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師培與近代中國小說觀念的演進
小說觀念在近代中國的轉變是促成清末以來小說創(chuàng)作和研究的重要背景。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前有梁啟超等人的小說“熏染刺提”工具論，后有魯迅、胡適將小說作為專門之學進行史學梳理、考據分析的科學化主張，中間亦有文壇及學界人士對西方小說理論的引介、對小說本源、形式及特點的各種探討。總體上，視小說為“稗官”的傳統(tǒng)學者，其所專注的學問仍為經史文章，小說雖被提及，也多是作為經史學問的一部分而展開的。然而，也正因如此，這些學者的小說觀念才同樣重要，因為小說在他們眼中可能尚未剝離“稗官”“小道可觀”的標簽，但又足以引起他們的注意；他們對小說性質的歸納與指認是剖析小說觀念轉變的重要依據，對于厘清近現代時期“小說學”的建立過程也是十分必要的。劉師培是專注于經史研究的近代學人，他與梁啟超同時，故不可能不注意到小說的功用價值，但小說在他那里卻是作為“文”（文學）的部分問題被提及的。而作為“文”的部分，劉師培又特別在意“文學”在語言上的演進，所謂“俗語人文”又可與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言文一致”相連接，這不能不說是探析小說觀念轉變的又一條線索。
溯源：小說乃《春秋》之支流
劉師培關于小說起源的觀點主要見于《論文雜記》（1905）。在此文中，他繼續(xù)《漢書·藝文志》的觀點，認為“小說家者流，出于稗官”，稱“古代小說家言，體近于史，為《春秋》家之支流，與樂教固無涉也”。即劉師培同樣認為小說“出以鄙俚”，同樣稱贊小說所寓的“勸懲之意”，認為其有“感發(fā)人民”的作用。然而，劉師培又進了一步，將小說稱為“《春秋》家之支流”而納入史官。
他在《古學出于史官論》一文中，依據《漢書·藝文志》對《虞初周說》等“小說”做出的“考周事”“古史官記事”等注解，指出：“小說家出于稗官，而《虞初周說》雜伺其間，小說家類又有《周紀》《周考》以及《青史子》五十七篇，皆古史官所紀。則雜家、農家、小說家，亦莫不出于史官。”
從其論斷小說的淵源來看，劉師培仍遵從傳統(tǒng)學術對小說的定位，“小道可觀”“稗官野史”是他對待小說的基本態(tài)度。不過他又將小說的源頭略微拔高，將《漢書·藝文志》中屬于“諸子”的小說家歸為“《春秋》支流”。《春秋》在《漢書·藝文志》中被列在“六藝”，既有經典的地位，又開史部的門庭，就此來看，小說的地位在劉師培這里似乎又提高了不少，故而他所說的“感發(fā)人民之一助”也不僅僅是“小道可觀”那么簡單，可以說是他對小說功用的積極肯定，畢竟當時梁啟超“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主張已呼吁了三年。
辨體：小說之體已開俗語人文之漸
在小說的本源上，劉師培繼承“九流十家”之說，又將其追溯到史官。同樣地，在小說的體式上，劉師培也將其放置在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中，將其納入“文”的范疇。劉師培所持的是一種廣義的文章（文學）概念，他的《論文雜記》從文字著于竹帛開始，論至有清一代的文章，詩、賦、詞、曲、小說、戲劇等體裁全部在他所論“文”的范圍之內，小說也被置于“文章流別”的發(fā)展脈絡中進行討論。
劉師培在《論文雜記》中說：“宋代以下，文詞益淺，而儒家語錄以興。元代以來，復盛興詞曲。此皆語言文字合一之漸也。故小說之體，即由是而興，而《水滸傳》《三國演義》諸書，已開俗語人文之漸。陋儒不察，以此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簡趨繁，何獨于文學而不然？”他從語言文字發(fā)展的角度看小說的興起，將小說放在文詞（文學）的淺深、文質、繁簡的演進過程中進行討論。
在體式上，他首先對小說作出了“俗語人文”的論斷，從語言文字演進的角度，認定白話小說這一文體出現的必然性。此時的劉師培熱衷于進化論，信奉社會進化的觀點，因而在論述中國語言文學的興變時，亦看到各種文體的興替及其與語言、文字的演進關系。在《論文雜記》中討論中國戲劇的源頭時，他也提到“傳奇小說之體，既興于中唐，而中唐以還，由詩生詞，由詞生曲，而曲劇之體以興。故傳奇小說者，曲劇之近源也”，即他認定小說之體是由中唐以前的文體發(fā)展而來的，而這亦是他依據“天演之例”來論證文學“進化”歷程的證據。在文學演進的理論基礎之上，劉師培認為小說的興起與“儒家語錄”的出現有極大關系。宋代以后儒家語錄不斷出現，文詞由深入淺；也是在宋代以后，小說作品逐漸增多。語錄體是言文合一的征兆，白話小說的出現也是言文合一的必然結果。同時，在體裁的內涵上，劉師培認識到傳統(tǒng)“說部”中包含的考古、記事類筆記，并不能完全歸入“文學”行列，也點出了小說的文學性問題。
定性：小說具有“虛構增飾”的文學性
“美術”是劉師培文論思想的核心觀點之一，其強調“美術以飾觀為主”，與后來的“純文學觀念”相近。“純文學”觀念即要剝離一切非文學性的作品，也即劉師培所說的“言之無文”者。
他在《論說部與文學之關系》中將唐宋以來的“說部之書”分為三類：考古之書、記事之書、稗官之書，認為三類之中只有“稗官之書”才屬于“小說”內容，是富于辭采的文章，其余兩種則是學術札記、述聞筆錄，其“無文”之處，正是混淆了“文學”的體質。在《論近世文學之變遷》一文中，他區(qū)別了“說部”與“文學”的關系，直接指出“唐宋以降，凡考經定史之作，咸列為筆記，附于說部之中，誠以言之無文，未可伺于文學之列也”，由此強調了文學的審美藝術特性。而在《論美術與征實之學不同》一文中，劉師培又進一步說明文學作品與非文學作品的區(qū)別，稱“小說一端，有虛構事實者，亦有踵事增華者，皆美術與實學不同之證。蓋美術以性靈為主，而實學則以考竅為憑。若于美術之微，而必欲責其征實，則于美術之學，反去之遠矣”。
在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劉師培評判小說性質的三個層次：首先，他將小說作為“美術”之一種，與“實學”區(qū)別開來。其次，他談到小說創(chuàng)作的兩種類型：虛構事實與踵事增華。小說家雖出自史官，但隨著文詞的由簡入繁，考據筆記與傳奇小說便別分兩途，就如“文言質言，自古分軌”。既然“詞章之文，不以憑虛為戒”，那么小說的“憑虛”便也是創(chuàng)作時的重要選擇。踵事增華主要在文詞的修飾與擴展，在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飾觀”“求工”“貴美”也是必不可少的。最后，他指出“美術以性靈為主”，即也視小說為抒寫性靈的作品。
作為一個偏重經史的“國粹派學人”，劉師培能夠對“文學”“小說”有全新的認識，既是他自己考鏡學術的成績，同時也是近代思潮推動的結果，如文學進化的潮流、言文一致的潮流、俗文學地位上升的潮流、“純文學”的潮流等。文學的進化是隨著“天演論”“進化論”思想的引入而出現的，言文一致的潮流與俗文學的“被發(fā)現”是同時發(fā)生的，小說的工具化在清末的時代背景下在所難免，而小說概念的含混不清也是文學演變過程中的必經階段。劉師培未能給小說以全新的定義，但他將學術筆記等“征實之學”從“美術”中析出，已帶有新的小說觀念的意味。
雖然劉師培的小說觀念連同文學觀念也存在自相矛盾之處，其在考校中國文學時也有不少左支右絀的情況，比如，他認同文學的“進化論”，但又認為唐宋以后的文學逐漸衰落；再比如，他一方面肯定“俗語人文”，肯定小說的功用價值，另一方面又輕視小說，不能拋棄《漢志》視小說為“街談巷語”的固有思維。但他又能在時代思潮的驅動下，偶爾放下經學家的身段，對小說的“俗”與“美”作統(tǒng)一觀察，這便是他之于近代中國小說觀念演進的價值。
（作者系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