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時展示:交匯、錯雜與震蕩——讀格非長篇小說《登春臺》
內容提要:格非的長篇小說《登春臺》敘事流露出“知識分子氣質”。為了將不同人物獨特又彼此交集的命運軌跡齊頭并進地展示,《登春臺》設計了一個奇特的敘述結構。四個人物的故事匯成同一個故事的時候,每個故事的主題將再度獲得與另外一個主題共同演奏的舞臺,各個主題開始彼此交匯、錯雜與相互震蕩,共同形成一個意義的“場”。可以從這些故事之中察覺,女性、性、家庭這些范疇正在遭受強烈的震蕩,新型的人物及其社會關系開始進入歷史舞臺。這些人物共同從鄉村進入城市,知識是改變他們命運的關鍵。另一方面,每一個人物的不同命運又反過來決定他們對于各種知識的態度。以物聯網為核心技術的科技公司董事長退休之后迫不及待地返回花草與泥土,與植物為伍,互聯網構造的遠景與鄉土之夢構成一對意味深長的矛盾。
關鍵詞:格非 《登春臺》 知識分子氣質 敘述結構 新型社會關系
一
在抖音短視頻、網絡穿越小說或者科幻電影之間,格非的《登春臺》肯定有些格格不入。如同格非先前的諸多小說,《登春臺》明顯流露出知識分子氣質。紅塵滾滾,眾聲喧嘩,所謂的“知識分子”正在被冠以各種附加定性的形容詞;另一些人的疑問是,知識分子還存在嗎——還有什么必要劃分出一個如此特殊的文化部落?既然如此,我愿意將“知識分子氣質”限定于敘事學范疇:《登春臺》的敘事人如同一個知識分子。敘事口吻的書卷氣,穿插各種對于世界的沉思——包括若干帶有哲學意味的沉思,敘事之間微妙的克制與輕度揶揄,田園風光的古典式迷戀與抒情風味,一切無不暗示出敘事人與這個世界的心理距離。相對于熱辣、奔涌乃至百無禁忌的互聯網敘事,《登春臺》的敘事顯得清涼與安詳。敘事人不是忘情地投入世界,追隨世俗波濤的起伏;考究的遣詞造句無形設定的語言位置仿佛是局外的、游離的、事后的、高懸的,帶有一定的回憶或者反省成分。“每個人降生的那一瞬間,都是極其相似,但離場的方式各有不同。”《登春臺》的第一句不僅是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一句的遙遠回聲,而且,隨之而來關于能量、時間、秩序的議論表明,敘事人試圖將宇宙各種基本粒子振動的奧妙圖景與主人公的命運軌跡聯系起來。的確,除了窺見全部奧秘的上帝,只有知識分子愿意對形形色色的人生發表居高臨下同時又不無抽象的感慨。居高臨下與抽象即是知識分子與世界的距離。
當然,正如人們看到的那樣,《登春臺》的敘事人不止一個。幾個主人公分別擁有自己的敘事人——他們的故事不是由同一個聲音講述。盡管如此,知識分子氣質或多或少沉淀于每一個敘事人的口吻之中——包括講述第三個露面的主人公竇寶慶的故事。竇寶慶的性格孤僻、兇悍、乖戾;他設計刺殺了強奸姐姐的賣羊肉商販,然后離開偏遠的甘肅鄉村藏身于繁鬧的京城。竇寶慶并未接受高等學院的教育,他的身份僅僅是一個司機,與所謂的知識分子氣質毫無干系;但是,《登春臺》為竇寶慶的故事設置了另一個敘事人。這一章別致地使用了第二人稱“你”。敘事人與竇寶慶面對面,如影隨形,知悉竇寶慶的所有秘密,但是,“你”與“我”這個第一人稱不同,敘事人并非竇寶慶本人。講述故事的時候,敘事人會不知不覺顯露出知識分子的修辭,例如,這句話既像竇寶慶的自我表白,又是另一個知識分子文縐縐的口氣:“你的身上有個兇猛的活物。它是盤踞在你體內的一條虺。它沒法驅除,也難以馴服。你用自己的血肉飼養它,光是它身上那凌厲的黑色斑紋,就足以叫人望而生畏。”
《登春臺》的另外兩個人物周振遐與蔣承澤是物理系的同學。小說開始時提到的夸克、規范玻色子、基本粒子等都是來自物理專業的術語。除了物質結構內部的各種聯系,蔣承澤似乎還對事物之間的各種聯系感興趣。“正如洛倫茲所說的那樣,世界上那些看似沒有什么瓜葛的事物,實際上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關聯”,這是蔣承澤在輪船甲板上對周振遐說出的一句意味深長的感想。另一些場合,蔣承平喜歡引用牛頓的一句格言:“上帝是關聯的聲音”。各種意外的關聯也存在于不同人物之間,或明或暗的互動形成他們獨特又彼此交集的命運軌跡。當然,這種社會圖景已經從物理學轉移到文學領域。
如何將不同人物獨特又彼此交集的命運軌跡齊頭并進地展示出來?《登春臺》為之設計了一個奇特的敘述結構。
二
《登春臺》的敘述結構如下:開篇一個序章,幾個人物圍繞一個老者的心臟疾病陸續出場;結尾一個附記,交代各個主人公不是結局的結局;主體部分由四個章節組成,每個章節設置一個獨立的主人公。四個獨立的主人公分別擁有自己的故事,他們之間的交集只有微弱的情節意義。換言之,這些人物出入于相同的時間與空間,但是,一個人物的遭遇以及重大命運轉折并非因為另一個人物的行動,他們之間不存在強烈的戲劇性沖突。每一個人物的主要故事自成一體。
音樂、繪畫、雕塑具有——或者只有——共時的表現功能。音樂可以多聲部同時演奏,繪畫或者雕塑的所有局部可瞬間同時顯現;相對地說,文字符號只能遵循歷時的線性敘事。多件事情同時發生,文字符號不得不分而述之,“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盡管文字符號擅長前后相隨的歷時敘述,但是,齊頭并進的共時展示始終是一個誘人的開拓方向。人們可以在詩人那兒見到各種小型的探索,例如“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如此等等。這些詩句的語義不存在前后相隨的聯系,不考慮音韻的時候,詩句的順序可以前后調換——人們毋寧說,這些詩句的意象是一種共時展示。現代小說將這種探索擴大為敘述結構:每一個主人公的獨立情節作為自足的敘事單元平行并置。如同藝術之中立體主義開啟了不同視角的視覺經驗,敘述結構包含的多種敘述視角展現了迥異的世界景象。圍繞相同的事件展開敘述,多種敘述視角可能代表不同價值觀念的評判、選擇乃至看見什么或者遮蔽什么。幾個人物貫穿始終的敘事將會形成愈來愈大的情節壓力沖向終局,多個平行并置的敘事單元分解了持續積聚的情節壓力,并且轉換為多元互動的復雜效果:各個敘事單元或者相互補充,拼湊出一個完整的圖案;或者見仁見智,褒貶不一;或者對于事實各執一詞,成為撲朔迷離的羅生門。
作為共時展示的小型范本,古典詩詞的對偶內部存在多種呼應,從平仄的音律到數字對數字、名詞對名詞、典故對典故,如此等等。因此,對偶顯示的語義往往成雙成對,形影不離。小說之中多個平行并置的敘事單元也可能在明顯或者隱秘的呼應之中形成更為復雜的意義網絡,例如巴赫金所說的“復調小說”。“復調”來自音樂術語的挪用。米蘭·昆德拉曾經反復使用音樂比擬敘事單元平行并置的敘述結構,并且稱之為“小說對位法”:“小說對位法的必要條件是:1、各‘線’的平等;2、整體的不可分割”1。昆德拉不僅關注多種敘事單元匯成一個整體圍繞的共同主題,而且關注各個敘事單元之間長短的節奏配合與協調。昆德拉心目中,他的《笑忘錄》或者《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均是“小說對位法”的典型例證。
《登春臺》也是如此。格非在接受采訪時說,“這個作品最困難的部分,或者說我在寫作中感到最吃勁的地方,首先在于結構,而不是故事情節。也就是說,每個人物、各個章節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我不愿意把一個故事從頭到尾地講一遍,當然也不愿意將它寫成‘系列小說’。簡單來說,我在想,能不能把四個不同的故事寫成同一個故事,讓各部分彼此鑲嵌在一起,同時不去破壞每個故事自身的明晰性。”2當四個故事寫成同一個故事的時候,每個故事的主題將再度獲得與另外一個主題共同演奏的舞臺,各種曲調開始彼此交匯、錯雜與相互震蕩。
三
《登春臺》主體部分四個章節先后出場的四個主人公為沈辛夷、陳克明、竇寶慶、周振遐。他們分別來自南方或者北方的鄉村,共同落腳在京城一家名為神州聯合的科技公司。每一章節的獨立故事毋寧是表明四個主人公如何匯聚到這個空間。后廠村春臺路67號主要負責接收故事,而不是制造故事。格非表示,他在讀到《老子》“如春登臺”這句話時想到了小說的標題。“如登春臺”背后隱藏的是怡然的歡悅嗎?
沈辛夷的鄉愁之中并未出現怡然的歡悅。她的故鄉是遙遠的江南鄉村,但是,母親賈連芳的堅硬面容驅走了所有的多愁善感。母親一輩子不懈追逐財富,財富總是在眼前晃動一下遁身而去。她風風火火地嘗試各種小生意,不惜賠上自己的色相,然而,留在手中的僅僅是債務與咸魚翻身的渴望。除了索取沈辛夷的存款,母親很少想到自己的女兒。沈辛夷中學時代曾經遭受一次畸形的性侵,母親仍然以小生意的方式解決:大吵大鬧,贏得一筆賠償金,留給沈辛夷一千元之后不再過問。或許由于先天性心臟病,沈辛夷父親是一個柔弱的人。粗礪的生活間隙,沈辛夷只能從柔弱的父親身上體會少許的溫情。父親去世之前曾經帶沈辛夷來到一個寺廟,告訴她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提婆達多”——一個始終妨害你的人。氣氛黯淡的日子里,釘子一般的疑問始終留存在內心:沈辛夷的“提婆達多”是母親嗎?沈辛夷一度委身于一個名叫桑欽的神秘人物。盡管曾經從桑欽那兒借到一筆錢替母親還債,這個人物留給沈辛夷的印象模糊而神秘,遠不如咄咄逼人的母親。沈辛夷最終能否與母親和解?血濃于水的說法與親人之間的相互傷害是一場漫長的較量。這個章節之中,沈辛夷的隱忍、委屈與克制的反叛、帶有恨意的哀憐回旋交織,只有如此老練的敘事才能收放自如,絲絲入扣。
如果說,隱忍、委屈、反叛、哀憐為沈辛夷的故事注入柔軟的抒情液汁,那么,陳克明的故事正在逐漸將抒情液汁抽干。陳克明的老家是京城附近“毛家嶺一帶”的鄉村。一批高科技行業集聚到這一片土地之后,陳克明跟隨兩個表兄從事一些名曰“管理”實為敲詐勒索的勾當。他不想長期混跡于地痞流氓中而斷然辭職,并且很快與一個名叫“靜熹”的女孩成親結婚。陳克明在婚禮現場遇到一個老同學,后者請他協助管理一家服裝企業。這是他步入企業家之列的開始。由于靜熹與當地官員沖突,服裝企業很快倒閉;隨后陳克明組建一個運輸車隊,繼而從事建筑裝修工程,都無一例外失敗。窮困潦倒之際,他當起了出租車司機,偶然遇上此生最重要的“貴人”——神州聯合公司的董事長周振遐,并且被招聘為周振遐的司機兼助理。是因為陳克明讓周振遐想起意氣風發的蔣承澤,還是因為陳克明的精力旺盛、辦事的分寸感或者投入生活的巨大熱情?總之,若干年之后,周振遐竟然將董事長的位置傳給陳克明,以至于他搖身一變成為社會精英。如果可以用吉人天相、屢仆屢起這些現成的詞匯形容陳克明的好運,那么,他與靜熹的關系出人意料。靜熹是一個悍婦兼醋壇子,時刻不顧體面地管束陳克明,生怕他“出軌”。盡管陳克明還是不可避免地“出軌”,但是,靜熹是被自己的疑神疑鬼折磨垮了嗎?她突然提出離婚,遠走他鄉并且神秘地嫁給了當年婚禮現場遇到的老同學。奇怪的是,陳克明內心始終放不下靜熹,時常在睡夢之中傷感地回憶或者想象與靜熹的相處場面。這條線索一直從第二章延續到結尾的附記。從村口收水費到進入高科技企業成為社會精英,生活的沙礫逐漸將陳克明的神經磨礪得粗糙而麻木,傷感的回憶或者想象是夾雜其間令人動情的幾頁。
對于孤僻、乖戾的竇寶慶來說,動情的時刻進一步收縮到與父親、母親的別離時。竇寶慶對于動情的場面既厭煩又慍怒。然而,他的刻意回避恰恰表明,這是內心防線最為薄弱的缺口。窮人必須硬起心腸對付沉重的生活,動情往往自縛手足。“動什么也別動感情”,這句話不僅是公子小姐們感情游戲的箴言,而且是窮人的至高原則。窮人缺乏任性的資本。一旦他們的感情撲空,腳下沒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另一種刻薄而且極端的說法是,窮人之所以窮困,很大程度上因為身陷感情。至少可以認為,孤僻、乖戾的竇寶慶還是犯了這種錯誤。他與“富婆”鄭元春成為性伴侶。兩情歡悅的性游戲之際,竇寶慶忍不住坦陳自己刺殺賣羊肉商販的情節。鄭元春很快向警察舉報了他,因為她擁有自命不凡的“道德底線”。“動什么也別動感情”,竇寶慶肯定是在入獄之后方才想到這一類箴言。如果說,沈辛夷與陳克明的故事情調溫和,那么,竇寶慶的故事具有驚心動魄的意味。
相對于竇寶慶故事的驚心動魄,第四章周振遐的故事平緩恬淡。喝茶,種花,回憶,心臟病發作,與另一個人物姚芩之間種種無傷大雅的試探,如此而已。平緩的原因是,周振遐的故事缺乏大開大闔、曲折起伏的情節。恬淡恰恰是平緩背后透露的韻味——淡而有味。周振遐性情散淡,既沒有拓展公司的雄心壯志,也沒有弄權斂財的興趣。他一生的夙愿是:“竭盡全力去做一個渺小的人,一個被忽視的人。”然而,一個小小的悖論是,只要具有考慮甚至主宰自己人生的能力,一個人已經不再渺小。相對于另一些主人公,只有他有資格充分主宰自己。周振遐的故事之所以不可忽視,因為他的人生姿態與另外三個人的故事共同進入一個意義的“場”,某些隱而不彰的內涵由于相互震蕩而浮現出來,成為閃爍不已的輝點。
四
神州聯合科技公司的核心技術是物聯網。公司創始人蔣承澤從智能手機、芯片、流量成本這些概念背后意識到,物與物已經可能具備新的聯系方式,公司可以視為是蔣承澤專業知識的產物。事實上,智能手機、芯片、流量成本所代表的高科技不僅改變了物與物的古老秩序,同時改變了古老的社會關系。傳統的社會關系正在產生種種隱蔽的重組。可以從幾個主人公的故事之中察覺,女性、性、家庭這些范疇正在遭受強烈的震蕩。新型的人物及其社會關系開始進入歷史舞臺。
沈辛夷的母親賈連芳能否被視為一個新型人物?她絲毫不想掩飾對于財富的渴望——釘木箱,開窗簾店,經營照明燈具商鋪,盤下苗圃與老人院。如果說,傳統的鄉村婦女在吃苦耐勞之余,僅僅依賴節約積聚少許錢財,那么,賈連芳勇于出擊,哪怕一次又一次碰得頭破血流。怎么樣算掙夠了錢?賈連芳回答沈辛夷說:送給她們姐弟每人一套大房子、一輛奔馳轎車,到歐洲旅行一趟,這才算功德圓滿。對于一個剛剛脫離土地勞作的鄉村婦女,這個標準不算低。她不僅這么想,而且積極從事各種實踐。重要的是,她牢牢掌握家庭的決策權,沈辛夷父親只能跟隨她四處奔波,盡管他一直想結束這種生活。
什么時候開始,女性晉升為一家之主?靜熹與陳克明的家庭也是如此。靜熹說一不二,當眾難堪地訓斥陳克明,各種事務的裁決遠比陳克明的父母權威。她也是一個敢作敢為的角色。當地官員視察企業的時候,將手放在靜熹身體上不該放的地方,她毫不猶豫地將手中的筆戳到對方的臉上。敢作敢為的女性集中出現意味著社會條件的改善,例如法律保障、個人經濟獨立、平等的教育與知識傳授,更為重要的是,科技含量的提高降低了生產勞動對于強壯體力的依賴,以至于女性可以獨當一面。
至少在《登春臺》之中,多數男性顯得被動與柔弱。他們不是那種叱咤風云的人物。即使在性愛關系之中,女性也往往充當主動者。蔣承澤將姚芩帶到一家五星級賓館,試圖給她講一個“生死契闊,地老天荒”的愛情故事,姚芩毫不客氣打斷他:別跟我說什么愛情,如果您另有目的,可以省略過渡,現在就可以開始了。一位哲學女士在一場講座之后突然與陳克明到一家賓館開房間,不需要什么理由。對于另一些女性說來, 因為一些錢財與他人上床——這種理由已經足夠正當。沈辛夷的母親即是如此。她們心目中,貞操與從一而終的觀念已經是另一個年代的事情。沈辛夷因為借錢而委身于桑欽,這個交易似乎是公平合理,她并未陷入多么強烈的思想斗爭。三年左右的交往,沈辛夷曾經對這種“不明不白”的關系稍感不適,但是,小小的情緒波動之后一切如故。無論沈辛夷的母親還是周振遐,“出軌”并非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周振遐不在乎他妻子的背叛。只要不把年幼的孩子帶到偷情現場,她或者他不會介意什么。擔當性愛關系之中的主動者,女性能夠收獲什么?這是另一個問題。當然,問題的確存在。 但是,“ 想通過把自己交出去而獲得心靈上的平靜是根本不可能的”——姚芩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已經是第二次婚姻之后了。
這些談論刻意回避了竇寶慶。偏遠的甘肅鄉村,他的母親與姐姐始終恪守傳統女性的準則。病怏怏的母親瘦如枯柴,只能蜷縮在昏暗的房間里等待病情的惡化;羊肉商販的性侵對于姐姐形成致命的打擊,除了自縊身亡,姐姐找不到別的解決方法;竇寶慶只能手刃羊肉商販復仇,他從未考慮訴諸法律。故事背后的女性、性、家庭這些范疇安置于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進入繁鬧的京城,熾熱的文化溫度或許會使這一幅傳統圖景如同冰塊一般迅速融化。當上司機之后,竇寶慶曾經對路邊小店的一個風塵女子動心,甚至夢想將這個嘴角有褐斑的女人帶回老家,在父親箍好的窯洞里過日子。這再度證明竇寶慶仍然囿于古老的家庭觀念:與一個情投意合的女子廝守一輩子。當然,這種家庭觀念立即遭到事實的批駁:這個風塵女子已經擁有家庭孩子;她在床上曲意逢迎的時候,她的丈夫和女兒就在門口附近的空地上玩耍。竇寶慶與鄭元春的關系是不是仍然被這種觀念蒙蔽?他無形中覺得床上的男女可以生死相托,以至于解除戒心從而暴露了埋藏心中的可怕秘密。竇寶慶還不能適應這個事實:性關系不過是一種相當薄弱的社會關系,動不動就會成為權力、金錢乃至“道德底線”的犧牲品。
五
雖然竇寶慶身份卑微, 人們沒有理由忽視他與董事長周振遐存在相似之處——喜歡獨處。來到繁華的京城,竇寶慶逐漸接受甚至喜歡孤獨的生活:“待在這個人海茫茫的陌生城市,其實也挺好。一個人待在車里,把車門一關,你與外面的世界即刻了無瓜葛。”“有時候,你待在駕駛室里,注視窗外天上的繁星,忍不住想,一個人要是沒有父母該多好!要是那樣的話,不管遇到什么樣的命運,你都能坦然接受。你想活著就活著,想死就去死。你在世上活著,無非是對自身的損耗或揮霍,等到哪一天,身體里的能量被揮霍光了,隨便在路邊一歪就完事。”周振遐也無法忍受與陌生人近距離相處。他的人生理想近于遺世獨立。周振遐甚至在新婚的第二天就不近人情地要求與妻子分床而眠。獨居之后,長期困擾周振遐的人首先是鄰居。他被寓所周圍鄰居的各種聲音鬧得心神不寧,包括各種無聊的寒暄與關懷。但是,與竇寶慶的駕駛室不同,周振遐退休之后如愿地獨自居住在一套安靜的大房子里,直至他終于體會到孤單。無論如何評價他們的生活習性,不可否認的是,駕駛室與大房子存在本質的區別——這是社會身份、社會階層、贏得的尊重與物質待遇的全面區別。追溯起來,竇寶慶與周振遐都曾經是鄉村子弟。命運軌跡的哪一個節點促成他們的分道揚鑣?
知識。知識改變命運。知識來自正規的教育。所以,沈辛夷必須竭盡全力對付高考,甚至不能因為父親的去世而分神。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無可挽回的過去沒有理由妨礙未來。對于鄉村子弟說來,進入高等學府與畢業之后謀求城市就職是擺脫出生地戶籍的唯一手段。身份轉換是教育公平的重要內容。沈辛夷如此,姚芩如此,陳克明也是如此。那張三本大學“數控機床”文憑哪怕沒有足夠的知識含量,至少培養了陳克明對于知識的敬畏——這是他日后與神州聯合公司一批知識分子共事的基礎。高等學府不僅是傳授知識的殿堂,同時還制造高等的社會關系。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同學乃至校友形成相互幫襯的聯絡圖比物聯網還要神奇。蔣承澤創辦神州聯合公司的資本是專業知識,周振遐接手董事長的原因是社會關系帶來的友誼——這個職位來自蔣承澤的無償授予。至少在他們之間,友誼的意義遠遠超過了利益、專業知識或者市場開拓能力。
《登春臺》之中的神州聯合公司僅僅是一個眾人棲身的軀殼,小說未曾涉及公司本身的顛簸與成敗,因而沒有必要考察每一個人物掌握的知識如何接受市場的考驗。周振遐瀟灑地甩開市場競爭的湍急漩渦,他的日子優雅淡定,從容不迫,而不是像沈辛夷母親賈連芳那么斤斤計較。周振遐與蔣承澤共同畢業于物理系,同時都對哲學感興趣。作為一家高科技公司,神州聯合不斷舉辦哲學聚會與講座,顯然取決于兩任董事長的興趣。為什么是哲學而不是經濟學或者互聯網技術交流?
很大程度上,專業性的深奧哲學已經演變為小眾的知識,只有少數具有純粹思辨興趣的思想家沉浸其中。通常情況下,各種哲學思辨命題無法兌現為物質利益,也無法介入煙火氣息十足的日常生活。“本體”“存在”或者康德式的二律背反無法與大眾的柴米油鹽無縫對接。純粹思辨被視為學院式的智力游戲,甚至被視為有閑遁世者的智力消遣。更大范圍內,人文學科正在遭遇相似的困境。歷史之所以加快了節奏,物質生產的意義遠遠超過了精神生產。知識領域顯現的癥候是,工科知識的光芒幾乎掩蓋了純粹的理科知識——譬如數學與物理學。所有的人都在談論航天飛機、手機、互聯網與生物藥物的突破,玄奧的數學命題或者物理定律開始遭受冷遇。前者直接重塑世界的時候,后者那些破譯宇宙奧秘的故事就會因為過分曲折而喪失聽眾。如同工科知識的崛起,社會科學的興盛與一個事實密切相關:社會財富的分配、聚散很大程度取決于社會關系。改造自然帶來的財富總量經由各種社會關系的重新配置之后抵達每一個人手中。這個意義上,涉及財富與社會關系的知識贏得愈來愈多的重視,譬如經濟學、法學、社會學、工商管理學因為更富于實踐意味而炙手可熱。盡管“厚黑學”聲名狼藉,但是,“厚黑”的處世之道因為行之有效而作為不成文的知識廣泛流傳。相對地說,人文學科更多聚焦于個人修為而不是社會關系,與財富的支配僅有間接的聯系。對于世俗社會來說,飯碗無虞之后才有閑情投入哲學玄思宇宙大道,一個忙忙碌碌找米下鍋的人根本沒有時間涉足如此玄妙的知識。《登春臺》之中,只有周振遐有資格心平氣和地享受哲學之思。陳克明獲得了經濟保障的時候已經錯過了入門哲學的最佳時機,明夷社的哲學講座帶給他的收獲只是黑格爾的一個比喻與一場艷遇。如果將種種晦澀的哲學話語向竇寶慶轉述,他只能覺得好笑,就像聽到那個風塵女子申明自己的“道德底線”一樣。
六
周振遐時常在一家餐館吃晚餐,他會從窗口看到外面廣場上一個老者手扶無輪助行器練習走路。“長時間地注視這個殘燈將盡的老人,周振遐不免聯想到自己悄然臨近的那個終場。”生命的消逝是哲學的一個重要議題,又是哲學無法完全排解的一個問題。許多時候,身體成為哲學的對立物;身體的存在形式遠遠超出哲學的理性覆蓋。一個幼童或者衰老不堪的身體需要他人的照料,生老病死的諸多環節訴諸毫無哲學意味的世俗社會。周振遐是否意識到,哲學的完美思考恰恰缺乏世俗社會的暖人溫度?
周振遐與姚芩曾經圍繞愛情與友誼的異同展開一場爭論。周振遐覺得,二者的內容多有重合。愛情多出的僅僅是肉體的歡愉,這是上帝對于人類的繁衍給予的恩賜。在他看來,友誼高于愛情,柏拉圖式的愛情最為純潔。這種觀念顯然更吻合哲學的口味。可是,這些說辭遭到姚芩的激烈反駁。她認為柏拉圖式的愛情無非是膽小怕事的男人自欺欺人,愛情并不因為肉體的歡愉而“低級”。這是世俗對于哲學的反擊。姚芩系一條白圍裙,手抓一塊抹布說個不停,振振有辭的反駁讓周振遐體驗到奇妙的驚喜與愉悅——否定得越徹底,愉悅越強烈。這種體驗同樣超出了哲學范疇。世俗開始讓周振遐察覺生氣勃勃的一面,他甚至接受了姚芩的不雅比喻——她坦然地將月季花或者落地的花瓣比喻為肉包和油炸龍蝦片。如果哪一個周末姚芩未曾來訪,周振遐會如坐針氈,甚至感到嫉妒,種種哲學所鄙視的不智之舉毋寧是生命活力逐漸恢復的證明。他大約也未曾料到,人生的最后一個段落突然擺脫了哲學的刻板注解,以至于某種非柏拉圖式的世俗愛情漸漸臨近。
物理學是不是也開始束之高閣?——周振遐退休之后開始迷戀種花。他將寓所周圍的庭院改造成一座小花園。賞花是古代文人的普遍雅好,只不過周振遐不愿意袖手旁觀,而是如同一個農夫親自動手,從挑選花種、栽種到剪枝、鋤草、施肥,哪怕累得腰酸背痛。一些與園藝相關的書籍替代物理學而成為他的日常讀物,譬如《海棠譜》《揚州芍藥譜》《缸荷譜》《學圃雜疏》《北墅抱甕錄》,如此等等。數十年的時間將周振遐由一個鄉村子弟改造為以物聯網為核心技術的科技公司董事長,然而,設計自己晚年生活的時候,他迫不及待地返回花草與泥土,再度與各種植物為伍,而不是安然棲居于互聯網乃至人工智能構造的新型空間。這意味著重溫自己的童年,甚至重溫人類的童年。互聯網構造的遠景與鄉土之夢同時隱藏于周振遐的人生,似乎形成一對矛盾。這是永恒的生活矛盾,抑或僅僅是周振遐這一代人殘存的執念?至少在目前,這個問題沒有結論。
注釋:
1 [法]米蘭·昆德拉:《關于結構藝術的談話》,見《小說的藝術》,孟湄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72頁;同時參見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第一部分“巴奴日不再引人發笑之日”,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年版。
2 格非:《沒有什么時代會真正過去》,澎湃新聞2024年3月20日獨家專訪,https://mp.weixin.qq.com/s/QcIPWutTvjqakGmoojKeyQ。
[作者單位:福建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