物館、護城河、古城門以及古壽州的鑼鼓、鼓書、舞龍以及周邊地域的文化景觀、人文掌故等自然融洽地構成了小說中人物的生存背景與歷史景深。這些帶有地域文化色彩的敘述有效地避開了同類題材的同質化書寫，從而讓壽州的小城風貌、生活韻味、歷史文化內涵躍然紙上。黃丹丹將親密關系的審美書寫落地于壽州這座歷史文化古城，不僅僅豐富了小說的審美內涵，也寄寓了作家內在的生命感受與對故土的深情。
評論家楊慶祥曾言，未來的文學書寫，“親密關系”是其中重要的主題面向。這樣的判斷當然是基于欲望化、碎片化、快餐化、泡沫化以及后疫情時代親密關系及其倫理的裂變作出的。現代或當下的“親密關系”因為出現了大量的問題或癥候，才愈加被文學敘事所關注。作為文學敘事的小說或其他文體不能僅僅成為這種現象的旁觀者，如何以文學的微光敞亮那些晦暗的角落，則是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
（作者系安徽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