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匿的城市”與“漫長的告別”——評韋敏《叢臺別》
以一場醒來旋即遺忘的故夢開始，作者拉開敘述的帷幕，三個主人公漸次登場，故事徐徐展開。長篇小說《叢臺別》娓娓道來，講述的是自1920年至新世紀的武漢城，以及城市里人物的悲歡和生死的無常。作者采用的是較為傳統的線性敘述模式，卻非司空見慣的現實主義文本。在對武漢細致入微的描述里，漢劇文化占據了大量篇幅，武漢方言以文字的形式喚醒聽覺的記憶，潛藏在質樸敘述里的文本異質性便不經意地顯露出來。相對于花樣繁多的敘事技巧，反觀篇首題記引自德國戲劇家、詩人布萊希特的詩句“新肉是用舊刀叉吃的”，小說所蘊含的思想內容和文化旨趣格外耐人尋味。
韋敏的長篇小說《叢臺別》就像是一部跨越了近一個世紀的大型舞臺劇劇本，舞臺就是古老的武漢城里曾經最為繁華的片區六渡橋。在整個二十世紀，六渡橋不僅是大武漢的商貿中心，也是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戲窩子”，匯聚了大大小小幾十家戲院。武漢因此得名“戲碼頭”。
作為“天下四聚”之一的漢口之核心區，六渡橋自民國起就繁華豐富，既有六門廣貨鋪、有民眾樂園、有劇場影院、有中西餐廳，還有票號當鋪，連國民政府的所在地也一度設在六渡橋。1926年9月，北伐軍占領了漢口，很快，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由廣州遷到武漢，六渡橋的南洋煙草大樓就成為國民政府的辦公地點，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簡稱“黨政聯席會議”）即設在此樓。1927年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這里舉行，毛澤東、董必武和宋慶齡、孫科共同出現在了大會閉幕的合影中，國共合作由此開始。解放后，毛主席設宴招待金日成的璇宮飯店，也在六渡橋的前進四路的側街上。
當大人物們從身邊擦肩而過的時候，小人物們日復一日地過著自己的小日子。就像他們也許并不怎么關心咫尺之遙的南洋大樓里聚集了多少達官貴人策劃著改變了世界，但他們愿意省吃儉用買張戲票到南洋隔壁的民眾樂園去看一場梅蘭芳的《宇宙鋒》——戲里的悲歡，更能牽動他們的淚腺。而戲外的生活，除了養家糊口，再多一點追求，就是送孩子讀書上學，圖謀一種更美好的人生可能。
寥寥數筆的勾畫，六渡橋在中國現當代史上的重要性以及生活在這里的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態就被復刻了出來。在這樣的大舞臺上，作者筆下的各種武漢人悉數登場。最先亮相的是私塾先生王校長，他在二十世紀之初，舉家從湖北黃陂鄉下遷到了漢口，在六渡橋的前進四路上買地立業，由此，王家幾代人參與和見證了武漢這座城市轟轟烈烈的歷史進程。作者以王家的孫輩程米粒的視角，講述了母親彭一方、嬯（外婆）王詩芳三代武漢知識女性的故事，同時平行敘述著同在前進四路上成長的兩位好友江淼、邰玉兩家的悲喜人生。江家是南下軍轉干部家庭，曾因老夫少妻的組合引來各種“包打聽”的高度關注；邰家是鋼廠工人背景，小人物的底層掙扎、“藝術改變命運”的逆轉以及“淹死的都是會水的”這一漢味口頭禪隱喻著各種戲劇化的糾纏。作者一反高高在上、進行道德審判的啟蒙主義姿態，以二元對立的現代性思維主宰現實書寫的寫作模式，而是低入現實的塵埃，以細膩的筆法和真實的細節刻畫了慈祥溫和的王詩芳、強勢威嚴的彭一方、心思縝密的程米粒、直率坦誠的江淼、才貌雙全的邰玉以及出沒在周圍的大大小小、有名無名的人物，立體而高度仿真的形象，活化了武漢街市里的眾生百態。然而，“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姑蘇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原序》)卻非作者志之所在，韋敏并未耽溺于一地雞毛的生活瑣屑，也無意于去追尋現當代文學作品中老生常談的人性幽微，哪怕在她寥寥數筆的描寫里，已然透露出了世情小說里人情人性的些許微妙，但是，經由三代人物牽扯出武漢城市百年的發展變遷和漢劇文化的起落沉浮，以此完成對于城市的地方文化書寫和傳統文化反思，才是作者念茲在茲的主題、潛藏在不動聲色的敘述背后那蠢蠢欲動的野心。因此，以武漢為中心的城市和以地方戲“漢劇”為代表的傳統戲曲，成為理解文本的兩個原點。
論及城市書寫，如何在高度現代化和同一性的城市模板中，擺脫漂泊無依的現代都市病的陳詞濫調，從展覽大眾苦難生活景觀的泥淖中爬出，寫出城市獨有的特色和風貌，實在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話題。大眾心目中的武漢，通常來自“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的傳說和部分新寫實主義小說對于武漢的描寫，由此形成了“精明”“狡猾”“粗俗”“兇悍”“世故”等籠統而粗糙的印象。基于此，《叢臺別》可以視為一次勇敢和成功的文學實踐，畢竟作者需要在嘈雜而喧囂的鬧市里，打撈起經年累月的煩瑣日常，還原在當下版圖里早已不復存在的過往，直面曾經的輝煌和如今的滄桑，去接納快速變動的時代里那些永久的逝去。
以六渡橋和前進四路為起點，經由黎黃陂路的江漢飯店、吉慶街的夜市大排檔、全國聞名的珞珈大學、眾多人物不時操起的漢腔、紛繁燦爛的漢劇……我們靠近了一個更為具象、真實和別樣的武漢。不同于上海的時髦摩登、北京的古韻大氣、蘇杭的溫婉典雅、西南的蒼茫遼遠，武漢兼具了楚地的浪漫雅致、直率爽朗和煙火氣息，展現了一個集革命文化、工業文化、市井文化、校園文化于一體的大都市，而這部作品最終的文本呈現，又貫穿著別具一格的戲劇文化。相對于其他城市文學作品，《叢臺別》無疑是有獨特文化意義的，伴隨著人物的兒時回憶和成長過往，愛恨離別共同拼湊出了一段祖輩父輩的歷史，在無數建筑地標的摹寫、校園文化的展覽、民俗風物的刻畫、小吃美食的品鑒和方言腔調的復現中，它指認了在時間長河中流逝的、被遺忘的文化片段，重建了一張無可替代的城市名片，武漢不再是那座隱匿在刻板印象中的古老城市。由此，《叢臺別》完美實現了世相人心的刻畫和地域文化書寫的結合。
如前所述，作者以人物生活、學習和工作的建筑場所為切口，繪就了武漢城市變遷的文化地圖。韋敏對于六渡橋變遷的書寫，時常讓人聯想到張腔絮語里對于現實不可靠的描述：在變動不居的世界里，當前進四路被碾成碎石土渣，它所代表的一切繁華過往，那些人們引以為傲的歷史，也都一并埋葬。在程米粒的視角里，她始終試圖去抓住點什么來確證歷史的存在，譬如出沒于民眾樂園的梅蘭芳、德華酒樓里無出其右的手打年糕、“銅人像”處的一路電車站、武漢一中樓下的“漢口電子一條街”，還有那些武漢人耳熟能詳的“老萬成”“老通城”“品芳”“扁擔山”“六角亭”這些名號所附帶的特指含義……但是，這些物質的世界終究會如那條承載幾代人歷史的道路一般瓦解，唯有把握住城市的文化經脈，才能對抗歷史的虛無。因此，以漢劇為代表的戲劇文化和楚地精神成為理解《叢臺別》的第二個關鍵詞。漢劇這種攜帶“楚辭”基因的武漢地方戲，既是提亮這部作品的點睛之筆，更是通篇的脊梁中樞。小說借由程米粒為邰玉在首都劇場舉辦個人表演專場所撰寫的特稿文章隆重推介了漢劇的前生今世：
古語有云，“惟楚有才，于斯為盛”。且不說那些浩如星海的楚地豪杰，單靠一部《楚辭》，就全面開啟了中國式浪漫的先河。從屈原行吟之時起，我們生活的這片古楚大地，就被磅礴的詩文托舉了起來；繼而，以歌舞，以戲曲，在這片土地上代代傳襲。
關于漢劇的誕生，史書并沒有確切的描述，到底是哪一天、哪些人，在哪個場景完成了她的第一出戲。她似乎是橫空出世，又宛若水到渠成。沿著奔騰不息的長江水，人們在田間地頭里唱，在殿堂舞臺上演。聲，遼遠至四海八荒；姿，縈繞于腦海胸膛。踏洪荒而來的人杰地靈，凝千百年中的物華天寶，漢劇就這樣古老而又年輕地呈現于今天的戲曲舞臺。
不僅如此，小說中還借助人物對話的形式提到了戲曲界有一種“漢劇乃京劇之母”的說法，這是韋敏用她偏愛的方式截取了最能直觀表達漢劇之戲劇史地位的論斷。她對漢劇的熱衷和熟稔在小說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九龍口”“大小邊”“出將入相”“一桌二椅”“四功五法”等戲劇術語的使用也是恰到好處。我們甚至可以將其中關于漢劇代表作品的引用和描繪部分視為引領讀者探尋古典戲曲之美的快捷指南。小說篇名即以漢劇名段為題，韋敏在創作談里這樣闡釋：“叢，就是人生；臺，即是舞臺；別，則是人生與舞臺殊途同歸的結局。”《叢臺別》的字面意義，簡而言之，便是人生如戲。而戲劇文化對于作品人物的形象塑造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不僅從標題就作出明示，更在各種細微處作了精到的闡釋。例如：
老漢口有著“戲窩子”的熱鬧，在六渡橋方圓一公里的區間，大大小小三十多家專業戲院爭奇斗艷，每到夜幕降臨，鑼鼓家伙驚天動地，驚堂木拍得“啪啪”作響。王詩芳還沒嫁人時，每逢有新戲上演，王校長就會帶著全家人去戲院里看戲。在王校長的熏陶下，小詩芳愛戲愛到了什么地步呢——她總要提前進場，那是連開場前的打鬧臺也不愿意錯過的。老人們說，戲臺是冷的，戲也冷，要先打上幾圈的鬧臺，暖了場，戲就熱了。而對于小詩芳來說，從進入戲院的那一瞬間起，她的心就已經把戲焐得滾燙。
正是這樣的“戲味”與“漢味”的書寫，把未知的人生與已知的劇本纏繞了起來，使得全書彌漫著濃厚的宿命感，人物經歷、城市變遷和戲劇文化以互文般的方式做著注解，文本時常看似說劇，實則寫人，散落于文本中的諸多景觀描寫，也絕非毫無用處的閑筆，意在表現被歲月隱匿的城市文化和即將到來的個體命運。譬如，作者多次提到的1990年代中期的一個平淡無奇的夏日，被挖土車瞬間拆毀的前進四路和僅存的古老窄小的漢劇院：
當前進四路終于迎來了帶著坦克般拖鏈的巨型鏟車的那一天，天氣是晴好的，和平日真沒有什么兩樣。
整條街被黃色的寬邊塑料帶給打了圍；確定了區域安全后，兩臺鏟車轟隆隆地開了進去，穩健而又賣力地對著老房子老墻捶擊和推聳了起來。黃線的外圍站著些看熱鬧的，但更多的是唯恐避之不及的路人。
緩緩墜倒的墻面一處接一處。每倒下一面墻，就揚起了硝煙般厚重的粉塵。緊跟著，鏟車碾壓上去，響著刺耳的碎裂的聲音。
這不是一幅美好的畫卷，只有帶著不破不立的決心和憧憬，才能面對著這樣一條有故事的老街被徹底地碾成一片廢墟。
那一天，漢劇院里排練的唱腔依然在空中回旋，它和推土車的轟鳴、老墻倒地的轟響一樣，都在推演著早就寫好了劇情走向的故事和故事里的每一個細節。
從那一天起，連路牌都被鏟車的拖鏈給碾壓了上去的前進四路，變成了埋葬著老漢口記憶的一座巨大墳冢。前進四路最初在1920年代中后期建起來的時候，屬于未來的武漢漢劇院的，只是王家老宅地塊上的一塊空場子；1990年代中后期，前進四路被拆得幾乎片甲不留——除了武漢漢劇院的那個窄小的鐵門后的仿若深宅的大院——漢劇院成了這條路上唯一被保留下來的一處遺址。
這段文字可以被視為一種隱喻，日趨小眾的漢劇文化和漢劇演員邰玉的個人選擇在急功近利追求發展的現代性社會里，是如此相似地格格不入。而其后邰玉幾段戀情的失敗和革新漢劇文化的理想，也不斷印證著她性格的倔強孤傲和不被眾人接納理解的命運。作為一名承上啟下的新生代漢劇演員，邰玉身上折射出漢劇的起落沉浮，在人劇合一的邰玉身上，與其說是文本在細寫漢劇中一出出唯美的折子戲，不如說作者試圖通過豐富多彩的漢劇觀照邰玉曲折坎坷的生命軌跡，而邰玉最終為自己找到的“漢劇傳人”的人生定位，也呼應著前文中闡釋的“不破不立的決心和憧憬”，城、人、戲，融為一體。
當然，《叢臺別》的另一層含義，我姑且稱之為“曲終人散后的告別”，這也許是作者寫作意圖的另一種解釋，恰好說明了《叢臺別》的意蘊豐富和多義性。這是一場有關記憶的漫長的告別，困在記憶里的有1978年夏天等著永遠不會再回來的兒子買酸梅湯回家的齊師傅，有那碗被母親倒掉的、近在咫尺卻無法觸碰的溫熱糖水，有帶著程米粒去德華酒樓吃最后一頓醬肉大包子的嬯，有在遠行前特意去照相館拍登記照、以備有意外發生后可當作遺照使用的江淼，還有把一顆在監獄里撿到的小石頭當成愛人遺物、珍藏了一輩子的三嬯，想尋找生母又懼怕認親的邰玉，雖下海后腰纏萬貫仍懷念戴著勞模綬帶在主席臺上高光亮相的沈學慶……小說中最宏大的敘事其實是人們心底里那些最卑微的記憶，它們從一個個具象的人物逐漸幻化成人流如織的前進四路、車水馬龍的六渡橋、遍布戲臺戲院的老漢口，而這些靈動的場景也在歷史大勢中一點點淡化，似乎就只剩下了還在漢劇院十年如一日演練的邰玉以及從家喻戶曉到無人問津的漢劇文化，但是，就連終日穿梭于大街小巷的武漢出租車司機都分不清“武漢劇院”和“武漢漢劇院”這兩處的區別，曾經立志要當戲曲演員的彭一方在成年后也教導女兒說：“愛上一個戲子是沒有前途的。”……這場伴隨著城市隱匿的告別，漫長而又長情得無處不在，關涉難以舍棄的親情、渴望的自由、身份的認同、文化的堅守。“新肉是用舊刀叉吃的。”放置在文本首頁的題記，未必不是作者在新時代和舊事物中晦暗不明、搖擺不定的心境寫照，而程米粒做的那個童話般的美夢，也預示著這場告別的必然和艱難。
幸運的是，韋敏在處理時代命題和個人困境時，以對“遺”字的詮釋拋開了新舊時代的價值撕裂，從而提升了“別”的終極高度。在“三嬯”自然死亡后程米粒去奔喪并撫摸親祖母遺容時，作者是這樣描寫的：
這是米粒第一次去觸碰遺體，也就是從這一天起，她在行文的任何時候寫到逝者的軀體，都只用“遺體”而非“尸體”。這是成年后的米粒自從撫摸了自己的親奶奶的遺容后的感悟。“遺”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漢字——“走”之底上一個“貴”字，帶走了許多寶貴的記憶，給活著的人們留下了無盡的思念，之后，還要繼續走下去。“遺”，既是逝者在這個她停留過的人間的痕跡，也是照亮后來人沿襲傳承的星光。正因為如此，面對不可抗拒的死亡，“遺”是一個能觸摸到人情味道的字眼：“遺像”中有透過這位逝者眼里看到的世界，“遺物”中有這個人和世界交流的聲息，“遺體”是一個人在靈魂抽離后于這個世界的最后一次物質存在，所謂的永生其實源自逝者的“遺存”。難怪會有“遺產”一說，面對三嬯遺體的米粒突然明白了，很多時候的書面語言用到了“遺產”，并不一定是在說具體的錢或者物，其實是在說那些融入了人情世故的故事和無形的篇章。人都是有精氣神的，活著的時候流轉在他們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中；如果死去，精氣神就遺留在所有的往事里，和他們生活過的那個時代一同顯現著，一同被紀念。
盡管在這部作品中具體地寫到了程、江、邰三個家庭中十幾位先人的去世，但文本沒有陷入哀婉的懷舊敘事，而是從具象的告別引申到文化意象，至此，我們終于看到了作者真正的創作意圖：所有的告別，都是“照亮后來人去沿襲傳承的星光”，“所謂的永生，其實源自逝者的遺存”。逝去的先人有后代帶著愛與思念延續血脈，冷場的舞臺有新人從“手傳身授”中再現戲曲精妙，而漢劇誕生四百年之后，于2006年進入中國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并于2020年10月啟動申報聯合國“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漢劇“申遺”是作者啟發我們在漫長的告別之后帶著“遺產”去開拓另一個承前啟后的未來，其中蘊含的勇氣和力量，不光來自邰玉的敬業、程米粒的執著、江淼的義氣，也來自金岳這樣懂行領導的鼎力推動、鄭英英這樣審時度勢的幫手的托舉，還來自前進四路上飽經風雨的老屋，來自武漢這座文化古城的血脈和革命精神……淵源何在無須計較，重要的是，《叢臺別》讓我們聆聽到了另一種歷史的聲音，借著千百年前的楚腔漢調，循著長江漢水，穿過武漢的喧囂街市，重述了家族的歷史記憶，傳承了傳統的地域文化，重建了武漢的精神檔案，唱響了每個人心中那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曲目。一如小說的結語所述：
倘若漢劇申報聯合國“非遺”成功，我們期待著能為漢劇的傳人們奉獻一場打上新時代烙印的煙火慶典。在這一天到來前，我們需要這個舞臺始終是熱的，熱忱的表演，熱情的觀眾，熱烈的掌聲。我們需要在舞臺的背后始終有一批為之抱薪、為之吶喊的志士，就像邰玉、米粒、江淼她們那樣，無怨無悔。
只要漢劇的舞臺始終有著這樣充滿暖意的人間煙火，慶典終將到來。
（韋敏長篇小說《叢臺別》節選本，發表于《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23年第4期。文中部分引文來自即將出版的小說全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