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上海，聚會開始，卻沒有離散的時候。”這是詩人阿多尼斯為上海寫下的詩句。在這片充滿生機的沃土上，每一天都有無數人投身追夢圓夢的時代浪潮。年輕人是城市活力的源泉，一直以來，上海文學界密切關注青年文學力量，曾經的文學傳統淵源，和未來文學寫作的無限可能在此交匯、激蕩。2024上海書展舉行之際，我們邀請八位生活在上海的青年寫作者寫下他們的文學生活，呈現他們與這座城市的同頻共振、默契呼應。

——編者

隱秘的上海

蔡駿

我回到了童年生活過的房子，近在咫尺的蘇州河突然漲潮，洶涌的河水漫過堤壩，迅速淹沒入侵到我的房間。我只能坐在一個陶瓷浴缸之中，漂浮在洪水肆虐的馬路上，直到四川路橋下，方才渡過這場劫難……這是我很多年前做過的一個夢，當時我把這個夢寫成了一個短篇小說《蘇州河》。

那幢房子就在外灘背后，江西中路的一幢古老大樓，始建于紅色起點的1921年，鋼筋混凝土建筑，解放后收歸房管所，改名江西大樓，搬進了“七十二家房客”。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媽媽從單位分配到三樓一間房子，灶披間在外面走廊公用，衛生間是不存在的，但有個沿街的鐵欄桿陽臺，雖然看不到黃浦江和蘇州河，卻能望到外灘那些大廈的屋頂背面。陽臺兩邊各有一根粗壯的羅馬柱——嚴格來說是多立克柱，曾經支撐和裝飾過雅典衛城的巴特農神廟，其實比羅馬更古老，但在以江西大樓為圓心的半徑三公里內，這樣的古典柱子比比皆是，不是多立克，就是愛奧尼亞，或者科林斯。

最近查到1949年前的上海百業指南，地圖上標記著每一幢房子產權。當時的江西大樓，便是長江實業銀行上海分行和中央航空公司，還有律師事務所等等業主。根據地圖上的位置判斷，底樓應是銀行大門，而我童年住過的樓上房間，大概屬于中央航空公司。那么又是何人在此辦公？那間房在三樓最佳位置，興許當時陽臺上的視野遠勝于今，可以眺望到黃浦江上的輪船檣櫓，難道是總經理辦公室？中央航空公司原為中德合辦的歐亞航空公司，1943年由中國政府接管，改名中央航空公司，抗戰后總部搬遷至上海。“央航”總經理陳倬林，旅美華僑之子，年少時在美國學習駕駛飛機，歸國后加入廣州國民政府，駕蘇式戰機參加過北伐。1945年（或者1946年）到1948年之間，后來我住過的這間房子，恐怕就是陳倬林的辦公室。淮海戰役時，中央航空已從上海遷到廣州。1949年11月，陳倬林在香港率領中央航空，聯合同屬國民黨的中國航空宣布起義，數架大型飛機從香港飛至北京和天津，史稱“兩航起義”，紅色中國的民航事業自此起步。至于上海外灘背后江西中路的這幢大樓，想必在1949年的熾熱春天之后，便已不再屬于銀行和航空公司，一間間高級職員們的辦公室，成為了庶民們一家老小的安樂窩。

我在江西大樓住過的時間并不長，何年何月搬入已無記憶，必定在我記事之前。搬出去時大約在小學三年級，媽媽單位又分配了新房，沿著蘇州河逆流而上，直達滬西曹家渡的一幢六層樓房，不但有獨立的廚房和衛生間，還有底樓的小天井，相比建于古老破舊的江西大樓上的區區一間房，堪稱換了人間。后來我又多次搬家，每次都在蘇州河沿岸，至今推開窗戶，仍能看見蘇州河的波濤。

前年深秋，我籌辦了香港路百空間畫廊的“藝術迷宮”活動。拐過一個街角，我便見著江西大樓三層多利亞柱中間的陽臺，至今晾曬著衣服和抹布，時間仿佛凝固了三十多年，除了一臺空調室外機。我悄悄走進已換成綠色防盜門的底樓門洞，門廊上的裝飾還是老底子的。門廳停放幾輛電動車壓著一面彩色地坪，層層疊疊的八角形，五六種顏色的地磚拼貼，還能在記憶深處覓著蹤跡。電梯跟小時候不太一樣，當時電梯里面是有專人操控的，容不得我們自己按鈕。但媽媽通常帶我走樓梯，沿著木頭扶手經過幾個轉角，便到了三樓的走廊。油膩的墻壁上彌散著昨晚炒螺螄或煎帶魚的味道，一道道緊閉的漆黑房門里仍然住滿了人。廢墟般幽暗寂靜的世界里，記憶晦暗得像古代石碑上漶漫不清的刻字，讓我再也找不到自己曾經住過的那扇房門。哪怕確認了那道房門，我也不敢用手指關節叩響，面對而今主人的陌生臉孔。因為我無法解釋自己為何在此？更無法證明自己與這間房子的關系。現在我只是一個過客，從漫長的時間里旁逸斜出，回到迷宮的心臟地帶。我必須選擇落荒而逃，從錄音機里退出一盤磁帶似地退出記憶。

如果再一次寫上海的小說，我會寫這幢樓嗎？我會寫1949年之前的外灘背后，中央航空公司的那間三樓的辦公室嗎？我會寫那位曾經在我家陽臺上眺望黃浦江的男人的傳奇一生嗎？我會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美國寇蒂斯航空學校寫起，穿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鮮血和淚水，直到1949年11月9日的香港啟德機場告終嗎？還是寫1949年之后，搬進這幢大樓的庶民們的一生？他們自然不擁有寫入歷史書的輝煌名字，更不會有風云際會和諜影重重的幻想，但他們跟我童年時一樣在三樓陽臺的多利亞柱之間眺望過上海狹窄的天空，坐在房間角落的馬桶上讀漢語拼音課本，往木頭腳盆里倒滿熱水悄咪咪地沐浴更衣，在走廊里擺開煤氣灶炒青菜毛豆，灶臺邊的水龍頭從未停止過涓涓細流……這是一個隱秘的上海，至今仍未被埋葬，偶爾活色生香，雖然只是浪奔浪流的黃浦江隔壁一條不起眼的下水道，卻比衡山路懸鈴木下的那杯咖啡更像一個真實的上海。

是的，我在這樣的上海長大，我想寫這樣的上海。

每一個最后流落外鄉的人都是她故鄉的一本外傳

糖匪

眨眼就到了立秋。身體還在苦夏的一輪輪小病小災的慣性里，皮膚已經率先感覺到空氣里的金屬味道。這是北京秋天特有的，陽光、風、塵土里就悄然帶上了那味道。上海的秋天不這樣。也有好天氣，配合商機無限的金秋十月，街上人頭攢動。但少了數目可觀的銀杏或者楓樹葉絢爛之極的映襯，再藍的天也總覺得是收著的，明麗舒爽，不帶侵略性。這個城市，無論晴雨，底色總是濕漉漉的。到了秋天，一天比一天涼，空氣里的分子安靜下來。長青植物的葉子悄悄黯淡，市中心法國梧桐大葉子沉沉郁郁地落下，沿街一路的陰火，克制地燒。每年這個時候總覺得有什么被帶走了，卻不知道具體似乎什么永遠消失了。很小的時候就從上海的秋天學會了悲傷，早知道那就是悲傷前。

城市就是這樣，用四季教會我們感受。植物生命的輪回，建筑光影變換，江河流淌緩急，還有每年里人為撥弄鐘表的那兩次，匯聚成城市旋律。城市是我們生命中的第一本書，出生的時候就翻開，一生命運都已經和書中一行行字符糾纏交織，就算之后離開，仍舊是書的一部分，可以算做外傳。每一個最后流落外鄉的人都是她故鄉的一本外傳。

一開始并不明白。人在上海時，覺得自己離上海很遠，性格長相和人們印象里的上海人相差很遠，寫的又是不類型的類型小說，各種元素混雜，沒有辦法輕易把握概況。拉家常時被問起哪里人，總讓人猜，幾十年下來猜對的統共只有兩個人，還多次被當作少數民族。小說《無名盛宴》是寫上海，也是變形異化截取某個時間片段的上海，要很懂很懂這個城市的人才能看出端倪。但我寫它，不是為了表白抒情，只是人的根扎在這里，自然而然長出這里的葉開出這里的花，懵懂又自然。

后來去了北京一陣，確切的說是滿世界亂跑，見識了世界，也才知道自己是誰。只有離開了上海，才知道自己是上海人，才知道什么是上海。

我的那個上海，又小又混雜，或者說因為小所以混雜得毫不費力，不像北京，街道寬闊得像廣場，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不消耗點精神是不可能。上海的街區，理論上是涇渭分明，但理論只是理論，在大人那里或許有用，小孩子心里分別不大。我那時住在和平電影院旁邊的公房里，親戚朋友同學有人住在對面更舊的公房，有人在弄堂石庫門，有人住在12層高層（那時候12層就可以叫做摩天大廈了），有人住上戲附近的老洋房，還有住自己搭建的老房子。單單是上廁所一點，每一家的情況都不一樣，串門做客有內急就要能屈能伸自己適應。作為小孩，幾次下來，已經可以放下最初的震驚或者尷尬，“從善如流”，甚至有時候嘻嘻哈哈還拿來做玩笑，不會有嚴格意義上的高低貴賤概念。那時候的上海，昨日今日明日都是跳動的，每個人的過去和未來都不可知。奶奶家隔壁自建房的小哥哥家有一天突然消失，問了才知道舉家移民。

我當時不知道奶奶家所在的區域在上海算是什么地段，從小在那里長大，覺得那里的一切都是理所當然：五六歲就被抱去工人俱樂部看《慈禧太后》，至今記得電影里的人彘畫面；才會走路就被爺爺每天清早帶去和平公園遛彎，他看我把早飯分給丹頂鶴和鹿，然后兩個人一起發呆。還有老街上用木板門的店鋪，以及巷子里的深井，這些聽起來更像是小鎮里的景物實實在在曾經屬于上海市里。電影里小說里都沒見過有人提，一度我也以為自己忘了，直到它們出現在自己小說里才知道原來自己記得。也是在寫小說查證資料時才知道當年奶奶家那個地方，被稱為“上海的西西里”，覺得不可思議，又覺得遺憾。

真正的暴力反倒是在公房里見識到。家里養的鴿子，包括參賽的信鴿都接連被人射殺，據說是有人用自己做的氣槍打鳥取樂。見到受傷的鴿子拖著血淋淋的身子回到巢里眼神仍舊溫馴，心里就有了結節，從此在這個世界上有了不能原諒的事和人。好看的女同學跟我講過她表哥的事，那時候年紀小，對這類故事和故事主角很著迷，現在想想其中幾分真假也不重要。我們曾經一本正經地相信過赴湯蹈火的友情和義氣，這一點又蠢又可愛。

其他街區的同學朋友和我們有相同情結，但他們比較安靜，也沒有類似的故事講給我們聽。去他們家做客時他們就拿出精裝本世界名著給我們看。如果大人恰好不在，還可以一起聽流行音樂，遇到喜歡的也可以拿空白磁帶讓他們幫忙錄。錄的時候，大家屏住呼吸，眼睛盯著齒輪轉，比上課的時候還認真。

的的確確有著兩個上海：在電影里消失的那部分上海，和電影里符號化的上海。在別人眼里壁壘分明的，對少年時期的我來說都是可以用腳橫跨，用步行串連的。一方面因為當時上海的確不大，只有內環那點地方，另一方面我是真的能走。有幾年，每到五一、十一上海人都會跑到人民廣場南京路，說是看燈其實是自發的節慶游行，那樣摩肩擦踵可以走上幾個小時。我和朋友混在其中，可以從和平公園走到人民廣場外灘再從外白渡橋往回走。平時沒事一個人也能走很遠，每周末從上海圖書館出來，一不小心就已經走到人民廣場。（下轉第5版）（上接第2版）

上海街道生機勃勃，植物和商業都繁茂興盛，看花草看櫥窗看行人一路看下去就可以走出很遠，雖然沒有巴黎拱形街，但也足夠培養出不少波德萊爾式的無所事事分子。越能走就越不怕迷路，走錯了回頭就是，因為有風景，不會有一步是浪費的。

腳力好是小時候練出來的：打幼兒園起，只要闖禍我就會從學校溜到幾站地外的外婆家，再從外婆家躲到奶奶家，挨家挨戶求庇護，逼著我媽下班后到處找我，等找到我了氣也消了差不多，何況還有長輩在她不好發作。當然這方法不是每次都奏效。畢竟闖的禍千奇百怪有大有小，我媽也有忍不住的時候。有一次和小朋友爬上起重機停在半空的抓斗玩，回家后被我媽拎起掛到窗外，任我大半截身體懸在外面掙扎求饒。我媽不理只說要把我摔下去。長大后很久，我仍舊會不時夢見這段，在夢里我媽真的撒手了，我張開雙臂滑翔出很遠，每次落在不一樣的地方。我想，我大概就是在那個時候學會了飛。

是誰說過，回憶是為了吸收消化震驚的時刻。

這么說來，我好像一直在為我的故鄉感到驚駭：小時候發生的種種驚險，離家多年發現過去的街道房子忽然皺縮變得陌生時的驚慌，被人知道是上海人卻明白這個城市發展迅猛早已跳脫我認知時的心虛，多年來依靠出租車如今就算有導航還會迷路的狼狽。

這么說來，我好像一直在回憶著她——通過寫作一次次回憶著我的故鄉。發生過的，以及變得陌生的，都在催促著我寫點什么。落筆即落實，哪怕虛構也畢竟是留下痕跡，可以循著它們追溯到過往在這城市里所經歷的某時某刻，即便變形失真，也沒有關系。小說是可以說謊的，只要你認認真真地掏心掏肺地說謊。

說來奇怪，只有在離開上海之后，才漸漸看清楚上海的樣子。也是在離開了上海后，才更認得上海人。尤其是這幾年在上海之外的地方遇見很多上海人，她們和我一樣似乎不夠典型，常常在開始時被我誤以為是倫敦華裔或者北京土著。相處久了，那種深處的共性才漸漸浮現，諸如自持守信諸如不自欺。她們每個人心里都有一個類似珠寶盒的東西，放置秘密，自己的，別人的，不會亂說，有邊界，嫌棄丑陋，尊重別人，骨子里珍愛自己，愛自己如愛世上潔白的石頭。也并不是刻意，寫小說時，寫著寫著筆下就會跑出這樣有的人，體面，有骨氣。雖然故事里往往不會提到她們的家鄉，但我知道，啊，我又寫了一個上海人。

上海：故事的原址與小說多發區

姬中憲

“走夜路，路遇一只手套，丟在地上，飽滿有形，好像還有一只無形的手戴著；切面漆黑，整齊，像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突然砍下來。走幾步，又遇到一只，然后又一只，然后是一堆。個個飽滿有形。那晚剩下的路，我提心吊膽，怕一轉彎，遇到一群斷手的人……”

這段話來自我的小說《兩公里以內的玫瑰》，我稱它為“數字時代的身體歷險”。寫這個小說時我住在浦東，我家所在的社區正忙著拆遷、修路、蓋樓、挖地鐵、建公園，是個大工地，工人們安營扎寨，就地住進移動板房，早晨蹲在綠化樹下刷牙，下午下班后在馬路牙子上坐成一排吃盒飯，和我們做了好幾年鄰居，附近的居民們抬頭看到腳手架，低頭看到地上丟幾個白色棉線勞保手套，實屬正常。那時我常在夜間獨自散步，正是一天里思路最活躍、想象力最不受拘束的時刻，常常走到顱內高潮，那些廢棄的手套在我眼里就好像有了生命，帶一點惡作劇式的驚悚，也是內心不安的反映，于是有了上面這段文字。那片社區其實生活氣息濃厚，治安良好，沒聽說發生過斷手斷腳的事，一切都是我的心事。城市布滿轉角，每一個轉角都是意外，轉角遇見誰，取決于走路者的心境。

我生于北方小城，22歲來到上海，今年45歲，在上海的時間首次超過在家鄉的時間，關于“我是哪里人”“我是誰”，從此怕是更加難以定義。寫小說則完全是來上海以后的事，也可以說，我的小說生命始于22歲初來上海時，我寫下第一個短篇小說《竊包的賊》。當時我在華東理工大學讀研，故事發生地正是華理圖書館的閱覽室，我寫了一個每天在閱覽室里偷別人包的男生。小說起初發在我們自己編的校內刊物上，一個師兄看了，有一晚酒后遇見我，非要我和聊文學，從校門口直到5號樓男生宿舍，一路與我熱議，說他被故事結尾那個神秘的翻轉繞進去了。這位我早已忘記姓名的師兄算是我第一個熱心的讀者，他以理工男式的耿直第一次讓我確認：我是有虛構能力的。這篇小說后來公開發表，直到前幾年還有一位讀者在網上找到我，向我展示她當年一字一句抄下的全文。我當時正想出一本小說集，受她感召，花幾百塊請人幫我恢復了一塊古老的硬盤，找到了這小說的電子版，結果看了沒幾段就放棄了，硬盤也砸了——我無顏面對那些尚處在青春期的文字。

我想說的是，我的小說發生地是上海，雖然我總是盡量避免在小說中出現具體的城市名或路名，但其實我的幾乎每一篇小說的觸發點都在上海，即使多年以后，內心仍有一個導航能將我精確帶回故事的原址——盡管這毫無意義，僅僅是我私人的一點紀念。我還記得第一次來上海時，綠皮火車坐了一整夜，按今天的標準來看真是慢極了，但對當時的我來說，這一夜的旅程不啻于時空的劇變。驚魂未定，又鉆進一輛叫做“地鐵”的神奇家伙，一路嘯叫，風馳電掣，再鉆回陸地，已是虹梅南路站（今天的錦江樂園站）。這一番空間與速度的全新體驗，很快被我寫成了一篇叫“重合”的小說，多年后以“三人舞”為名發在《上海文學》上，并成為《一二三四舞》這本小說集中的第三支舞，論寫作時間，卻是“舞”系列最早的一篇。

《一二三四舞》中的第一篇《單人舞》也發生在浦東，仍與當時的大興土木有關。那時我家樓下的新路正拓寬，地鐵已在建，一片嶄新的社區正徐徐展開，卻還有一座釘子戶樓未拆，這座樓的大多數門窗都被紅磚堵死，只有幾扇窗仍在夜間頑強地亮著，引人遐想，我每天從那黑樓底下經過，一篇小說蠢蠢欲動。我對城市拆遷這類社會問題毫無興趣，我關心的是一個人活在所謂現代世界，他真正擁有的是什么？有沒有可能在一天之內讓他自認為擁有的一切都合理合法地丟掉？這便是小說《單人舞》。這小說類似一場思想實驗，我代入城市人的兩項基本財產，房子和車子，然后又惡作劇般地讓男主的家門鑰匙不小心鎖在了車里，而車鑰匙鎖在了家里，然后便開始了精心推演：一天之內，他使出渾身解數，動用全部資源，奮力自救，最后卻輸得只剩一條內褲，也可以說只剩下自己的身體，以及一小塊遮羞布。促使我寫出這篇小說的那座黑樓在結尾處等著我，我最后讓男主進入了那座黑樓，見識了黑樓內部另一番光景……越是身處光明與繁華，我越是迷戀黑暗與廢墟，還有什么比廢墟更能象征我們易碎的現實與荒蕪的內心？《單人舞》發在《人民文學》上，被評論家稱作“關于現代化悖論的絕佳寓言”，我印象最深的卻是一位陌生讀者在新浪微博上的一句話：讀了《單人舞》，今天沒有虛度，你的孤獨認識我的孤獨。

廢墟是繁華的背面，是城市宇宙的暗物質，我堅信一座城市面上有多繁華，內里就有多少等量的廢墟，有多狂歡，就有多抑郁，文學的任務是再現這種等量，而不是只寫一面。我的另一本小說《我不愛你》中有一章“活色”，也曾以短篇形式發在《人民文學》，《活色》的發生地是閔行區熱帶風暴水上樂園，一座地道的狂歡之城。時值八月，滿城的人都恨不能脫光自己，一頭扎進清涼的水中，既解暑降溫，又展露自身，一場事故卻悄然降臨，男主在事故中勉強自保，卻被激流沖走眼鏡，眼前的活色生香瞬間虛無。事后很久，他看到水上樂園發出一則失物招領啟示，便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回去找眼鏡，發現眼鏡堆積如山，無人認領，最后混同全城的失物與垃圾，被卡車拉去海邊，用來填海造城——另一座狂歡之城。

我在完全的光明中寫下這些小說——這里就不得不提到浦東圖書館，我向無數人安利過這個寫作閱讀圣地，那里有無比開闊的空間、復雜的內部結構與極具未來感的設計，不說藏書，單是這座建筑就值得反復閱讀。那時我家離浦東圖書館很近，我常常一早步行去圖書館，一坐一整天，我的絕大多數小說都是在圖書館三樓閱覽室那巨大的落地窗下寫成。有一次一本時尚雜志在北上廣各請一位文人藝術家推薦“適合約會的書店”，北京廣州推薦的都是小資情調的書店，只有我推薦了笨重的浦東圖書館，推薦理由是：這世界其實一點都不缺少約會的地方，到處都是談笑風生和唇槍舌劍的地方，唯獨少一個獨處的地方，一個“在人群中，卻是獨立個體”的地方，浦東圖書館算一個，請來這里與書約會，即使與人約會，也可以嘗試“沉默的約會”，你和TA各自抱住一本書，安靜相處一下午……

我愛浦東圖書館，另有一個不可告人的原因：當時浦圖的旁邊便是一片廢墟，具體來說是一片原生態的樹林，面積極大，北起前程路，南至高科西路，西起錦繡路，東至白蓮涇防護綠帶（如今已建成文化公園）。能在上海市區緊鄰內環以及圖書館、干部學院這些高大地標的旁邊發現一片野林，簡直太奢侈，夜里它連一星燈火都沒有，像這座熱鬧城市中被挖去的一角，我無數次翻過圍欄、鉆過橋洞去探訪這片野地，被草窩里的蚊蟲咬，被成群的野狗追，仍樂此不疲，我毫不懷疑這片無人區是一個故事高發地，堅信這片尚未被定義的黑暗中蘊藏著這座不夜之城的所有秘密，小說《鹿島鹿角對大阪鋼巴》便是這片野林的產物。這小說名字拗口，主打一個“對”字，其實處處錯位，是一場4×100荒誕接力賽。小說發在《時代文學》，我在一篇創作談中寫：在我生活的城市，人們被空間定義，有什么樣的空間，就生出什么樣的人。我為這片空間深深地著迷，那些復雜而清晰的高架與地鐵站，那些以將人導向迷失為宗旨的商圈，也包括偶爾的廢墟——兩區交界處一片失管的樹林，即將拆遷的危樓，無人認領的建筑垃圾，等待土拍的荒地……我常在這些地方就地展開一次旅行，順便萌發出一篇小說，如果說城市是我的日常，廢墟就是我的遠方。

虹橋火車站是廢墟的反義詞，也是我的另一處小說多發區，我稱它為全世界最大的迷宮，因為它在衛星監管之外，是導航失效的地方，無數人在這里重逢或迷失，每一個人都自帶故事。很多年來，我在這里迎來送往，簡直可以單獨為它出一本小說集。比如《虹橋永動門》，我很喜歡這篇短小的充滿狂歡氣息的小說，所謂永動門其實是車站常見的那種只進不出的單向門，虹橋火車站的單向門更高級些，它充滿科技感，威嚴到不近人情，又無比的滑稽和徒勞，小說里，我讓一個沒什么文化的家政阿姨在這道永動門前唱起長長的rap，直唱到天地為之動容，為之哭笑不得。再比如長篇小說《花言》，講述上海、廈門、周城（虛構的北方小城）三城故事，評論家稱小說內含一部中國城市發展史，其中有關上海的部分集中出現在“恒溫”這一章，也曾以“恒溫城”為名單獨發在《山花》，這一章的故事也發生在虹橋火車站，女主初來上海，在虹橋下車，咫尺間與男主走散，彼此尋找的過程荒誕到近乎殘酷。如果只選一個地標代表上海，我選虹橋，上海，或者說超級大都市的所有好與不好，盡在虹橋。也正是上海，賦予我的小說以獨特的氣質。

除去這些固定的地標，上海的另一個特點是交通工具特別發達，上天入地，無所不能，我當然沒辦法在小說中無視它們，事實上我為這些交通工具寫下許多小說，也足以出一本小說集，比如《黎明瀉》寫網約車司機與“算法”斗智斗勇；《雙人舞》發生在一輛即將出事的動車上；《花言》中專有“人車”一章；《緊急剎車》更是一部“大車主”的小說，十幾輛車飛奔在高速公路上，攜帶著十幾個暴烈的當代故事；最新的一篇《野中環》里只有一人、一車、一荒野，講的是中環魯濱遜的極限生存；最有代表性的是《天狼星之夜》，發在去年的《收獲》，這小說類似一場極限壓力測試，講的是深夜私家車里一對母子，兒子突發重疾無法開車，在各種公共救援系統均癱瘓的情況下，不得不連夜教會七十多歲的老母學習開車……我在創作談中寫：私家車是城市空間的極致代表，真正實現了空間的原子化，畢竟由單元樓、格子間制造的隔離空間屬于不動產，不能移動，而原子是要快速移動的。

2022年初我搬到了松江，離開我住了18年、被我視為第二故鄉的浦東，住到一片田野中，透過陽臺的窗能看到稻田的青黃變幻，夜里有蛙聲。搬家之前我發誓要常回城看看，真正住下來后，才發現進城并不容易，那個我所熟悉的、激發我寫下第一篇小說的上海正離我遠去。碎片式長篇小說《半永久式告別》是這次搬遷與暫別的產物，我在創作談中寫：身體動蕩不安，內心充滿文學式的恐慌，想到馬原離開了他的西藏，董夏青青離開了她的邊疆……現在兩年多過去，回頭來看，也許是我多慮了，哪里都有小說在發生，松江當然是上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的小說里不是已經出現了稻田和蛙聲嗎？所以離開并不可怕，恐慌和不安原本就是寫作的源泉。

回上海寫作

王莫之

據母親說，我是出生在原南市區的紅房子醫院，但不知為何，在我的戶口簿上，出生地寫的是江西。我第一次向父母提出質疑的時候，母親極為生氣。“你可以去紅房子的檔案室查呀，”她說，“難道這種事情我還會騙你？”父親不響，約了麻將搭子的他正在收拾裝備：兩包硬殼紅塔山、一支打火機，再加一盒桉葉糖。好像從我懂事以來，父親就是一個賭徒，不過他很擅長修復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有一次，他見我在看《收獲》雜志，他說：“以前我跟你一樣，也是愛好文藝的。”隨后報出一大串名字。那些堪比大白兔奶糖的上海雜志，我小時候在江西的家里見過，一直以為，它們只是父親對抗鄉愁的工具。

我是十歲回的上海，在南市區某小學借讀三年級。還記得父親在縣城的長途車站送我時的模樣，他的右手緩慢抬起，仿佛在揮別一段昏暗的記憶，如今，我和當時的他差不多歲數，可是依舊看不清他的內心。我曾經試圖在一篇小說里為父親的沉淪尋找答案，與其說是為了解釋，實則更接近于思考。當我對某些事物深有感觸，寫作也許是最好的思考。

除了《老城廂》，南市區極少出現在我的小說里。我向S解釋說：“南市區太復雜了，光是寫對話就要考慮好幾種方言。”這像是某種借口。今年春節，為了一檔播客節目，友人W約我與S在年初六重走南市。那個細雨迷蒙的上午，我們在金融中心底樓的咖啡店碰頭。我說：“此地以前是我阿娘屋里，附近的老房子拆光以后，先是改成停車場，后來造了BFC。”我因為在S的小說中見過寶帶弄，一條離我奶奶家所在的周浦路不遠的小弄堂，潛意識里早就把S視為老鄰居，不曾想，其父竟是我小學同學的家教老師。只怪S太年輕，如果不是S主動講起，我無法想象S也是知青子女。上海另幾位有插隊落戶血統的作者，譬如默音，她的長篇小說《甲馬》富于云南色彩，又如路明，他的《出小鎮記》是一本介于虛構與非虛構的新概念知青著述，而從年齡來講，我們比S大了起碼九歲。除了年齡，性別也在改變筆尖接觸紙面的角度，哪怕是料理相似的經歷。

我喜歡看S的小說，S則鼓勵我多寫寫南市。沿著人民路往古城公園的方向city walk，雨落大了，能清晰地聽到傘布上啪嗒啪嗒的響聲，越來越頻密。我說：“此地以前叫民國路，跟中華路構成一個大回環，也就是11路電車的環城路線，解放以后，中華路并沒改名字。”S知道我近幾年花了大力氣研讀清末民國的上海文獻，但仍舊被我逗樂了。我想，這應該算是非虛構寫作帶給我的后遺癥，譬如，我現在說起淮海中路，腦海里同時浮現著西江路、寶昌路、霞飛路、泰山路、林森中路的名字，如同一道白光透過三棱鏡，它們源于一條馬路在動蕩歲月的色散現象。

近年來，我把一部分精力投向非虛構項目，某種程度而言，也是踏上了回家的路。我的寫作生涯始于搖滾樂評論，在本世紀初，為幾本雜志供稿，也幻想過以此為生。我的早期小說《安順老伯》是對我的樂迷歲月的變奏式記錄，戴上面具，讓敘事者有更大空間去思考自己所處的特殊環境。虛構之于我，是非虛構的消防通道，而非虛構，傾注了我對上海更為豐沛的感情。2016年，我開始研究搖滾樂在這座大都市的早期傳播，隨后以每年兩三篇長文的步伐前進，預設的終點并非“上海搖滾史”，而是城市文脈的一塊拼圖。這課題由于若干復雜原因難以為繼，2021年的春夏之交，我果斷出站，搭上一列開往舊社會的時代號火車。換乘站位于古北某小區，我后來在《黎錦光的日本之行》一文引述從音樂人李泉的家中聽來的黎錦光軼事，而在他之前，音樂制作人李蘇友也曾領著我參觀黎氏的后半生。二李皆為上海搖滾的老法師，他們在回顧某種外國文化登陸上海之初的辰光，無意中彈奏了一段時代曲的藍調和弦，吸引我以此為主題編寫嚴肅情歌。

時代曲，即中國流行音樂的早期形態，也被稱為“上海老歌”。在舊時上海，“時代”一詞還有時髦的意思，時代曲也被稱為時代歌曲、時代新曲、時代小調、摩登歌曲等等。從敘事出發，我設想這個項目應該很摩登，黎錦光領銜主演；有時，我感覺自己面對的是一篇文章，有時，它膨脹成了一本傳記，而它的標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并未改變，我在聯系做采訪之時都是這么介紹的：“我在寫《黎錦光的后半生》。”以黎錦光為圓心，他的親友加同事加鄰居為半徑，回望時代曲。借助他們的記憶，對照國內外的文獻數據庫，我為時代曲的一組幕后英雄繪制了文學素描。仿佛寫小說，我盡量把話筒遞給主角配角，讓那個時代的人物多說幾句。如今這個項目做完了一部分，集結成《為時代曲寫的藍色情歌》，即將登陸本屆上海書展。它是我的第一本非虛構作品，也是一次融合考據、傳記、小說的超文體之旅。

必須坦誠的是，我的寫作，幾乎每一步都踩在上海的身影里，這跟它過于依靠現實經驗也有關系，屬于特色，而非優點。寫作者登上舞臺，無論龍套綠葉紅花，各有舒適區，以前我覺得舒適區的面積要大，現在更在意體積，換言之，舒適區要如何挖得深。很幸運，能夠回到上海，而回到舊時上海則是上天送我的一份小禮物。在上海寫作，從地理層面改為時空概念，希望再碰頭的時候，能聽見你說：“寫呀，大膽去寫，這可是你的舒適區。”

南市區的漫長余音

三三

今年春天的一晚，我突發奇想，騎車到外灘去看黃浦江。在外灘周圍，自行車禁行區的區域劃得很廣。我遠遠下車，步行進入這個曾經非常熟悉的地方，猛地覺察到，它已是個十足的景區了。

我從外灘北側的盡頭上堤，緊鄰著人民英雄紀念碑，再往前便可看見陳毅雕像。兒時帶我來閑逛的老一代長輩，均已離世，這多少增加了我的“過客”之感。黃浦江上，游輪比過去更密集。廣告牌懸在它們頂端，花枝招展，卻無力久久抓住觀看的目光。一切都使人繚亂，這個夜晚的世界由光的霰彈打通而成。站在堤岸上，我忽然有一種很神奇的體驗。一方面，目力所及之處，紛紛浮上一種關于歷史的認知。比如作為“遠東第一都市”的中樞，外灘有不少迄今看來恢弘壯美的西洋建筑：曾經擁有世界上最長酒吧臺的英國上海總會，許多小說里描繪過的沙遜大廈，以報時大鐘聞名的海關大樓等等……這些景觀見證過上海的百年發展，它們從時間之中屹立而起。另一方面，當我望著黃浦江彩繪似的水面，凝神于此刻，一種關于當下的強烈感受涌起。“此刻”與過去的任何時候都不同，是時間橫截面上最獨特的一片。夜色滲透了水的形態，幻化、流變，無數種可能性同時存在于最小的時間單位之中。歷史與此刻，兩種截然不同的狀態，并行于同一道目光之中。

這樣的體驗使我感慨。我意識到，自己正以多重形式聯結著外灘。此外，它還是小時候生活的地域。

我最早的家，位于十六浦碼頭附近。坐在家里，有時聽得沉悶一聲，只道是碼頭船只的鳴笛。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常去碼頭上玩，不止一次，見到許多人拖著行李上岸。我跳到石墩上，觀察人流，判斷他們在上海將有的際遇——這是孤僻孩童的一種內心游戲。

那個年代，弄堂里的房子多窄小，三人居住，常覺空間不夠。所幸鄰里往來，頗為熱鬧。那時離上港俱樂部成立還要遠，上海只有申花隊。但凡遇到足球大賽，大家會聚攏在某一戶，一同喝彩或咒罵。蔥姜蒜，總是可以問隔壁借到，哪戶人家多借不還，雖然背后被人嘀咕，真的遇事，仍會有鄰居施以援手。白天，我爬下陡峭的木梯，穿過天井，到門口閑坐乘涼的老人中去。我記得一位年老的太奶奶，眾位老人之中，我對她最為親近。當時說不出什么原因，只覺得她可憐。多年后才明白，是她身上死亡的氣息撼動了我。我止不住自己友善相待，其中固然有溫情的成分，但多是為了舒緩對于死亡的恐懼。她臨終的前一周，送給我一枚金幣巧克力，那是她唯一給我的東西，我端在手中，感受它的份量。我猜測它的來源，把外面金色的錫紙剝開一半，又原封不動地包起來。很快聽聞她的死訊，它使我長久地落入愧疚、不安之中。后來看侯孝賢的《童年往事》，阿孝的奶奶常讓我想起她。

物資匱乏的時期，也許很快就要結束了。掐指算來，1998年我們搬離這間房子，拆下了曾讓整條弄堂艷羨的空調。很多舊物，丟在房子里，待需要的人來取走。我也留下了一些東西，比如五歲生日時帶過的珍珠項鏈，當然是假的，我把它留在那里，并不是因為它的破舊，而是一種告別。放下那些曾經重要的東西，才能往前走。再比如父親為我做的一頂博士帽，它源于裝水果的硬板紙箱，尺規作畫，然后剪裁，涂成黑色。如今回想，這種殷切的期待多么動人——動人，因為它極大概率會被辜負，而制作它的人明知如此，依然認真地投身其中。

我曾在小說中，寫過父親為我做博士帽的細節。那篇小說叫《百合學家》，寫得很早，2015年。小說增添了一些虛構枝蔓，寫父親從學校里偷了兩支黑色記號筆，但依然不夠涂滿整個博士帽。所以，我只好把它轉一轉，拍照時將沒涂滿的區域藏在后面。這些虛構的延伸，多少隱藏著我當時看待父親的目光吧。

不過，覺察到自己其實是一個碼頭邊成長的寫作者，還是這兩年的事。那一帶過去屬于“南市區”，后來因城建變化并入了黃浦區。然而，南市區的特性卻難以磨滅。在這里，最奢華的建筑與最臟亂的陰溝并存，本地人、外地人彼此不分。流水不舍晝夜，黃浦江對岸高樓迅速迭起，將上海發展中的時間秩序濃縮于此中。一切都是魔幻的，使人興奮，使人激昂，也使人失落，在浩瀚的大世界里抓不住自己渺小的剪影。

春節時，因與朋友們錄一期播客，要聊到曾經的南市區，我們特意約了一場city walk。朋友引路，我才找到過去的家。從法律上而言，那塊地區已動遷，只不過還沒徹底拆出。隔著圍墻，我竭力張望里面的建筑，卻根本喚不起熟悉之感。它真實矗立在眼前，卻與回憶毫不相關。我們穿過古城公園，走進一條小路。我告訴朋友，兒時外婆常帶我去大境閣燒香。朋友說，大境閣就在路的盡頭，旁邊似乎還有個道觀。我們匆匆而去，卻遇到大境閣關門。這多么像一個傳奇故事，收入《世說新語》也無妨。外婆大約是2005年去世的，生前生病臥床幾年，所以燒香多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事了。外婆信佛，但信得不深，更像是一種對“善”的憧憬。那時跟她去大境閣，逐一凝視著菩薩，我發現我并沒有什么愿望要許。如果這是我的命運，我就接受它。于是我暗中對菩薩說，希望菩薩們事事順心。滄海桑田，不過短短二十余年。

童年如同琥珀似的，被封在隔絕的時空之中，憑借寫作，卻偶爾能摸到重新回到其中的秘鑰。在語言之中，家對面的煙紙店，已經拆掉的滬南電影院，盛夏時一推門進就聞到中藥香和涼意的童涵春堂……一切最細枝末節的存在，都得以再現。那個已經消失的上海，與眼前昂揚向前的上海，都是如此迷人。

霧島拼圖游戲

栗鹿

最近，我的新書《1997年的蛹事件》出版，在過去一個月的新書活動中，常被讀者問到一個問題：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寫作的？我總是含混地回答，我的小孩多大，我就寫了多久。對寫作的興趣是從小具有的，但真正開始系統寫作，確實始于這個節點。2017年，我的孩子出生，大約半年后我辭去了記者工作，從崇明搬到了松江，同時開始寫作。所以，我寫了多久，也離開了島嶼多久。對我來說，結婚生子、離開島嶼、開始寫作這三件事，是緊密不可分的，就像埃舍爾那些彼此嵌套的版畫，環環相扣，互相涉指，有著無法言說的神秘聯系。

通橋以后，島嶼的孤立無援已然成為歷史。但堤岸邊粘膩的咸風，大霧中焦灼的等待，以及對舊世界的懷念，依然構成我寫作的核心。島嶼會在回望中縮小。乘船離島時，透過舷窗回顧眺望，會看到島嶼上熟悉的一切慢慢變成模型屋、玩具汽車和塑料水杉，在遠離的過程中它們逐漸縮小、失真，直到島嶼如同薄餅般橫亙在天水之間。想起某個夜晚，我和先生驅車從崇明開往市區，夜晚的公路上，車頭燈切割出一小片楔形光明，在深海一般的黑暗中，拇指尖大小的火舌微微舔舐周圍的夜色。應該是哪里發生了火災，但是它微小、無聲、遙遠。我能感覺到島嶼在遙遠的黑暗深處微弱地燃燒著。

今年是我離開崇明的第七年，不知為何，這些年，我變得保守、緊縮起來，身體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我患上了嚴重的過敏癥和飛機恐懼癥，不再能吃面食，也幾乎不能坐飛機連旅行了，為此還推掉了幾個國外的文學交流項目。我好像被無形之物牢牢攫住，摁在原地，動彈不得。唯一不變的正是變化本身，除了接受，無能為力。

我已經很久沒有坐飛機，也很久沒有出遠門了。有一天，我先生忽然提議，也許可以試試游輪旅行。在眾多目的地中，我們選擇了長崎和鹿兒島，主要是想去鹿兒島看火山。巨型游輪從上海吳淞碼頭出發，開往長崎。上船前，先生說，也許會暈船的，要不要買點暈船藥備著。作為資深島民我當場拒絕，并信誓旦旦地說，這么大的船，怎么可能會暈呢，這就是一塊漂浮的大陸啊。沒想到打臉來的如此之快，第一夜，海上便有風暴襲來，巨輪晃動并不明顯，但我們都有輕微暈眩的感覺。到了半夜，衣柜里的衣架由于晃動，互相打架，發出噼噼啪啪的聲響，吵得人無法入睡，暈眩感也加深了。睡不著，干脆到甲板上看海。沒想到漆黑的海面，竟翻騰著絢麗的熒光海浪，一會兒是綠色，一會兒是紫色。

我們看了好久，感到新奇，但總覺得是游輪的射燈打在海面上，于是沒有拍下來。沒一會兒，海風吹得冷了，三人又回到了房間里。第二天，我們在海面上看到粉色的海水，上網一查，原來是赤潮。先生忽然覺得昨夜的熒光海浪可能并非射燈，于是他詢問了服務人員，對方明確地告訴我們，游輪并沒有安裝任何照亮海面的炫光射燈。也許是什么發光的藻類吧，先生說。我們不約而同想起《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的熒光海浪和瑰麗島嶼。我們都有點后悔當時沒有拍下來。沒事，返程的時候，沒準還能看到，先生安慰道。但我們都隱約覺得，那是僅此一次的奇跡，事實證明確實如此。

到達長崎港口，足足花了兩天一夜。飛機將旅途變短，將時空壓縮，而輪船恰恰把時空還給了我們。長崎的旅程，幾乎全程暴雨，回憶只剩潮濕與狼狽，興許還有點渾身濕透砥礪前行的凄苦。到達鹿兒島港口的時候，雨終于停了，港口大霧彌漫，不遠處的燈塔邊停著一艘玩具般的客輪。心中生出一個念頭，好像回到了崇明。

下船、通關、登島，大霧漸漸散去。港口停著幾輛藍色公交車，車身上赫然寫著“霧島”字樣。我的長篇小說《致電蜃景島》中也有一個霧島。它是崇明島在虛構世界的化身，我在寫作期間去往舟山花鳥島采風，上島以后才得知，花鳥島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居然也是霧島。上網一查，原來鹿兒島上還有一個霧島市。世界上有竟這么多霧島！

從鹿兒島港口坐車客渡去櫻島看火山，只要十五分鐘，航程很輕松，可以躲在大巴車里不下來，也可以到甲板上看風景。這種感覺很像從崇明長興島坐船去更小的橫沙島。

2011年，鹿兒島通了新干線，同年，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為紀念這一大事件所拍攝的電影《奇跡》上映。影片的主人公是一對兄弟，他們的父母離婚后，哥哥和母親留在鹿兒島，弟弟隨父親搬到福岡。即將通車前，島民的心靈發生著變化，人們開始擔心自己陳舊的生活方式是否經得住島嶼的日新月異。而孩子間流傳一個說法：鹿兒島開往福岡的新干線“燕”和福岡開往鹿兒島的“櫻”號途中會有一次短暫的交匯，只要許下心中愿望，就有奇跡降臨。

今年櫻島火山已經噴發幾十次了，但居住在島上的人并不在意四處落滿火山灰，蒙塵和霧氣彌漫是這里的日常。但我覺得焦慮始終存在，只不過成了日常的一部分，日常即是無常。

崇明長江大橋于2009年通車，那年我大二，終于可以坐大巴回家，不會再因為大霧和風暴而寸步難行，但不知道為什么，從此以后就離那個家越來越遠，甚至覺得被島嶼困住好像是上輩子的事。直到現在，腦中仍時常閃現候船室里大霧全線停航時的紅色滾動字幕。這些曾經讓人焦慮的時刻，如今回憶起來，卻莫名有種怪異的親切和心安。《奇跡》里的小航說，比起家來，他還是選擇世界。而我好像從沒有選擇過什么，看不到的暌別每一刻都在發生，我能做的只有接受而非選擇。過去是不確定的，我們擁有的只有當下對過去的記憶。過去會一直生長，當然也會萎縮。在《致電蜃景島》中也有一個類似櫻島火山般的存在，它既是被潮汐吞噬的礁石，也是霧中蜃景，更象征著通往新舊世界的“奇異點”。有趣的是，島嶼總會揭示更多真相，告訴我之前的敘述還遠遠不夠，為了不使過去萎縮，應當繼續探索下去。

從鹿兒島返航途中，發生了有趣的事。先生在游輪藥妝店買了些日用品，從而獲得一張抽獎券，于是店鋪邀請我們在行程最后一天參與抽獎活動。本來不想去的，但抽獎的地點正好在游輪的北極星觀光點附近，我們當天正好要去看日落，就順道去抽獎。參與抽獎的顧客不多，抽了幾輪，現場大半人都拿到了獎品，我們卻空手而歸。小孩忍不住說，早知道不來了。我安慰道，本來就沒想著要拿獎品，所以期望不算落空。先生也說，我們的運氣不在這里。小孩很容易哄，馬上又高興起來，他說，也許等一下會看到海豚。沒想到一語成讖，我們居然真的在北極星上看到了一群海豚，它們快樂地在浪尖上翻騰著，我們激動地哇哇亂叫，不敢相信奇跡真的發生了，好一會兒才想起要拿手機拍下來。

然而這個“信則有”的故事并沒有到此結束，不但有后續，居然還是和抽獎有關。旅游回來，緊接著就要去福建做三場新書活動。在泉州鳥岸書店活動上，聊起有關許愿的話題，我提到前段時間回老家翻到小學時的日記本，發現曾在日記本上偷偷許愿，想要見到某個當時非常迷戀的演員。這才想起前幾年一次電影點映會，我已經見到這位演員，還一起合了影，只是早就忘記了當初在日記本上許下的愿望，也忘了自己曾經非常喜歡他。這個愿望到底是如何在命運機制中悄然實現的？我無法將一切歸為“巧合”。

分享完這個故事，活動差不多結束了，書店開始進行抽獎，獎品是我從櫻島帶回的火山紀念品。特等獎壓軸揭曉，獎品是泉州市某場演出的門票，被一位女士抽中，得知獲獎后她的表情非常吃驚和激動，她和我說，你知道嗎，剛才聽完你小時候許愿的故事，就暗自覺得那個大獎我會抽中，結果真的是我！那一刻我們的“信則有”居然神奇地碰撞到一起，實在讓人無法相信，但它就是發生了。

鼓浪嶼的新書共讀會在三棵百歲榕樹下舉行，老榕樹的根系完全暴露在巖石壁外，綿延十幾米，我從沒見過這種情形。那些被炸開的石頭暴露出植物百年的生長軌跡，根系如閃電被永恒拓印在巖石上。我們坐在榕樹下，小小的葉子不斷被風吹落打在我們臉上，我說，榕樹嫌我們吵，在揍我們。當然是開玩笑的。現場有朋友說，當年鼓浪嶼炸了很多石頭，這些石頭被運往全世界造房子。后來又有朋友說，以前鼓浪嶼有人吃不起飯，就每天拆一點自己的房子拿出賣，賣出去的房子殘體又變回新的石頭，周而復始。我們開采島嶼，炸開島嶼，喂養自己。當然，島嶼不會責怪，只有榕樹溫柔鞭撻。時間好像沒有在流逝，只有事件在發生。活動結束后，我和嘉賓三三，以及龔萬瑩在鼓浪嶼散步。鼓浪嶼是萬瑩的故鄉，我們從她小時候住過的房子路過，看到了她祖輩種下的對稱的枇杷樹，聽她講自己的生活小時候的故事，居然也有一些不可思議的巧合。我和萬瑩的網名都有一個栗字，她叫自己龔阿瑩，我叫自己龔阿鹿，我們都有麩質過敏，也都在島嶼長大。她的小說《鯨路》里寫到鯨魚爆炸和殯葬的故事，正是我最初幾個小說的題材。她說本來筆名會有一個栗字，但看到已經有個栗鹿了，就用了本名。我從未想過我的名字和她的名字還有故事可講，確實是命定的相遇。后來我們又聊起浪漫，三三說，浪漫就是相信不可能的事會發生。閉上眼睛，一張張臉龐閃爍，像印在橋墩上的湖光。

對我來說，仰望星空，是對眺望大海的模仿，把遙遠、未知的星球拉近、放大，去觀測和想象另一個世界的存在，就像把記憶中指尖般的火災拉近，去探尋細枝末節和事實真相。而寫作，正是用有限接近無限。這一切可能是徒勞的，但我相信不可能的事會發生。寫到這兒的時候，還無法確定文章的題目，想了好幾個都覺得不合適。腦中忽然回蕩起最近小孩學會的諺語：霧鎖山頭山鎖霧，天連水尾水連天。他說這句話很像在寫鹿兒島。我忽然好奇這句諺語的出處，就上網去查，原來這是在鼓浪嶼流傳甚廣的一副對聯。這個夏天，不斷傍岸、離島，好像在玩一個尋找霧島分身的拼圖游戲，碎鏡之中折射出無數個分形，每一面都朝向不同的未來。很高興，我曾接近這種神秘。

主場客場

王占黑

最近天氣很熱，我幾乎沒在白天出過門。應該說，經過前幾年的摧殘，我出門的熱情比以往降低了很多，也可能僅僅是年紀大了，不該惡意嫁禍給任何外部原因。

但時不時還是會有人提出讓我帶著“看一看，逛一逛”。我猜測，大家可能是希望借由我來觸發什么特別的去處/隱形的打卡點。坦白說，你們錯付了。在上海住了將近十五年，我從來說不出自己有什么“最”喜歡的地方，也很難打包票哪些地方是我非常熟悉的。上海這么大，永遠有我沒下來過的地鐵站，就算到過，隔一段時間再去，也總會目擊到新的變化。這是一座不斷騰籠換鳥的城市，迎來送往，誰也不是它的主人，充其量只能算它的一位群眾演員，或者一口在全球變暖階段為它增強熱島效應的二氧化碳。

好幾年前，有人在采訪時問我，如果離開上海，最想念的會是什么。我臨時想了幾個答案，虹口糕團，淮海路優衣庫，還有一部常坐的公交線路。現在回頭看，這些東西都已經過去了，我不太吃糕團，甚至想不起那部公交到底是幾路了。生活在不同的角落，就要自覺充當不同地方的群演。我習慣、也喜歡這種流動的節奏，準備好即興出現在地圖上的任何一個定位，迎接任何即將發生的事，有時是勸架，有時是撿垃圾，有時兜了一圈回到原地，卻因為逆行被罰了二十塊。關于這座城市，我必須承認，自己從來都懂得不多。

有一次，我完全沒有想好要帶人去哪里，就約在精衛中心的后花園見（主要是因為沒進去過），然后坐了部地鐵。“哪里下？”“我看看……要不就這吧。”隨便選了一站，出來天灰灰的，什么也沒有，只好轉進附近的商場。結果發現商場新開了一家日劇同款的游樂場（《重啟人生》里的Round 1），恰好又有限時優惠體驗，就干脆在里面玩了一下午。我只能說，自己實在不適合當導游，幸虧這座城市的消費豐榮程度永遠不會辜負你的時間和期待。

還有一次，約在濱江西岸碰頭并淋完一場暴雨，腦殼冰涼的我帶人去了最近的鄭遠元修腳房。這個發家于遙遠陜西的平價連鎖按摩店，可能是現階段我心目中的虹口糕團了，進去泡個腳，聊個天，能讓人對潮濕雨季的仇恨有所緩解。看起來，我的終極目的地還是消費場所，我就是那種號稱讓你不花一分錢游上海，最后悄咪咪完成消費KPI的黑心導游。

偶爾我也充當游客。一個天氣很好的冬日，好像是因為突然多出了個把小時的空閑，一位朋友帶我兜了一圈他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繁花》覆蓋的地界，也是我最容易騎車騎過頭的區域，我總是分不清這些代表著上海文化的馬路——它們對我并不意味著什么。不過以后再路過那棟大樓（依然叫不上名字但可以認出來），我就會想起，噢，這是他小時候打疫苗的地方！關聯總是優先從人身上產生，而不是歷史。

大部分時候，出現在這樣的街頭，我首先享受的是完整的陌生。當你自我感覺特別好，好得要膨脹起飛了，站進人群當中，無論是密集的室外還是居民樓，你都會很快冷靜下來，實打實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尋常。相反的，當你為自己的渺小和尋常感到失落，走上街頭，走入人群里，你又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和腳步所暗示的節奏，你就會忽然輕松起來。我猜測，世界上所有的都市都能給人帶來類似的體驗，由混雜所觸發的安全，以及明確的自我體認。譬如，無論是第幾次在高架上穿梭，我仍然會被視野中不斷出現、消失的車輛和房屋激發出某種原始的好奇心，那些窗口背后到底藏著什么樣的人，過著什么樣的生活，他們可能是劉翔，胡歌，李佳琦，也可能誰都不是，但我們真真切切地到過彼此眼前。

據說我小說里的人也總是在流動，在社區里，在街頭，在白天和黑夜，或是被迫居家走來走去，傳說中的city walk，我似乎很早就在虛構里劃了很多道長長短短的線。從前有人問我，上海對寫作者意味著什么？我想了想，覺得恰恰是這個地方不意味什么，或者說，它可能意味著對某種具體的地方性的解放。和我差不多年紀的人選擇在這里停留，創造屬于自己的記憶，也在各自的角落進行著與此地相關或不相關的創作。誰都知道，這座城市永遠不缺新的血液和腦細胞，它不需要誰的原諒，也不會報答誰的忍耐。我祝福我們中的每個人，無論在這里或那里，都能擁有不必為了思考下一秒的去向而提前放棄此刻的自由。

我所在之處

顧文艷

其實我和上海這座城市一直親近不起來。

我是2015年碩士畢業以后來的上海，2016年正式開始在這里讀博、生活。2015年我母親要求我回國，想讓我在杭州找一份安穩的工作，目的是盡快找對象。我說我可以回來，但是我得讀博——我在德國的碩士生導師在我畢業那天鄭重其事地對我說，你是一個天生的學者，你必須繼續做學術，不然太可惜了。從來沒有人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從來沒有人用如此篤定的方式鼓勵過我。我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放棄的。我的老家在浙江湖州，從家里出發去杭州和上海，車程都在一個半小時左右。上海是妥協的結果，也是一個偶然——回國后在杭州到處晃蕩無所事事的某一天，我偶然地遇見了上海作協的褚水敖老師。他和他的夫人張小南老師對我說：你必須來上海，你可以在這里讀博、寫作。然后我就來了，沒有再離開。

有時我很難想象這已經是接近十年以前的事了。我總覺得十年前的自己和現在沒有太大的差別。好吧，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可能存在一些小差異。比如我十年前的朋友圈都是一些古怪搞笑放肆的小照片，十年后全是認真勤勉的工作貼和自我吹捧的小推文。我不是那種容易被回憶打動的人，但有時我確實會懷念從前。懷念什么？我仔細想了想，主要懷念的不是什么活力四射的青春，而是生活中的那些缺陷。

是的，缺陷。具體而言就是一個年輕人剛來到上海，剛到一座陌生城市時，那些沒有的東西：沒有房子，車子，孩子，沒有存款，沒有博士學位和任何職稱身份的裝備，沒有一起玩的朋友，沒有男朋友……那種住在宿舍和出租屋里的，孤單而勇敢的生活。當然我現在還是有很多“沒有的”，還有很多“缺陷”，但我現在才終于領悟到，所謂缺陷，其實是一種可能性。

寫作也是——對于當時的我來說——一種突如其來的自尋的缺失。事實就是，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在我風風火火用一年一本的速度寫了好幾年小說，在我搞了十多年所謂的“文學創作”以后，我突然停下來了。我不是刻意把寫作從我的生活中驅逐出去的。我只是非常清楚我來到上海的原因：我必須拿到博士學位，填補“學歷”的裝備缺口，因為我的碩導說了，我是天生的學者！我的博導也在我入學的時候告誡我，你在讀博期間不要從事任何文學創作。于是我順利地拿到了學位——博士三年除了博論和個人日記以外我沒寫其他一個字——順利地入職高校，一枚小青椒。

直到今年《一躍而下》這本小說集出版，我一直沒有真正地認識到這些年對我精神生活的影響。我是1991年出生的，我從來沒有經歷過任何時代的磨難，真正的挫折。我從來沒有感受過歷史的颶風，那種勢不可擋的宇宙和命運的力量。大多數時候，我和我的同齡人都走在夏日的濃蔭底下，悶熱得連一絲風都沒有的日子里。是的，大多數時候，我們的生活里連一絲風都感受不到。

我開始重新寫作了，我再也無法容忍生活中寫作的缺失。《一躍而下》里面所有的小說都是我在2023年完成的——有兩篇是2022年開始寫的，但到了2023年以后才正式完成。其次，我不得不我直面我周遭的生活，我所在的城市，這個跟我怎么也親近不起來的上海。在這本小說集中，除了第一篇《海怪》以外，所有的故事都是在上海發生的，主要是2022年和2023年。事實上，連《海怪》里也有上海相關的描述——我的主人公是一個在上海市中心出租屋里無所事事的我，一個會在蘇州河邊的綠地前“把無用的時間丟在一旁，點杯咖啡，坐在那兒，看城看人看無人機”的我。《仍然活著》的開頭是一種我以為自己根本不明白的寫實：“衡山路地鐵口是個魔法口。從暗黃的方塊扣子里出來，還在一步步爬樓梯，會突然出現一種不知從何而來的動量，把你迅速推出。進去的時候也一樣：此處通常靜得嚇人，城市的混沌喧鬧被幾株浮在入口的綠竹和貝葉棕過濾了，還沒反應過來，同一陣守恒的動量就會把你推下去，拉回地心，傳送到城市的另一頭。”

我確實在和這座城市發生聯系，即便我永遠無法真正親近我的所在之處。

2024年上海書展快開始了，我的小說集也快要發布了。我的小說寫實這件事其實蠻奇怪的，因為我以前寫的小說都是架空的設定，懸疑玄幻、純粹的虛構、天馬行空，劇情有點狗血。我小時候最喜歡的作家是英國的亨利·赫加，我夢想有一天能跟他一樣去非洲的山林里探險，然后借景生戲，胡編亂造出一堆神秘離奇的歷險故事來。

我究竟是怎么變成一個寫實的作者的？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很開心寫作又回到了我的生命，回到了我所在之處。我的生活里還有好多缺陷。光是我的寫作事業就有很多缺陷：比如我沒有足夠的敘事經驗，比如由于我自己生活局限，我的題材也非常局限，比如我沒有足夠的時間，比如我還沒有任何獎項的裝備，比如我總被我的虛榮心驅使……但現在的我想把這一切缺陷都視作可能，一種在新世界，過一種新生活，成為一種“新人類”的可能性。這個決定的來源是王德威教授給我的小說集寫的推薦語，正好也概括我“在上海寫作”的這些年：

“日子一成不變，但也絕不留情。顧文艷小說寫盡都會日常里的反常，浮世生活中的悸動和不安。幽閉的生命，干涸的子宮，離水的怪魚，游蕩的幽靈……這是不可思議的環境，或就是現實？一種新人類緩步而來，世故而又憂疑，無情卻似有情，他們何去何從？在生命的罅隙間，他們企圖一躍而下。他們得到自由，還是虛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