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解釋學與滑落的敘事——評《不舍晝夜》
在我看來，所有類型的文學作品，一方面可作為某種“自我坦白”的形式，并在這一過程中牽引出主體與他者、世界之間的關聯；另一方面，虛構人物如何體驗世界，以及如何辨認自身的存在，也可折射出某種自我解釋學的圖式和實踐。換而言之，所謂“原初”的，自身給出的經驗，其實依賴著一個內外劃分的邊界，而這個邊界是無法直觀地加以經驗的，它只是思想進程制造的產品。按照米歇爾·福柯的觀點，“我們自認為在自己身上如此清楚、如此透明地看到的東西，實際上卻是由歷史上精心建構的辨認技術而給予我們的。”由是，不同時期的文學作品，其差異處不僅僅在于它們呈現了不同時代的圖景。更為關鍵的區別在于，它們提供了不同類型的自我認知方法，并潮水般不斷重新開始，波動我們對于人的疆域的認知。
從這一角度來說，閱讀王十月的新作《不舍晝夜》時，我始終能夠察覺到，王十月在嘗試診斷不同時代的自我塑形機制時，也已被某種更為潛在的自我認知所支配，使得敘事總是在打開個體生命的關鍵節點上滑落。在王十月的敘述中，主人公王端午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仿若一個強力的漩渦，種種時代特征集郵式地在他的生活場景中涌現——從1989年剛進入工廠時的海子熱，到新世紀初開辦書店后興起的黑塞、馬爾克斯，再到互聯網直播時代公眾對“民間大師”的想象與追逐。只是，當一個人的余生“不舍晝夜”地消磨著自身，其歷經的感受，卻無法聚合成個體生命中的獨特經驗。它們仿若屏幕前一刷而過的短視頻，僅僅只是發生與流逝，并伴隨著王端午的死亡而徹底湮滅。這類近似“流水賬”的生存情境，以及隨之而來的無力與空虛，已不局限在文本內部，而是構成了現代人自我認知的基本體驗。
一、當西西弗斯
來到失去經驗的世界
小說中，王端午長期經營著一家名為西西弗斯的書店。在加繆對西西弗斯神話的著名重構內，針對二戰之后虛無主義的普遍化，加繆從西西弗斯的古代神話中重新發現了實存之重。盡管西西弗斯無法戰勝命運的荒誕，但他仍可通過正視命運本身，在一次又一次巨石的推動與滑落中，在肌肉與感官的辛苦勞作中，辨認出自身存在的強度。只是，放置在當代生活場景中的西西弗斯神話，其闡釋路徑或許又一次發生了微妙的扭曲。本雅明認為，現代世界是一個沒有經驗的世界。在空洞的、一致的時間觀念中，每個人都被驅趕著走向一個被空洞允諾所覆蓋的未來。此外，不可逆轉的全球化，同樣把自身打造成了與西方現代性同等規模的文化體系，使得日常本身成為一個批量生產的工業制品。鮑德里亞就指出，我們佯裝得益于普遍性，其實我們被強制同化所摧毀。現代社會中的自由，僅僅意味著一個人可以作為消費者，通過選擇廉價消費品與身份標簽，去搭建一個高度同質化的自我。
回到對小說《不舍晝夜》的討論。盡管王端午始終既務實，又頗帶烏托邦理想地去尋覓現實生活的邊界，尋找種種生活場景之間的間隙，以及自我與他者融匯和雜合的場所，但其生活卻又總是被拉回日常生活的平庸軌道——早年被弟弟附身的神秘體驗，以及因此導致的中考失利，曾短暫地將他引入一個人生軌跡的斷裂點。不過，斷裂之后重新出發的生活，無非是進入八十年代末各地峰起的工廠，在循環運轉的流水線上，擺放下一個青年失意的每一天。王端午的數段戀愛同樣頗具傳奇色彩，并直接或間接改變了其內在心智與生活狀態。尤其是在和后來的妻子馮素素遭遇的時刻，兩人竟是以對八十年代先鋒作家的爭論作為開端。但當婚姻生活進入平穩、乏味的階段，親密關系中的激情也隨之潰散，逐漸被雞毛蒜皮的爭吵與厭倦所圍困。前述種種，使得西西弗斯神話重新臨近加繆所嘗試超越的含義，即在平面化的現代生活中，再也沒有任何可以轉化為獨特經驗的東西。事物發生，僅僅是為了重復自身。
匱乏之余，甚至連“獨特性”也變成了一種偽裝，一種可被操縱的快消品。王十月深諳互聯網時代的知識生產模式。小說結尾處，王端午通過與自媒體從業者小黑的合謀，將自己打造成只屬于鏡頭的“流浪大師”。實際上，王端午所述非但算不得高深，甚至不乏編造之語。它們對現代生活構不成“獨特性”，但對觀者而言，王端午的身份言論都足夠“特別”。這種“特別性”，邀請著觀者加入這場角色扮演游戲中，在消費王端午提供的廉價知識時，無形中也在作為王端午盈利的流量工具而被消費著。正如王端午在街頭直播結束后的自我質疑：“他曾經不想淪為韭菜，也不想成為鐮刀。但現在，他果斷舉起了鐮刀。”只是，“他能成為鐮刀嗎？誰才是那個真正手握鐮刀的人？”當王端午從一切實在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重新解釋自己，或者說自我的空虛時，卻無法把握住任何具體的經驗與集體認同，只有通過各種手段來滿足的不同欲望。在此，不妨借用著名詩人張棗的詩句“小雨點硬著頭皮將事物敲響：我們的突圍便是無盡的轉化。”當失常成為日常，失語被喋喋不休的“梗”和“熱詞”所替代。此刻，王端午也仿若那個推著石頭的西西弗斯，始終渴望從生活中辨認出自身的情感價值與獨特感受，將這個冷梆梆的世界敲響。但其所有推動巨石的嘗試，所有早年零碎閱讀中得來的知識，終歸無止盡地滑落為一場消費的狂歡。
二、內在視角
與破碎之后的時間
在閱讀《不舍晝夜》的過程中，我始終有一種從現場邊緣滑落的錯失感。王十月拒絕了時間的連續性幻覺，他通過將綿延的時間崩解為一個又一個瞬間，并在瞬間之內塞入大量的時代奇觀：從七十年代的集體勞動，到九十年代的深圳招工潮，再到近年來風行的“996”、恒大暴雷等訊息。只是這些繁雜的歷史事件，往往僅作為某種難以進入的歷史風景而存在。譬如，在小說的開篇，王端午便遭遇了這樣一樁變革：
“這是一九八二年的中國，不僅學校，鄉村的風氣和之前相比，也有了極大不同。過去在完成夏收秋收后，大隊會請人放露天電影，有的大隊還會請來雜技團。現在分田單干，夏收、秋收后不再放電影。開始流行兒女結婚，或蓋了新房后請放電影。電影結束后，本村的、來自周邊村的年輕的男男女女們開始在村子里游蕩。女孩們抹雪花膏，噴花露水，渾身香噴噴的；男孩們則時興起穿喇叭褲。電影散場，會有人在田頭放野火、打群架。本村人打外村人，外村人又復仇打回去。總之和過去不一樣了，中國的城市在變，鄉村也在變。”
顯然，王十月試圖通過提取事件特定的豐富性與爆發性，將敘述的開端牢牢嵌入一個歷史結構之中。不過，盡管王十月如此細致地呈現了不同對象的反應狀態，虛構人物王端午的感受核心，卻總是游離在“當下”之外，未能舒展出歷史迷人的紋理。事實上，在胡塞爾開辟的時間現象學中，“現在”并非無延展的邊界，而是一個在場域。真正本己的時間，在于感性感知能夠把握住當前的經驗內容。只是，在破碎時間與失去經驗的世界劇烈化合之后。王端午卻無從尋覓到那個感性內核或內在視角，從而讓瞬間前后接續、疊加，營造出一種特殊的美學時間。由此，時間只能以某些“震驚式”的瞬間印象來顯現。
某種意義上，《不舍晝夜》在創作中所呈現出的遺憾，說明不僅是王十月在診斷一個時代的普遍個體，他同樣用這本書完成了自我診斷。一方面，“時間作為精確的連續體”這一概念，仍在普遍支配我們的時間認知；另一方面，每個個體畢竟只能以自己的肉身和感官經歷歷史。綿延的線性時間在具體感知中破碎，并重組為新的歷史經驗。然而，實際情況正如貝爾納·斯蒂格勒所指出的，絕大部分人已然喪失了任何的審美能力，只能完全受制于市場營銷構成的美學制約條件。于是，我們只能要么沉浸于歷史的幻象之中，以此滋養貧困的力比多與情感；要么如王十月這般，承認自己生活在一種無歷史的時間中，并將一生投入重新開辟內在視角的嘗試。以及面臨一次又一次挫敗，一次又一次巨石的滑落。
不過，在小說的最后一頁，王十月終究是摸索到了解構之后如何再結構的一點方法雛形。當王端午對著直播間，“開始斷斷續續，講述他的一九九三年，從想進關見宋小雨開始，講到他的第一次流浪”，一個獨屬于個人的時間隱隱從此刻綻出，從不舍晝夜的時代浪潮中努力探出身來。但或許是深知這一獨特經驗的不可能性乃至必死性，王十月隨即安排了王端午的離世：“故事還沒有講完，重點還沒有講到”，“他伸手想將手機支架豎起來，但是，他已經沒有力氣完成這個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