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題材創作應避免“有史無神”
以時代審美反映歷史本質、展現歷史精神,找到古今之間人性的貫通之處,無疑是“讓歷史照進現實”的一條有效途徑。
當代舞臺創作中,歷史題材劇目不僅數量豐富,也在不斷創新表達空間、延展創作理念,為“歷史照進現實”提供了新的美學向度和價值探索。
從較早的京劇《澶淵之盟》、黔劇《奢香夫人》,到新時期以來的話劇《商鞅》、京劇《曹操與楊修》、晉劇《傅山進京》、昆劇《司馬相如》,再到京劇《納土歸宋》、秦腔《昭君行》等,歷史題材創作賡續傳承、屢有佳績。戲劇舞臺熱衷于歷史題材,一方面,是因為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歷史素材,為其創作打下了深厚根基;另一方面,官修正史、筆記詞賦、野史傳奇等留下了各不相同的文字記載,創作者從歷史的多元面貌中找尋相似點或不同處,總結規律、汲取教訓、體察得失、感悟悲歡,讓許多歷史話題走進現實、照鑒未來。
在歷史題材創作中,如何處理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系,如何回望過去、燭照當下,歷來備受關注,也是需要相關領域的文藝工作者潛心研究的課題。
文學家、歷史學家郭沫若曾在《歷史·史劇·現實》一文中提出:“歷史研究是‘實事求是’,史劇創作是‘失事求似’。”即劇作家不用像做歷史研究那樣時時處處追求歷史的真實,可以對既成的事實加以新的解釋、新的闡發,從而發揮藝術想象力,挖掘內心、刻畫人物。只要真實地把握和表現了歷史精神,“和史事是盡可以出入的”。他創作的五幕歷史話劇《屈原》,就融入“宮廷誣陷”“雷電獨白”“嬋娟誤飲毒酒”等虛構情節,賦予了屈原歷史與時代所期望的理想形象,并以風、雷、電象征其獨特氣質和偉大抱負,實現了史、劇、詩的高度結合。
隨著時代發展,一批劇作家以扎實的作品不斷豐富著歷史劇的創作觀念,如今,“大事不虛,小事不拘”成為此類題材創作中的基本共識。即在基本史實和價值判斷上,必須保持審慎客觀的態度,而對于推動劇情發展的其他層面,不妨豐富創造、大膽取舍。比如,在京劇《曹操與楊修》中,曹操“夜夢殺人”及孔聞岱之死、倩娘之死等情節都源于虛構,但全劇對個人命運及人性的探討透射出深刻的哲理性,呈現出令人信服的真實感。再如,京劇《成敗蕭何》依托蕭何追韓信薦韓信、追韓信殺韓信的歷史往事展開劇情,并著墨于描摹韓信的悲劇性格,在一些重要情節安排上,有意凸顯主人公的俠肝義膽、率性而為,與其英雄末路的凄涼結局形成鮮明對比,更加發人深思。可見,史家重在“史”“實”,劇作家寫“人”寫“心”,若將歷史劇等同于教科書,在史實細節上錙銖必較,忽視人物個性心理、行為邏輯與歷史進程的關聯,則難以跳出對舊有故事的刻板搬錄,容易落入“有事無人、有史無神”的窠臼。
在厘清創作觀念的同時,歷史題材作品的開掘亦須立足當代視角、堅持科學方法。它終歸要以服務現實觀眾為旨歸,這就要求創作者在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把握歷史的實踐中,做到以史為鑒、觀照現實,讓觀眾從中得到經驗和啟迪。以時代審美反映歷史本質、展現歷史精神,找到古今之間人性的貫通之處,無疑是“讓歷史照進現實”的一條有效途徑。以京劇《納土歸宋》為例,該劇選取了一段頗具啟示意義的史實,講述了五代十國末期吳越王錢俶的一次崇高割舍。全劇通過虛實相生的戲曲美學,展現錢俶從權衡利害、助宋保國到猶豫不決、去留不定,再到問計祖廟、決心獻國的復雜心理變化。尤其在“辭廟”一場,當錢俶面對百官、百姓勸阻及祖宗牌位,越是“不決”愈加放大了他在歷史抉擇中的人性光輝,也實現了該劇從歷史抒懷到審美體驗的一次躍升。在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面前,錢俶“納土歸宋”折射的是個人、家國對于文明綿延、和平大義的深沉值守,其情感力量與精神價值穿越古今、直指人心。當下,越來越多的劇作家注重找尋歷史素材與現實生活的關聯,傳達對人性的深刻關切,表達雋永的美學追求,以現代性探索為歷史劇創作發展洞開空間,使人們在精神共鳴中有所思考。
另外,讓歷史照進現實,也要在藝術呈現上敢于創新嘗試,尋求與當代觀眾契合的表現形式。歷史劇不光有嚴肅面孔,還有浪漫主義的激揚高歌、心理式的意識流呈現、諧謔幽默的喜劇化表達,只要弘揚正向的精神內涵、傳遞積極的情感力量,都值得創作者努力嘗試。當然,我們也要警惕寫“心”卻不用心,用光怪陸離的手法展現歷史事件、歷史話題的現象,若隨心所欲對歷史進行碎片化、娛樂化、庸俗化解讀,容易陷入嘩眾取寵的歷史虛無主義,也會帶來藝術上“失真”“失語”,終將與創作初衷、觀眾期待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