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學與傳統學術”高端論壇在浙江大學舉辦
近二十年來，中國人文學術界發生的最重要現象之一便是中國經學研究的復興。自春秋戰國以來直到清代，經學一直是中華文明的主干，深刻影響了傳統中國社會與公私生活，被認為中國文明的“根”與“魂”。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自2017年成立以來，便確立了經學作為書院的主體研究方向，并將經學設立為二級學科博士點，這是迄今為止唯一的經學博士點。馬一浮書院舉辦了“返歸六經：新材料、新觀念、新方法暨馬一浮先生誕辰140周年學術研討會”“返歸六經：重光中華文化的人文精神高端學術論壇”等多個以經學為主體的高端學術會議，并推出了“中國經學百講”等系列講座以及“經學與文明”學術對談等多種形式的活動。在弘揚中國經學與傳統人文學術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2024年6月29日，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主辦的“中國經學與傳統學術：文本、思想與方法學術研討會”，在紫金港校區圓正啟真酒店順利召開。本次會議圍繞“經學與傳統人文學的文本與文獻研究”“經學與傳統人文學的方法論研究”“經學與傳統人文學術的思想與理論研究”“經學與傳統學術的現代開新與創造轉化研究”“經學與人文學術的互動”“世界文明視閾中的經學與傳統學術”等前沿問題展開，來自浙江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化工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大學、山東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江南大學、安徽大學、武漢大學、湖南大學、湖南師范大學、四川大學、重慶大學、暨南大學、五邑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西北師范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的五十多位專家學者暢所欲言，從不同進路、以不同方式、在多個議題上推進了對以經學為主體的傳統學術的研究。
大會開幕式由馬一浮書院副院長陳赟教授主持，浙江大學副校長周江洪教授，浙江敦和慈善基金會理事、經學資助管理委員會、秘書長林紅女士，馬一浮書院院長楊國榮教授先后致辭。
周江洪副校長首先代表浙江大學對與會嘉賓表示熱烈歡迎。研討和弘揚中華傳統學術，是賡續中華傳統文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自創院以來就確立了以經學為主體、推動中國傳統人文學科高水平研究的戰略，這一戰略既是學術之盛事，也是以學術方式推動中華民族復興的具體方式。
林紅秘書長在致辭中回顧了敦和基金會協助浙江大學建立馬一浮書院的歷史，高度肯定書院在現有的教育體制和學位制度下改革創新，尤其是設立國內首個以“經學”命名的二級學科博士點，為培養經學研究的高精尖人才開創先河。她還指出敦和基金會的定位是做守道者的同道、步行者的陪伴、探索者的后援，希望能與專家學者一起，推動經學回應現代性變革的需要。
楊國榮教授以“怎樣理解經學”為核心，總結歸納經學在不同歷史階段呈現的各自特點，并指出現代經學既要求在學術層面繼承以往的實證性研究成果，也要揚棄或轉化不合時宜道德方面。今天的學者應當給予經學不同于以往的時代特征，在指向傳統文獻或經典的研究過程中，應當展現出現代理論的視野，敞開經學本身深層內涵，使傳統經學獲得理論層面的創新成長。
接下來，八位專家代表分別報告各自關注領域的前沿問題，馬一浮書院副院長林志猛教授、真大成教授擔任主持。
深圳大學景海峰教授提出當前“中國古典學”普遍存在兩種路向：一是“移植性的古典學”，即以西方古典學的引進和消化為重點，強調作為一門新知識的古典學具有學科體制化特點和研究規范化諸要素；二是“本土格義式的古典學”，也就是用古典學的名義來研究中國傳統學問，尤其是用古典學包容諸科的優長來反思現代學科劃分和研究方式。除此之外，還應該尋找第三種路向，即在哲學詮釋的意義上建構“中國古典學”，我們應該在日常生活的經驗里體證生命的獨特價值和意義，并以此融入文字、文本、經典凝聚的共識中，而不是堅守只屬于文獻整理范疇的傳統古典學的堡壘。
四川大學舒大剛教授帶來題為“經史兼宗：金景芳先生的經學思想與成就”的主題報告。舒教授指出金景芳先生善于利用經學史料解決歷史問題，具體表現為堅持“六經”的典則意義和信史價值；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指導《周易》研究；重視以“三禮”資料解決先秦史上的制度問題；開辟“思想史研究與社會史研究”的新路徑，等等。金先生的學術人生體現了一代鴻儒從舊經學入新史學，又用新史觀治舊經典的轉變，對現代學術進步作出巨大貢獻。
浙江大學王云路教授以“顛沛”本字考釋為例，深入探討漢語詞義“殊途同歸”的現象。王教授指出“沛”字跟水有關，而跟“顛沛”的“走頓”義沒有聯系，因而“顛沛”之“沛”必不是本字。通過分析“沛”“波”“播”等字本義，以及安大簡的字形，可知《論語·里仁》“顛沛必于是”中“顛沛”本字是“顛播”。“顛播”與“顛波”同義，“波”與“沛”因形近、音近而誤。“波”因為水流波涌而有散開的特征，“播”強調手，因撒播種子而有四散的特征，“顛播”與“顛波”皆為同義并列關系，屬于漢語詞義的“殊途同歸”現象，與我們理解的“同音假借”現象不同。
北京大學吳飛教授從中國古代祭禮尚質角度重新審視巫史傳統的超越性。吳教授認為孔子及其后學闡釋的祭禮尚質原則，所繼承的是巫史傳統的核心精神：崇尚自然。雖然儒家非常看重人類的理性智慧和文明制作，但強調自然始終是人類無法完全了解，也不可能超越和改造的。祭禮之所以尚質，就是因為人不可以人類文明中的標準來理解鬼神，而必須始終對鬼神持敬畏之情。由于人不可能真正了解鬼神，所以人類不知道究竟怎樣的祭品是鬼神所喜愛的，于是就以最質素，即最接近自然的祭品獻給神，因為鬼神正代表了自然中神秘不可測的力量。
浙江大學虞萬里教授分享了本人關注“經傳分合”問題的心得體會。他指出，孔穎達謂“以傳附經”始于馬融，并由此分判西漢以前經傳分離，東漢以后經傳合一。然若考察傳自先秦之諸子文本和七十子后學篇章，放眼出土文獻，便可發現“以傳附經”的形態可追溯到《管子》《墨子》形成之時，最晚在戰國中期已有萌芽。縱觀先秦經、傳合一之形態，緊接經文連抄者，有的已成為經文的一部分，簡短的解釋變相成為正文訓詁；有的經文、傳文雖分為兩篇而篇名相關相連；有的一篇之中前經后傳，前后接續解釋；有的則將傳文直接插入相應經文下，猶如漢魏之經傳合一文本。這些問題的時代很早，這些領域的定點也很小，它可能不切于世用，與現實關系不大，但作為客觀梳理經學史、經典文本形成史，以及漢語形成史，則將起到很大的作用。
武漢大學吳根友教授的報告為“全球化時代諸‘圣經’的精神傳統之間如何對話”。他指出世界各民族大體都有屬于自己的“圣經”傳統，該傳統從根本上影響并決定了他們關于世界基本秩序的觀念。其中，“一神論”的“圣經”往往堅定地維護絕對地位，故其如何向無神論、異教徒開放出人際交往中的互信之根源，便會成為一個現實的政治與社會問題。吳教授認為學術界應該首先正視諸“圣經”傳統對話的困難性，其次要積極地探索其中的可能方法，從歷史上尋找經驗與教訓，為當代的諸“圣經”傳統的對話思想的啟迪。
山東大學李尚信教授圍繞“易學共同體的問題與目標”，將易學學科層次和易學人才隊伍建設劃分為七個層次：第一，易學理論體系的基本結構；第二，易學理論與各學科關系；第三，易學思想體系演變發展；第四，易學知識體系與學科發展；第五，易學的現代價值；第六，易學文獻的搜集整理與數字化；第七，易學人才問題。當前迫切需要突破的問題是生生哲學、象思維、易學跨學科研究、易學起源、《周易》經傳解讀、易學知識體系與易學教材建設、易學的海外交流與傳播、易學與數字人文、易學人才培養。
復旦大學鄧秉元教授以“人性與教化——先秦人性論探析”為題陳述報告，他指出近代以來對人性論的探討，大體是從人性自覺的角度加以反思的，但從經學角度而言則復雜許多。先秦的人性論至孔子時才得到系統反思，孔子對人性的直接論述雖然不多，但通過對“性相近，習相遠”、個體教化的可能性及材性的差異等問題的討論，提出了完整的普遍人性論。此后學者由自身訴求的差異形成不同的人性論，而在經學史上各家學說之所以勢同水火，原因在于學者常將這些基于不同角度的強調視為本質性差異。戰國時代人性爭論的主軸依然是人性與教化的關系，此前那種素樸的人性論逐漸解體，各種性善論紛紛登場。鄧教授認為人性與教化的關系極為密切，由此可以理解不同政教體制的人性論基礎。不過，從義理角度而言，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人類的心性結構本身。
大會主題發言結束后，與會專家即分組圍繞著“經學與傳統人文學的文本與文獻研究”“經學與傳統人文學的方法論研究”“經學與傳統人文學術的思想與理論研究”“經學與傳統學術的現代開新與創造轉化研究”“經學與人文學術的互動”“世界文明視閾中的經學與傳統學術”等前沿問題展開討論和交流。
文本與文獻的研究無疑是經學研究的重要基礎。汪少華（復旦大學）利用臺灣師范大學藏孫詒讓批校《周禮正義》本與通行之乙巳本、楚本、中華本對校，為判斷《周禮正義》異文的正誤提供了翔實而確切的依據。此外，汪教授發現孫詒讓批校本與周貞亮利用孫校本校正而成的楚本在對乙巳本的改正上有高度的相同，可見當時周貞亮所見的孫校本很有可能即是今日藏于臺灣師范大學圖書館的孫詒讓批校本。而孫詒讓批校本中所存有的二百余處未被楚本吸納的正確校改，這也為完善《周禮正義》的點校提供了寶貴的依據。史應勇（江南大學）近年注目于《公羊》《谷梁》之解經差異，他通過全面清理和比勘《公羊》《谷梁》經、注、疏文字，可確信“二傳”解經大多不同，而非前賢所言“同者十居七八”。史教授選取了《春秋》經中關于災異的條目共30條，通過分析《公羊》《谷梁》二家《傳》文以及各自的注疏文字，指出《公羊》《谷梁》的相似之處和在經典詮釋方法論、褒貶、是非觀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差異。石瑊（湖南大學）關注到《白虎通》少量問答小節后附有“一說”/“或曰”的擴展文本，這些文本為《白虎通》在常規的單元文本之外，提供了新的空間以容納其他與之相關的內容。留心“一說”/“或曰”這一特殊的文本結構之于《白虎通》經學整合，意義建構的功能與作用，通過對具體例證的分析，石老師認為，《白虎通》之“一說”∕“或曰”有為單元主體補事者、補義者；亦有在主體的義事結合之外，另立義事結合者。無論是以上哪種類型，《白虎通》通過設置“一說”∕“或曰”的結構，使得表意單元能夠容納對義事結合造成挑戰的內容，同時而又盡量維持住文本一貫的表意特征。傅杰（浙江大學）指出，作為《論語》研究的必備要籍，程樹德《論語集釋》博采古注古說六百八十余種，資料豐富，至今沒有可以完全取而代之的同類著作。然而囿于編纂此書時諸多客觀條件的限制，是書訛誤極多。而學者研究孔子與《論語》往往據為典要，沿襲其誤而不自知，有感于此，因指導博士生張桐琿從事《論語集釋》全書的校訂，以期為學者提供一個可靠的《論語集釋》版本，并向與會專家介紹了校訂的工作計劃與已取得的成果。
不斷面世的出土文獻為經學研究增添著新的活力。賈海生（浙江大學）指出，《毛詩》中的《采蘋》呈現了古文系統中的文本面貌，以安大簡所抄《采蘋》、武威簡所見不同于《毛詩》的篇名相校，可知歷史上還曾流傳過文本面貌不同于今文本、古文本的《詩經》。安大簡不同于《毛詩》的異文體現了西部方言的語音特點，武威簡所見不同于《毛詩》的篇名暗示了首章的語序有別于《毛詩》。毛傳、毛序闡釋《采蘋》所記儀式典禮，或借詩之本事推行詩教，或以空泛的說教釋詩之主旨。漢代傳詩形成的經學觀念與釋詩方法影響深遠，后世釋詩即使力圖擺脫空洞的說教而有意揭示詩之本事，仍然或明或暗地體現了經學的特點。
隨著視野的開闊，方法的創新，文獻的發掘，學者們對經學中的一些重要問題重新進行解讀和闡釋，也形成了許多新解新證。蘇芃（南京師范大學）綜理了《左傳》中“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的歷代之說，并由“虞”字金文字形產生了新的思考，以金文“虞”和“魯”字構件多有近似之處，而“夫人”合文與“虞”的構件“夨” 近似，提出“魯夫人”與“虞”很可能是對同一個手文圖案的解讀，并可推知歷代爭訟的“為”字并非手文。且“夫人”合文至戰國文獻常見，故可進一步推測“魯夫人”之說是戰國時人的附會追述。龐光華（五邑大學）則對聚訟已久的《古文尚書》作偽問題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聚焦于《胤征》篇，從語言文字的角度出發，列舉二十三條證據，從《胤征》篇中的字詞、引文、句式等方面論證是書不可能是魏晉學者偽造，只能說春秋甚至西周以前的古本文獻。基于此，他還向與會學者介紹了新作《沉香齋經學文存》中的其它思考。王挺斌（浙江大學）則對武威漢簡《儀禮·特牲》中的“絖”字提出了新的解釋。《漢簡》中的“絖枅”今本作“纚笄”，“絖”與“纚”的異文關系雖有不少學者進行了討論，但多不適意。王挺斌則提出竹簡中的“絖”字很可能就是“縰”的省形。二字不但字形非常相似，且“縰”就是“纚”的異體，從“徙”得聲之字與從“麗”得聲之字關系也非常密切，這樣釋讀在字形和辭例上都較為直接。武威漢簡雖然抄寫工整，但也不乏抄寫問題，“絖”為“縰”的訛字（省寫）是非常有可能的。
對傳統經典文本在“新”的維度進行闡釋的同時，也有許多學者從“深”的維度來不斷追問經學問題中的重要關節。關長龍（浙江大學）認為，《周易·說卦》首章結語“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一句可視為軸心時代有關宇宙論之義理規模的學術總結，也是其后儒釋道三教成長與傳播的通用教理架構。但歷代注疏專論皆未能闡明而猶有剩義。關教授通過文本語境的對文互證、概念場域的存有辨析、儒學規模的結構比征等三個方面對這句經典名言中的生命意義和學術價值做出了深刻的闡發。李守力（敦和基金會）則詳細推闡《周易》明夷卦卦象，分析卦辭爻辭，探討其本義，解釋其義理。李老師指出，明夷卦代表著賢臣的境遇。以卦體言之，離明入于坤地之中，為坤暗所傷，是光明殞傷之象。以人事言之，上坤為國邑，代表王室，下離則為王室外的諸侯賢良。若進以六爻分之，則上一爻代表昏君，下五爻都代表明臣見傷，故為明夷。其彖傳以文王、箕子為例解析卦辭。谷繼明（同濟大學）由皮錫瑞言《春秋》“借事明義”之說，指出《周易》其實也是在“借占明義”。《周易》與其它易類文獻不同，其并非只是簡單的案例匯編，而是由作者預先撰寫并參考占筮記錄匯纂而成，如乾卦就體現了其撰作的特點、零碎的情景化和想象和卦爻辭所蘊含的普遍性的意義構成了《周易》的經典性質，使得本書在具備占筮功能的同時也可以通過卦爻辭以寄托普遍性的義理的訴求和關懷。劉增光（中國人民大學）認為，鄭玄在對《詩經·大雅》的箋釋中，構建了周人世世修德，天意去殷之惡，歸美于周之善的圖景，形成了殷紂之惡與文王之善的善惡二元對比，以成為周人何以能夠代殷的解答。其箋中處處流露出對思孟一系儒家思想的繼承和發揮，體現出了鮮明的儒家理想政治色彩。
劉梁劍（華東師范大學）將舜之事親中面對父親瞽瞍的謀害所面臨的孝道難題稱之為瞽瞍難題，即在親不可逆的通則下如何應對親不能順的情形。通過和柏拉圖對話錄《游敘弗倫》中的問題參互思考，劉老師指出，儒家的孝道既不是唯意志論、權威主義或盲從主義，也不是蘇格拉底式的理性主義，而是唯義主義，在消極的意義上從義不從父，在積極的意義上則以義輔親。而從形上之維來看，義之所在為天。蔣鑫（華東師范大學）則以“氣性”和“煦嫗”為線索，來探討鄭玄是如何詮釋《禮運》“人者天地之心”的含義。鄭玄隨文作注，故從其經注中細繹其理。可以看出，鄭玄從五德、五行切入，鄭玄以氣性的概念來解釋天地之心，而圣人以母體外受非類之感帝精氣的“煦嫗”氣化方式誕生，并以此貫穿起天地（五帝）煦嫗生萬物之天事與政教煦嫗化烝民之人事而置身于交接天人、倡導天氣、變化民性的中介位置。
章句、義疏的研究近來是經學研究中的熱點問題，前輩學人多有討論，今之學者亦多有發覆。馬楠（清華大學）認為，章句的內容結構及其歷時變化是研究漢代經學的核心線索。章句完備不僅在西漢宣帝、元帝時期成為立博士學官的前提，此后也與博士試策選任密切相關。章句既包含分文析字、循文說解的內容，也包含議論分歧、辯駁是非、整合同異的內容，二者都屬于章句學的傳統，既可以組合也可以分離。而東漢章句的發展歸納起來有三種路徑：一是以本經本傳為中心；二是經義論難部分離經別行；三是通過遍注群經，建立容納經傳的經學體系。郜同麟（中國社會科學院）指明，《禮記正義》中的皇侃、熊安生舊疏，尚未得到明確的離析。利用其中《文王世子》內容駁雜以致各節之疏體例不一內容矛盾的特點，可以辨明其中采用先經后疏形式的節當來自熊安生，采用經、注疏間錯形式的節應是在皇侃舊疏基礎上做成的，這種排列不同很可能是由于二家經本的經注排列順序即有不同。而通過《文王世子》中注疏分布規律，可進一步推知《禮記正義》以卷為單位體現出明顯的對皇、熊二疏的不同偏好，這也表明《禮記正義》可能在編撰之初即確定了分卷并按卷來分工。
經學和文明之間存在著緊密而復雜的聯系。作為中華文明的根與魂，經學對中華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而文明的發展也為經學的豐富和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和動力。陳赟（華東師范大學）關注到六經成立與中華文明的奠基這一重要聯系，指出《六經》的成立發生在人類歷史由“治出于一”到“治出于二”的轉折性紀元，并成為建構這一紀元性意識的關鍵性事件，而其奠基主要體現在確立圣人為秩序擔綱主體、經的符號創建及文明之為文明、人性之為人性的原理之確立。而陶磊（浙江大學）側重關注六經次序與文明問題，指出六經次序本質上是對經學重要性的排序，經典重要性的更迭實質上反映的是文明變遷的問題。從以《詩》為首到以《易》為首，反映出的是古代中國群體秩序建構模式的變遷。 方朝暉（清華大學）則抓住中國人對“天”的信仰，通過考察指出天作為至上神的信仰實際上是在西周以后才興盛起來的，而這一信仰的確立決定了后世數千年中國文化此世取向的基本特點。此世取向不僅導致了中國文化以“天人合一”為最高理想，還決定了中國學術幾千年來壓倒一切的實用傾向。
在現代轉型視野下，經學的轉型是一個復雜而深刻的過程。張凱（浙江大學）關注經史分合與近代學術的古今之變。張老師指出新文化派側重以方法與材料為準則判分新舊中西，無形割裂傳統學術與現代學科、價值與知識之間的關聯。近代“新學術”之建立，形成由史學方法來承擔全局的趨向，以科學方法辨析“材料”成為近代新舊派分的重要依據，導致民國學術與清代學術的關聯集中在“材料”與“方法”層面，中國學術流變的內在理路被截斷眾流式的派分所割裂。此一趨勢不僅導致近代學術流變的脈絡難明，更使中國學術的本意被曲解。以古今之變的視角考察近代經史轉型，為克服、超越這一困境開辟可資嘗試的道路。馬曉見（武漢大學）則著眼于魏源《夷艘寇海記》，指出是書并非單純的史實記錄，而是魏源基于其獨特的經學觀而旨在未來文明改革所擬寫的“新《春秋》”的核心篇章。通過對中英“行事”的記錄，全文體現著魏源對“商民之富”“義民之強”的新富強觀的肯定，并在制度意義上肯定了英國政制的“無王精神”，并最終指向追求百姓自立的新政制。因此，是書實可視為鴉片戰爭以降中華文明現代轉型過程里最初的思想火種。髙瑞杰（上海師范大學）認為，近代以來，對傳統文化進行重新估定時，對先秦經學的重新審視無疑是重中之重，而就其中影響最大的“諸子出于王官說”，經歷了由“諸子出于王官”、東周王官失守而諸子學興的古文經學敘事；轉向孔子制作六經，刪述之旨，如日中天，為大地教主的今文經學敘事；最終形成子學興起而后百家爭鳴，最終于武帝時六藝定于一尊的哲學史敘事，并以前者為子學時代，后者為經學時代，可謂經歷了一次巨大的學術反轉。
經學史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關涉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吳仰湘（湖南大學）指出，“素王”說為漢代《春秋》學重要主張之一。董仲舒、劉向、賈逵等人以為孔子修《春秋》，“立素王之法”。這些可概括為“《春秋》素王”說。但漢成帝、哀帝以后，經過緯說的附會、發展，逐漸形成“孔子自號素王”說，并衍生出“素王—素臣”說。而皮錫瑞承杜預、孔穎達之緒，指明西漢前期“素王”學說的內涵，揭出“孔子素王”說的錯誤。其重申“《春秋》素王”說，既有其個人治經力復西漢之學的一貫旨趣，也是想糾挽廖平、康有為所倡“素王改制”新說的流弊。孟琢（北京師范大學）基于對兩漢經學今古文敘事的反思，提出已往的經學研究中多強調孔子對經學文本的刪定之功，而對其通過“以道統經”的義理方式推動中國經學走向統一性的歷史貢獻鮮有論述。孟教授從孔子的六經之學、孔子經學的精神內核、孔子經學的教學次第、孔子經學的歷史意義四個方面分別加以闡釋，指出孔子不僅是儒家經學的開創者，也是經學統一性的奠基人。
劉依平（暨南大學）指出，《詩》文本性質的種種變遷，與先秦儒家對《詩》的詮釋密切相關。結合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劉老師將先秦儒家引《詩》解《詩》分為三個階段：孔子創造“解經”“說經”兩種經典詮釋模式、子夏、曾子走出了儒家經典詮釋分化的兩條路線、子思大規模地運用“子曰+《詩》云”的格式來構造文本，進一步形成了早期道統意識。基于以上分期，可歸納出孔子——子夏“宗經”、曾子——子思“征圣”兩種詮釋模式，可以解釋先秦儒家學派在經典詮釋理念、方法。目的上的結構性差異。張文智（山東大學）提出，中國哲學在歷朝歷代的發展都是通過解讀經典以“返本開新”的形式展開。如果對六經的解讀不能發揮應有的指導和糾錯功能，即說明在對經典的“反本”上出現了問題。張教授以此為出發點，回顧歷代易學學者的問題，究其原因在于沒有在《周易》經傳中尋找出宇宙生成之源及心性本體，而這對《周易》的當代轉化和發展有相當的啟示作用。
禮學浩穰，素稱難治。其中問題繁復，因此也極為學者所重視。陳緒波（重慶大學）從布席切入，指出作為禮經之大節，布席在《儀禮》中多有提及，而以席面、席上二要素最為重要，《曲禮》《禮經釋禮》中雖有成說，然皆不甚允當。陳緒波即在前賢研究基礎之上，對禮經中的布席之例重新考察。指出布席之例十分復雜，其中尤以席上問題最為關鍵，而其例雖不能一言以蔽之，但總體遵循著尊者有席，卑者無席，而諸席之中尊者之席設于尊處，卑者之席設于卑處的規律。黃銘（重慶大學）則從出母、嫁母的服制論“尊尊”與“親親”的邊界。出母、嫁母服中有三層義理，分別是母子關系、父母關系、母與父族關系。母子關系指的是母子個體之間的“親者屬”。父母關系指的是母親是否“配父足竟”。母與父族關系則涉及母親“在堂”與“絕族”，一旦母親被出或改嫁即是“絕族”。出母、嫁母是否有服，取決于三層義理之間的高低關系。這樣不僅符合《儀禮·喪服》的規定，也能解釋《禮記·檀弓》中的相關條目。張濤（清華大學）指出，由于禮類著作發展狀況的復雜性，對“通禮”類目的界定和選目歷來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其類目和歸于其中的著作也未免有削足適履之病。為明晰其界定，即需梳理通禮著作的發展歷史，回答通禮這一類型因何出現。通過對“通禮”的淵源進行了通貫的考察，可見朱熹鑒于禮樂廢壞，無有全經而撰修的貫通三禮的《儀禮經傳通解》與元明清通禮著作有或多或少的學術因緣，而元明清三代學者不斷撰著通禮，除了與朱熹影響有關，也受到歷朝典制書籍的影響。這為界畫通禮系統和呈現通禮發展史的豐富面貌提供了翔實的依據。
經學既為中國傳統學術的重要內容，與政治、教育、道德、文化等各個方面都有著緊密的關系。閆云（重慶大學）認為，宋代政學傳統中，《春秋》學為國家治理實踐提供了諸多理論支持。宋儒將三代圣王之法和當代祖宗之法相結合，以《春秋》學增益儒家經世傳統的文明境界。通過考察宋儒運用《春秋》學的主要表現，可以窺見宋代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相互維系關系。同時，宋人以《春秋》學參與政治實踐亦具有其復雜性，其間有加強君主皇權、被奸臣利用等情形，這需要予以客觀、辯證地看待。常達（《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認為，政教和風俗之間的關系存在天然張力，在面對風俗以同一性為旨歸和本有的差異性時，儒家的態度可以用“風俗雖異，趨向則一”概括之。從儒學經典來看，一方面，儒家認為政教應出自王者一人，并在“辟無常之失”和“辟人為之亂”的意義上肯定了以教易俗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又通過分辨差異性風俗的兩種來源和強調圣王之德的至公無私，為多樣化風俗的存續留出了空間。“風俗雖異”與“趨向則一”的結合，使儒學經典視域中的文明生活方式得以實現其多元一體的可能。
彭林（清華大學）指出，當代司法界一般認為作為中國傳統司法思想核心的“德刑”思想萌芽于先秦，形成于西漢，然而通過《尚書》可見周人實際上對德刑思想之緣起、學理、結構、價值等邏輯環節和治民原則、司法公正、審案程序、典獄守則、德刑關系等大本大源問題皆已論述無遺。通過細繹《尚書》中的相關論述，彭教授指出周人德刑思想的體系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均已成立。
經學家及其思想的研究也一直是經學研究的焦點。徐道彬（安徽大學）近年從事江永的著述整理與思想研究，著力于整理出版《江永全書》的工作。本次會議，他即在長期整理研究江永文獻的基礎上，通過梳理傳記史料、地方志和文人別集，努力還原出江永作為一代儒宗的個人形象。徐老師指出，從中可以窺見出江氏“漢宋兼采”的思想、“中西匯通”的觀念、質樸無華的學風，以及后人對其學術地位的推崇。于文博（北京化工大學）闡明了在“六藝論”視域下，馬一浮的《尚書》詮釋以“皇極”為核心著力進行的道德化闡釋。在詮釋方向上，馬一浮遵循“位以表德”的邏輯，將皇極看作人生而具有的道德本性和圣人達到的道德境界，皇極由政治哲學的關鍵范疇轉變為道德哲學的核心概念，具有超越時代的普遍價值。在理論意圖上，按照皇極指向的道德修養功夫，人人都可能成為圣人、建立皇極，傳統的政治性論述由此轉變為與每個人切實相關的道德探討。他的闡釋對于理解儒家經典意義、強化道德修養作用、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都具有重要的啟示價值。
6月30日上午10時許，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的“中國經學與傳統學術：文本、思想與方法”研討會迎來了“中國經學與現代文明”圓桌論壇。論壇在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圓正·啟真酒店召開，武漢大學吳根友教授擔綱主持，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院長楊國榮教授、深圳大學景海峰教授、浙江大學傅杰教授、清華大學方朝暉教授、復旦大學鄧秉元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劉梁劍教授、馬一浮書院賈海生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劉增光副教授、北京師范大學孟琢教授參與會談。
楊國榮教授從中國經學與西方古典學的關聯談起，指出廣義上的西方古典學包括文獻實證研究和神學兩種研究方式，解釋學來自于神學，尤其是從解釋圣經文本開始；中國經學也是如此，包含訓詁與義理兩個層面。無論是西方古典學還是中國經學都面臨現代化轉型的問題，我們既要注重繼承傳統經學的研究成果，又要抓住經學中的普遍觀念（如仁道觀念），揚棄經學中落后的思想，思考經學的現代研究范式。楊教授還認為，中國經學不同于古埃及學等學科，它不是僅研究過去的學問，同時還具有現代意義，至今依然在塑造我們的價值觀。
景海峰教授從經學的內部機制角度檢討20世紀初經學為何退場，20世紀末經學又為何登場。他認為經學除了學術意義外，還承擔著政治意識功能，而在現代化之后，經學負載的政治價值無法繼續。知識分子為了尋找精神上的抵抗西方文明的力量，促成經學的退場和子學的登場。現代學術體系也不是內部生發出來的，而是學習西方的結果，一百年來的傳統學術可能是子學而不是經學的主場。近年來，現代文明對話之風興起，人們很自然地會想到代表中國古代文明的傳統經學，但是如何打好“經學”這張底牌，還需要繼續探究。
傅杰教授結合本人在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開設《論語》通識課的經驗，指出古代經典一直活在現代，除了要求學生重視訓詁、熟悉文本之外，現代不同學科的學者一些既有根據、又有現代意義的推闡則豐富了我們對經典的理解。他舉例在課堂上曾引述的現代哲學家、文學家、人類學家等對《論語》中關于個體與群體、生與死、孝道的意蘊的闡發等來幫助學生更深刻地理解文本，這些闡發也都可以給現代文明提供精神啟示。
方朝暉教授回應景海峰教授提出的兩個問題，分析了中國經學命運為什么和其他文明或宗教中經學的命運不同。他認為基督教、猶太教、印度教并沒有隨現代西方文明的建立，放棄其經學傳統，這是因為其宗教的經學建立的是彼岸世界；儒家的經學信仰建立在世俗世界，當地上王國在西方文明面前不堪一擊時，國人自然會認為傳統經學應該被取代，這就是“經學為何退場”的原因。關于“經學為何登場”，方教授指出“經”概念只適用于信仰者，對于非信仰者而言，它只是研究對象。今天的學者基本不再認同自己是孔子的門生，而是以研究者身份自居，因而史料化和專業化是經學研究的必然趨勢。方教授還簡要介紹了他在《文明的毀滅與新生》一書中如何思考重建文明，以及未來中華文明的樣式等問題。
劉梁劍教授也對景海峰教授提出的兩個問題提出獨到看法，他認為中國文明兩次與西方文明的相遇，第一次是魏晉時期儒家文化與佛教文化的交流，文化主體性沒有遭到挑戰；第二次是鴉片戰爭后面對西學沖擊，文化主體性遭到嚴重挑戰，當時人們認為中國文明需要在器物、制度、精神價值等方面做出改變。新儒學的復興面對完全不同的時代背景，自然生發出許多新問題，比如《老子》《壇經》《新約》《舊約》是否需要成為古典學研究的對象？西方文明大多是“一神教”，缺乏對話，是否需要對“一神教”的教義做出解釋，使之呈現出對話性的特點？思考中國經學對西方文明的轉化，是我們分內之事。
鄧秉元教授從“怎樣理解經學概念”談起，他指出各大文明都有各自的政教系統，今天討論這些問題需要回歸根本，即體用問題。經學的退場很大程度是因為人們發現經學不具有實用意義，無法解決現實問題，所以轉向師夷長技，轉向改革社會制度，這種傾向從質疑經學之“用”又上升到質疑“經學之體”。現代經學的主要目的是解決當下問題，具有一定的基礎：經學是傳統知識體系的基石，是曾經理解世界的方式，具有某種真理性；西學無法包打天下，比如無法解決信仰宗教的問題，這是經學尚有價值之處。不過，每個人都有安身立命的選擇，經學參與人類文明的方式不能強加于人。鄧教授還提出經學分期問題，他認為第一期經學是上古到西漢，本土經學自行發展，誕生了內圣外王等觀念；第二期是宋到晚明，本土經學與印度文明的對話，誕生了宋明理學、新道教等新的思想流派；第三期經學是與兩希文明對話，反思傳統文明為什么會斷裂，以及如何看待文明與野蠻的關系。
賈海生教授以他在浙江大學開設的“六經通論”課程為例，指出“六經”是知識體系、價值體系的綜合，需要相互配合。體系轉化的核心就是經學現代化問題。今天的講授經學，不能按照漢學或宋學的角度來解釋，而要盡量與時代接軌，與世界接軌，比如要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來講傳統的音韻、訓詁、文字之學。另一方面，信仰需要文本來承載，比如讀《古蘭經》必須先掌握阿拉伯文。但中國傳統經學不能通過掌握語言來把握，換言之，五經文本不能自覺承載信仰，這是本土經學面臨的最大危機和挑戰。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與世界對接，這既是理論，也是實踐。
劉增光副教授圍繞“如何提煉五經中的價值觀”，分享了個人的讀書心得。他以“六經皆禮”為核心，指出《詩經·大雅》把“禮讓”精神放在很高的層次，而現代新儒家認為“禮讓”是中國文明為國際提供的關系法則。對于經學的現代性而言，我們需要進一步提煉五經蘊含的價值觀念。北京師范大學孟琢教授圍繞“經學的民間性”展開論述，指出自孔子以士人之身接續王官之學以降，經學一方面與王朝政教有關，另一方面則呈現反思和批判的精神，是高度的建構和批判的綜合體。經學蘊含的“民間性”是突破學術壁壘的利器，隨著經學立于學官，經師之學逐漸走向刻板，失去活力，而民間性意味著清醒地意識到經學和現實的分離，有助于今天的學者在學術亢奮中保持定力。
圓桌論壇結束后，本次研討會也漸進尾聲。大會閉幕式由馬一浮書院副院長張凱教授主持，副院長陳赟教授簡要總結會議成果。陳赟教授指出，本次會議討論了中國經學與傳統學術的以下重要議題，一是六經整體研究類問題，比如六經與中國文明的關系，六經的起源和成立，六經次第與思想結構，六經的統一性，經史關系，解經學的體例，經傳文本的起源；二是經學思想問題，比如人性論、天道論、風俗論、政教論、孝道問題、皇極問題；三是經學的文本問題。會議的主題是文本、思想與方法，文本與思想是以顯性方式出場，方法則以隱性方式出場。在圓桌會議環節，各位老師圍繞經學與現代文明展開激烈討論，方法問題則從背景走向前臺。中國經學的研究處于上下求索的時代，一方面是向上返本，一方面是向下開新，在開新中返本，在返本中開新，具體包括以經學為對象的研究和以經學為方法來來回應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經學如何能表明其意義或活力，主要取決于經學如何能夠自我激活，參與時代，對那些影響中國和世界、影響人類命運的深層次的根本性問題，給出自己的診斷和解決方案。最后，他對參會的各位專家學者、敦和基金會的各位老師以及承擔會務工作的老師和同學們表示感謝。本次研討會在熱烈的掌聲中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