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直以來，香港地區更擅長將“空間”作為文學書寫與學術研究的重心。這是由文學史觀及相關問題意識造就，也是香港變動不居的文化特性、各種異質性因素催生的“在地”意識使然。在此意義上，相關文學創作亦為研究中國當代小說書寫及理論建構體系，提供了可資參照和吸納的重要內容。

一

文學地方與“地景之難”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對論在時間和空間關系的理論化層面形成重大的范式轉變。現代主義藝術和哲學在20世紀初已進行闡述的內容得以系統化。因此，由格羅斯堡（Lawrence Grossberg）、卡爾斯泰英（Carlstein T.）、思里夫特（Thrift N.）提出的“空間時間化”“時間的空間化”（1）等論述，將文字從時間的單向思考模式中解放出來，從而擴展了文本形態的維度。

考察人文領域，由“空間”（space）必涉及另一重要概念——“地方”（place）?！八^從空間到地方的轉化，就是抽象的空間與具體的事物相聯系從而成為具體的地方。一定的地方，不僅有確切的地理坐標，更有該地具體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2）段義孚（Yi-fu Tuan）在《經驗視角中的空間與地方》一書中曾明確“地方”與“空間”的分別，至今仍為研究者所沿用。段義孚認為：“如果我們將空間視為容許移動之所在，那么地方即是暫停。”（3）克雷斯維爾（Tim Cresswell）進一步提出“地方”之于人的意涵，“地方不僅是世間事物，還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4）。當段義孚追問“什么東西可以作為地方記憶”時，曾就此展示了一段饒有意味的案例：物理學家玻爾和海森堡游覽丹麥的克倫宮堡。玻爾對海森堡說，一旦想起哈姆雷特曾在這城堡生活過，“頓感這地方產生變化”。城堡本身作為物理建筑，卻因莎士比亞的書寫而獲得生命力?！懊總€人都透過莎士比亞而知道哈姆雷特參與對人性深處的問題發問，而他也被投影在克倫宮堡這地方中，從此，這城堡就與其他外表相似的城堡不一樣了?！保?）由此可見，文化經驗通過改變人們的空間感，強化地方的在場感，并保存歷史記憶，進而促進“空間”的時間化。當“空間”所承載的意義趨于凝固，“空間”即可再現為向度豐富的“地方”。這一過程，可由文學作品之于地理空間的對應關系造就。麥克·克朗（Mike Crang）以“地理學”（geography）視角，提出了文學書寫在“空間”創造層面可相匹配的表意作用：“文學顯然不能解讀為只是描繪這些區域和地方，很多時候，文學協助創造了這些地方?！保?）當“空間”的意義以文學元素凝固下來，這些“地方”便可以稱為“文學地方”（literary place）。

在華文文學研究范疇，“地方”（place）、“地志”（topography）時有相通，但亦有區別。“地方”概念相對寬泛。較之承載多元空間意義的“地方”，“地志”借重地理學術語toponym，由地貌描述工具出發，著重對空間的命名、陳述。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在《地志學》一書的導論中指出，“地志學”（topography）結合希臘文“地方”（topos）和“書寫”（graphein）二詞而成，字源釋義為“對某個地方的書寫活動”（7）。與此相關的香港書寫，不妨以地區“屯門”為例，其既為傳統地理區劃，亦是香港重要的歷史發祥地?！巴烷T”秦漢時期屬南海郡番禺縣管轄,至漢代則改隸博羅縣。唐時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過往商旅繁密，開始集中見著于典籍。由地志書寫觀之，如《新唐書·地理志》載“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清楚點明其地理方位所在；“屯門”亦出現于相關詩文中，如“屯門云雖高，亦映波濤沒”（韓愈《贈別元十八協律》），“屯門積日無回飆，滄波不歸成踏潮”（劉禹錫《踏潮歌》）等。相對于地志書寫（地理報告、方志、日志）的功能性，后者（地志文學）賦予“屯門”以“文學地景”（literary landscape）的質地，可清晰體會其所蘊藏的著作者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

希利斯·米勒認為，“地方感”體現了“人類與世界聯結的先天能力”及“對地方位置的準確認識”，著眼于以“地方”為出發點考察人與“空間”的關系。愛德華·雷爾夫（Edward Relph）則指出“地方感”對文化認同的促生意義。他認為“地方感”就是“認識不同地方及不同的地方認同（identity of place）的能力”，而這種“地方認同”常以人對該地的經驗為基礎，是以人、時間、空間三者組成人對“地方”的感覺。以上見解，為我們考察香港現當代小說對“空間”的切入點與表達形式，提供了相當有意義的窺口。

縱觀“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8）中涉及香港十八區的文學作品，足可體會“地方感”在其小說體系構成中的貫穿功能。通過考察其中所指辛其氏的《我們到維園去》、舒巷城的《香港仔的月亮》、董啟章的《永盛街興衰史》、王良和的《和你一起走過華富村的日子》、周淑屏的《彌敦道兩岸》、胡燕青的《牛津道上》、曹聚仁的《石硤尾村》、關麗珊的《貓兒眼破深水埗的黃昏》、也斯的《愛美麗在屯門》等涉獵“文學地景”的作品，可見相對于一般意義上的地志書寫，地志文學/小說極為清晰地凸顯了人的主觀介入意涵。艾蘭·普蘭特（Allan Pred）言及“地方感”時指出，新人文主義學者提出“地方”不只是客體，而是主體的客體（9）?？死姿咕S爾進一步將“地景”定義為“我們可以從某個地點觀看的局部地球表面”，其結合了“有形地勢”和“視野觀念”（10）。可見，強調人的視覺及視野的參與，帶來對“地方”向“地景”的遞進。如舒巷城的《太陽下山了》開篇著重描寫了港島東部地區的“地景”：

從香港中環——繁盛的市區——乘電車到筲箕灣去，自成一區的西灣河是必經之地。離船塢不遠，在古老的“街市”附近，有幾條寬闊的橫街，泰南街是其中之一。它街頭向南，面對電車路，跨過電車路，是一列專賣“價廉物美”食品的“大牌檔”，附近的居民正是那些牛腩粉檔、艇仔粥檔、咖啡紅茶檔……的熟客；街尾向北，走過一片空曠的沙地是海濱，從那兒向東望，就是有名的鯉魚門海峽。（11）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描述中所提示的“地景”序列，是以“電車”這一富有歷史感的交通工具的行進路線作為指引，在動態的視野驅動下構成完整的景觀鏈條。我們可以清晰地體會到視野的流動，帶來的某種“日?！钡那楦兄干妗Ｗ菊摗惰魅说挠^看——兼談小說創作中的歷史書寫》（12），曾引用陳從周《說園》的篇首，談及江南園林，提出了有關建設園林的兩種方式。陳從周認為，園有靜觀與動觀之分，是造園者需考慮的。靜觀是游者駐足之處，而動觀則是較長的游覽線。前者以檻前細數游魚、亭中待月迎風為表征；后者以徑緣池轉、廊引人隨為狀，妙在移步換景。動靜之分，陳從周稱之為“立意在先，文循意出”。由此可見，即使同一“地方”，因為介入的視野與觀察方式的不同，所得“地景”的面目亦存在差異。

“地景”作為“人所觀看的對象”，“在大部分地景定義中，觀者位居地景之外”（13）。談及靜觀視角，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其名篇《艾菲爾鐵塔》中以19世紀法國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的經歷，提出了著名的“視覺盲點”概念：“莫泊桑時常在埃菲爾鐵塔內午餐，但他的注意力并沒放在菜肴上：這是巴黎唯一的讓我身處其中而無法看到它的地方，他常常這樣說道。因為在巴黎，你必須永無休止地采取預防措施來阻止埃菲爾鐵塔出現在你的視線中?！保?4）這段話以衍生的方式亦昭示了“地景之難”：“這鐵塔凝望著巴黎。參觀埃菲爾鐵塔就意味著把自己完全袒露在一個陽臺上，去感知、領悟和品味巴黎的本質?！薄澳惚仨毜孟衲瓷Ｒ粯幼哌M它的內部，成為它的一部分。就像人類自身一樣，唯一一個不了解自己的人就是他自身，而這個鐵塔自身就是以它為中心的整個巴黎視覺系統中唯一的一個盲點。”“鐵塔違反了上述分離現象——看與被看的習慣性的分裂。它在兩種功能之間造成了一種充分的流通性?！保?5）姑且不論此篇吊詭地肯定了埃菲爾塔作為“地景”的意義，其以隱喻之道向我們說明了全景“觀看”巴黎的方式，必須包含對“中心”的規避。而“動觀”巴黎的視角則以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分析波德萊爾著作發展出的“漫游者”（flaneur）為代表，其起于邊緣，徜徉街巷，亦表現出對人群與秩序的疏離。相較而言，同樣身居都市，舒巷城等香港當代作家們對“地景”的觀察，顯然是一種更為明確的“導航”視野，投入且有序地進行。借用學者盧瑋鑾對香港文學進行時空性梳理的理念，則是由“漫步”轉為“散步”（16）。如辛其氏發表于20世紀80年代的小說《索驥》，表面為尋人，卻因人與“地方”的關聯，鋪展出一張香港的“地景”地圖。“按圖索驥”對于香港的文學/小說體系建構，有著相當耐人尋味的隱喻意義。在時間上的無力感會催生兩個取向：一是對歷史遺留的執著，指向“懷舊性”書寫；二是對空間敘事的念茲在茲。而在這兩種取向之外，亦有香港作家反其道而行之，借由小說的虛構性模擬地志學的工具性功能，構建虛實莫辨的文本格局。如董啟章《地圖集》的副標題為“一個想象的城市考古學”，以文字重繪香港地理，更坐實了將城市歷史空間化的創作意圖：“虛構（fiction），是維多利亞城，乃至所有城市的本質；而城市的地圖，亦必然是一部自我擴充、修改、掩飾、推翻的小說?！保?7）

以地圖為眼，董啟章有意識地克制了文學質地所致“地方感”，還原作品以“地志書寫”的結構。其章節分為“地理篇”“城市篇”“街道篇”“符號篇”。虛構成為串聯文本的主線，然而文本中又不斷出現真實的遺留態資料，包括地方志與史料，與虛構敘事混合，從而點明城市建構的實質，亦由此實現“地志”命名的功能性再現。如“共同地”(commonplace)——《廣東通志》、“取替地”(displace)——《粵大記》、“非地方”(nonplace)——《新安縣志》。董啟章一方面通過“這個城市的虛構程度，可以媲美最天馬行空的小說”，彰顯其未完性；一方面鋪陳對維多利亞城的記述與論證，亦以過去角度發言，其中的內容和維度包括地質觀測、都市規劃、經濟和氣象學、制圖與地圖學、比較文化、政策變異、旅游史記等方面。而這些信息也共同構筑了相當繁復的城市空間/時間體系，打破了傳統歷史的線狀結構。城市構建“永遠結合著現在式、過去式和未來式”，為《地圖集》的“香港重塑”提供了文化元素交疊互補的容器。尤為可觀的是，其對“地景”的呈現方式突破了以人為本的觀察視野，轉而從神話原型入手，借“東方半人馬”比擬香港城市的交雜特質：既不同于西方人馬（centaur）截然二分的拼合形態，亦不同于東方神話中的幻想物，如《山海經》中的西王母是多種細部的“混合”（18）。上述兩種閱讀地圖的方式，則指向相異“地景”群落的勾勒格局。前者以中西區為例：

中環區的街道幾乎無一例外地以英文命名，而且全都是與開放維多利亞城有關的人物的名字，例如第一任總督sir Henry Potttinger命名的砵甸乍街、以早年駐軍總司令Major General D’aguilar命名的德忌笠街、以一八四〇年代英國外相Lord Aberdeen命名的鴨巴甸街等。

而自上環太平山一帶以西，街卻多用中國名稱，如普慶坊、普仁街、永樂街等。據文獻記載，在建筑方面，城市也以砵甸乍街為分野，中環一面是英式樓房，上環一面則是中式屋宇。從海港眺覽，必然察見雙方歧異并存的形態。（19）

后者則指“混合”派提出“各種數量、位置和密度分析來說明維多利亞城并無東西兩半截然分野的事實，力圖把維多利亞城描繪為糾纏不清、難以分解的異類血緣混雜產物，即雜種(hybrid)”，更導向香港獨一無二的文化質地?！兜貓D集》將城市的虛構性表達為對文本空間的斷裂與重組，亦借地志層面的史料性缺失，闡釋了阿巴斯(Ackbar Abbas)“消失政治”（20）（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于解讀香港城市空間的拓展性意義。

二

“外來者”書寫與“地方依戀”

事實上，早在《地圖集》創作之前，董啟章已在小說《永盛街興衰史》中，借返鄉移民劉有信的視角，頻繁地強調其祖屋所在“地景”——“永盛街”的消失（21）。普羅山斯基（Harold M. Proshansky）曾由“環境心理學”（environmental psychology）的角度，提出“地方認同”（place identity）理論。他認為“地方認同”的核心特征是：“內在者”（insider）具有對“地方”的喜愛之情，即“地方依戀”（place attachment），即對“地方”存有留戀的心理狀態（22）；而對“消失”的念茲在茲，很自然地表現為“返鄉者”對昔日熟悉的“地景”（及相關風物）的依戀與懷舊，成為產生地方認同的憑借。吊詭的是，雖則存在地緣聯系，“返鄉者”卻并非通常意義上的“內在者”（insider），而具有了“外來者”（outsider）的特點?！暗胤?地景”由此與其呈現為“物是人非”的形態。舒巷城的《鯉魚門的霧》塑造了離家15年的游子梁大貴的形象。當其在埗頭偶遇操客家口音的異鄉老婦，被對方問及去“茶果嶺”的路線時，只能囁喏地回答：“阿娘,我也不知道哩。我是剛來的……”（23）小說中“霧”的隱喻意義顯然指向游子在“內在者”和“外來者”之間身份擺蕩的模糊狀態?？死姿咕S爾引用哈維（David Harvey）的理論總結道：“只要地方指涉的是一群人與某處位置之間緊密而相當穩固的關聯，地方就會不斷涉及‘我們’（屬于某個地方的人）和‘他們’（不屬于這個地方的人）的建構之中。如此一來，就建構了圈外人?！保?4）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吾人即陌生人》中寫道：“每個本地人都會覺得，在自己本身的土地上，自己差不多也是個異鄉人，因此深感不安，有如面對性別、國家、政治或是職業等屬性問題。迫使他接著不得不跟他人認同?！保?5）此時，“地方感”則成為“吾人”與“陌生人”之間壁壘的評估尺度?！皟仍谡摺币浴暗胤揭缿佟睘椤暗胤秸J同”的特征；而“外來者”則可透過積累“地方依戀”而形成“地方認同”。以身份認同的角度來說，就是排斥“外來者”；抑或從“外來者”變成“內在者”，繼而成為建構空間的主體（26）。

由此出現值得探討的命題：所謂“外來者”（包括外來的體驗者與書寫者）對“地方”所采取的書寫策略。數度赴港短居的上海作家王安憶曾發表小說《香港的情與愛》。陳燕遐稱此篇“選取了一個非常邊緣的角度（過客、新移民），卻吊詭地從邊緣以曖昧的中心心態統攝香港，在她的注視下，香港成為一個沉默的奇觀”（27）。就小說文本而言，王安憶弱化了香港作為“地方”及相關“地景”的意義，或可稱之為一種“外來者”有見地的揚長避短。主人公逢佳的人生目的地和最終歸宿指向澳洲，因此對香港并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地方依戀”。王安憶亦著意消解主人公的“地域/地方”指征，“她屬那種在上海被認為是江北人的類型，作為上海人是不夠典型的”（28）。而在文中，又以逢佳的命運隱喻了香港的歷史發展。阿巴斯指出:直至10年前，所有關于香港的故事都被寫成是關于其他地方的故事（29）。在小說結尾，作家借男主人公老魏之口說出了“我愛香港”。香港以復寫的方式化身為逢佳這個上海“外來者”。王安憶有意打破了某種關于地域的刻板印象，從而解構了如前輩作家張愛玲關于上?！愀劬碌膶φ贞P系。頗有意味的是，張愛玲書寫香港的小說集《傳奇》中的數篇，卻可見相當類似“地方感”的清晰表達。如《第一爐香》以葛薇龍的“外來者”視野，觀照姑母梁太太的半山居所：

山腰里這座白房子是流線型的，幾何圖案式的構造，類似最摩登的電影院。然而屋頂上卻蓋了一層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綠的，配上雞油黃嵌一道窄紅的邊框。窗上安著雕花鐵柵欄，噴上雞油黃的漆。屋子四周繞著寬綽的走廊，地下鋪著紅磚，支著巍峨的兩三丈高一排白石圓柱，那卻是美國南部早期建筑的遺風。從走廊上的玻璃門里進去是客室，里面是立體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幾件雅俗共賞的中國擺設。爐臺上陳列著翡翠鼻煙壺與象牙觀音像，沙發前圍著斑竹小屏風，可是這一點東方色彩的存在，顯然是看在外國朋友們的面上。（30）

因為視線所及豐滿的細節，以上文字反諷式地呈現出奇特的“地方依戀”?！皩懰臅r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保?1）換言之，張愛玲借由她“上海人”視野中豐富的香港“地景”，涉獵“西環”“灣仔”“銅鑼灣”等處，進而打破了所謂“地方依戀”橫亙在“外來者”與“內在者”之間的壁壘，實現了對這座城市更為開放的小說版圖的建構。

以之為著眼點，縱觀香港現當代文學脈絡，以此關注包括張愛玲在內的重要創作群體——南來作家。他們以“外來者”身份，實現了對香港“地景”的獨特勾勒，亦構成與香港作家相互參照的格局。不妨從香港現代主義的執旗者馬朗（馬博良）說起，其代表作《北角之夜》有這樣的句子：“最后一列的電車落寞地駛過后/遠遠交叉路口的小紅燈熄了/但是一絮一絮濡濕了的凝固的霓虹/沾染了眼和眼之間蒙眬的視覺/于是陷入一種紫水晶里的沉醉/仿佛滿街飄蕩著薄荷酒的溪流/而春野上一群小銀駒似的/散開了，零落急遽的舞娘們的纖足/登登聲踏破了那邊卷舌的夜歌”（32）。該作品體現出一種形式與內容的落差感，以古典氣韻濃郁的詞句描繪最現代的都市情境。來自上海的馬朗，其“過去中國大陸春野上的經驗，與香港現實的經驗是互相重疊的”（33），其文本通過記憶與現實的融合，造成兩種氣息截然的矛盾影像的交疊。某種意義上說，也正是這種雙重經驗的矛盾與碰撞，賦予了北角作為“地景”的陌生化審美質地。事實上，同為早期南來的小說家徐訏，居港30年間，其創作甚少涉及香港地景，主要以回憶重筑鄉土書寫。即使關涉香港敘事，適夷等代表作家也多以異鄉人自居，以故鄉記憶作為范式來選擇“觀看”視野。如適夷的《香港的憂郁》：“如果對跳舞廳的腰肢和好萊塢的大腿并不深深地感到興味，香港便使人寂寞了。但是香港也并不都是梳光頭發和涂紅嘴唇的男女，在深夜的騎樓下，寒風吹徹的破席中正抖瑟著更多的兄弟呢？”（34）“騎樓”并非原生態的香港地景，它以折中主義的嶺南傳統建筑形態，記錄了這座城市的滄桑變遷，也包裹了作家對于香港的地方認同與理解?！膀T樓”是在鄉土中國/家國視域的包裹之下，與異質性的都市空間“歌舞廳”相對的香港地景。無疑，隨著南來作家數量增多，以及較為成熟的創作觀的介入，這種視域對生長于斯的香港作家亦帶來了深刻影響。以侶倫為例，其在20世紀20年代開始寫作，曾浸潤“海派”風尚，早期以洋場小說與情愛小說著稱，如《殿薇》《黑麗拉》《永久之歌》《西班牙小姐》等。

我從熱鬧的市區遷到香港對岸的九龍半島，在尖沙咀的D公寓里住下來。那地方的異國情調和清靜的空氣，完全適合了我的理想?！钇降孟褚粡埌准垺０滋欤窖髸耆g覽書報雜志，晚上到電影院去無目的地看一部影片，或者，挾著一本書走進咖啡店里，消磨那躺在床上就會失眠的時間，直到深夜時分，我才回去我的寓所。

這樣，在公使道一家俄國人開的孔雀咖啡店里，我遇到了她。（35）

在這段文字中，可窺得侶倫為香港九龍所建立的完整“地景”譜系，進而可體會作者濃郁的“地方感”及以之為基礎所產生的“地方依戀”。換言之，相對于適夷等作家選擇以“騎樓”作為代表性“地景”表達香港的意圖，侶倫早期的創作釋放出對這座城市更為清晰的“地方認同”。盧瑋鑾敏銳地捕捉到這一點，并將其總結為帶有“異國情調”也即中西交雜的城市氛圍（36）。而其依據的正是小說表層結構中主人公的活動空間。抗戰以降接觸了左翼思潮后，侶倫的寫作風格以及文學取向發生了重大改變，其創作出長篇小說《窮巷》。這種轉變被華嘉稱為“已經從高樓大廈里走出街頭來了”（37）。侶倫自覺地拋卻了洋場，對以人間疾苦為主調的木杉街產生新的“地方認同”。評論界對這種大幅度轉變，眾說紛紜。但值得重視的是，《窮巷》與黃谷柳的《蝦球傳》、舒巷城的《太陽下山了》，并稱香港初期鄉土文學的三部杰作（38），《窮巷》銷往新加坡的海外版卻被更名為《都市曲》。除了行銷策略之外，我們亦可感受到埋藏在地志書寫立場之下香港這座城市包含的空間多義性。

三

港式“鄉土”的文學流變與掘進

相較于適夷等南來作家以故鄉視域所展現的鄉土性，香港作家構建的鄉土文學體系顯然另沽一味。

中國現代文學發軔時期，鄉土文學的出現，即伴隨作家/寫作主體與所書寫“鄉土”之間呈現出的地方認同議題——作家是否“在地”于“鄉土”。參考魯迅對鄉土文學作家群的定義，他們往往居于城市，為故鄉所放逐，描寫家鄉各自不為旁人所熟悉的地方特色，故不免有異域情調：“蹇先艾敘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著榆關，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保?9）由此可見，對這批作家而言，鄉土/故鄉成為某種與“地方依戀”相關的“他性空間”——相隔愈遠，鄉情愈熾。而20世紀30年代以降，在香港出現的南來作家群體——自蕭紅、徐訏至李輝英等，其作品對“鄉土”的執著，構成了另一種“僑寓文學”的代表。如李輝英所言：“‘鄉土氣’在我的文學寫作中既然像是成為一個定型（假如真可以這么說的話），那么你想改換了它而去迎合當地的洋場氣，看來不過東施效顰或削足適履罷了，畫虎不成，肯定是難以討好的。”（40）值得思考的是，這段話將“鄉土氣”與“洋場氣”相對，似乎屏蔽了香港這方水土自身包含的“鄉土”元素。

職是之故，我們需追索由鄉土文學所引發的“鄉”與“城”的對應性關聯。以“僑寓文學”的性質而言，去“鄉”顯然更凸顯其離散指向?！读凶印ぬ烊稹匪^“有人去鄉土，離六親”，是對地緣與血緣的雙重背離。而書寫鄉土，可視為對心理根脈的回歸與重認。在這一定義下的“鄉土”，亦不僅指在地理區劃認知上與城市相對的鄉村空間。審視鄉土文學重要的代表作《果園城記》，如作者師陀所言，“我有意把這小城寫成中國一切小城的代表”，而其取材“不見得同是小城的出產：它們有鄉下來的，也有都市來的，要之在乎它們是否跟一個小城的性格適合”（41）。我們可如此理解，相對于沈從文《邊城》中的湘西鳳凰，果園城更近似于雜糅了“鄉土”與“城市”元素的復合性空間。沈從文在長篇小說《長河》中，亦有意將辰河流域的碼頭小鎮“呂家坪”做類似的建設，但因其作未竟而中斷，卻以“常與變”點出了這雜糅元素的分野——現代文明與傳統生存語境之間的博弈。

若以此為關竅來審視香港20世紀50年代以降的鄉土文學，會發現其發展從文學主體性的角度，天然帶入某種程度的甄別意義。首先，相較早期鄉土文學，如在左翼文學路線影響下所創作的《窮巷》《蝦球傳》等，其在情節設置上不再采用階級對立意識為先導，而代之以普遍性的世態人情。其次，從香港整體文學品格而言，這一時期的鄉土文學實現了在雜交性城市文化形態中與“都市氣”有效的質壁分離，而其依托的恰是對“鄉土”的進一步定義。“香港……有一個逐漸繁華的過程?！姆比A只在維多利亞港口和中環、灣仔等幾大鬧市，港島的窮街陋巷、市井小民占壓倒多數，這正是鄉土文學滋生的大好土壤?！l土性本身就包含著‘市井性’?！保?2）以被譽為香港鄉土文學經典的《太陽下山了》為例，其“市井性”既體現于本土性的地理人文景致，亦具有空間的邊緣性指向?！皬南愀壑协h——繁盛的市區——乘電車到筲箕灣去,自成一區的西灣河是必經之地?！边@段文字包含清晰的由主流都市空間逐步淡出的意味。其中，“自成一區”是個十分值得思考的界定，其以空間的獨立性，模擬了在生存環境、生活方式及價值觀等層面與“都市”的區隔。這亦成為在舒巷城的“西灣河”書寫之后，香港作家構筑“鄉土”意象的基本依據。顯而易見，隨著社會發展及城市格局的變化，某種程度上，“鄉土”在香港作家筆下已趨于廣義，并傾向以居住空間作為喻體。迄今為止，房價高昂位居世界前列的香港，其房屋政策導致人群以空間占有作為尺度分化。政府為安置低收入人群建設的公共房屋（居者無業權）與私人樓（居者持有業權）之間形成了社會階層的區隔，也由此生成了截然不同的生存語境及人際關聯。相對于后者呈現的現代都市化“法理社會”取向，前者保留了更多的傳統“禮俗社會”特征。費孝通引用迪爾凱姆（émile Durkheim）的觀點，稱其社區運行模式為“有機團結”（43），其有機性體現于“先我而在的生活環境”，即居民并非“選擇得來”，而是“生而與俱”的人際關系。類似情形也發生于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組屋社群，如黎紫書小說《流俗地》中的“樓上樓”所建構的市井民生，即屬于此。在香港，公共屋村承載了這個城市大部分人的集體回憶，甚至其發展過程亦成為香港禮俗社會變遷的縮影。在香港作家筆下，由公屋帶來的“地方依戀”，建構了相當完整的社會性“地景”譜系：如木屋區（唐?！秄ootnotes》）、徒置區（林超榮《薔薇謝后的八十年代》）、Y形屋邨（潘國靈《合法偷窺》）、華富邨（王良和《華富邨的日子》）。相對于私人樓宇處于自由市場的頻繁流動，屋村則因其相對靜定的低流動性，造就了其內部相對充沛的人際交往。其中，包含了長期形成的血緣與地緣的沉積，從而帶來了“熟人社會”的“雞犬相聞”的“鄉土”意義指向。

考察現代鄉土小說發展脈絡，在其文學建構基礎上，自然不可忽略其民俗學價值。臺靜農的《燭焰》、蹇先艾的《水葬》均為個中佳作。“民俗性”亦成為香港作家勾勒鄉土市井重要的地方指征。言及自己的寫作，舒巷城曾有一段自白：

那時家與店的內外，先后接觸過的人，有熟識的街坊，有來自他處而定居或落腳于這“灣頭”的，其中不乏江湖上傳奇、生活中近乎傳奇的人物，如拳師、說書人、街邊擺檔的落難才子、常替人家寫招牌字的什么先生，等等；都為我帶來日后記憶的異彩，是當時課本上所無。（44）

以上種種，因作者“地方依戀”的投入凝為文字，被讀者廣泛地閱讀，從而成為集體回憶的載體，進而深化為“地景”。但無可否認的是，隨著經濟發展提速與城市工商業的日益發達，這些“地景”在現實層面逐步式微，甚至于消逝。陳智德曾在《地文志：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中，通過對九龍城、維園、北角、旺角、調景嶺等“地景”“抒情考古”式書寫，重塑香港空間與時間的辯證（45）。而民俗則因其強烈的“地方認同”意味，在“鄉土”書寫中被一再強調。追溯至20世紀60年代末，彼時崛起的“鄉土”作家海辛的作品就這一點表現得相當突出。以海辛的幾部代表性作品為例，都市皆以傾覆的姿態對應于“鄉土”。而其中的民俗元素，如粵語殘片、老式照相館、旺興街渡、竹林古村，皆消逝于歷史深河。因黑澤明影片《沒有季節的小墟》的觸發，海辛在1987年出版了《香港無名巷》一書?！熬驮谶@林立的現代化大廈的背后,有著另一個世界。那是一條連名稱都不曾有過的無名小巷?！焙Ｐ烈源俗鳛闂矶际校瑫r自在于都市之外的獨立空間。它的獨立性首先體現在“殘舊、破敗、骯臟、凄涼”，被主流所遺棄，類似挽歌。海辛在該書的前言中寫道：“那里已豎起一幢幢現代大廈，高聳入云，鄉里的人家已不存在。心里像失落了什么珍貴的東西般?！保?6）無名巷的消失，代表著香港社會結構在幾經嬗變的都市化進程中，由“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的徹底轉型。亦可理解為，無名巷構成了沒有所指的“地景”——對市井民俗與其涵蓋的價值觀的載體，成為“地方認同”無所皈依的憑借。而青年作家黃可偉在晚近之作《偽雙城繪圖志》中，則堅定地表達了對香港“鄉土”概念的重認與擴展。這部小說分為“水文之部”“山林之部”“城巷之部”，除第三部分與舒巷城、海辛等前輩著眼市井的“鄉土”書寫相呼應外，前兩者關于水上人與新界鄉村的風貌書寫，則隱然呈現出對中國現代文學譜系中鄉土文學脈絡的傳承。其中一章《土米盟》寫新界元朗絲苗米的種植歷史，亦清晰借香港農業史點出事實：“外地人都覺得香港是金融中心、國際大都會，他們一定想不到香港有七成是鄉郊土地?！保?7）這部作品另一值得重視之處在于，其建構了粵語方言為主的完整小說書寫體系，且在行文中凸顯了本土化甚至鄉土化的表達形式：

多數都唔知咩叫漁村，更何況而家青蛙城變咗世界金融中心，大家炒股就叻，同佢地講漁村生活根本就嘥氣，你同佢地講，人哋仲嫌你煩嫌你老土，佢都唔知而家仲學埋咩叫蛙城四大漁村有咩嘢用。唔同舊時，水生仲細讀小學嗰時，全個青蛙城嘅小學生都知道大母、蛙城仔、金魚門、大篩灣系四大漁村，嗰時青蛙城仍然有唔少人出海捉魚，不過都系舊時嘅事，而家已經過咗四十幾年，咩都唔同曬。（48）

哈娜·內舍（Hana Wirth-Nesher）曾在《城市符碼》中提出城市空間“再現”（re-present）理論，并將文本中再現的“城市景觀”（cityscape）分為四個維度，分別是自然環境、建筑物、人物和語言（the verbal）（49）。相對于前三者，語言與城市文化/文學生態間的耦合，往往未引起足夠重視?？疾煜愀郜F當代文學發展進程，雖則出現如“粵港派”“三及第”等創作群體和文學形式，將粵語作為書寫元素納入文學寫作，但因受到內地現代文學及南來作家“僑寓文學”的深刻影響，香港作家往往選擇以標準現代漢語作為主流書寫語言。職是之故，一旦涉及鄉土/本土題材，便隱然體現內涵與外延的反差?！秱坞p城繪圖志》承繼黃碧云、董啟章等作家的努力，以粵語鄉俚造就文本，足見其筆耕復歸“鄉土”的用心。難能可貴的是，其以語言建設空間，以隱喻重認“地景”，較之同類前作，亦現其格局?！叭f物不居，宇宙房子會變，身體房子會變，當然香港這間地圖上的房子也會隨著時間流動?！保?0）

天地之中，如空間時間之套疊，且變動不居。自1874年王韜南下創立《循環日報》，香港文學經歷古今之變、中西匯散，與內地文學融會貫通，儼然呈現瑰麗氣象。而其有關地方之小說書寫，更見其蹊徑幽遠，為完整中國當代小說版圖的建構，做出獨樹一幟且相當可觀的貢獻。

注釋：

（1）Carlstein T.,Thrift N.,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 Human Activity and Time Geography ,vol. 2,1978,p.208.

（2）周尚意等：《文化地理學》，第259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5）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9，p.6,4.

（4）（10）（13）（24）（26）〔英〕克雷斯維爾：《地方：記憶、想象與認同》，第21、19、21、67、67頁，王志弘、徐苔玲譯，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

（6）〔英〕麥克·克朗：《文化地理學》，第58頁，王志弘等譯，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

（7）J. Hillis. Miller, Topographies, California: Stanford U.P. 1995, pp3-4.

（8）“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由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營運，于2014年1月1日啟用。資源庫儲存了香港十八區文學“地景”的相關資料，包括文學篇章、景點地圖、散步路線及筆記紙等。

（9）〔美〕艾蘭·普蘭特：《結構化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第86-95頁，臺北，明文書局，1994。

（11）舒巷城：《太陽下山了》，第2頁，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1999。

（12）葛亮：《梓人的觀看——兼談小說創作中的歷史書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11期。

（14）（15）Roland Barthes, The Eiffel Tower, A Barthes Reader, ed. Susan Sontag,New York : Hill and Wang, 1982,p.236,237.

（16）盧瑋鑾在訪談中曾指出其“散步”概念受日本文學“散步書寫”的啟發，其代表作如永井荷風的《東京散策記》、野田宇太郎的《新東京文學散步》等。見沈舒：《訪問盧瑋鑾教授》，《香港文學散步》，第348-351頁，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9。

（17）（18）（19）董啟章：《地圖集：一個想象的城市考古學》，第79、85、85頁，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7。

（20）Ackbar Abbas,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21）董啟章：《永盛街興衰史》，《衣魚簡史》，第79頁，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2。

（22）M.Harold Proshansky,The City and Self-Identity,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June 1978), pp.147-169.

（23）舒巷城：《舒巷城選集》，第7頁，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1979。

（25）Julia Kristeva, Stranger to Ourselves, Trans.Leon S.Roudiez,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1991,p.19.

（27）陳燕遐：《書寫香港——王安憶、施叔青、西西的香港故事》，《反叛與對話──論西西的小說》，第116頁，香港，華南研究出版社，2000。

（28）王安憶：《香港的情與愛》，《香港的情與愛》，第506頁，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29）Ackbar Abbas,The Last Emporium:Verse and Cultural Space，Positon 1.1（1993)，pp.1-17.

（30）張愛玲：《沉香屑 第一爐香》，金宏達、于青編：《張愛玲文集》第2卷，第2頁，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

（31）張愛玲：《到底是上海人》，《流言》，第57頁，臺北，皇冠出版社,1968。

（32）馬朗：《北角之夜》，《焚琴的浪子》，第67-68頁，香港，素葉出版社，1982。

（33）也斯：《從緬懷的聲音里逐漸響現了現代的聲音》，馬朗：《焚琴的浪子》，第20頁，香港，素葉出版社，1982。

（34）適夷：《香港的憂郁》，《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11月17日。

（35）侶倫：《黑麗拉》，第1頁，香港，中國圖書出版公司，1941。

（36）盧瑋鑾：《侶倫早期小說初探》，《八方文藝叢刊》1988年第9輯。

（37）華嘉:《侶倫的小說——冬夜書簡》，黃仲鳴編:《侶倫作品評論集》，第62頁，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2010。

（38）趙稀方：《香港文學本土性的實現》，《世界華文文學論壇》1998年第2期。

（39）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第６卷，第25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40）王宏志：《談香港文學的跨地域性》，翁文英等編：《第六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論稿匯編》，第143-144頁，香港，香港藝術發展局，2006。

（41）師陀：《〈果園城記〉序》，劉增杰編校：《師陀全集》第２卷，第453頁，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

（42）袁良駿：《舒巷城小說論》，《華文文學》1998年第4期。

（43）費孝通：《鄉土中國》，第13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44）舒巷城：《香港文叢——舒巷城卷》，第2頁，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89。

（45）陳智德：《地文志：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

（46）海辛：《前言》，《香港無名巷》，第4頁，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

（47）（48）（50）黃可偉：《偽雙城繪圖志》，第252、94、56頁，香港，蜂鳥出版有限公司，2021。

（49）Hana Wirth-Nesher, City Codes: Reading the Modern Urban Nove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