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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澳門文學:寫出澳門歷史的獨特性
      來源:文藝報 | 吳志良  2024年08月23日09:19

      作為中國最早、最持久對外開放的城市,澳門近現代史是中國歷史的真實縮影。中國近現代史許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或多或少都跟澳門有直接的關聯。例如,湯顯祖的《牡丹亭》就有“香山岙”一幕,據說他還和西來和尚利瑪竇有過會面和對談;皈依天主教的明朝遺民吳歷本欲經澳門去羅馬教廷翻譯《圣經》,卻因禮儀之爭而滯留澳門,給我們留下了《三巴集》;羅馬教皇遣使多羅主教赴華交涉禮儀之爭,最后被康熙皇帝驅逐至澳門看守,抑郁而終;鄭觀應在上海怡和洋行買辦位置退下來之后旅居澳門,不僅建造了鄭家大屋,還寫出了影響深遠的《盛世危言》;容閎來到澳門馬禮遜小學讀書,還成為首位去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開啟了幼童留美的歷史;康有為、梁啟超在澳門創辦了《知新報》,宣傳變法維新;林則徐通過澳門“開眼看世界”,組織編譯《澳門新聞紙》;孫中山從澳門“首見大海之浩瀚”,遠赴檀香山求學……如此種種,不勝枚舉。其恢宏的歷史場景,其豐厚的文化底蘊,為文學創作提供了無盡的靈感和題材。

      很可惜,一直以來,這些題材基本上只是歷史學者的研究對象,在文學界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和重視,相關的文學作品更屈指可數。30年前我們創辦“澳門文學獎”,就開始呼吁文學界拓展視野,跳出都市文學的框架,深挖澳門的歷史文化資源進行深度文學創作。希望以更加直觀、感性和普羅大眾更容易接受的文學筆法,探索澳門歷史的價值和意義,講好澳門故事,使澳門的歷史文化名城形象更加有血有肉、鮮明奪目,令澳門文化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張靚麗名片,令澳門這個人類文明實驗室成為一座燈塔,在當今混亂繁雜、變幻莫測的世界里照亮更多的人。

      令人欣慰的是,年輕作家鄧曉炯以其執著的澳門情懷,知難而進,深挖澳門檔案史料,梳理歷史發展脈絡,繼以沈志亮義士刺殺亞馬留總督的故事寫成了中篇小說《刺客》,又以文學的筆法重構當年林則徐巡視澳門的原貌,創作了《迷城咒》,并再次獲得澳門文學獎的中篇小說獎。這是非常大膽又十分成功的嘗試。

      澳門自明代中葉開放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是早期全球化的結晶,也是中西經貿文化交往交流的前沿陣地。澳門的生存與發展,既取決于當時國家的興盛衰敗,又取決于中國與西方關系的變化起伏。換句話說,澳門一直在中外的夾縫中生存發展。葡萄牙人據居澳門之后,成立了自我管理的機構——議事會,負責葡人社群內部事務及其與中國當局的關系。一方面,澳門葡萄牙人的議事會是根據當時葡萄牙的法律成立的,要接受他們宗主國的約束;另一方面,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也深明他們的衣食父母是中國,必須與中國建立良好的關系。也正是因為居澳華人和葡萄牙人的這種理性認知和切身感受,澳門這艘小船才能在歷史的長河中左搖右擺,生生不息,神話般地沒有擱淺。

      一直以來,澳門通商中西,獲得了遠東最繁盛的港口城市之美譽;葡萄牙人也左右逢源,令后來中國貿易的其他西方國家羨慕嫉妒恨。無論是荷蘭人還是英國人,都曾多次垂涎澳門,不惜采取軍事行動,希望占為己有,但都因為中國當局“偏愛”葡萄牙人無功而返。由此可見,上述兩個事件是前所未見的燙手山芋,直接關系到澳門港口的存續和葡萄牙人的去留,萬一處理不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鴉片戰爭時期,國際形勢動蕩混亂,中英葡三國關系撲朔迷離,澳門葡萄牙當局左右為難,即使歷史學者也很難梳理清楚其間的脈絡,更難把握好其中的人物性格和關系。無論是沈志亮刺殺亞馬留還是林則徐巡澳事件,都深深觸動了葡萄牙和英國這兩個國家的神經,也為中國與這兩個國家的關系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某種意義上,還影響了國際關系和國際格局,其間諸多人物穿插其中,或斡旋調和,或煽風點火,以圖漁翁之利。這種錯綜復雜的關系和世事如棋的萬千變幻,為作者提供了豐富的想象和創作空間,激發了作者的寫作熱情。

      最為難得的是,作者在歷史和文學之間游離而不分離,生動創作不離基本史實,穿插很多人物對話,令讀者愛不釋手。以文學寫歷史,本來就非一件容易的事,往往吃力不討好。過往諸多歷史小說,在史學界貶多于褒,文學界也不買賬。有人說三分歷史,七分創作;也有人說七分歷史,三分文學。但是實際上,這并沒有明顯的科學分界,也很難有比重之大小,完全靠作者個人的把握和拿捏。我認為,文學創作歷史題材,既需要尊重歷史事實,又要將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和歷史場景以文學的筆法寫得鮮活動人,增加歷史的現場感,甚至為了增加故事和敘事的情節感和曲折性,可以適當加入杜撰的成分,只要像本書的作者那樣在注釋中加以說明就可以(理事官利馬的卒年),以免誤導讀者,以訛傳訛。否則,歷史小說寫出來之后,既不是歷史又不是文學,非驢非馬,兩面不討好。

      作為喜好文學又熱愛寫作的澳門歷史學者,通過閱讀,我不僅增加了對那一段歷史的了解,增添了對澳門這座城市的迷戀,加強了自己對歷史題材進行文學創作的信心,更為重要的是,對澳門在國家近現代化過程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有了更加深刻而感性的認識,對澳門的未來也有了更大的想象和憧憬。

      (作者系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