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料與闡釋》第十輯：一十三年十卷書
《史料與闡釋》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現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的一個成果（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意向策劃于2007年，正式創辦于2011年，依靠了學校“985三期”“雙一流”學科建設的經費資助，磕磕碰碰堅持了13年，如今一共編輯出版九輯，第十輯也問世在即。敝帚自珍，同仁們希望我為第十輯寫幾句話。雖然只有區區十卷書，十幾年過去了還是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規模，不過我們——不僅僅是我們學科的同仁，還有學界從事史料研究的朋友們，都很認真地哺育它、撫養它，為它付出了心血和辛苦。現在主持這項工作的兩位負責人都向我提出邀約，我想，只能是恭敬不如從命了。
起初的計劃中，《史料與闡釋》是一個不定期的現代文學史料研究成果的結集，現在仍然是這樣。說是它的特點，也是它的弱點。首先是不定期，原則上我們集稿成熟一本出版一本，不急于追趕出版周期，因為體量大，一本集刊差不多達到50多萬字的篇幅，邀集到好稿不甚容易，何況出版周期過長，許多稿子不得不中途退還，轉發他刊。但是這樣也慢慢地凝聚起一批不那么急功近利，愿意做長期研究規劃的朋友，他們寫稿并無急需達到的功利目的，只是為學術積累而做研究，而蒐集資料。他們給《史料與闡釋》長期投稿，沒有什么功利企圖；而我們手里攥著這些心血之稿，也沒有心理負擔。因為雙方都是出于互相信任和學術興趣，走到一起來了。其次是自我定位。《史料與闡釋》開始就定位于一本不定期的學術集刊，它不是期刊，更不是高校評價體系中的核心刊物。這也許會使很多在高校里疲于內卷的學人不屑一顧，也無暇顧及，反過來，我們也省去了許多不得不面對的人情稿。潛心做史料研究，本來就是寂寞的、個性的、細瑣的、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既不必成為朝市之顯學，也不必成為趨時之俗學。以刊登文獻史料為主的書刊，唯有求真，唯有做實，樸樸素素，信服于人，便是正道。所以在《史料與闡釋》創辦之初，我就不指望它成為理論建構的巍峨大廈，去承擔傳播真理之千秋大業，只要能刊登一些扎實可信、分量充足的材料，能做到認真發掘史料、輯錄佚文、整理目錄、考辨文獻、編制年譜等等，足矣。用當年傅斯年說的俏皮話，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不過傅斯年還有一句話更為要緊：“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這句話出自1928年傅氏所著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差不多近百年過去，這句話放在今天互聯網時代，大數據、新媒體、人工智能、遺傳基因等等現代科技的大背景下，自是別有一番意味。正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歷史上許多云遮霧障之謎，因為現代科技的力量而真相大白。就現代文學學科而言，雖然只是當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格局下的滄海一粟，同樣能夠深刻反映這一時代變化的信息。隨著近現代文獻數據庫以及網絡工具的普遍應用，以前難以尋找的珍稀書刊現在唾手可得，歷史真相很難再被深埋在天祿秘籍不見于世。新世紀以來，學術領域風氣漸有變化，重視史料文獻成為許多博士生撰寫學位論文、學者申請國家項目的必要前提，空疏經學之論逐漸讓位給實證考據的新材料新發現。這是當前現代文學學科發展的一大趨勢。記得40多年前，學術領域百廢待興，中國社科院文學所集中全國高校學者之力，在廢墟上建設學科，策劃編輯了百十余種中國現當代文學資料，不但為學科發展奠定基礎，也在全國高校里培養了一批學有專攻的學術中堅。沒有這樣一個堅實基礎，就很難會發生上世紀80年代的現代文學學科的盛興和“重寫文學史”理念的崛起。新世紀以來新一輪的史料學熱，雖然還起于青萍之末，但有了現代科技手段作助力推動，史料發掘更為完整、深入、優質，更加有助于對歷史真相的探究、對盲目迷信的破除，因此，隨之而來的學術盛興可以想見。《史料與闡釋》將在這樣一個良好學術氛圍下做出自己特色的努力。
現在回到《史料與闡釋》第十輯。這一輯的主打內容是周氏兄弟的年譜編撰。緣于去年4月，杭州師范大學舉辦一個主題為“中國現代作家年譜的編撰：方法、問題、前景”的學術研討會，會議以周氏兄弟年譜為討論中心，涉及中國現代作家年譜、傳記編纂過程中的諸多問題，與會學者各抒己見，介紹各自的編纂實踐與經驗。會議討論的周氏兄弟年譜以及與會者的發言，第十輯都有完整刊發。我沒有參加會議，只是讀了這輯內容，不由生發出一點感想：我以為編制作家年譜，因為譜主身份是作家，與一般譜主不同，難點在于如何呈現他的文學創作。如果僅僅記載作品的發表時間和刊物，或者僅僅記載作家本人對作品的言說是不夠的。最難掌握的是介紹作品內容和藝術特點的詳略分寸。太詳則僭越年譜功能，喧賓奪主；太略又無法突出譜主的價值所在，“全人”風貌必流于瑣碎。有的撰寫者以記錄譜主原話為主，這沒有問題，但對文學作品的介紹概述，尤其是對藝術特色的把握，當有撰寫者獨特見解，不做人云亦云，這是最見撰寫者解讀文本功力之處。周氏兄弟同為文學大家，他們的創作，著譯并重、意境深邃，是讀者渴望了解的主要內容。不能因為他們的創作成就為學界熟知而放棄了撰寫者的獨特心得。其次，撰寫者的年譜，不能與譜主日記、書信等同，這也是我前面所說，現在材料發現、運用都得到普及，讀者閱讀年譜的同時也可以讀譜主日記書信，但兩者閱讀功能是不同的。一般來說，作家的日記、書信都是編制年譜的基礎，不必事事必錄，日記可以瑣碎，年譜不能太瑣碎，而年譜對日記書信的取舍，當取決于撰寫者的研究視野和主觀導向，絕不是有聞必錄、臃腫即豐。由此看來，撰寫年譜者的主體性是無法回避的，譜主行狀的孰取孰舍、著述的概述介紹、原始材料的考辨真偽，都是撰寫者學術能力的真實考量。理論上說，一個譜主可以有多種年譜，相異處不在資料多寡，而在于編寫者呈現給讀者的不同的譜主風貌。其三，編撰年譜有簡譜和長編之分，其差別主要不在正文的內容，而在于資料鋪陳的多少。一般年譜長編，可以將相關資料盡可能豐富地附錄于后，讓讀者知道正文內容的來源，以便檢驗撰寫者判斷是否準確；更有甚者，撰寫者可以將資料的考辨過程再附錄于后，作為箋注。而簡譜，為節省篇幅起見，就以正文條目為限，只要指出資料來源，其余皆隱。所以，同一本年譜，簡譜為之核心，長編當視篇幅而定。
關于年譜問題，就談些外行的意見，未必深思熟慮，僅供撰寫年譜者參考。
一十三年十卷書，整整齊齊陳列于書架，頗為雄壯。我曾經負責了《史料與闡釋》前五輯的編輯工作，后來雖然還與王德威兄同列主編之名，具體工作則由年輕的同仁負責，不問也久。這次為寫這篇短文，又把十輯目錄溫習了一遍，也有感慨。特別要感謝十三年來堅持在《史料與闡釋》寫作的幾位老作者。首先是曉風女士，她貢獻了極為珍貴的全部胡風日記（1937年8月13日—1985年6月8日）；因為這部日記，又引出了許俊雅教授長達20萬字的《胡風日記閱讀札記》（1937年8月13日—1938年9月28日），先在集刊連載，后又正式結集出版（書名為《胡風日記疏證》）。可以說是一段跨越海峽的學術佳話。秋石先生也是我們的老作者，他的新作《〈八月的鄉村〉構建之探賾索隱》指出蕭軍的《八月的鄉村》本事還有一個為人不知的來源，即來自親歷南滿人民革命軍英勇斗爭的共青團滿洲省委巡視員傅天飛烈士講述的一部“腹稿”，以此補充了已經出版的《東北抗日聯軍史》相關內容。還有李振聲先生，他在我們最需要支持的時候，雪中送炭賜予兩篇長文，一篇《誰愿意向美告別？》，分析詩人彭燕郊的作品，還有一篇《外來思想與本土資源是如何轉化為中國現代語境的？》，討論了劉師培的《中國民約精義》，兩篇都是極有見解的學術論文，振聲兄絲毫沒有嫌《史料與闡釋》不是C刊，從高校評估體系上說，也許刊登了也是“白登”，他卻沒有猶豫，愿以最好的作品與我們相濡以沫，一起努力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