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杜甫
直到現在，我還是喜歡杜甫的《春夜喜雨》，尤其那句“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這儼然是好的文學作品的標準，即在無形之中打動人心、深入人心。好的文學作品就應如此，一個功用是“潛”入人心，另一個功用是“潤”人心，而最大的動作是“潤物細無聲”。每當想起杜甫此詩，我整個人會感覺到一種毛茸茸的生機和持續無聲滴落的水。
杜甫一生似乎都在顛沛流離，都在張望和探望，如“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如“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如“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再或者，就是不斷地造訪，如“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如“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他的這種訪舊尋親旅程，似乎都是為了一家老小的生計。他窮，心卻從來富貴，富得滿天下都無法盛放，富得令好多人自慚形穢。他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于我如浮云”“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精神和情懷可謂“富甲天下”。
杜甫給我的強烈感覺是，一旦肚子不餓了，他就開始寄情山水、憂國憂民；一旦肉身有了著落，他就開始深入自然萬物與廣大民間，體察時代的本質和百姓的現實，進而以他的詩歌抒寫大地性靈、時代的本質與內心情懷。他的“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等詩句，完全可以媲美李白的同類作品。后人將這兩位詩人并稱為“李杜”，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恰切的。還有哪個詩人能與詩仙李白并肩呢？還有哪個詩人能以卑微之身以詩歌為時代畫像呢？
唯有杜甫。
我知道杜甫，始自少小時語文課本里讀到他的《春夜喜雨》。杜甫用一首詩表達了農耕時代人們最樸素的喜悅之心，那就是“好雨知時節”，春雨對大地萬物恰逢其時的潤澤，預示著豐收。一首詩歌能做到如此的簡單和龐大，清淺和深厚，百字敵千卷，是了不起的。再后來是他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中的“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這種感情是宏大的，其中有家國和黎民，也有個人對美好生活的渴望。
我讀古詩，每每從中領略到的，除了文化氣息上的古老與新鮮、生命內在的悲傷與蓬勃，還有詩人的責任與擔當、情感與夢想。而詩人杜甫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與誕生在盛唐時期的李白不同，杜甫出生于712年，此時正是唐朝由盛轉衰的時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他的詩句里凝結著他的憂國憂民與悲天憫人。
杜甫的代表作三吏三別，記錄的是安史之亂之中的民間疾苦、人在亂世的飄零與困苦。杜甫也因避安史之亂流亡入蜀，在這里筑茅屋而居。張九齡詩說：“運命惟所遇，循環不可尋。”杜甫一生總是漂泊，從這里到那里，不斷地投親靠友，他的身心和大地發生著深刻的聯系。我常常想，如果杜甫的命運如李白一樣，他的詩歌會如何？如果杜甫像高適五十歲而仕途而扶搖直上，他的詩歌又將如何？這些都是不可假設的。可以肯定的是，沒有對苦難生活的親歷與親嘗，便不會有杜甫的詩歌。
我剛到成都的時候，去杜甫草堂，那天天氣溽熱，但游客眾多。我在草堂內外流連瞻望，不斷發出嘖嘖贊嘆，不由想到，杜甫可能是欣慰的，他以一己之力使得自己的“茅屋”成為今日的一個人文景點，為成都增加了難以估量的文化重量。這是他和他詩歌的后世功德，也是今人一大幸事。
坐于悶熱無風的竹林里，遙想杜甫當年在此地的生活。我仿佛看到了一個瘦弱的中年人，胡須發白，眼睛里堆滿憂愁。應該就是在這里，杜甫寫下了《蜀相》《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和三吏三別等名篇。“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好像是古來寫諸葛武侯最好的作品了。杜甫年代的武侯祠還算在“城外”之地，現在的武侯祠則深陷鬧市。諸葛武侯之“出師未捷”，與杜甫本人的命運也頗為相像。
杜甫是一個現實情懷極重的詩人，他的詩歌體現的是中國文人難得的現實情懷，而且極其雅正、干凈和純粹。他總是在憂慮，也總是在渴望；總是在尋求，也總是在失望。正如他詩句所說：“初月出不高，眾星尚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我兀自以為，杜甫的哀傷是多重的，第一重是自身懷才不遇，抱負不得施展：“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第二重是目睹黎民黔首離亂現實生活的疼痛不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第三重是因生活勞頓與人生無望而產生的孤獨與落寞：“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第四重是對家國破碎、民生凋敝的悲愴：“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中年之前，我很喜歡李白和李商隱，讀杜甫詩歌并不多，總覺得他太過愁苦和憂患。現在則覺得杜甫的詩歌不僅是現實主義的“巨擘”，也是自然主義的“童子”。“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杜甫命運坎坷，但其愛民之情發自肺腑，歷經歲月，依然炙熱。如蘇軾《王定國詩集敘》中說：“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至于杜甫的詩歌作品，司馬光說得最是確切：“古人為詩，貴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
聶魯達說：“詩人的生活必然在他的詩歌中得到反映，這是藝術的規律，也是人生的一條規律。”杜甫就是這樣的詩人，與其說他在書寫“詩史”，不如說他“以身為史”，他的現實主義情懷，無論在哪個年代，都是一種感召。記得很多場合，我以杜甫《贈衛八處士》為例述其詩歌創作之方法，美贊其“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和“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以為那是神來之筆，其中有對人生際遇和生命本質的喟嘆，也有人與自然的照應、情感的純粹與溫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