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看得見的城市到看不見的城市 ——紀念馬可·波羅逝世七百周年
杭州西湖邊馬可·波羅塑像
《從看得見的城市到看不見的城市》，譯林出版社2024年3月，定價：168.00元
一、那些看得見的
杭州西湖岸邊矗立著一座馬可·波羅全身像。這位威尼斯旅行家被塑造得像一位躊躇滿志的學者，右手執(zhí)筆，左腋夾書，以蒼茫肅穆的眼神注視遠方。然而，當年的馬可·波羅真的就像雕塑家為我們塑造的這樣，是一位處處記游、志存高遠的“洋徐霞客”嗎？ 倘若真是如此，也不至于給后世留下這么多的懸念和筆墨官司。
一個多世紀以前，廣州華林寺的做法就更明智，更符合中國人對這位傳奇式人物的理解和接受方式。那時，馬可·波羅在中國剛剛“走紅”，為古老而陳舊的帝國帶來了面子與自信。于是，華林寺的僧眾就將他請入了五百羅漢堂，受天上人間的供養(yǎng)，讓這個威尼斯商人成了佛陀的弟子，一步登上了神壇。
但在馬可·波羅家鄉(xiāng)人的眼中，他卻顯得有些另類。傳統(tǒng)的威尼斯人重商崇利，以集體意識和契約精神而聞名，天生具有大生意人的頭腦和格局，喜歡悶聲發(fā)大財。與同胞們相比，馬可·波羅個性張揚，愿意滔滔不絕地講述他在東方的神奇見聞。
其實，馬可·波羅并不是第一個來到中國的歐洲人，至少他的爸爸和叔叔就早于他到過元大都，而且還得到了忽必烈的接見，大汗詳細詢問二人“關于教皇、教會及羅馬諸事，并及拉丁人之一切風俗”，隨后委派他們作為使節(jié)返回歐洲，給教皇捎去一封“國書”，還命他們下次來時帶上耶路撒冷圣墓的燈油。此外，大汗還向教皇提出請求——派遣“通曉七種技藝者百人來”，若這些善辯之士能證明基督教為最優(yōu)之宗教，大汗及其所屬臣民愿意改信此教。
兩位“老波羅”花了三年時間返回威尼斯，與已經(jīng)成年的“小波羅”團聚。在當時的威尼斯，男孩子到了14歲就要開始幫助家里打理生意了。幾年后，已經(jīng)17歲的馬可·波羅隨著父親和叔叔踏上了漫長的東方旅途。新當選的教皇格里高利十世托波羅一家給忽必烈皇帝帶去書信和禮物，但卻未能派出百人教士團，只給他們配了兩名修士，他們力所能及的就只有帶上耶路撒冷圣墓的燈油了。1275年5月，波羅一家費盡周折，終于抵達元上都忽必烈的夏宮。
比起兩位中規(guī)中矩的老波羅，善于溝通而又長于表達的小波羅“人既聰明，又能揣知大汗之一切嗜好，頗習知大汗樂聞之事”，因此得到了忽必烈的賞識，為他日后奉命到各地當皇差、游歷大江南北作好了鋪墊。
波羅一家在中國度過了17年的時間，馬可·波羅“常奉使往來于各地”。在《馬可·波羅游記》中，他詳細記錄了在中國各地的見聞，包括絲綢之路上的城市、元大都以及中國南方的揚州、蘇州、杭州、福州、泉州等，甚至還到了緬甸、越南和印度。大約在1291年，波羅一家借闊闊真公主遠嫁波斯，與阿魯渾大王締結“政治婚姻”的機會，以送親者的名義從泉州港出發(fā)，經(jīng)海路繞道波斯，然后重返闊別26年的威尼斯。
馬可·波羅回鄉(xiāng)后不久，就參加了一場威尼斯與老對頭熱那亞之間的海戰(zhàn)，結果不幸被俘，被關押在熱那亞的監(jiān)獄里。在獄中，不甘寂寞的他還擺開書場，向獄友甚至看守們夸耀他的東方傳奇經(jīng)歷。幸運的是，他的獄友魯斯蒂謙就是一位以寫騎士小說為生的作家，他們一個能說，一個善寫，一拍即合，這才誕生了家喻戶曉的《馬可·波羅游記》。
那時的威尼斯仍是地中海上最富庶和發(fā)達的共和國，對東方廣袤而神秘的土地滿懷向往。在那個書籍主要靠手抄，拉丁語是唯一通行書面語的時代，這本以法意混合方言寫成的通俗讀物以驚人的速度被翻譯和傳播，甚至很快還有了正統(tǒng)的拉丁文譯本，只不過大多數(shù)讀者都是帶著獵奇的心態(tài)，當故事書那么讀的，真真假假誰也沒當回事。這樣一本游記，只不過滿足了當時歐洲人對中國烏托邦式的想象而已。可偏偏就有較真的人，拿別人眼中的“演義”當“正史”來讀，哥倫布就是一位這樣的讀者，他批注過的那本拉丁文《馬可·波羅游記》至今還保存在威尼斯的博物館里。正是這份初心支持著哥倫布實現(xiàn)了那番陰錯陽差的壯舉。
可惜，這本游記的先天不足過于明顯，導致七百年來關于它的爭論不絕于耳，而且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發(fā)一次。以至于關于馬可·波羅是否來過中國的討論都已經(jīng)被敷衍成一門洋洋灑灑的學問，出現(xiàn)了大量文章和專著。
歸根結底，這都怪馬可·波羅沒能像后來來華的耶穌會士漢學家那樣，每到一地都會作出詳細的記錄，小到風土人情，大到典章制度，甚至連經(jīng)緯度都能準確測量出來。他畢竟只是一個國際游商，會幾門外語（但很可能不會漢語），人機靈一些，懂得見機行事而已。他既沒有傳教的使命，也不具備文化的自覺，記憶全憑興趣決定，因此不必苛責他沒有記錄下漢字、長城、茶葉、印刷術、婦女纏足等這些重要的文化元素。作為威尼斯人，他對橋梁感興趣；作為商人，他對紙幣和稅制感興趣；而作為朝廷中的色目人，他對如何鎮(zhèn)壓王室叛亂的戰(zhàn)爭了如指掌——這些內(nèi)容恰恰都出現(xiàn)在了《馬可·波羅游記》中。
愛吹牛，也是馬可·波羅被后世懷疑為騙子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有學者認為他非但沒有到過中國，就連霍爾木茲海峽都沒有渡過，游記的內(nèi)容要么是道聽途說，要么是抄襲了當時波斯人的商旅指南手冊。“襄陽獻炮事件”就是他最該打臉的一次吹牛，他在游記中自我標榜，說蒙古人攻克襄陽城所使用的配重式拋石器是他們波羅一家人主持制造的，這直接導致了襄陽守軍的投降。可事實上，襄陽城陷之時，他們一家人還遠在來華跋涉的路上。
諸如此類的大話，在馬可·波羅的敘述中并不少見，這也是當時旅行家作品的通病，因為這樣能吊起讀者的胃口。不過我們要知道，《馬可·波羅游記》壓根就不是一部旅行日記，其原書名“百萬”（IlMilione）也直接說明了這一點，這樣的書名更適于一部探險、尋寶的傳奇。后來“百萬先生”成了馬可·波羅的諢號，而他在威尼斯的舊居至今仍被當?shù)厝朔Q為“百萬宮”。
中國的歷史文獻中幾乎找不到馬可·波羅的痕跡，唯一有可能的記載是楊志玖先生在《永樂大典·站赤》中發(fā)現(xiàn)的一段：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書阿難答、都事別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魯?、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內(nèi)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聞是諸官所贈遺及買得者，乞不給分例口糧。”奉旨：勿與之！
其中所提到的兀魯?、阿必失呵、火者三位使者的名字在《馬可·波羅游記》中也有記載。其實，現(xiàn)在更多的文獻證據(jù)是意大利和其他歐洲國家學者找到的，比如馬可·波羅的遺囑和財產(chǎn)公證書，而且從事此項研究的西方學者也越來越多。因為他們清楚，西方歷史上要是沒有這個人的話，肯定會影響他們對世界的認知，至少在那個時代降低他們對東方財富的欲望，多多少少延緩他們殖民主義的進程。
一百年來，馬可·波羅在中國高居神壇，如今已是家喻戶曉，成為主動溝通中西的旅行家和架起中意友誼橋梁的使者，哪怕被授予“榮譽國民”身份，恐怕也不會有人提出異議。但我們仔細想想，這個威尼斯人除了能幫助我們印證元代歷史的一些細節(jié)之外，對吾國吾民究竟還有什么具體的貢獻呢？ 當然，他可以振奮我們的民族精神，治愈我們的歷史虛無主義。我們有理由相信，馬可·波羅回到歐洲后，他們才有了面條、披薩和冰激凌。
1995年，時任大英圖書館中文部主任的吳芳思（Frances Wood）女士寫了一本題為《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的小書，被譯介到中國后引起了不小的爭論。有不少中國學者加入討論，試圖以中國的史料作為依據(jù)以證實馬可·波羅的到來。吳芳思這本書的出版無形中加強了國人對馬可·波羅的關注程度。
無論中外，大多數(shù)人更愿意，且更有理由相信，《馬可·波羅游記》是一部真正的地理學、人類學和民族志著作，盡管它曾經(jīng)作為一部激動人心的“傳奇”文學作品而受到公眾的熱烈歡迎。現(xiàn)在，經(jīng)過歷史學家、語文學家和版本學家的共同努力，這部沒有手稿、沒有“原作”，甚至最初版本都已亡佚的世界名著得到了有效的“還原”。同樣，在翻譯家的努力下，中文版本也由原來的“佶屈聱牙”變得越發(fā)通俗順暢。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要清醒地認識到，無論哪一個版本的《馬可·波羅游記》，都是此書眾多文本中的一個。而我們在閱讀中所了解的一切，也只是通過碎片拼湊而成的馬可·波羅眼中世界的模樣，也就是說，每個人在閱讀中都會生出屬于自己的版本。
二、那些看不見的
在不計其數(shù)的以馬可·波羅為主人公的文學作品或具有文學性的歷史作品中，作家們總是在努力拼合與還原馬可·波羅眼中的世界，盡量符合自己想象中的真實。只有極少一部分作家能真正體會到馬可·波羅觀察東方的非凡頭腦和獨特視角，以及謙遜、開放的態(tài)度。這恰恰是西方開啟東方之旅、打開現(xiàn)代之門的必要條件。
在小說《看不見的城市》中，主人公馬可·波羅剛來中國不久，“而且完全不懂東方語言，要表述什么，就只能靠從行囊里掏出一件件物品：鼓、腌咸魚、疣豬牙穿成的項鏈，再加以手勢、跳躍、驚異或驚恐的喊聲，或模仿豺狼和貓頭鷹的叫聲。”但是，這位表達不清的報告人所提供的每件事和每個消息，都能為聆聽者忽必烈汗營造出一個從未被言語充填過的空間。馬可·波羅的講述，忽必烈未必全都相信，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這位韃靼君主聽這位威尼斯青年的講述，要比聽任何信使和考察者的報告都更專心、更好奇。
馬可·波羅講述的城市都來自想象的神游和詩性的述說：全神貫注的聽者忽必烈，在征服者的驕傲與無法證實自己擁有這一切的沮喪之間經(jīng)受煎熬。然而，只有馬可·波羅的這些報告“能讓忽必烈汗穿越注定要坍塌的城墻和塔樓，依稀看到那幸免于白蟻蛀食的精雕細刻的窗格”。馬可·波羅和忽必烈汗在講述與理解、困惑與解謎上產(chǎn)生的碰撞與張力，以及場域和語言的陌生化，都成為這部作品濃郁詩性的源泉。
小說的作者卡爾維諾不寫日記，也不寫詩，但《看不見的城市》可以說是他心靈與思想的日記，靈感與夢想的詩篇。這部小說于1972年出版，與《命運交叉的城堡》（1973）和《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1979）一樣，都是他客居巴黎的成果。這三部具有后現(xiàn)代主義風格，同時深受法國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理論影響的小說，確立并完善了卡爾維諾獨特的創(chuàng)作風格，這時的他徹底打破時空界限，自由穿梭其間，將源于無意識的形象拼貼關聯(lián)，用不同的組合模式來講故事，讓小說呈現(xiàn)出片段性和不連續(xù)性的結構特征。
本書的寫作過程很特別，動筆之前沒有謀篇布局，也沒有明確的結構框架，只是卡爾維諾憑借自己的靈感，隨手記錄在紙上的斷章散頁。為了不隨寫隨丟，他用了許多文件夾，并貼上各種主題標簽，以便將頭腦中縈繞的思緒和隨時迸發(fā)的想法分門別類地歸入其中，比如，有的文件夾專用于動物，有的專用于實物，有的專用于人物，有的專用于神話故事，還有的專用于某種感官或體驗，甚至是某一個特定詞語。它們之間唯一的共同點是，都與作者對城市的感知和想象有關，無論是對某個具體的城市，還是對城市這個概念本身。
這種隨時隨地、斷斷續(xù)續(xù)的寫作方式一連持續(xù)了好幾年，使卡爾維諾感覺自己總把這本書帶在身邊，時不時記上一小段：這些日子專寫悲慘的城市，過些日子又專寫幸福的城市，一段時間把城市寫成滿天星斗，而過一段時間只關注城市的廢物垃圾。這樣，卡爾維諾直接把這本書寫成了一部日記，記錄下他日常的心情與思考，他到過的地方、讀過的書、參觀過的展覽，與朋友們聊過的那些事，無不被他記在紙上，收入文件夾——只不過是采取了加密的方式，將這些生活的日常都轉化成了城市的意象。
書中對55座城市的描述，隨機翻開任何一篇，都能為我們營造一個詩意的空間，像酵母一樣激發(fā)我們的想象與思索，世界上不少美術學院都用這本書關于城市的描述來訓練學生的藝術思維和創(chuàng)造力。這些城市在時間和空間上都不連貫，可以獨立成篇，可以當作短篇小說、散文，甚至童話來讀，但骨子里卻是詩，韻味十足的詩，否則作者也不會費心思為每座城市都起了一個女人的名字，有意將其人格化。卡爾維諾自己說：“我認為我寫了一種東西，它就像是在越來越難以把城市當作城市來生活的時刻，獻給城市的最后一首愛情詩。”
還有一個讓本書富于詩性的理由是它的晶體結構。卡爾維諾認為，一本書 （即使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小說）就是一個空間，應該可進、可出、可游、可觀，也許讀者會在其中迷路，但遲早會找到出口，即便是迷宮，也會保留著走出去的希望。
在文件夾積累差不多的時候，卡爾維諾想給這些材料一個最好的結構，因為他想要這些系列相互交織、疊加，同時又必須讓書中的旅程不過多地脫離時間順序，從而以某種可信的邏輯串起那些單獨的片段，讓讀者跟隨一段旅程，了解一個情節(jié)，找到一個歸宿。經(jīng)過取舍，卡爾維諾選取了11類城市系列：記憶、欲望、符號、輕盈、貿(mào)易、眼睛、名字、死者、天空、連綿、隱蔽。每個系列由五個片段（五節(jié)）組成，分別命名為“城市與記憶之一”“城市與記憶之二”……，“城市與欲望之一”“城市與欲望之二”……，以此類推。
參看本書目錄，我們可以先從平面上直觀感受一下卡爾維諾設計的精致結構。上述11個系列在全書目錄中橫向分布，每個系列一行，彼此平行，且從第二個系列開始，每個系列的第一節(jié)都會比上個系列錯后一節(jié)，比如第二個系列的第一節(jié)“城市與欲望之一”上邊對應的就是第一個系列的第二節(jié)“城市與記憶之二”，以此類推。本書共設九章，設立的原則是，每章包括的各節(jié)應該具有相同的“氣氛”。各章縱向平行分布，與橫向的11個系列垂直，呈現(xiàn)為九個界面：第一章與第九章對稱，都呈三角形，包含十節(jié)；其余七章都為五節(jié)，分屬于五個不同的系列，其序號正好都是五、四、三、二、一。另外，在本書每一章的開頭和結尾，又各有一篇馬可·波羅與忽必烈汗的思考和評論，起到導入引出和前后關聯(lián)的作用。
在卡爾維諾的精心布局之下，經(jīng)緯交織的文本呈現(xiàn)出空間化的立體結構，宛如多面的晶體一般，讀者可以沿著任意一條線索來閱讀，或按系列，或按章節(jié)，或從其中任何一個交點出發(fā)，或單獨閱讀馬可·波羅與忽必烈汗的對話。總之，在這里，卡爾維諾儼然一位結構大師，以一種內(nèi)在規(guī)律來支配這個整體中的各個組成部分，這些規(guī)律使得組成部分在結構之內(nèi)比在結構之外獲得更多的屬性和意蘊。
這種內(nèi)在規(guī)律究竟是什么？ 這是一個開放的問題，但其來源我們或可窺見：是卡爾維諾作為藝術家的豐富想象，作為小說家的百科全書式的涉獵，作為“烏利波”成員強大的數(shù)理邏輯能力，最后以詩人般敏銳的感受加以運化。明眼人會從書中看到羅蘭·巴特和雷蒙·格諾的身影，這都是卡爾維諾客居巴黎時給他極大啟發(fā)的朋友。但遠遠的，我們也能望見但丁的輪廓，分辨出《新生》中圍繞著貝雅特麗齊的那數(shù)字迷宮般的結構，以及現(xiàn)實與夢境交錯的敘事，還有但丁夢境中多次出現(xiàn)的“異象”。當然還能隱約看見《瘋狂的羅蘭》——碎片化的敘事交織成詩歌，各種形象彼此糅合，呈現(xiàn)出一個奇幻的世界。
當談及寫這本書的初衷時，卡爾維諾坦言，他想通過這本書喚起的不僅僅是與時代無關的城市概念，他想借此展開一種關于現(xiàn)代城市的討論。事實上，喜歡討論和引用這本書的人，遠不止熱愛文藝和研究文學的人，卡爾維諾本人就遇到過熱衷此書的城市規(guī)劃專家，在那人眼中，本書涉及了許多他們專業(yè)的問題，因為其間有著相同的背景。其實這并非偶然，通過數(shù)據(jù)調(diào)查我們會看到，喜歡在文章和講話中引用此書的人，還有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政治學家、經(jīng)濟學家、倫理學家、法學家、語言學家、符號學家、美學家、人工智能學家、預言家、建筑師、攝影師、設計師、插畫師、心理咨詢師、部長、市長、環(huán)保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女性主義者、記者、探險者、旅行者……
在全世界的城市和生活方式都趨于一致的時代，即便是《一千零一夜》也無法讓我們想象出一個“別處”的大陸。鄉(xiāng)村城市化，城市同質化，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激增，城市對自然環(huán)境的破壞和對技術體系的過度依賴，這些都讓卡爾維諾感受到城市生活的危機——在他看來這是自然危機的另一面。因此，他想讓《看不見的城市》成為“從這些不可生活的城市的心中生長出來的一個夢想”。然而，作為崇尚“輕盈”的小說家，他絕不會用作品去預言危機和災難，盡管很多人習慣把本書最后一頁的最后一段當作全書的結論或寓意來看：“……在地獄里尋找非地獄的人和物，學會辨別他們，使他們存在下去，賦予他們空間。”對此，卡爾維諾只是善意地提醒我們，本書的晶體結構決定了到處都可以出現(xiàn)結論，到處都會有簡潔明了的寓意。如果換位成普通讀者，卡爾維諾說他最喜歡第五章，因為最符合他“輕盈”的審美，相信結構符號學家也會從中發(fā)現(xiàn)本書最核心的秘密。
卡爾維諾創(chuàng)作的這個馬可·波羅，就是來幫助我們尋找并發(fā)現(xiàn)生活在這些城市中的神秘理由，以此來戰(zhàn)勝城市面臨的危機。這些城市并不是烏托邦，而是真真切切地承載著我們的記憶和欲望。
今天，當我們將兩個相差將近七百年的馬可·波羅放在一起閱讀，對比那些或真或假、或遠或近、或實或虛、或明或暗的城市，或許會產(chǎn)生當年哥倫布讀書時的沖動：不管是看得見的還是看不見的地方，都有可能是屬于我們自己的新大陸。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