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僅是“敦煌守護神” ——寫在常書鴻誕辰120周年之際
常書鴻《敦煌九層樓》，1952年
每次去敦煌莫高窟，總要想起常書鴻先生。
今年是這位著名畫家、有“敦煌守護神”之稱的敦煌研究開拓者誕辰120周年，逝世30周年，也是由他具體創辦的敦煌研究院（原名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80周年。
他的一生，實在不平凡。
一
常書鴻1904年出生于杭州。他家是滿族，祖上為鑲黃旗。他的祖父是個世襲小軍官，被清政府派到杭州駐防，于是一家就在這里安頓了下來。
常書鴻的童年充滿艱辛。7歲那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被推翻，外面紛紛傳說要殺滿人。他祖母帶著一家人，連夜從西湖邊上的旗下營逃到南高峰躲起來。還好虛驚一場。這一幕，是常書鴻幼年最深刻的記憶。
大清滅亡后，家中男丁們原有的皇恩官餉沒有了，一大家子生計維艱。他的三叔身患殘疾，靠畫一些小畫貼補家用。他也從小跟著點染涂抹，慢慢在心中播下美術的種子。
進入小學，常書鴻受同學影響，還學過一陣中國山水，后又照雜志上的西洋名畫臨摹描繪，樂此不疲。
高小畢業，有人勸他去投考上海美專，但家里要他先解決飯碗問題。期間，常書鴻曾背著家人，偷偷報名參加赴法勤工儉學考試，終因不會法文而落榜。他只好依父命投考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電機科，入學后改學染織。染織和美術的關系很大，像張大千等大家早年也都學過染織。
在染織科，常書鴻很用功，與同學沈西苓（后成為著名劇作家）意趣相投，兩人業余還悄悄參加由豐子愷、周天初等人組織的西湖畫會。周末假期一起外出寫生畫畫，并與畫友們廣泛交流，拓展眼界。
1923年，常書鴻畢業，因品學兼優留校任教，擔任染織科紋工場管理和預科美術教員。可巧紋工場的負責人都錦生（后“都錦生絲織廠”創辦人）對他極為信任，放手讓他管理工場。常書鴻又給預科學員講授美術，經常帶學生去西湖周邊寫生，深獲好評。一次在西湖邊寫生，師生一起目睹了雷峰塔的轟然倒塌。
二
1927年6月，常書鴻如愿以償，在學校和都錦生等人的資助下，乘船赴法留學。
來到巴黎的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到盧浮宮參觀，飽覽這些西方美術史上名作。
在巴黎，他一邊在飯店打工，一邊全心補習法文和繪畫技法。不久就獲得公費資格，到里昂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和染織圖案。常書鴻幾乎從頭學起，埋頭苦學，翌年即跳班參加三年級的人體素描考試。那年，他的夫人陳芝秀來法國伴讀。1930年，他在全校素描考試中，獲得第一名獎金，提前升入油畫班。
那時，呂斯百和王臨乙也從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轉來該校留學，三人意氣風發，一時成為學校尖子，并相互結下終生友情。
1932年，常書鴻以油畫系第一名的成績從里昂國立美術學院畢業，隨即參加赴巴黎深造公費獎學金選拔考試，以油畫《梳妝小姐》獲得第一名中選，入巴黎高等美術學校勞倫斯畫室。勞倫斯是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家里三代都是畫家，常書鴻從他學習，盡得真傳，深受老師青睞。
重回巴黎，常書鴻如魚得水，這時他的一幫同學好友均在巴黎，藝術才俊濟濟一堂。在朋友們的幫助下，常書鴻在巴黎安家，工作學習之余，他家儼然是藝術家們聚會的沙龍。1933年，他更發起成立“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凝聚同好，覃研藝術。徐悲鴻夫婦來巴黎舉辦“中國近代繪畫展覽”時，也和他們見面相聚，給予常書鴻諸多鼓勵。
常書鴻在法國生活了近十年，他的畫風洗練嚴謹，純粹精致，曾多次參加法國國家沙龍展，獲金銀獎章。他是法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法國肖像畫協會會員。巴黎近代美術館（現蓬皮杜藝術中心）、里昂國立美術館等國家美術機構均藏有他的畫作。
由于受20世紀初歐洲盛行的裝飾藝術運動（Art Deco）影響，加上早年染織圖案的實踐經歷，使得常書鴻的油畫創作將寫實主義與裝飾趣味巧妙融合，富有濃烈的東方韻味。
《G夫人像》（1932）是常書鴻里昂美術專科學校的畢業作品，即以高度的寫實技巧獲全校畢業生作品第一名，畫面女性的優雅嫻靜刻畫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深入古典寫實繪畫的堂奧。
《畫家家庭》（1933）是青年畫家一家三口溫馨的寫照，在人物寫實神情的表現外，畫家夫人旗袍服飾圖案渲染，形成畫面強烈的裝飾視覺沖擊和東方美感。
1935年，常書鴻以四歲的女兒為模特，創作《沙娜像》。畫面頭部的如實刻畫和衣服的簡練描寫形成鮮明對比，相互映襯。此作當時即被法國吉美博物館收藏。四年后他在昆明創作的《沙娜》畫像則更是寫實與裝飾手法融合的高度發揮。
油畫《姐妹倆》（1936）則更具代表性。常書鴻虛構了一處具有中國式情調的空間，描繪了姐妹倆（均以妻子陳芝秀為原型）穿著中式旗袍在客廳閱讀的場景。一人手持書籍，身著黑底白牡丹旗袍坐在沙發椅上閱讀，另一人身著素色薄紗旗袍倚靠著沙發，凝視觀眾。紅色的背景，黑白紅的對比暗示，各種圖案符號的巧妙呼應，讓東方圖案的秩序和裝飾的美感融為一體，熱烈而莊重。
憑常書鴻的藝術才能，當時完全可以留在法國，做一個成功舒適的藝術家。
三
但常書鴻的心一直牽掛著祖國。
1936年，他應聘回國擔任北平國立藝專教授兼西畫系主任，旋即又負責翌年全國美展北平方面的籌備工作。
孰料好景不長，“七七事變”爆發，北京淪陷。常書鴻和北平藝專師生倉皇南下，一路逃亡。學校在湖南沅陵復課不久，國立杭州藝專也西遷而來，兩校合并。
合并后的國立藝專矛盾重重。新校成立了一個校務委員會，杭州的校長林風眠是主任委員，北平的校長趙太侔和常書鴻則為委員。兩位校長都有自己的人馬，并帶了家眷，平時不住在學校，這樣常書鴻就成了駐校的常務負責人，許多具體的辦學事務和煩雜的人事糾紛統統落在他身上。
常書鴻后來回憶說，當時上面希望他在新校中起一個“團結和緩沖的作用”。哪知道，“由于派別及許多十分復雜的原因，我左右為難，而且吃力不討好。”
不久，林風眠和趙太侔先后辭職他去，滕固被任命為藝專校長，常先生則留了下來。
1938年11月，長沙大火后，學校又開始向西遷移。期間滕固生病住院，委托常先生負責全校的搬遷工作。1939年2月4日，學校搬遷至貴陽時，遭遇大轟炸。他們的旅館被炸毀，常書鴻的藏書和畫作全部化為灰燼，僅在廢墟中找到金銀獎章兩枚。那天他正好在醫院探望滕固校長，妻女則在廢墟中僥幸死里逃生，驚恐萬狀。
1939年春，學校遷到云南昆明，暫借昆華中學校舍上課，年底學校又遷往昆明郊外安江村。期間常書鴻盡心盡職，授課之外，為學校做了很多事務工作。1940年夏天，校長滕固辭職，學校再遷四川重慶。
新校長呂鳳子怕事，原有教授全部不用。相關部門為了安排那些教員，特別組織了一個“美術教育委員會”，常書鴻擔任秘書，秦宣夫等一批老教員任專門委員。大家相對清閑，有薪水而不必辦公。常書鴻每月到青木關去幫大家拿薪水，平時空下來他畫了不少畫，還到成都周邊去風景寫生，過了一兩年難得安定的日子。
四
早在巴黎留學期間，常書鴻在塞納河邊的舊書攤上偶然發現一部《敦煌石窟圖錄》，為他打開這座古代藝術寶庫的大門。自那時起他就埋下心愿，有朝一日要到敦煌去。
1942年，在于右任等人的倡議下，政府欲籌備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常書鴻從梁思成等朋友處得知消息，接受邀請，任籌委會副主任，去敦煌具體負責籌建工作。
莫高窟有492個洞窟，壁畫總面積44830平方米，彩塑2000余身，從東晉開鑿到元代綿延千年，是世界現存唯一最大的古代藝術畫廊，舉世無雙。1943年春，當他抵達敦煌，但見這里破敗不堪，自然和人為的破壞難以想象，生活條件也極其簡陋艱苦。
常書鴻并不氣餒，克服種種困難，一邊著手窟區的調查勘測，一邊戰風沙、筑圍墻，保護工作初見端倪。
很快好幾位藝專學生聞訊陸續從大后方趕來，有董希文夫婦、李浴等人，一下子成了常先生的左膀右臂，壁畫臨摹、文獻整理等工作得以順利展開。
1944年，經過一年多的辛勤籌備，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
1945年，可能是常書鴻生命中最艱難的一年。4月，妻子陳芝秀受不了敦煌的艱苦，偷偷逃離敦煌。常書鴻聞訊追趕不及，暈倒在茫茫戈壁，幸得被人發現救治，三天后才蘇醒。8月，國民政府下令撤銷研究院，他得知消息，急忙趕到重慶，向有關部門據理力爭曉以利害，幾經交涉，終于將研究所保了下來，由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接管。
抗戰勝利，舉國歡騰。但隨之研究所的大部分人員，思鄉心切，乘著勝利復員的熱潮，紛紛離開了這里。而常書鴻沒有動搖：“思前想后，我決不能離開，不管任何艱難險阻，我與敦煌藝術終生相伴！”
五
為了保護敦煌，弘揚敦煌文化，常先生全力以赴，終生無悔。
早在1945年春，常書鴻托人帶了一小批敦煌臨摹作品，在重慶中蘇文協樓上舉辦了一次小規模的展覽，引起熱烈反響，連駐重慶的中共代表團周恩來、郭沫若等人都去參觀了展覽。
1948年，常書鴻親自攜帶敦煌臨摹壁畫500多件，到南京和上海先后舉辦展覽。南京展覽期間，蔣介石和于右任、陳立夫、孫科和傅斯年等政府要員及駐外使節均蒞臨展覽，規格很高。
上海展覽期間，常書鴻希望將這批珍貴摹本彩印出版，得到鄭振鐸等熱心人士的支持。當時國民黨政權已經搖搖欲墜，制版期間，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要人想將這批摹本拿到臺灣，常書鴻推托拖延，連夜將原件分藏在上海和杭州親友處。
一直到新中國成立，1950年秋，時任文物局局長鄭振鐸打電報給敦煌的常書鴻，要他火速進京籌備敦煌文物大型展覽會，這批珍貴的摹本才重見天日。
翌年的敦煌展覽，轟動京城，周恩來總理在百忙中前來參觀，常書鴻接待。1963年，在周總理的直接關心下，組織進行莫高窟南段窟區崖壁、棧道加固工程。
六
自1936年回國，經歷抗戰，特別是到達敦煌后，常書鴻的創作也隨之發生巨大變化。大西北的壯闊風情和他親手臨摹大量敦煌壁畫的實踐，使他的油畫創作更加質樸內斂，清新大氣。《臨摹工作的開始》（1944）《肖像》（1947）《在蒙古包中》（1947）《敦煌農民》（1947）《敦煌莫高窟廟會》（1950）《敦煌九層樓》（1952）等作品，其表現語言、形式結構、色彩表現、裝飾意味大量借鑒壁畫元素，可以看作是他特殊的民族化探索。
七
常書鴻雖然“少小離家”，但他一輩子鄉音不改，永遠一口杭州官話。
1982年3月，常書鴻在國家的關心下，舉家從敦煌遷往北京。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隨著年齡越來越大，身體越來越差，他更系念家鄉，一次次對女兒常沙娜說：“我的‘娃兒’（畫）要回家鄉！捐給家鄉！”
1994年6月23日，常書鴻先生在北京逝世。8月9日，他的部分骨灰重回敦煌，安葬在莫高窟對面的山上，與這座藝術寶庫守護相伴。
為了實現父親的遺愿，常沙娜到處奔走。1998年兩會期間，她向時任浙江省省長柴松岳再次表達了常老的遺愿，要把他的“娃兒”全部捐給家鄉。柴省長非常重視，馬上通知浙江博物館負責人即刻到京，與家屬辦理畫作登記及相關捐贈手續，隨后決定在浙江省博物館特設“常書鴻美術館”，常年收藏并展出他一生大部分的畫作，油畫、水粉和素描共計兩百多件。
1999年，常書鴻美術館開館，為西子湖畔增添了一道深情多彩的人文風景。
（作者為藝術評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