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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派對|曾焱自述:在流量時代,做一個幸存的傳統媒體人
      來源:澎湃新聞 | 呂圍  2024年08月29日09:26

      就文學而言,學院跟“修辭”或“學派”,媒體跟“熱點”,其實都有點錯失“文學的專業性”這回事。同時,文學內部正在以一種可能官方或整體未察覺到的方式產生并鞏固其專業或專業性,比如胡安焉、李娟。總之,文學的專業性已經是很顯在、很重要的時代命題了。在更加極變的當下,世界如何發生、意義如何生產、經驗如何形成,是更加重要的。這可以稱之為流動的當下。而自述剛好契合了用個人、作者自己的態度與想法應對這個命題。當然,使文學成為文學、使文學生成文學,是一個系統工程,所以很期待像自述這樣的“折返跑”給某種可能的未來建立一定的夯土地基。澎湃新聞邀請與文學相關的各行各業人士,寫作者、翻譯、出版人、文學雜志編輯、平臺方負責人、編劇、讀者等等,通過自述的方式,來談談文學。

      曾焱,畢業于武漢大學、法國巴黎第八大學,現任《三聯生活周刊》副主編,出版有作品集《妖嬈世紀》《藝術是一場冒險》等

      2016年,我開始在《三聯生活周刊》做編輯,2018年擔任副主編,《三聯生活周刊》全年出版52期,52個封面故事基本由另一位副主編吳琪和我兩個人來分擔編輯,她主要負責社會報道,我主要負責文化報道。在這之前的大概15年時間里,我一直是在《三聯生活周刊》做記者,從2000字的文化專欄到10000字的文化、藝術報道。

      《三聯生活周刊》不是一本客廳文學式的文化雜志,它是一本綜合新聞雜志,它的生命力在于進入到不同的現場。三聯的社會報道和文化報道互相支撐,使文化不脫離現實世界,變得空洞。這也是老主編朱偉使得周刊有了生命力的原因,它不再是文化圈名流發表見解的內部場域,而是與外部現實有著毛細血管般聯系的復雜場域。

      現在,各領域有話語能力的人都有自己的表達平臺,甚至不愿讓公共媒體以客觀立場介入。曾經那種邀請王小波在《三聯生活周刊》寫專欄的理想狀態很難實現了,很多資源被分散了。我們的對策是,我們做自媒體不愿意做或做不到的事,也就是堅持公共媒體的價值觀,讓記者奔赴事實源頭和現場?,F在,聽說很多媒體都不讓記者出差了,因為沒錢。但我們只要有值得做的題目,包括文化選題,主編都會敦促記者出差做實地調查。我們為此確實付出了很大的成本,但希望盡量保持下去。

      大學學新聞時,我單純覺得新聞記者是鐵肩擔道義的批評者。周刊的工作經歷讓我發現,如果能夠不斷給讀者提供世界的一塊事實拼圖、思想拼圖,也是媒體的一種意義。既然周刊成了傳統媒體“時代”的幸存者,那就希望它的影響力繼續傳遞,甚至更有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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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聯生活周刊》每期都有一個封面故事,少則30頁、多則60頁,它通常是圍繞某個選題的一組報道,占有全本雜志最大的篇幅,也代表了當期雜志的主題敘述。可以說,封面故事極嚴苛地大考編輯和記者,思想、寫作,耐力、爆發,每周都要努力做到極限。

      比如2022年我們做過一期比較受好評的關于女性作家的封面故事,緣起于張悅然有次和我見面時提到她可能會有機會采訪阿特伍德。從編輯角度,我幾乎立刻意識到它可以成為周刊上一個女性導演訪談專輯的續寫(《性別之上》,2021年第17期)。如果能夠圍繞阿特伍德與《使女的故事》形成一個杰出女性作家的封面,我期待它能夠延續并深化這個既從性別出發,又超越性別的視角。一切都將取決于采訪能否達成——在一個封面選題的形成過程中,這種不確定性是十分折磨編輯的。

      將近一個月后,張悅然告訴我,阿特伍德的經紀人回信確認了,可以接受采訪。然后,直到又一個月后,在反復問詢和確認的等待后,阿特伍德對張悅然的十個問題的答復終于發到了她郵箱。

      最后,同事們討論形成了阿特伍德之外其余六位作家的名單:艾麗絲·門羅、安妮·普魯、A.S.拜厄特、埃爾弗里德·耶利內克、希拉里·曼特爾、奧爾加·托卡爾丘克。她們在不同人生階段都經歷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于世界范圍內興起的女性主義運動;她們雖然有著迥然不同的寫作思想和寫作方向,但為文學世界添加的經驗始終和當下世界保持連接。

      這就是我們一個文化封面從選題策劃到最后完成的基本過程。

      日常我們有好幾個與文學相關的欄目,我們也會就作家新書之類的新聞,做訪談、約評論。不過媒體的文化報道,我理解其本質不是發掘新人的文學偵探,也不是藝術偵探,它的主要職責是關心重大問題和現象,回應讀者了解世界(包括文學)正在發生什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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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編輯后期,我更傾向于將文化的呈現放在社會框架中。比如,我們連續做了十多年的關于婚姻、愛情的年度專題,每次都會讓記者從社會問題的角度來采寫一兩位作家或者藝術家的創作項目。現在,專業的文學評論、藝術評論由于各種因素干擾越來越失去專業性、越來越空洞了,我們用自己的方式、媒體的方式避開它們。我們的方法是將文學藝術放到社會觀察的框架內,關注個體、關系及其生長性。

      還有我們的文學“講述系列”。從2019年《講述東北》(《講述東北:雙雪濤 班宇 鄭執 賈行家 耿軍》,2019年第14期)開始,我在策劃選題時,開始將文學報道和社會觀察結合在一起,把文學也當成一種田野。就像考古學家去考古發掘現場,那是他的考古田野;社會學者去做社會調查,那是他的社會調查田野;而我們做田野式的文學報道,是嘗試將時間的線性認識變成空間性的感知與認識,用現場空間來打開文本空間。我們把文學作品或者寫作者變成相關社會空間里的觀察對象,給文學報道提供一些新的東西,希望某種意義上可以部分解決我們都有所共鳴的大問題?,F在的東西碎片很多,需要記者在文本之外進入來理清。換一種觀察方式后,記者也會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寫作、不同的發現。這些東西放在一起就很豐富,讀者也有自己的清理,有自己的判斷。

      確立《講述東北》選題,是因為那個時候一批東北作家相繼被大家看見了,雙雪濤、班宇、鄭執,還有賈行家和導演耿軍。單個來看,他們當時已經各自有相對成熟的作品,但還沒有被評論家完全認同,還沒有在文學史上定位在某個坐標上。

      我們讓每個記者都跟隨一個作家回到他們寫作的現場,而不再是面對面的聊天采訪。雙雪濤回到沈陽艷粉街、班宇回到沈陽工人村、賈行家回到哈爾濱哈飛、鄭執回到沈陽“窮鬼樂園”、耿軍回到鶴崗。這樣的觀察是雙重的,甚至是多重的,因為記者有自己理解陌生地方的方式,作家也有他們的理解和寫作的框架,二者既有重疊又有分別。記者會接觸到作家的原始素材性人物,也會觀察自己和作家之間感受的差異性,從而對作家有一個客觀的、多重觀看的角度。幾位采訪對象的講述放在一起,對于讀者來說又形成一種互文。這次文學田野,就是一個生長性的解決問題的媒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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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后,我們又做了一期《講述南方》(《講述南方:潮濕 黏膩 隱秘 魔幻/混雜 遮蔽 野生 草根/為渺小者寫的真實》,2023年第32期)。那是因為一兩年之內,南方元素突然在文藝界變得如此重要,一批南方的講述者一個接一個地出現了,從陳春成、林棹等年輕作家的文本,到影視圈這兩年爆紅的《隱秘的角落》《狂飆》《宇宙探索編輯部》。我們這期里寫的作家們并不是都被大眾熟知,像林森、彭劍斌,但是我們要給生長中的寫作者一些空間,在特定的話題中去認識他們。

      潛意識里,南方一直是地域概念,比如改革開放的時候,深圳、廣州都曾成為寫作的對象。大部分寫作目的非常明確,反映改革開放,反映南方是排頭兵,是先鋒性的地方。影視作品比如《外來妹》,講的也是在最早對外開放的地方,人發生了種種變化,它和內地是不一樣的。現在的南方,概念變得模糊了,它不是傳統的中南地區、西南地區、嶺南地區的分別,它模糊了既有看法,南方變成了一個文化概念。我們講述的是文化概念的南方。

      在邊地和中心的關系中,東北可能是一個從中心到失落的過程,東北的敘述大量是失落者和他們的自尊。南方不一樣。南方一直是邊地、邊緣,南方其實從未進入到中心敘述中,很多南方寫作者也有一種自我的邊緣性,都在講述地方與自我的不確定性,從1980年代到現在一脈相承。相對于更多處在精英敘事結構中的北方,南方在地理身份上的不明確和混雜,在自然環境特征上的遮蔽與野生,其實都使它在重新辨認地方記憶和個人身份的過程中,具備一種強烈的吸引力。

      在現在這個所有人都對身份認知感到困惑的時期,新南方寫作興起了。帶著這個具體的、真實的問題,我們采訪了李敬澤和楊慶祥。李敬澤談到,“對于南方的再發現和再想象,實際上也是對中國、對我們自己的再發現、再想象?!?/p>

      我相信,作家和藝術家,都是對各種社會刺激或變化最敏銳地做出反應的人,所以我們會保持關注。2022年我們還做了一期詩歌的封面故事(《被詩喚醒》,2022年第50期),也與社會情緒、精神需求緊密相關,我們沒有單純討論“文學性”,比如一首好詩怎么寫出來的,誰是好的詩人。我們想探討對日常生活中的人來說,詩意是什么,詩能“拯救”什么?就像我們常說的“藝術何為”一樣,我們也想問:詩歌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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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屆主編朱偉、李鴻谷對雜志的要求都是不空談觀念、概念,談事實,我們的表達和認知一定是建立在事實之上的,這個事實不僅有社會事件,還有文化事件。

      2020年,我們做了一期橫店封面(《橫店江湖:橫漂十四天觀察記》,2020年第24期)。當時處在疫情某個階段,都在談影視行業如何下墜,橫店成為了一個典型空間,橫店是濃縮的影視行業、濃縮的中國。我們記者團隊到橫店待了15天,如實記錄橫店在24小時內發生的故事:有人設法跟定化妝師,近距離觀察演員們的真實狀態;有人混進群演微信群,每天在里面搶著接活兒,和群演一起工作;有人加入那兩年新興起來的網絡“代拍”群體,在賓館門口蹲守流量明星直至凌晨……這是周刊報道影視行業的一種現場方法。

      2023年的《短劇江湖》(《短劇江湖:豎屏時代的白日夢/戰神 穿越 逆襲 重生 甜寵》,2024年第3期),是用同樣的方法論。

      同事們在面對了一個個具體的采訪對象之后,都告訴我,她們與進入短劇選題之前的想法有了些許不同,她們也感到困惑,難以對這個行業給出簡單評判,因為在它的背后,除了我們不好接受的價值觀和文化觀,也有無數個體的生存現實。我只能說,這組報道,也算是為這個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的流量時代留存一份扎實的、努力在接近真實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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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媒體,我們強調認知必須建立在事實和現場之上,因為記者必須到現場才有接近事實的可能,找到源頭。比如近期我們做了“縣城文學”現象(《社交媒體的“縣城”想象:從“縣城文學”到賽博故鄉》,2024年第28期)。同事肖楚舟寫的《為什么年輕人突然開始追求“縣城感”?》轉發在微信上,點擊量有50多萬,說明它觸及了很多人。

      我們每周二都有選題會,先總結上期報道,再討論下面的選題,要開好幾個小時。開始是做娛樂報道的同事發現,近一兩年影視劇突然關注回鄉題材、縣城題材,它們受大家歡迎,點擊量也高,不像以前總是逃離鄉村和縣城,關注大城市和國外。聊著聊著,同事說,小紅書上也在流行“縣城文學”,就是縣城感的攝影,有個攝影博主烏鴉Jewey很紅,很多人交錢去跟他學,成為網絡熱搜話題。有其他媒體也采訪了烏鴉,但用的是自媒體的方式,只講網絡現象。我們決定多走一步,去到現象制造的源頭,烏鴉生活的家鄉縣城,記者跟隨和觀察他的日常生活與交往,他的現實中的朋友圈。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社交媒體上對縣城的想象太虛構了,縣城完全成了一個符號,一個表達情緒的符號,和真實的中國縣城差別太大。我們就去找在縣城做過社會學調查的學者,記者把了解到的新的縣城想象傳遞給他,學者也特別驚訝,因為他們尚未接觸到這些信息。

      所以我們要相信,身為媒體人的觀察其實是敏感的,我們也希望把這些觀察傳遞給學者,能夠通過他們的社會學框架去認知這個現象,他們會比我們又往前走一步。真實的縣城和虛構的縣城之間,真實的縣城到底是如何被虛構的縣城吸收,同時營造出虛假的縣城形象呢?其實我們在報道里還沒有完全說清楚,也許下一次做報道時,情況就會不一樣。這是我們作為媒體特別重要的一點。我們不一定能給出答案,但我們在不斷發現問題,發現中國當下社會的現場。

      從整體方向而言,我們對文化報道最后逐漸找到的關鍵詞大致就是:努力保持常識;思考具體生活。保持常識是指,從不同領域進入,來不斷校對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具體生活,大部分和每個個體的生活遭遇或當下困境相關聯,我們希望從身邊正在發生的具體事件、微觀現象出發來討論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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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幾年在周刊也策劃、組織了考古系列(名目甚多,茲不列舉,敬請在中讀APP查詢)、地理中國系列(《蘇東坡地理:眉州、杭州、黃州、儋州——走近詩人的精神世界》,2020年第44期;《三國地理:滄桑之變的劇烈與深刻》,2022年第10期;《李白地理:中國人的精神山水》,2023年第40期)等專題,和同事們一起建立對于文化現場的重訪。比如每年都在做的考古系列,我們是希望通過持續、深度的考古報道呈現我們對中國的理解,也就是我們從哪里來的問題。

      某種意義上,考古是連接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密鑰,埋藏于數千上萬年土層下的物證,和我們每個人都有關系。就像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施勁松在接受我們刊物采訪時說的,“我們每一項考古發現都或多或少地改變我們的歷史觀。”

      而這幾年,在統籌這個系列報道過程中所了解的東西,對我個人一些認知也有很大觸動。比如對于“文化”的理解。我們采訪很多名人,經常談文化,好像文化非常抽象化或精英化,和普通生活有距離。但是,考古學的“文化”概念有另一種解釋,雖然它和我們日常所談論的文化屬于兩種不同的系統,但還是啟發我對文化有了不一樣的認知。比如許宏在他書中對考古學文化概念的解釋特別簡潔:文化就是先民的生活痕跡以物質的形式保存下來。

      先民的生活以物質的形式一層一層累積下來,后人通過這些生活的痕跡認識先民的精神世界、生活世界。這些東西就是文化。如果這樣來理解,文化并非蹈空,是個腳踏實地的東西。我有幾次去考古現場,腳踏在商代的土層,唐、宋、清的土層觸手可及,這就是歷史和文化的層級。在現場很難不感慨,因為直觀感受到,歷史和我的關系是這樣的。這種感受,也會影響到我做編輯的視野和方法。

      和抖音上一分鐘、幾十秒的流量短視頻相比,這些報道是我們選擇的新聞長期主義。文本—踏訪—現實,用行走打開閱讀,從經典文本出發來連接現實層面,是我們在這一類型封面故事中嘗試的方法。地理山川,相對恒定的自然物,塑造了一地的生活形態,也參與塑造了一地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內核。我們通過遺址辨析、史料發掘,更重要的是通過記者在現實中的踏訪,將文化史、生活史,為讀者一層一層打開。

      周刊以如此體量的報道,來關注和日常生活看起來有距離的考古故事,其實還是為了幫助回應當下的問題,比如個體對人之處境偶爾會有的思考,比如我們是誰,我們身處的世界何以成為現在的世界,又以何種方式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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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不是完全在一個既定軌道上的工作經歷。1999年底,個人困擾疊加世紀末情緒,我辭職了,決定去法國讀書。我在巴黎待了兩年多。我做什么總慢熱,記得不少人剛畢業就想出國,我一點概念都沒有,連考研究生都沒想過,分配就分配了,全憑人家的善意帶來的運氣。突然到工作七八年了,覺得要重新換一種生活。

      回國后,我就應聘到了《三聯生活周刊》,幾乎是把前十年的工作積累全抹掉了,重新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寫專欄、做報道,我花了很長時間才真正進入周刊的工作氛圍。

      到周刊后,我的生活和工作就以周為單位格式化了,等到某個時刻回看,突然發現自己好像邁上了一個小小的臺階,就很滿足。我不覺得需要與比我更好的人比較,會焦慮、惶恐,我通常只會和自己比。

      感謝老主編朱偉給了我非常寶貴的自由空間,沒有強迫我迅速成為某種類型的記者。與我一同進三聯的同事們絕大部分比我年輕,他們都很出色。當時我的工作是寫一個小專欄,在周刊整個架構中沒有那么重要,但是我很結實地、認真地,一篇一篇在寫,也不能說寫得好,可能就是認真讀了一些書,積累了一些東西。記者的寫作與作家不同,它是個時間層積、認知累積的過程,像我第一本書《妖嬈世紀》是我寫文化專欄期間的文章結集,《現場:當代藝術訪談錄》是我做當代藝術采訪后的報道結集,現在這本《藝術是一場冒險》是我近十年的藝術方面的文章結集。

      外面曾有人說,《三聯生活周刊》的記者不太與其他媒體同行打交道,其實也不是。應該說,老主編朱偉當時給我們記者營造了一個小環境,好好閱讀、好好寫作,不太被其他事情干擾。他對每個人的要求可能不盡相同,有些人能特別快速地顯現出來,也有些人,像我,就特別慢。我挺感謝周刊的工作氛圍,以及那個時候延續下來的對智性生活的推崇。

      我并沒有特別自覺的寫作訓練,當然閱讀是重要的,朱偉曾要求我們,興趣閱讀之外,還要學習功用性的閱讀,功用性閱讀是圍繞我們日常采訪和寫作展開的,寫一篇三千字的稿子也許需要讀四五本書。這種閱讀由于時間所限,目的直接、速度快,但其實頗有助益。往往在完成稿子后,如果覺得其中有本書對自己特別有幫助,我會再去仔細閱讀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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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的時候,我并不是特別愛好寫作的文青,進入《三聯生活周刊》后,才真正有了一點寫作的意識。比較吸引我的,是那種樸素干凈的文字。生命經驗可以是寫作經驗,關鍵看你怎么表述,用樸素的方法把它寫出來,有時候就很動人。1980年代、1990年代,印象中普遍還是喜歡玄妙的、華麗的、鋪排的,所謂的文采,但我不喜歡那種。

      文學和藝術,對每個人的召喚其實都不一樣。像到美術館里面,我喜歡的作品不一定就是最有名的那幾件,可能是某件很小的、角落里的作品。我念念不忘的書,別人看來可能很可笑,不符合我的年齡,比如黑柳徹子的《窗邊的小豆豆》(戰后日本最暢銷的書),別人可能覺得它是一本簡單的書,但對我來說,它是我很愛的一本書。幾個月前,黑柳徹子又訪問中國,接受了我們同事的采訪,我都很興奮,不過我也不太會利用工作之便去追星。她不是專業作家,職業是跳芭蕾舞,做電視節目,近五十歲時才回憶童年,寫了這本書。

      有段時間朋友間流行做類似普魯斯特問卷的那種讀書問答,我經常很不好意思答,因為我最愛的人生書就是《窗邊的小豆豆》《小王子》,讀到它們還不是我小時候,應該是大學以后了?!洞斑叺男《苟埂愤@本書真的改變了我對很多事物的觀感,甚至可以說世界觀。

      到周刊后,對記者的基本訓練就是要從復雜性出發來思考與工作。很多事情都是復雜的,是多種社會面向和時代背景下的結果,個人往往被裹挾其中。所以在我自己的寫作里,不管文章有多短,我總希望能用相對復雜的維度來看待筆下的人和事。做了編輯以后,更是如此。

      2018年,我們做沈從文封面(《沈從文:最后一個浪漫派》,2018年第20期),我對沈從文傳(《沈從文的前半生:1902-1948》《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作者張新穎說過的一段話印象深刻,大意是,時代潮流消退后,弱小的個體反而從歷史當中站立起來……讓人感慨。身處潮流之中,個體往往是看不到的,被淹沒的。當有了時間的距離后,人們會想要看見個體,特別愿意了解個體的經歷、生命經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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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寫作理想,也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好的寫作者。2000年代早期的三聯真是人才濟濟,在老主編朱偉眼里,我肯定不算好的寫作者。但從我個人而言,每做一件事,我總是希望它能達到自己能力范圍內的最好結果,對得起自己名字出現在出版物上。

      我的寫作經歷——如果說我有寫作的話,我真不認為自己有寫作……大部分周刊的老記者都經歷過,三個月試用期間,朱偉會不斷斃稿。他也不會跟你說應該怎么寫,記者要在一次次斃稿里面自己去琢磨。正式成為周刊記者后,我的稿子基本沒被斃過,他也不太改了,我就到了相對穩定的也是自由的寫作狀態,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寫。

      至于采訪,我個人覺得,真實的好奇心最重要。在訪問前,我通常會盡可能多搜集關于采訪對象的報道、著作,我要足夠了解他。其次是梳理的笨功夫,就這些框架閱讀的基礎上,我會去尋找缺口,就是沒被提到而我想要知道的問題和不充分的回答。最后,我更喜歡用小問題來打開通向深度的通道,而不是大問題,也許多個小問題的溝通會達至大問題。

      作為編輯,現在我要面對大量的好文字和不好的文字,碰到缺稿的時候,甚至必須要把不那么好的文字變成相對還算好的文字。編輯是個容器。不過一旦讀到好的稿件,出乎預判的好,真的會有強烈的幸福感。反之,就極其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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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三聯待了二十一年,算老同志了。三聯現在有很多年輕記者,一晃眼也來了10年了。創刊10年、20年、30年的時間點我們都出過紀念刊和書,馬上要出30年的書。我運氣好,每個點都趕上了,雖然十年紀念的時候,我還是個加入不久的新人。

      做媒體是比較適合我的工作,不斷有更新,被刺激,不會覺得重復。做周刊節奏很快,但也幫我抵抗了一些焦慮。無論是寫稿還是編輯,我的工作和生活都自然地被格式化為一周的計量單位,每周有一個具體的目標,做到我力所能及的程度。可能,認真做具體的事情就是抵抗焦慮的好方式。累是當然累,每周一個封面報道是五六十頁的量,要有值得關注的選題,要厘清核心問題,記者怎么安排,結構采取哪種;還有對每一位記者采訪的追蹤和即時反饋,最后的審稿。但它是確切的,具體的。

      年輕的同事現在可能很難有我們剛進周刊那時候感受到的做記者的意義感。隨著網絡和流媒體的興起,傳播渠道和閱讀習慣在改變,他們的文字的影響范圍在改變或萎縮。不過也沒有那么悲觀,要看怎么看。大量的嚴肅機構媒體或公共性媒體消失或勢弱后,《三聯生活周刊》堅持了下來,眾聲喧嘩之中,它對事實和現場的努力抵達,作為公共媒體的價值與影響,某種程度也許能夠更顯現出來了。

      周刊有個自覺或者說野心,希望我們的文章、我們觀察的文化問題和社會問題,不是只保鮮24小時,希望一年以后甚至多年以后,它們依然能被人談論。一周一周地運轉,我們習得了不求一次性解決問題,而是通過每個選題、每篇文章反復進入一個領域,不斷發現最新鮮的內容,這也是媒體的自我要求。

      記者本能就是破局。你不能每天看概念性或者文本性的東西,或者發愁沒東西可寫,你得破局。破局的方法就是走到事實本身去,一件一件事累加起來,可能就會改變一點。你不做,只是哀嘆網絡都是碎片、虛假、垃圾等,那就永遠要躺在垃圾堆里。

      老主編朱偉給《妖嬈世紀》寫序,有句話我一直記得,“發現與搜求新的成果,可能要付出較多成本,在我看,那是依靠微弱的燭光去一點一點照亮的一個漫長而孤寂的隧道,躬身其中,會堅持以一己之力前行而無止境,就永不會產生一葉障目的錯覺?!彼矊ξ覀兲嵋?,希望我們能夠為搜索引擎提供一點新的東西。我們能做的就是為讀者提供一些新的、厚重的、基于事實的內容,而不是輕薄與重復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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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近做了一期福柯封面(《福柯:生活實驗就是哲學實驗:主體 生存美學 關心自己 直言 知識》,2024年第26期),口碑不錯,銷量也不錯,讀者反饋說這個時代還有大眾媒體來認真談論哲學,很有意義。我們其實這幾年持續在探討哲學問題,從不同角度,比如我們討論過中學生是否需要學習哲學(《高中生需要哲學嗎:驚異與思辨:一個中學哲學社的故事》,2020年第18期),也探討過日常生活中哲學對于普通人的意義(《作為生活方式的哲學》,2022年第47期)。

      在另一位副主編吳琪負責的社會報道領域,則有土摩托(袁越)的人類起源系列(人類三部曲:《中國人從哪里來?:歷時半年采訪全球頂級科學家》,2017年第23期;《人類到底能活多久:抗衰老科學指南》,2018年第3期;《人類的創造力是從哪里來的》,2018年第46期。新人類三部曲:《人類未來,吃什么:全球農業考察記》,2019年第41期;《人類未來,用什么:建筑材料 塑料 紡織材料》,2021年第9期;《未來的能源》,2022年第8期),很嚴肅,也擁有大量讀者,并且全部出版成書了。銷量與嚴肅并不矛盾,不管時代如何,總有人愿意探索精神世界,關心重大問題。我們努力的目標是不讓一直喜歡《三聯生活周刊》的讀者失望,如果能吸引到新的讀者那就更好了。

      老主編朱偉做三聯的時候,不僅全力打造自己的寫作團隊,還把每個記者培養成在某個領域內具有持續學習與思考能力的人。至今,周刊仍僅有少數欄目對約稿開放,其他內容都由自己的記者來完成采寫。這樣的好處是給記者持續成長的時間和空間,也讓周刊保持自己穩定的氣質。2009年苗煒和陳賽去英國做劍橋封面(《劍橋:一個完美的讀書地方:800年造就的精神地圖》,2009年第39期),認識了劍橋大學物理系的博士生苗千,后來苗千就加入了周刊。朱偉給苗千的工作是堅持每周寫兩頁關于物理學最前沿的專欄文章,這些內容門檻非常高,編輯們可能也難以理解,但據說朱偉的解釋是,一本雜志總要有點讓人看不懂的東西。2017年后,我已經做編輯了,我建議苗千在撰寫科學專欄的同時,嘗試做科學訪談,2018年他開了一個新欄目“前沿”,采訪國內外的諾貝爾獎得主和頂尖科學家,這幾年他一直在做這樣的工作。同時,周刊還策劃了一個諾貝爾獎封面系列,叫“改變世界的人”,目前做到了2023年。苗千每年都受邀去諾貝爾獎現場,采訪獲獎人和評委科學家。這個欄目在這些年積累了一些報道,今年8月苗千出版了他的新書《前沿答問:與十四個物理學家的對話》。

      我有時也很感慨,至少我自己,作為傳統媒體所謂黃金時代的記者,可能真是相對幸運的人,得到了超越自身視野和能力的豐富的給養。

      附:2020年至今《三聯生活周刊》文學專題封面不完全記錄

      《??拢荷顚嶒灳褪钦軐W實驗:主體 生存美學 關心自己 直言 知識》(2024年第26期7月1日,總第1295期)

      《林中響箭:重讀魯迅的邀請》(2024年第23期6月10日,總第1292期)

      《我就是文學:卡夫卡去世100周年》(2024年第18期5月6日,總第1287期)

      《李白地理:中國人的精神山水》(2023年第40期10月2日,總第1258期)

      《講述南方:潮濕 黏膩 隱秘 魔幻 / 混雜 遮蔽 野生 草根 / 為渺小者寫的真實》(2023年第32期8月7日,總第1250期)

      《米蘭·昆德拉,與我們》(2023年第30期7月24日,總第1248期)

      《〈三體〉:宇宙尺度:孤獨與想象》(2023年第8期2月20日,總第1226期)

      《被詩喚醒》(2022年第50期12月12日,總第1217期)

      《托爾金的世界:弱小者改變歷史》(2022年第27期7月4日,總第1194期)

      《她們講述的世界:專訪瑪格麗特·阿特伍德》(2022年第19期5月9日,總第1186期)

      《重讀茨威格:泛人類理想何以失落》(2022年第14期4月4日,總第1181期)

      《時間與記憶:過去為什么重要:普魯斯特誕辰150年》(2021年第36期9月6日,總第1153期)

      《夏日閱讀:是時候拾起漫畫了》(2021年第29期7月19日,總第1146期)

      《你還會說方言嗎:六城踏訪:消逝與挽留》(2020年第51期12月21日,總第1118期)

      《魏晉風度:士族 隱逸 田園 清談 造像》(2020年第34期8月24日,總第1101期)

      《夏日閱讀:鬼故事:一場文學的療愈》(2020年第32期8月10日,總第1099期)

      《汪曾祺:人間煙火》(2020年第14期4月6日,總第108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