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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圈》是阿來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的中篇小說，充滿詩意的敘事色彩下是其對原生態文化自然神性的尊崇和對鄉土家園的追懷，在完滿契合荷爾德林詩意棲居和浪漫返鄉的詩學思想的同時傳達著濃郁的精神鄉愁和原鄉意識，滲透著深刻的人文情懷。作為有著清晰生態意識的作家，阿來在《蘑菇圈》中通過阿媽斯烱平凡質樸的一生隱喻了很長一段歷史，在對機村環境的描述中，揭示了當下生態逐步走向惡化的種種因果。生態的變遷成為作品隱忍敘事風格中頗為醒目的航標。但阿來不是簡單的破壞譴責型的生態描述者，其通過對阿媽斯烱與蘑菇間體面的物種伴侶關系的書寫超越了對人與物欲的簡單批判。值得深思的是，在GPS、野外攝像機的介入下，阿媽斯烱的蘑菇圈行將湮滅，隨之而去的可能還有人性中有價值的一部分。毋庸諱言，如今的我們正站在一個分水嶺上——維系生態，還是超越生態，如何選擇都將對我們的未來產生巨大影響，但很多人尚未對這一站位有著清醒而準確的認識。

一、體面：

阿媽斯烱與蘑菇的物種伴侶關系分析

在阿來筆下，阿媽斯烱與蘑菇不僅構成了一種超越物種的關系，也在時間的流逝中凝結成生命共同體，正由于此，阿媽斯烱能夠真正認識到蘑菇的美，“瞧瞧，它們多么漂亮”[1]。她對蘑菇平等平視，猶如同在神佛之下的彼此敬意，無論是物質上的滿足還是精神上的寄托，蘑菇儼然成為阿媽斯烱生命與身體的一部分，成為她和兒子、孫女聯系的血脈。“幾只蘑菇如何讓一個人變得體面？”[2]這是丹雅作為一個現代企業的董事長想不明白的問題。在商人以及機村其他人眼里，蘑菇只是一種拿來吃和換錢的菌子，但在阿媽斯烱眼中，蘑菇是她的物種伴侶、生活伴侶，是生命的一部分，更是她人生的體面——蘑菇救了她家里所有人。在阿媽斯烱從民族干部學校回到機村那年，遙遠的內地鬧起饑荒，離開兩三年的工作組又進駐機村，來提高糧食產量。但這年莊稼拼命生長就是不熟黃，連續三個夜晚的霜凍把地里的麥子全部凍壞，機村也迎來荒年，但阿媽斯烱一家依然憑借蘑菇順利度過了荒年。也是蘑菇讓阿媽斯烱有了工作，并有了兒子，她給兒子取名膽巴。不難看出，阿媽斯烱的任何一段人生經歷都有蘑菇“在場”來填補由各種原因造成的空缺。無疑，阿媽斯烱與蘑菇之間柔性的和諧關系契合后人類學者當娜·哈拉維在《伴侶物種宣言：狗、人與意義重大的他性》中所闡述的物種間伴侶關系：“我認為物種內或物種間的所有倫理關聯都是由蠶絲般結實的線結成的……我們不是一體，存在取決于一起相處。”[3]誠然，與人之外的物種建立伴侶關系的重點在于相處，并由此產生一樣的情感聯系：尊敬、喜愛、悲傷等。在機村，阿媽斯烱與蘑菇之間的關系就具有伴侶的內質。對于阿媽斯烱而言，蘑菇已然占據著其生命中的極重要地位。羅爾斯頓曾坦言：“人類與非人類存在物的一個真正有意義的區別是，動物和植物只關心（維護）自己的生命、后代及其同類，而人卻能以更為寬廣的胸懷關注（維護）所有的生命和非人類存在物。”[4]對阿媽斯烱而言，她早已將蘑菇同化入自己內心，與蘑菇混融成一體，她也喜歡以“開會的蘑菇”來稱呼蘑菇圈內的這些精靈們：“阿媽斯烱就拍著腿笑了，開會的蘑菇！說得好！”[5]阿媽斯烱喜歡這一稱呼正源于蘑菇圈的存在所體現出的共同體意識。其實蘑菇并不會“開會”，就像她在回答組長問題時所說的，“蘑菇圈其實不是一朵朵蘑菇站成跳舞一樣的圓圈。蘑菇圈其實就是很多蘑菇密密麻麻生長在一起。采了又長出來，采了又長出來，整個蘑菇季都這樣生生不息”[6]。而且就“開會”的意義而言，這一名詞的內面意味著一種身份的趨同與“在場”意識。阿媽斯烱想當干部，開會是干部工作的一部分，她也如愿進了工作組。這一變化帶來的不僅僅是頭銜與責任的變化與轉換，也是身份的位移與介入，并時刻保持著在干部群體中的“在場”處境。但在隨后一次送蘑菇給工作組時，她卻被重新稱為“鄉親”，這才意識到自己已不再是干部，原先的“在場”已然變為“缺席”，自身身份的轉換也使她不得不接受現實重新回到原本屬于自己的角色定位：“斯烱怔了一下，他們真的把她看成一個村民，而不是干部了。以前，他們叫她斯烱，更不會為了幾只蘑菇就客氣地說謝謝。”[7]同時，“開會”“跳舞”“生生不息”等詞匯的使用還具有另一重意蘊，即將蘑菇圈擬人化，灌注以交流性與對話性的人性意識，使“人們通常可以借助感知、觸覺以及意象來獲取對自然萬物的熟悉和了解”[8]，因為構成人們眼前世界的事物并非彼此孤立，相互間總是存在著或遠或近的聯系。毋庸置疑，蘑菇不僅是人的食物，還是鳥、松雞等動物的食物，對它們的生命起到支撐作用：“一只鳥停在一只蘑菇上，它啄食幾口，又抬起頭來警覺地張望四周，又趕緊啄食幾口。如是幾次，那只鳥振翅飛走了。那只蘑菇的菌傘被啄去了一小半。”[9]這是以蘑菇圈為中心點而構筑的一張生命之網，它不僅囊括了自然中的生物，也囊括了人類社會中的個體，由此成為阿媽斯烱溫馨的心靈港灣。一方面是阿媽斯烱對蘑菇圈無微不至的守護，另一方面是蘑菇圈給阿媽斯烱以精神慰藉。正如鮑曼所言：“共同體”是人類最溫馨的家園，它給人類留下的都是快樂的記憶，它表征著人類對逝去的美好生活的追憶。當然，阿媽斯烱也會將那些散落在其他地方的松茸稱作“沒有家的孩子”：“這一回，阿媽斯炯帶回來五十三朵蘑菇。其中四十八朵是她從最早的蘑菇圈和后來相繼發現的三個蘑菇圈里采來的，剩下幾朵則是偶然的零星的遇見……阿媽斯烱還嘀咕來著，你們怎么像是沒有家的孩子呢，可憐見的！”[10]這充分說明阿媽斯烱已然將蘑菇(松茸)納入自身的生命意識體驗中充當自己孩子的角色，這同時也是阿媽斯烱生態意識的顯現。她將生命扎根于大自然中，與物同情。在她眼中，蘑菇都是有生命的，甚至是有家的，她甚至能夠喋喋不休地和蘑菇說話：“鏡頭中，阿媽斯烱無聲地動著嘴巴，那是她在跟這些蘑菇說話。她說了許久的話，周圍的蘑菇更多，更大了。”[11]這些對阿媽斯烱與蘑菇關系的柔性書寫也契合了生態文學所發出的人類“詩意地棲居”這一心靈訴求，其中心“是人類與自然的互動生成關系，考量自然如何影響人的生存和心靈”。[12]同時阿來也說：“寫出生命所經歷的磨難、罪過、悲苦，但我更愿意寫出經歷過這一切后，人性的溫暖。即使看起來，這個世界還在向著貪婪與罪過滑行，但我還是愿意對人性保持溫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護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13]無疑，在阿來筆下，在以生命為連接的關系場域中，阿媽斯烱與蘑菇儼然達成了互動共生的關系，前者給予后者無微不至的呵護與審美同情，后者則以生命容量的包容度與深度將前者納入自己所營構的共同體中并給予精神慰藉。

二、媒介：

破壞人類與蘑菇圈關系的隱形殺器

前已述及，蘑菇圈與阿媽斯烱構成了一種物種間的伴侶關系，但蘑菇與機村的關系也密不可分，蘑菇的稀有與珍貴反映出的是機村生態的優質與特殊：“草地上星散著團團灌叢，高山柳、繡線菊、小蘗和鮮卑花。草蔓延到灌叢的陰涼下，瘋長的勢頭就弱了，總要剩下些潮濕的泥地給盤曲的樹根和苔蘚。”[14]一般而言，蘑菇對土壤的要求比較高，而機村的生態環境自不待言，經受住了考驗：“那是森林地帶富含營養的疏松潮潤的黑土。土的表面混雜著枯葉、殘枝、草莖、苔蘚。”[15]同時，鳥的鳴叫也與機村的生長有一種天然的聯系。五六月第一種蘑菇的初出茅廬，就伴隨著布谷鳥的鳴叫，仿佛信使一般向機村傳遞著蘑菇出生的信息。機村人民也將這布谷鳥的啼叫視為能絕對信任的信息來源，“聽見山林里傳來這一年第一聲清麗悠長的布谷鳥鳴時，人們會停下手里正做著的活，停下嘴里正說著的話，凝神諦聽一陣，然后有人就說，最先的蘑菇要長出來了”。[16]無疑，在機村以生命形式為外在表征的歷史流變過程中，蘑菇既是見證者，又是參與者。最初，在機村未受到消費主義侵蝕的時候，機村人民與自然和諧共處，對蘑菇懷著崇高的期許，享受預示著蘑菇生長所帶來的莊重的停頓，人類與生物、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是和諧的，或者說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生命體驗的融通。機村人民以及周圍其他村莊人民享受這莊重的停頓的根源在于這是蘑菇最早出生的時刻，這是“一種高度的自覺，充滿著一種儀式感，其間既承載著機村人關于世界、關于自然、關于雪域、關于生命、關于生計、關于人情等的諸多渴望和希冀，更呈現出機村人對自然之神滿懷的虔誠和由衷的敬畏”。[17]阿來曾頗有感慨地說：“老百姓過去還有一套樸素的跟自然相處的倫理，雖然不一定科學。這個倫理的基本原則，是讓自然界有再生能力。”[18]所以在機村人民看來，蘑菇能讓人感受到每種生命都是神靈偉大的創造，并激發出不同生命間柔性的觸碰，還能作為災難環境下機村人民與阿媽斯烱間化矛盾為和睦的媒介：

斯烱第三回把采來的新鮮蘑菇悄悄送到各家門口，回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家的門口石階上也有一樣東西。那是一塊新鮮的鹿肉。

接下來，門口又悄然出現了野豬肉和麂子肉。

大家都心知肚明，是誰往他們家門口送去四回蘑菇。斯烱也知道，是村里哪家會打獵的人上山打獵，偷偷送來了鹿肉野豬肉和麂子肉。[19]

蘑菇作為媒介改變了阿媽斯烱與其他村民的關系。以蘑菇換回其他食物的交換方式是原始的流通行為，這一古老的方式，也回到了古老村子人際關系相互依存和信任的基礎上。毋庸諱言，蘑菇、阿媽斯烱與機村已然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生命共同體，基于此，大家都度過了饑荒時期。滕尼斯認為共同體在本質上是基于成員間的一種內生性的共同情感而結成的，泰勒也認為“人類與所有其他物種同等地分享地球生命共同體成員的角色……這是一個事實，即‘擁有自身善的實體’概念，就其范圍而言，既包括人類又包括非人類”[20]。

但同時機村也以歷史進程的生命化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經歷著從原始淳樸到物欲盛行的轉變。蘑菇與阿媽斯烱、機村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生命共同體，但后來機村盛行的消費主義卻使這一共同體行將瓦解。機村的流變過程同時也是蘑菇的商品化過程，物物交換中的蘑菇最終淪為商業追捧的奢侈品。阿來曾說：“過去的中國人向往邊疆是建功立業，‘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而在今天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如果這樣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價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遺忘。”[21]現代性在允諾人們美好生活的同時也帶給人們諸多災難，造成自然、社會、生態上的衰落和人類精神層面上的異化。人類精神危機所催生的產物之一便是消費主義，“一種據為己有的意識，永遠獲取最好的商品，將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世俗享受據為己有”。[22]而這樣的獲取往往需要借助外在的手段即媒介的力量來實現。可以說，媒介的人為操控就是消費主義操控人的另一種實施機制。

麥克盧漢有關媒介的理論曾指明不同的媒介會因其內在的技術結構及特性而作用于人的不同感官，“一切媒介都是人的延伸，是我們的部分機能向各種物質材料的轉換”[23]。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新的媒介不斷出現，我們使用媒介的比例也隨之變化，這種比例的變化不僅影響人的感官組織，也作用于人的心理。在阿來的《蘑菇圈》中，丹雅姑娘內心的物欲正是借助GPS這一鏡像媒介獲得了完滿顯現：

丹雅從包里拿出一臺小攝像機，放在阿媽斯烱跟前。一按開關，那個監視屏上顯出一片幽藍。然后，阿媽斯烱的蘑菇圈在畫面中出現了。先是一些模糊的影像。樹，樹間晃動的太陽光斑，然后，樹下潮潤的地面清晰地顯現，枯葉，稀疏的草棵，苔蘚，盤曲裸露的樹根。阿媽斯烱認出來了，這的確是她的蘑菇圈。[24]

在這場對話中，丹雅姑娘憑借GPS的鏡像監視使自己獲得了話語權和身份上的極大優越與滿足，將阿媽斯烱單方面地降格為對話中弱勢的一方。表面上看，丹雅姑娘借助GPS對蘑菇圈進行監視不會對蘑菇及整個機村的自然生態造成實體性破壞，在科技改變力量、科技能夠更好保護生態的幌子下，這一行徑是對整個蘑菇圈控制權的奪取，即丹雅通過GPS這一阿媽斯烱完全陌生的科學技術完成對蘑菇圈鏡像監視的同時也完成了對阿媽斯烱話語權及她所守護的蘑菇圈的剝奪。值得深思的是，技術并不具有破壞生態的原罪，造成破壞的是技術背后的資本以及資本主義的逐利性。這也是消費主義的欺騙性所在——允諾人們通過自由選擇來獲取自我實現的極大滿足感的同時卻放逐了人精神層面的滿足。就生態角度來說，蘑菇并不屬于任何一方，雖然文章提到“阿媽斯烱的蘑菇圈”，但阿媽斯烱本人并未真正占有它，并未作為蘑菇圈的主人將蘑菇放到被人任意宰割的客體地位，而在科技以所謂“野生松茸資源保護與人工培植綜合體”的開發項作為遮人耳目的幌子對蘑菇進行監視與圈定后，蘑菇卻已然被戴上了鐐銬，成了科學技術和物欲野心雙重宰制下的奴隸。

阿諾德·湯因比曾認為科技的進步“極大地增加了人類的財富和力量，人類作惡的物質力量與對付這種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間的‘道德鴻溝’，像神話中敞開著的地獄之門那樣不斷地擴大著裂痕”[25]。正是在科學技術的強大攻勢下，在自然被人化的過程中，生態環境的穩定與平衡遭到了越來越嚴重的破壞，這是一種由內向外，由隱性轉為顯性的破壞過程。而且，丹雅姑娘雖然在表面上肯定了蘑菇圈的內在價值，但也只是因為這一內在價值能夠轉化為實際的、外在的金錢。毋庸置疑，這種贊美是丹雅將蘑菇欲望化、象征化的過程，也流露出人類中心主義觀念——一種把人凌駕于自然之上，單純從人類自身的利益出發，將自然的價值性遮蔽并抹煞的強權觀念。

丹雅通過GPS鏡像這一外在形式完成了對蘑菇圈的物欲性消費和對阿媽斯烱的監控，實現了話語權和金錢上的自由，卻也同時通過自己所運用的鏡像映射出自身的物欲，映射出與阿媽斯烱內心和精神上的極大差距。可以說，阿媽斯烱幾乎代表了前現代鄉村傳統文化中最為精華的部分，阿來在她身上寄予深沉的情感與美好的想象：

丹雅說，阿媽斯烱你眼神不好啊，這么大朵的蘑菇都沒有采到。她指著畫面，這里，這里，這么多蘑菇都沒有看到，留給了野鳥。

阿媽斯烱微笑，那是我留給它們的。山上的東西，人要吃，鳥也要吃。[26]

其實不只是蘑菇，阿媽斯烱仿佛浸潤于整個機村原始的生態中，感受著一草一木的脈動，觸碰著自然的脈搏。她也經常會溜進山里，像老朋友一樣來到蘑菇圈看望“開會的蘑菇”，坐在它們身旁，和它們說話，守護它們。她像精靈一樣，能聽到松茸生長的破土、拔節聲。她懂得什么時候采摘它們最合適，不到它們長得最完美的時候，絕不動它們。她也會在采摘蘑菇的時候，將蘑菇小心地放進松籮筐里，與其說這是簡單的采摘蘑菇的舉措，毋寧說這是一場生命與生命進行傳遞與對話的神圣儀式。或許阿媽斯烱在心里早已將蘑菇同化入自己內心，與蘑菇混融成一體，在消費主義干預所生成的鏡像中，阿媽斯烱無疑成為蘑菇圈最后的守護者。

三、資本與貪欲：

讓蘑菇圈消亡的機制和動機分析

作為出生在川西北藏族地區偏遠村寨的作家，阿來將“筆觸投注于純凈、呈現一派原生態風貌的雪域高原，數以百萬計的文字耕耘表達對民族文化及雪域高原自然生態的深切關懷。阿來敏銳地覺察到消費主義大行其道不僅造成現代人消費觀的畸形與扭曲，也會影響并危害到雪域高原特有的物產生態——致使雪域高原的生態越發的脆弱和難以為繼”[27]。在《蘑菇圈》中，蘑菇圈最后面臨覆滅的生態危機就是資本大行其道的最好例證。值得深思的是，蘑菇圈的覆滅也是人類內心物欲化作用的產物。更進一步說，資本與貪欲不僅解構了阿媽斯烱對蘑菇圈的憐愛之情，也意味著蘑菇圈成為資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犧牲品，最恰如其分的例證就是丹雅在面對阿媽斯烱疑問時的回答：“阿媽斯烱，錢，為了錢，為了很多很多錢。”[28]這體現的是消費主義和物欲心理對川藏地區的雙重侵蝕。消費主義盛行催生出的對物質和和金錢瘋狂追逐的物欲是整個宏觀的現代性(包括早期現代性與后現代性)語境下的一種必然態勢，其依附于人類隱性地介入生態領域。在現代化語境中，人類的精神容易因科技的飛速發展與物質生活的迅速提升而出現嚴重的失衡現象：“人的物化、人的類化、人的單一化、人的表淺化”，以及“道德感的喪失、歷史感的喪失、交往能力的喪失、愛的能力的喪失”[29]，這些精神問題在滲入生態層面后就容易催生出諸如人類中心主義等觀念，體現為對個體內在價值的不自知及對其他生命群體的漠視，由此引發一系列生態危機。

齊澤克談及生態危機時曾指出：“在如今的生態危機中，我們不是全都面對著‘實在界的應答’的終極形式嗎？被打亂、被顛覆的大自然的進程，不就是實在界對人類實踐——人類實踐是由符號秩序來‘調停’和組織的——的應答，對人類侵犯大自然的應答？”[30]毋庸諱言，齊澤克是以生態自然平衡觀念為理論基石，以恐懼為驅動力，將生態危機解讀為人類過度開發自然的“懲罰”，同時他也據此反思，“我們把大自然當成一堆一次性的物體和材料，沒有把它當成對話的伙伴，沒有把它視為我們生命的根基”[31]。無疑，這也是對人類中心主義觀念在生態場域內不斷占據主導地位的一種反思。在《蘑菇圈》中，這一觀念借由機村人民內心的物欲轉向獲得了完滿的表述。最初，機村人還懷有一顆淳樸摯誠的心，享受“莊重的停頓”，此時的機村人對于蘑菇還沒有清晰的概念，甚至沒有賦予種類繁多的蘑菇一個準確的命名與簡單的歸類，只是將蘑菇看作機村的一部分。作為蘑菇圈守護者的阿媽斯烱雖然也開始賣蘑菇掙錢，但依然遵循古老的生存法則索取有度。而機村的其他人卻不這么認為，他們眼里只有收益，在被金錢觀吞噬原有的初心后開始無節制地違背自然規律進行采摘，打破人與自然原有的和諧，為“值了大錢的蘑菇”日趨瘋狂：“那一年，機村以及周圍的村莊，都因為松茸而瘋狂了。”“早上，天剛破曉，啟明星剛剛升上東方天際，最早醒來的鳥剛剛開始在巢中啼叫，人們就已經起身去往林中，尋找松茸了。不到一個月，林中就已趟出了一條條小道。”[32]這些被踩得板結的地方已不會再長出新的蘑菇，所以他們跟蹤阿媽斯烱，在阿媽的地盤進行采奪，“他們等不及蘑菇自然生長時，便和村里其他人一樣，提著六個鐵齒的釘耙上山，扒開那些松軟的腐殖土，使得那些還沒有完全長成的蘑菇顯露出來”[33]。在機村人眼中，剛長出的蘑菇只是一個“混沌小疙瘩”。他們一方面徹底破壞蘑菇生長的原初地，抹殺其生長的可能，一方面對初生的蘑菇趕盡殺絕。但這并非因為阿媽斯烱的蘑菇比其他蘑菇的營養價值更高，食用口感更佳，而是“因為阿媽斯烱的蘑菇圈被建構成了一個差異性符號，使它處于一個在消費者看來更高的等級序列，而消費者購買這種處于更高等級序列的松茸，也就確證了自身比其他消費者處于更高的階層和等級”[34]。毋庸置疑，這是消費主義侵蝕機村造成的后果。正是對物欲的追求占據了此時機村人的內心制高點，所以當膽巴提出建立蘑菇合作社時，阿媽斯烱才會在對機村人心深刻洞悉的基礎上極力反對：

膽巴想說什么，但阿媽斯烱阻止了他。我要你聽我說，我不要你現在說話。我知道你的合作社不是以前的合作社。可是，你以為你把我的蘑菇圈獻出來人們就會被感動，就會阻止人心的貪婪？不會了。今天就是有人死在大家面前，他們也不會感動的。或者，他們小小感動一下，明天早上起來，就又忘記得干干凈凈了！人心變好，至少我這輩子是看不到了。也許那一天會到來，但肯定不是現在。[35]

如艾倫·杜寧所言，“從歷史的觀點看，過度的消費主義是異常的價值體系。消費的生活方式是對人類文化經過幾百年發展起來的保守定位的徹底背離”[36]。那么機村人民對于蘑菇態度的轉變又何嘗不體現著機村原有價值體系的崩壞和對自然生態倫理的背離？蘑菇養育了機村，即便在遭受大旱時，機村人也是通過阿媽斯烱贈予的蘑菇渡過了難關。但當消費主義蒞臨機村，在機村蔓延的時候，機村人卻把蘑菇當作可以發家的他物。對此，學者賀紹俊不無憂慮地提醒道：“蘑菇圈具有很深的象征義，它既是一個文化生態圈，又是一個自然生態圈。阿來并不排斥現代文明帶來的進步和變化，但他通過斯烱的故事也在提醒人們，在追求進步的同時要小心任何一種強勢的東西對人和文化的強制改造。”[37]往深了說，蘑菇自始至終都保持著所謂“個體”的身份和定位，扮演著與萬物共同承擔和諧生態的角色，變的是機村人對自然生態倫理的初心。所以，蘑菇作為見證者，以自身遭遇詮釋著機村以生命形式呈現的歷史演變；或者說如果以生命來作為機村發展的外在表征和面向，那么機村在物質上富足的同時卻也形成了精神上的委頓。這是消費主義在機村運作的結果，也是阿來在《蘑菇圈》里所要讓我們思考的：面對科技急速膨脹的時代，我們該如何在堅守內心高地的前在條件下去調和科技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以求在一定程度上恢復甚至還原自然的本真面貌？

結語

不難看出，《蘑菇圈》中有兩個主題，即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把握與探尋、藏族生態文化與現代文明之間的對話與碰撞。時代的洪流席卷機村，舊有生態保護觀念和辦法被不斷丟棄，取而代之以先進科學技術等媒介的干預和入場。在消費主義不可避免的侵蝕下，機村人民將金錢奉為圭臬，對蘑菇圈大肆開采，將蘑菇圈內與圈外的萬物一同送進視覺和內心的盲區。毋庸置疑，這是人類中心主義對自然的干預，將人凌駕于自然之上并否定自然的一切價值，把自然降格為一個不具備任何所指的空洞能指。但人心或人性充滿了可變性與不可測性，媒介與技術也可以規誡人的行為而不是放任人自由索取。阿來通過文本向我們拋出一個選擇：我們可以像阿媽斯烱那樣，對蘑菇、對所有生物、對整個自然都報以愛與敬畏之心，去融入整個自然，與自然和諧共處；也可以是以丹雅姑娘為代表被物欲蒙蔽雙眼的人，只追求利益最大化，將自然和物種多元性一同遮蔽；還可以像《三只蟲草》里面的桑吉一樣走出家鄉去往新的世界，尋求精神皈依。這樣的身份選擇從更深層面的意義上說，也是一種告誡：在技術和人性、自然之間達到一種平衡，或許才是人類在現代性席卷而來的一切利弊中立穩腳跟的基準點。

(作者單位：集美大學海洋文化與法律學院)

注釋

[1]阿來：《蘑菇圈》，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頁。

[2]阿來：《蘑菇圈》，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頁。

[3]當娜·哈拉維：《伴侶物種宣言：狗、人與意義重大的他性》，林斌譯，汪民安主編，《生產(第6輯)：“五月風暴”四十年反思》，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57頁。

[4]羅爾斯頓：《環境倫理學：大自然的價值以及人對大自然的義務》，楊通進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64-465頁。

[5]阿來：《蘑菇圈》，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80頁。

[6]阿來：《蘑菇圈》，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48頁。

[7]阿來：《蘑菇圈》，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頁。

[8]張凡、張銀蓉：《生態書寫與現代性反思：解讀阿來“山珍三部曲”》，《民族文學研究》2021年第2期。

[9]阿來：《蘑菇圈》，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頁。

[10]阿來：《蘑菇圈》，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頁。

[11]阿來：《蘑菇圈》，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頁。

[12]王岳川：《生態文學與生態批評的當代價值》，《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

[13]阿來：《河上柏影》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頁。

[14]阿來：《蘑菇圈》，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頁。

[15]阿來：《蘑菇圈》，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3頁。

[16]阿來：《蘑菇圈》，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2頁。

[17]張凡、張銀蓉：《生態書寫與現代性反思：解讀阿來“山珍三部曲”》，《民族文學研究》2021年第2期。

[18]朱又可：《瘋狂的蟲草，瘋狂的松茸和瘋狂的岷江柏——專訪作家阿來》，《南方周末》2016年12月12日。

[19]阿來：《蘑菇圈》，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頁。

[20]保羅·泰勒：《尊重自然：一種環境倫理學理論》，雷毅、李小重、高山譯，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頁。

[21]阿來：《河上柏影》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頁。

[22]王岳川：《生態文學與生態批評的當代價值》，《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

[23]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41頁。

[24]阿來：《蘑菇圈》，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頁。

[25]阿諾德·湯因比：《人類與大地母親：一部敘事體世界歷史》，徐波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36頁。

[26]阿來：《蘑菇圈》，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頁。

[27]張凡、張銀蓉：《生態書寫與現代性反思：解讀阿來“山珍三部曲”》，《民族文學研究》2021年第2期。

[28]阿來：《蘑菇圈》，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頁。

[29]魯樞元：《生態批評的空間》，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頁。

[30]齊澤克：《斜目而視：透過通俗文化看拉康》，季廣茂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頁。

[31]齊澤克：《斜目而視：透過通俗文化看拉康》，季廣茂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頁。

[32]阿來：《蘑菇圈》，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頁。

[33]阿來：《蘑菇圈》，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85頁。

[34]唐小祥：《阿來〈蘑菇圈〉》的三重象征意蘊》，《百家評論》2020年第6期。

[35]阿來：《蘑菇圈》，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99頁。

[36]艾倫·杜寧：《多少算夠——消費社會與地球的未來》，畢聿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頁。

[37]賀紹俊：《品相和能指——2015年中篇小說評述》，《小說評論》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