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民的學生 讓青春在新時代的廣闊天地綻放 ——青年文學創作巡禮（之二）
人民是歷史的主體，也是文學表現的主體。習近平總書記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要求文藝工作者“要虛心向人民學習”，“誠心誠意做人民的小學生”。新時代文學是以人民為中心、激勵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文學。只有在人民豐富生動的生活創造中傾聽他們的聲音，體察他們的情感，才能洞悉生活本質、把握時代脈動，不斷推出具有深沉力量和雋永魅力的精品力作。
6年來，廣大青年作家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為根本立場和方法，走出方寸天地，走進人民生活，表達人民心聲，從人民群眾的偉大實踐和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中汲取營養，熱情觀照人民的生活、命運、情感，真誠反映人民的心愿、心情、心聲，奮力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讓青春在新時代的廣闊天地綻放。
講述生動的時代故事，致敬故事背后的人民
優秀的文學作品從哪里來？從生動鮮活的日常中來，從人民的奮斗實踐中來。一位出色的作家，需要擁有一雙敏銳的眼睛，去觀察身邊的每一處細節，在日常中發掘偉大，從人民豐富多彩的生活與情感中汲取講述中國故事的靈感。
作家索南才讓常年生活在青海牧區，12歲便輟學放牧，之后又經歷過工人、保安、配菜生、鐵路護路工、獸醫等多種職業。盡管只接受過短暫的學校教育，但他憑借自己的不懈努力，走上寫作之路，并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對草原文化的深厚感情和對牧民生活的深刻理解，讓他的文字充滿了獨特的風格與氣息。
索南才讓談到，一個人的生活就如同他的年齡，青少年時飄搖而輕逸，有一種飛揚的姿態始終在身上，這是因為生活的“輕”在身上；年齡在長，生活也在發生變化，朝著更為深厚的方向移動。“閱歷的增加讓生活厚重起來，輕飄飄的生活過去了，有份量的生活開始體現。”而在他幾十年的牧區生活中，有一個興趣從來沒有改變過，并且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越發濃厚，那就是傾聽別人的故事。
“我很愿意去聽一些特別會講故事、會講述自己過去經歷的人說話，我會聽得癡迷，仿佛在看一部影片一樣。可是我真的是在聽故事嗎？不是，我是在別人的生活中體驗自己的生活。我在為自己打開更多的可能，讓我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加豐富和精彩。”索南才讓談到，每當有人說出他沉甸甸的生活故事的時候，“就仿佛在向我傾囊傳授一些東西，我從中挑挑揀揀，或者索性全盤接受。而當我搖身一變，開始用筆寫故事的時候，這些故事會統統來到我的筆下。他們和我的生活緊密扎實地聯系在一起，我在講述我的故事，也在致敬故事背后的那些生活和人民”。
同樣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的董夏青青常年關注軍旅題材，尤為關注邊防士兵的生活經歷。在新疆工作的十年間，她多次深入邊防一線，與邊防官兵共同生活，這些經歷成為她文學創作的重要源泉。對她而言，部隊生活是一座值得深入書寫和挖掘的富礦，蘊藏著無數的故事。
“在今年的一次采訪中，我認識了一位掃雷排爆大隊的老班長。老班長是云南臨滄人，皮膚很黑，他自嘲說老家鎮上的男人都是自己這種黑皮。可他帶出來的一位年輕軍士卻說，從班長以前的照片來看，他并沒這么黑，是長期和火藥打交道熏黑的。比如，一次修路施工爆破作業后，老班長發現有火星子落到了附近的樹上，于是蹭蹭爬到3人張開雙臂都環不過來的十余米高的大樹上探查。老班長爬上爬下七八趟，用隨身攜帶的水壺澆滅了火星，年輕的軍士發現他整個人從頭到腳都黑得發亮了。老班長還曾救過這位軍士一命：一次執行排雷任務的過程中，軍士在經過雷場的一處地段時，探雷器響了，但當他再探，探雷器又不響了。軍士正準備通過，卻被老班長從一旁攔下，說探雷器雖然沒動靜了，但直覺告訴他這地方有問題。軍士覺得好笑，說探雷器這么靈敏都探不出來，能有什么問題？但老班長堅持讓軍士站開，拿探雷器對著附近的信號源仔細探了近半小時，最后終于探出一枚金屬含量特別小的M14地雷。軍士說，他以前覺得自己是大學生士兵，頭腦和身體都很拔尖，是老班長讓他放下虛榮，承認經驗的寶貴。”董夏青青談到，自己在寫作時經常會回想起像老班長和軍士這樣的戰士的故事，正是這些從實地中“撿”來的生活，讓人們的心弦為之久久顫動。
洞悉生活百態、深研文學技藝，巨大的寶藏就在人民之中
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實施，越來越多青年作家積極響應號召，深入基層，投身到山鄉巨變的廣闊實踐中。他們從中汲取靈感與養分，進而深化和豐富自己的文學創作。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短短8個字，每個人對它們的認知和感受都是不同的。對我而言，這8個字不僅明確了文學創作的基本遵循，同時也是一份人生的信守。”《人民文學》雜志副主編陳濤如是說。
9年前，陳濤被選派到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臨潭縣冶力關鎮掛職兩年，之后相繼創作出版了《山中歲月》《在群山之間》等非虛構作品，并獲頒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他談到，那時在鎮上，每天忙時做事、閑時看書，過得非常充實，“當時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坐在鎮政府院子里的那棵核桃樹下，跟不同的人聊天。之前在生活中長期形成的高速運轉的狀態一下子慢了下來，也只有在慢下來之后，才得以品味到生活真正的味道，學會在生活的內部去生活。當我越來越了解當地的民情，以及當地朋友的思維與表達時，我也就越來越沉默，不斷提醒自己少說多看。為什么呢？因為當一個人真正融入生活的時候，才會發現自己的無知，以及自己在做判斷時的自以為是。”
雖然掛職期間的日常工作和文學關聯不大，但也正是這種暫時性的脫離，讓陳濤得到了重新審視和省思文學的契機，讓他的文學觀念發生了松動乃至重構，“我也愈發信服柳青先生所講的，作家要進三所學校，分別是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和藝術的學校。一個優秀的寫作者，不僅要洞悉生活百態，還要明曉國情時政、不斷深研文學技藝，唯有如此，才能不斷創作出更好的作品”。
“2018年，我到晉南農村掛職鍛煉，后來又駐村幫扶，接著走遍了山西的貧困縣進行采訪。在這個過程中，我驚奇地發現，以前我視若珍寶的那些寫作素材，在廣闊的生活天地中，原來比比皆是。”談及自己過去的基層工作經歷，山西省作協副主席楊遙回憶道。
在呂梁臨縣的一個小山村，楊遙見到了一位“80后”第一書記，她在講完自己怎樣和村民一起過生日、怎樣幫他們拍全家福的故事后，漫不經心地說：“我們村的村民可喜歡我哩，每天唱歌夸我。”臨縣盛產傘頭秧歌，楊遙問她是否有現成的，她馬上打開手機放出幾段歌曲。“這些農民自己作詞的歌曲并不算優美，但它們質樸動人，歌頌和贊美的都是普通人。我剎那間被擊中了，覺得這是小說的好細節。后來我以她為原型，創作了長篇小說《大地》。”在革命老區武鄉，楊遙等人在采訪時被當地居民包圍，“他們每個人都支起手機，直播我們采訪的過程，采訪者成了被采訪者”；嶺頭村有一位婦女，過去從來不用智能手機，做微商后不會用拼音打字，只好買來拼音掛圖自學。她最遠將小米賣到了非洲多哥；有西藏的顧客買了她的小米說不好吃，她認為是水質問題，讓顧客用礦泉水來熬稀飯……這些細節都被楊遙寫進了小說《父親和我的時代》。
“新鮮生動的素材撲面而來，每一個都如此獨特。”臘月二十三，山西靜樂縣萬國工坊的工人們干得熱火朝天，給美國的自行車服、加拿大的沙灘褲、德國的滑雪衣做代加工；偏關縣的扶貧車間機器轟鳴，是在給蒙古國生產防護服；一名來自呂梁的護工，努力學習各種技能，想每年去一個國家當月嫂……楊遙表示，生活和生活是如此不一樣，“只有深入之后才會發現，巨大的寶藏就在人民之中”。
記錄生活、講述生活，不僅是憧憬和夢想，更是職責和使命
新時代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為文學創作提供了極為肥沃的土壤，也為廣大作家深入了解生活、做人民的學生提供了多元化的方式和路徑。作家們既可以深耕某一領域，持續挖掘和書寫，也可以在不同身份、不同職業間輾轉騰挪，不斷豐富自己的生命體驗。
從2004年至今，作家呂錚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創作了《三叉戟》《打擊隊》《名提》《獵狐行動》等20部長篇小說，這些小說大多與基層警察的生活有關。呂錚表示，自己是一名業余創作小說20年的寫作者，也是一名從業24年的普通警察，“為了寫好這些警察故事，20年來，我一邊當戰斗員，一邊當記錄員。如2014年至2016年，我完成了兩部‘獵狐’題材作品，期間我以每周一篇的頻率，實時對公安部‘獵狐行動’相關的人物進行采訪，記錄故事；又如在寫作《三叉戟》前，我采訪了數十位基層一線的老民警，傾聽他們的經歷和心聲，最后塑造出了崔鐵軍、徐國柱、潘江海等人物形象。而在為新作《打擊隊》收集素材時，我也采訪了眾多一線的派出所民警”。
呂錚談到，《打擊隊》聚焦的是基層民警辦案的故事，寫作初衷是向廣大讀者展現公安機關當下“破小案，保民生”的鮮活場景，“當下搶劫、故意傷害等‘接觸類犯罪’在逐年減少，電信詐騙、網絡犯罪等‘非接觸類犯罪’則逐年增多。為適應時代需求、維護社會平安穩定，‘破小案，保民生’成為基層警察光榮的職責和使命”。在積累素材的過程中，呂錚聽到這樣一個故事：一位70多歲的老人到派出所報案，說自己丟了一輛自行車。那是一輛騎了幾十年的老車，早就不值錢了，但對他而言卻意義重大——他曾有個恩愛的老伴，相濡以沫幾十年，后來不幸得了癌癥，老人就是用那輛自行車馱著老伴去醫院治療，風里來雨里去。老伴走后，那輛車不能再騎了，銹跡斑斑地停在門口，但每當看到它，就像又見到老伴一樣。這段講述讓基層民警們動容，他們全力以赴，僅用一天時間，就幫老人追回了自行車。老人含淚送去一面錦旗，上面寫著樸實無華的幾個字，“人民警察為人民服務”，這是對辦案民警的最大褒獎。
“像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它們感染著我，激勵我不斷前行，同時也讓我明白，只有深入到生活之中，熱愛人民，做人民的學生，才能寫出緊跟時代、貼近現實的作品，才能把更多中國故事講給讀者和觀眾。這已不僅是我的憧憬和夢想，而是逐漸成為我的職責和使命。”呂錚說。
作家大頭馬也曾有過當警察的經歷，但與呂錚不同，她不是專業的公安干警。長期以來，她一直以搜集素材的名義，深入各行各業體驗生活，為自己的小說創作尋找契機和靈感。她在公安局刑警隊實習過3年，在紅山動物園當過飼養員，做過網約車司機……具有豐富生活經驗的她，始終對未知的事物抱有強烈的好奇心。
“‘做人民的學生’，就是要把抽象的人民具體化，具體到每一個鮮活生動的人。寫作者要自覺去和更多的人接觸，去深度感受人與人之間的聯結。”在一次次的體驗和學習中，大頭馬切身體會到了不同生活的豐富內涵。“有一次我弄丟了家里的信箱鑰匙，請開鎖師傅來開鎖，因為覺得他技術很厲害，所以我問他能不能收我當徒弟。沒想到師傅告訴我，學開鎖之前，首先要學會怎么做人。”這讓她意識到：“無論從事什么職業、做什么事情，品德總是第一位的。”在她看來，作家的工作實質上類似于信使，作家不僅是講故事的人，更是現實生活的記錄者和傳播者。
時代不斷變遷，社會不斷發展，但無論怎樣變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堅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始終是廣大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堅定不移的選擇與堅守。在中國作協“作家定點深入生活”項目近6年來的400余個入選項目中，年齡45歲以下的作家占比超過了四分之一，并且呈現出逐年增加的趨勢。
時代沸騰，生活火熱，廣大青年作家正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著為時代放歌、為人民寫作的莊嚴承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