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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阿瓜盧薩:在文學的國度里沒有異鄉人
      來源:文匯報 | 柳青  2024年08月23日08:08

      安哥拉作家阿瓜盧薩作品。制圖:馮曉瑜

      安哥拉作家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如今住在莫桑比克東海岸的一個小島上,為了參加2024上海書展國際文學周,他先從住地趕到莫桑比克首都馬普托,接著搭乘去葡萄牙里斯本的航班,之后又經過超過20小時的長途航班抵達上海,翻越山海,路途迢迢。他第一次來到中國,然而當他開口分享創作的故事,他和他的中文編輯、中文譯者以及更多的中國讀者,如同老友久別重逢。上海炎夏的夜晚,他在思南文學公館說了一段讓聽者如沐春風的話:通過閱讀,一個讀者辨認出另一個,他們之間不必有種族和身份的焦慮,這就是文學讓世界變得更好的方式——在文學的國度里沒有異鄉人。

      阿瓜盧薩的第一部小說《陰謀》是一部歷史小說,以安哥拉反抗葡萄牙殖民統治的一次起義為背景,他的靈感來自19世紀末當地報紙上的新聞。阿瓜盧薩回憶,他讀到由那個年代的黑人作者撰寫的新聞故事時,想到當代安哥拉從1961年到1974年的反殖民戰爭,“我的祖國經歷了也許是這個時代最漫長、殘忍的一場內戰,為什么會這樣?我的直覺告訴我,如果不了解過去,就無法理解現在”。當阿瓜盧薩深入安哥拉近一個世紀的血腥記憶,他辨認出往日的殖民者和內戰制造者發明的冷酷話術,這種話術先否定反抗者的“國民性”,繼而否認對方的“人性”,把對抗的陣營貶斥為“異邦的怪物”,是不懷好意的“非我族類”,必須消滅之。這套充斥著敵意的話語體系撕裂了人群,壓制了人對人的善意和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寫作是對這類惡意話術的抵抗和反擊。寫作者傾聽對立者的聲音,寫作的過程是進入他人的皮膚,感受他人的心跳,流下他人的淚水,哪怕對方被定義為“敵人”。作家可以是任何人,甚至可以是“不成為任何人的怪物”,在《販賣過去的人》里,作家化身一只壁虎,讓壁虎開口講那些并未過去的過去。阿瓜盧薩得出了一個具有悲憫心的結論:寫作鍛煉著人們掌管同情心的肌肉,文學讓人們從幽閉中重新建立連接,通過閱讀,不同陣營的人群能夠拉近關系,甚至可能因此解決沖突。在寫作《遺忘通論》時,他明確地表達著:不要用“我們”和“他們”來界定身份,因為我們是我們,我們也是他們。

      就這一點而言,文學本身也應該從區分“我們”“他們”的思路中跳脫,阿瓜盧薩很直率地議論:強調亞洲或非洲文學的“民族性”,這本質是基于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當阿瓜盧薩在上海面對一桌子中國食物,他認為中國是他一無所知的另一個宇宙。但是他翻開葡萄牙語版的中國當代短篇小說合集,前言里提到博爾赫斯對中國當代作家的影響,他拍手贊嘆:“看吧,文學是把全世界的個體串聯在一起的橋梁,在這里,不必有異鄉人的區分。”恰似馬爾克斯在旅居安哥拉后,認為在非洲找回了“童年時沉浸的哥倫比亞魔法”,而米亞克托筆下的莫桑比克,也讓人們聯想魔幻的拉美。“文學不該存在身份和國族認同的焦慮,此類討論默認了歐美中心的立場,直白地說,是因為世界給予美國、給予白人的關注太多了。”

      中國作家孫甘露概括阿瓜盧薩的特點是人物和出其不意的意象相關聯,在波瀾不驚的話語里出現驚心動魄的事件。阿瓜盧薩寫過這樣一段刺目刺心的細節:一個年輕男孩長久地做著命懸一線的排雷工作,他時刻感覺自己的嘴里有雷管類似枇杷的氣味,有一天當一個外國記者采訪他,問他正在想什么,男孩回答:“嘴里的枇杷味。”少年和地雷,枇杷和死亡,類似具有懸殊反差感的描寫對象反復地出現在阿瓜盧薩的作品里,他認為自己身處的非洲大陸就是這樣遍布著沖突和混亂,多元又復雜。比如在安哥拉多年內戰中,反對葡萄牙殖民的陣營里很多是歐洲后裔,他們祖輩從葡萄牙遷居而來,但孫輩的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是“獨立的安哥拉人”。比如,被尊稱為“莫桑比克攝影之父”的一位前輩,其實他帶有中國廣東血統。阿瓜盧薩總結,非洲的大地上有太多非凡的人,也有無數離奇的事。他的朋友、毛里塔尼亞導演希薩柯曾經到安哥拉拍紀錄片,他和攝影師在街頭隨機采訪人們,聽他們講自己的故事。起初阿瓜盧薩覺得這工作方式太扯了,但他隨攝制組拍攝幾天后,驚訝地發現那么多普通人有一肚子的故事要分享。他說:“這種講故事的緊迫感就是非洲文學的特性,甚至可以說,講故事的緊迫感是非洲作家出生時的臍帶。”

      在阿瓜盧薩的筆下,總有相似或相同的人物穿梭在不同的小說里,有讀者趣稱這是他的“文學宇宙”,他回應,如果他的作品中存在一個“宇宙”,那是有關“閱讀”的宇宙,在那里,文學克服了現實。文學不僅有改善現實的力量,它能更進一步地介入并成為現實本身。最初讓他產生這種想法的是領導安哥拉獨立戰爭的詩人們。在他被翻譯最多的一部小說《遺忘通論》里,他塑造了一個被困在安哥拉首都盧安達公寓里的女主角,她繼承了一屋子的藏書,于是她靠閱讀的方式離開了幽閉著她生命的小公寓,閱讀在象征層面解放了她。寫作《生者與余眾》時,他在小說中設想虛構的角色進入現實、改變現實。

      他的另一段創作趣事更堅定了他對文學的信心。他曾和朋友一起給安哥拉的報紙寫連載小說,為了掩飾有兩個作者輪流在寫,他們假冒女性的第一人稱敘事,虛構了筆名“費伊沙”,冒充一個不存在的女作家。但是追連載的讀者們深信不疑,他們迷戀這個叫“費伊沙”的女作家,在維基百科上為她創立了詞條,當連載正式出版后,人們四處打探“費伊沙”,在巴西的一次文學節簽售中,編輯謊稱“費伊沙正在阿富汗考察,所以不能前來”,而現場讀者深信不疑。被虛構的影子作者“費伊沙”取代了阿瓜盧薩,他甚至懷疑:“如果我對葡萄牙語系的讀者坦白,恐怕沒人會相信我。”

      在小說《熱帶巴洛克》里,阿瓜盧薩寫到一個中國孩子在一座等待被建成的城市里到處涂鴉,他說,這個故事是他最喜歡的,因為“孩子、不確定的未來和自由的表達”,正是關于文學的絕妙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