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流動視野中的路遙小說
從“城鄉流動”的視角研究路遙小說，必然要涉及到社會學領域的相關概念，比如社會結構、社會流動。從本文寫作的實際需要出發，對社會結構、社會流動的含義進行簡要的說明。社會結構是指在整體社會階層之間的關系。路遙小說主要反映了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這一時間范圍內的城鄉社會生活面貌，這一時期的社會結構的主要特征是城鄉隔離的二元結構以及農村改革后城鄉二元結構的松動。社會流動是研究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概念。社會流動是指“社會成員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職業和不同的社會地位上的變動”①。社會成員的社會流動，不僅可以改變個人的社會地位，而且有助于社會成員之間建立平等的關系，打破階層之間的壁壘。 社會流動在某種程度上還會引起社會結構的變化，如“民工潮”這種無數個人參與的社會流動，導致了整個社會結構的轉型與變遷。可以說，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流動的方向，直接反映了社會變遷的趨勢。
路遙小說中的社會流動，從流動人員的身份上來劃分，主要包括城市知青的流動、農民流動兩種類型。這里涉及到“農民”的概念的問題。本文中的農民，主要是指農村勞動者，即身份概念上的農民，其主要特征是擁有農村戶口。因此路遙小說中的鄉村干部、鄉村知識青年都包括在農民這個概念當中。
一、路遙小說人物“城鄉流動”狀貌
下圖是對路遙小說中人物城鄉流動狀況的簡單梳理：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除了少數人物外，路遙小說中人物的社會流動方向大都是“鄉→城”的。具體來看，這又包含兩種情況：第一種是城市出身的插隊知青的回城；第二種是農民進城。路遙小說中的社會流動以農民流動為主，對插隊知青回城的書寫僅存在于《夏》、《姐姐》、《青松與小花》等幾篇路遙早期小說當中。因此本文的論述以路遙小說中的農民流動，尤其是農村知識青年的社會流動為主要內容。由于路遙小說中的農民流動，還處于少數的、個別的流動階段，并沒有形成巨大的“社會合力”，他們的流動主要還是對個人的生活產生影響。
二、路遙小說中的農民流動及其途徑與結局
路遙小說中進城的農民，從身份上來看有以下幾類：第一類是學生。比如《在困難的日子里》的馬建強，《痛苦》中的高大年、小麗，《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鄭小芳，以及《平凡的世界》中的孫蘭香、金秀。除了馬建強以外，他們都是通過高考、以大學生的身份進入城市的；第二類是鄉村落榜青年。如《月夜靜悄悄》中的蘭蘭，《風雪臘梅》中的馮玉琴、康莊，《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金波、田潤生；第三類則是鄉村中的農民。如《我與五叔的六次相遇》中的五叔（張志高），《黃葉在秋風中飄落》中的劉麗英，《平凡的世界》中的王滿銀。
從進城方式上來看，主要有升學、招工、婚姻以及自謀職業這幾種。高大年、小麗（《痛苦》）、薛峰、鄭小芳（《你怎么也想不到》）、孫蘭香、金秀、田潤葉（《平凡的世界》）以及《我與五叔的六次相遇》中的“我”，是通過升學（考上大學）的方式進入城市的，這也是被國家認可的一種形式；馮玉琴、康莊（《風雪臘梅》）、高加林（《人生》）、孫少平、田潤生、金波（《平凡的世界》）等鄉村落榜青年，則是通過招工的形式進入城市。孫少平先是以“攬工漢”的身份進入城市，屬于城市體制外的自謀職業者，后來在田曉霞的幫助下，以招工的方式進入大牙灣煤礦這個非城非鄉的特殊地區；高考落榜青年蘭蘭（《月夜靜悄悄》）以及普通鄉村婦女劉麗英（《黃葉在秋風中飄落》）則是通過婚姻的途徑進入城市。蘭蘭在她父親——大隊書記高明樓的安排下，與地區商業局長的兒子結婚，不但有了正式的工作，而且獲得了城市戶口。長相漂亮的劉麗英作為高廟小學教師高廣厚的妻子，在結識了喪妻的縣教育局副局長盧若華后，果斷與高廣厚離婚并嫁給了盧若華。通過第二次婚姻，劉麗英不但過上了體面、富裕的生活，而且有了正式的工作，成為幼兒園的老師；還有一種進城方式就是五叔（《我與五叔的六次相遇》）、王滿銀（《平凡的世界》）這種“盲流”式的進城。五叔在農村改革后，不能安心在農村營務莊稼，他在進城包工和跑小生意失敗后，到省城倒賣糧票，被抓到了看守所。可以說，五叔的進城，并沒有給他帶來物質上的滿足，他在城市中的奔波只是徒勞。“逛鬼”王滿銀則是在人民公社時期就帶著介紹信在外面流浪，他在外多年并沒有為貧困的家庭帶來生活上的改善，反而是過早的衰老。
招工這種途徑往往與城市或鄉村中的特殊權力階層的利益緊密相連。路遙小說《風雪臘梅》中高中生馮玉琴之所以能去地區招待所作服務員，正是因為招待所的吳所長看中了其姣好的容貌，想讓馮玉琴嫁入她家作她的兒媳婦。為了達成這一目的，吳所長不僅以合同工到期能否轉正作為要挾，而且還把馮玉琴的戀人康莊調到地區糧油公司作炊事員，以此作為康莊與馮玉琴分手的條件。路遙小說《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之所以能去大牙灣煤礦當工人，也離不開陽溝大隊曹書記的幫助。孫少平在曹書記家做攬工漢時，就受到了他們夫婦二人的青睞，并暗中把他當成了女婿的理想人選。為此，曹書記幫助孫少平把戶口從雙水村遷出，落戶到了黃原市郊陽溝村。曹書記在得知煤礦招工的信息后，又主動聯系孫少平。而田曉霞又利用自己身份上的便利（其父田福軍為黃原市地委書記）為孫少平辦好了去煤礦的手續。可以說，正是這種種機緣巧合，使得孫少平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獲得了擺脫農民身份的機會。雖然路遙在敘事的過程中刻意地把孫少平擺在了一個置身事外的位置，但是孫少平在體檢時因血壓過高而面臨被遣退的風險時，其內心的焦慮以及“賄賂”體檢醫生的行徑仍然暴露了其內心隱秘的渴望。可以說，孫少平從離開雙水村踏入黃原城起，其擺脫農民身份的決心就彰顯無疑，與城市中身份處境尷尬的攬工漢相比，煤礦工人的身份在“合法性”這一層面而言無疑具有顯而易見的優勢。
通過參加高考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對于大對數普通農家子弟而言，其難度也是十分巨大的。縱觀路遙的小說，參加高考并被大學錄取的人物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插隊知青，這些知青特別是省城的知青在“上山下鄉”之前就在城市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國家在恢復高考制度后，基本上都能考入大學。如《青松與小花》中的吳月琴、《姐姐》中的高立民等；二是《平凡的世界》中田曉霞、顧養民這樣的城市青年，他們是孫少平、郝紅梅這些鄉村青年的同學，同樣高考落榜，但是他們自身優越的生活環境為他們的復讀創造了條件，憑借著個體的天賦與勤奮最終考入大學；三是《平凡的世界》中的孫蘭香、金秀以及《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鄭小芳、薛峰這樣的鄉村青年，他們在讀書的過程中家庭的經濟壓力相對較小，順利的完成了中學階段的學習并且成功的闖過了高考的獨木橋。在路遙小說中，除了上文列舉到的少數幸運兒外，其筆下的絕大多數主人公則是《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痛苦》中的高大年、《姐姐》中的姐姐這樣的高考落榜生。
從進城的最終結局來看，以升學的途徑進城的最終都能留在城市或者成為“公家人”，進入“商品糧”的世界。比如薛峰、鄭小芳（《你怎么也想不到》）、田潤葉（《平凡的世界》）。薛峰在畢業后，進入一家雜志社成為了編輯。鄭小芳雖然拒絕了留校任教的工作回到家鄉，但也是當地林業局的干部。田潤葉則是在師范學院畢業后，成為縣城里的一名教師，后來又在同學的幫助下把工作調到了政府單位，成為一名國家干部；以招工的方式進城的農村青年，則面臨被辭退繼而回鄉的困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生》中的高加林。高加林在馬占勝的幫助下，以招工的方式進入縣城，成為一名通訊員。當高加林“走后門”的事情被舉報了后，完全能夠勝任記者工作的高加林則被辭退。高加林在丟掉工作、丟掉城市戶口后，又變成了農民。《平凡的世界》中的金波，在被部隊開除回到農村后，在他父親的幫助下成為了縣郵政局的臨時工，隨時面臨著被辭退的風險，最后他的父親不得不提前退休，讓金波通過“頂班”的方式轉正獲得工人身份。小說《風雪臘梅》中的馮玉琴則是在拒絕了招待所所長讓她做其兒媳婦的要求后，主動辭去了服務員的工作，回到了農村；通過婚姻的途徑進城的鄉村女性，同樣面臨著回鄉的風險。《黃葉在秋風中飄落》中的劉麗英最終與第二任丈夫——縣教育局副局長盧若華離婚，在離婚后她主動辭去了幼兒園的工作，回到了農村。就小說中路遙對盧若華的描寫來看，即使劉麗英不主動辭職，她也會被開除；另外，像王滿銀、五叔這樣的農民，最終會因為在城市中的走投無路而回到農村，至于他們會不會再次進城，那就是九十年代描寫“民工潮”的小說中的故事了。
就路遙小說本身來說，從《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路遙對城鄉間的關系有個更為深刻的理解。《人生》中高加林進入城市，在不觸犯城里人利益的前提下，他成為了縣城的“明星”，無論是在體育場打籃球，還是在會場背著相機照相，都出盡了風頭。只有在他搶走了城里人張克南媽媽的未來兒媳婦后，他才遭到了城市的“報復”。到了《平凡的世界》中，與孫少平妹妹蘭香差不多年紀的鄉下姑娘小翠，連在城里工地上當幫廚謀生的艱苦生活，也要付出額外的代價才能獲得。小翠被包工頭蹂躪而不敢反抗的情況，以及小翠在孫少平伸出援手施救后再次回到工地上的現實，都在不斷地強化著鄉村的弱勢地位。
如果說《人生》中的進城當通訊員的高加林與城里人黃亞萍、張克南在某些層面上（如知識層面、人格層面、社會地位方面）還處于一種平等的關系的話，那么在小說《平凡的世界》中，無論是進城當攬工漢時期的孫少平，還是大牙灣煤礦當工人時期的孫少平，與大學生田曉霞、記者/知識分子田曉霞已經處于一種不對等的關系中，且處于劣勢的一方。我們可以從小說《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小翠這兩個進城的農村青年身上，看到作者路遙在無意識中對80年代后期以來的城鄉關系的一種隱喻。
在路遙之后的小說創作者，也將《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小翠的故事加以延續、深化，出現了《民工》、《泥鰍》、《小姐們》、《九月還鄉》、《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等書寫農村青年進城后的悲慘經歷以及由城返鄉后的遭際的小說。可以說，我們在路遙小說中感受到的80年代自信、樂觀、昂揚的精神風貌中已經蘊涵著某些讓人悲觀的因素，而90年代以后的文學則放大了這一悲劇性因素。90 年代以來的以農村青年為主人公的小說，幾乎都以悲劇性的結局收尾，這也表明了文學創作者對時代的獨特體悟中的某些共性的方面，即在小說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更加強調其對城市生活的迷茫與無所適從。
總的來說，無論是在城鄉隔離的六七十年代，還是在城鄉可以自由流動的八十年代，路遙小說中的人物不管出生于城市還是農村，都在行動上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性，那就是“離開土地”。離開土地，并不僅僅是離開農村到城市里生活，它包含著更深層的意義，就是與以鄉村為代表的農業文明拉開了距離。從某種層面上來講，路遙小說人物的獨特性是由其所處時代的獨特性造成的。縱觀路遙的小說創作，其人物活動的時間大致處于1960年代——1980年代，這一時間段是國家的基本目標由建設社會主義轉向實現現代化的階段。小說人物基本是在山村 ——縣城——省城這三個對應著鄉土——城鄉交叉地帶——城市等不同文化地理空間中的流動。可以說，路遙小說人物自發性的由鄉土空間到城市空間的社會流動，是人物從邊緣到中心，從社會底層進入上層，從農民變成市民，從體力勞動者變成腦力勞動者的嘗試，是對既有社會結構的挑戰，具有形而上的意義。正如巴爾扎克在他自認為的“風俗研究”中“迄今最為重要的一部著作”《幻滅》里所說：“巴黎就像一座蠱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準備向它進攻……在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較量中，有著三十年來一代青年的慘史。”②路遙小說也可以視為農村知識青年打破城鄉之間種種人為設置的障礙，向城市這座碉堡不斷發起攻擊的“進城史”，這里面必然飽含著鄉村青年在城市中所遭受的屈辱與傷害以及為了“留城”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人生》中的高加林為了留在縣城不惜出賣自己的良心，拋棄了深愛他的農村姑娘劉巧珍；《風雪臘梅》中的康莊以與女友馮玉琴分手為代價，獲得了地區糧油公司炊事員的工作；《黃葉在秋風中飄落》中的劉麗英為了進城，拋棄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嫁給了縣教育局的副局長；《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為了改變自己的身份，拒絕了哥哥孫少安合伙辦磚廠的提議，在黃原城的工地上當起了背石頭的小工，承受著肉體上的巨大痛苦…… 路遙敏銳地捕捉到了農村經濟改革初期不平等的城鄉關系中青年農民的城鄉意識，并通過小說人物在愛情、婚姻與職業等方面的選擇將其藝術的呈現了出來。
注釋：
①劉應杰：《中國城鄉關系與中國農民工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頁。
②傅雷為巴爾扎克《幻滅》所寫的譯者前言。《幻滅》，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本文節選自專著《路遙小說中的景觀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