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本文聚焦劉青峰、金觀濤所屬的“老五屆”大學生在1970年代的身世際遇及其對他們人生的后續影響。在這其中，畢業、分配、遠行、落地、通信與交游，構成了劉青峰等人離開北京和北大后的主要生活內容，《公開的情書》所構筑的文本世界也由此展開。劉青峰獨特的生命歷程，即從分配時的落魄到其后的幸運，顯示了“文革”中后期中國社會悄然轉變的歷史印痕。打開并爬梳小說的社會史視野和生活史細節，有助于更加細膩、準確地理解《公開的情書》的生成背景與“新時期文學”的興起過程。

關鍵詞：《公開的情書》 新時期文學 老五屆 北京大學

自1990年代起步的以“歷史化”而非“批評化”方式開展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如今已在“十七年文學研究”與“八十年代文學研究”兩大領域，逐漸形成并產生較為穩定的學科狀態、研究成果以及學術共識。不過，若觀察學界已有相當實績的“十七年文學研究”與“八十年代文學研究”，將不得不產生如下困惑：被學界高度重視的“十七年”與“八十年代”是否存在著某種聯系？如果存在，為何學者在其兩端進展甚深，而中間似乎隱匿、消失？是何種理由造成了兩者表面上的“溝通不暢”？如今我們又該如何建立有效的歷史關聯？

具體到1980年代初期的重要作品《公開的情書》，以往研究大多關注小說與“新時期文學”思潮的互動關系，而容易忽略小說得以展開的時空前提，即作為重要歷史環節的1970年代。程光煒曾提請人們注意內在于“新時期”的“七十年代”的“起點性意義”，希望研究者“從七十年代再出發，以體貼、肅穆和莊嚴的心態去看待創作了那個年代文學作品的作者和主人公”1。本文即從“主體”與“時勢”的雙重視角，打開并爬梳小說的社會史視野和生活史細節，以期更加細膩、準確地理解小說的生成背景與“新時期文學”的興起過程。

一、畢業與分配

有關《公開的情書》的作者與小說人物原型，即金觀濤、劉青峰的成長經歷和思想軌跡，以及他們所置身的1960年代中國的社會環境與政治變遷，已有部分研究揭開了其中一角。2當歷史時間與個人時間同時延伸至1970年代，他們的生活產生了新的變化。正是在此變化過程中，孕育了《公開的情書》這部小說的內部時空。事實上，《公開的情書》首先應被視為“七十年代小說”3，原因即在于小說盡管夾雜甚至充斥著“六十年代”的歷史信息，但畢竟已與那個狂風暴雨的時代拉開了無法返身的距離。并且，小說之所以能夠采取書信體這一文本形式，除了何言宏所說的書信體承載著漫長的“啟蒙文體”4的功用之外，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政治、社會運動的暫時停歇，為散落于各地的青年提供了重新建立人際關聯的沖動與可能，而這正是“七十年代”迥異于“六十年代”的特殊之處，小說文本所構筑的生活世界和思想世界由此展開。

在經過1966年5月到1968年8月兩年有余的混亂歲月后，金觀濤、劉青峰又在燕園蟄伏、徘徊了一年多之久。這段時間里，除了開展金觀濤著重提及的地下閱讀活動5，他們還需承受政治、社會秩序持續擺蕩的身心考驗。僅舉一個歷史瞬間即可證明：1969年10月23至24日，地質、經濟、中文、化學等16個系的三千六百余名師生分批離校，徒步行軍分赴北京市郊平谷、房山、大興、延慶、懷柔五縣農村，一邊勞動一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據劉青峰的同班同學6、中文系1964級學生董漢河回憶，其時北大中文系師生被疏散到了平谷縣魚子山7。與此同時，無線電電子學系、技術物理系等一千一百五十余名師生，登車前往位于陜西漢中的653分校辦學。10月26—27日，北大共20個單位1658人分批出發，到江西南昌鯉魚洲北大實驗農場種地并改造思想8。北大師生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被分散三地，只因1969年10月中旬下達的因應中蘇邊境沖突的“一號命令”。曾經在校園內以各種身份主動或被動參與“革命”的北大師生，雖已度過最為激烈、混亂的階段，但接下來的“第二天”卻呈現出不曾期待的沉悶與被動性。自此之后，嚴格意義上的“革命”暫時落幕，每個人被放進各自的新位置，不論該位置是否符合他們的內心意愿。

1970年3月，北京大學為理科1963、1964、1965級與文科1964、1965級學生進行了畢業分配。從此刻起，對于已在燕園經歷過太多浮沉的“老五屆”大學生來說，其中的大部分人將與這所學校不再產生聯系。在“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的要求之下，他們的身世被拋入可能是完全陌生的環境，進入無法預測的軌道。從畢業分配這一角度入手，我們或可發現，《公開的情書》中真真和老久的不同生存情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兩人書信往來時的情感、心理狀態。換言之，除了性別和知識差異，真真和老久實際接受的畢業分配安排，為兩人的關系走向起到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所謂“四大面向”即“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是于1968年6月下發的中央文件“關于一九六七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問題的通知”所確立的分配原則，1970年延續執行。負責北大學生分配工作的領導主體，是其時接管學校日常工作的軍宣隊、工宣隊成員9。據東語系1964級學生陳龍山記述，1970年2月17日駐校軍宣隊召開了全校畢業分配動員大會，時任8341部隊政委楊德忠做動員報告，“核心思想就是要求北大全體學生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10。國際政治系1964級學生陳世崇曾探得消息，據說北大、清華學生的“四個面向”是第三方案，因前兩個方案的分配去向包含了國家、省市機關和科研單位，最終被軍宣隊負責人否定，并認為北大、清華要帶頭“四個面向”，兩校畢業生應全部分到縣級以下單位甚至生產大隊11。法律系1964級學生牛輝林認為，“這是北大有史以來惟一一次‘不發畢業證’，‘要老婆不要爹媽’的畢業生分配”12。對此，軍宣隊負責人說，畢業證需要去“廣闊天地和生產實踐”中領取。而依據解放軍傳統，分配只照顧夫妻，不考慮父母，因此許多已有戀愛關系的在校學生抓緊辦理結婚手續，只求分配到同一地點。隨后，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各院系緊鑼密鼓地開展了具體的分配工作。物理系1963級學生章青補充了其時的一個細節，他曾聽到校廣播喇叭傳出響亮、刺耳的高呼，內容為“我們不要封資修的畢業證書！”“我們到工農兵群眾中去拿真正的畢業證書！”13但在化學系1964級學生趙學文看來，北大校園更為真實的情況，其實是“沒有畢業典禮，沒有合影留念，沒有分別小酌，滿校園一片狼藉，到處都是匆匆購買包裝箱、草繩和托運行李的身影，同學們的臉上寫滿了悲愴與茫然，誰也說不清前路和歸宿”14。秩序的強制性依舊存在，秩序的隨意性又增加了被安排者的無所適從，對于這三千余名學生來說，被政治拋棄、甩下的失落感，將是他們一生中都需要面對并與之纏斗的難關。

綜合其時的歷史材料和事后追述可知，1970年北京大學的分配事宜，雖然有“四大面向”15作為指導方針，但在具體執行時有多重力量和多種因素的混雜介入。人際交往等不確定性事件，可能直接導致個體命運朝向意外的方向急劇轉折。也就是說，雖然大環境與總方向是確定無疑的，但人的主觀意愿和偶然選擇，卻成為更具決定性的主導因素。譬如，并非所有的工宣隊、軍宣隊成員都以政治教條和強硬態度對待學生。在一些學生的回憶里，有些“老師傅”在分配時表現出的“革命人道主義”，成為他們后來無法忘懷的恩遇。若從學生角度觀察，雖然總體感受無疑是不安與失落的，但走出已被政治運動侵擾甚深的逼仄、沉悶的校園，對許多人來講毋寧是一種期盼已久的解脫。無線電電子學系1962級學生郭娜嘉主動選擇分配到新疆，理由是北京的生活令她“感到壓抑”，只想“走得遠遠的”16。國際政治系1965級學生溫標也有類似的感受，他“對于‘文化大革命’中沒完沒了的批判斗爭，心里早已厭煩，巴不得早日離開北大這個是非之地”17。盡管這批大學生對政治絕不陌生，但時刻身處運動的風暴中心，仍然不是人人都可承受或愿意承受的。離開北京而去往陌生的農村和邊疆，意味著將要失去不論自我期許還是外界賦予的更高的人生期望，轉而承擔不可違逆且更為艱難的生活考驗。不過，改換一種全新而不可預料的生活方式，在異域求取生命存在的另外一種可能，也不失為拋棄舊我、獲得新生的歷史契機，哪怕這契機并非主動為之，帶來的解放感也因為這被動性而大打折扣。不應忘記，《公開的情書》中對愛情和科學的正面宣揚，即為此契機偶然造就的產物，這些都為其后“新時期”的到來，暗中積蓄了掃除沉疴的歷史能量。

小說中的真真與現實中的劉青峰，在1970年被分配至貴州省清鎮中學教書。據《公開的情書》第二輯第六封信里的表達，真真說她之所以被分到“這大西南的山區小鎮”，是因為自己頭上“可教育子女”的帽子還未摘掉，并且由于和“進駐學校的工宣隊師傅”吵過架，他們在分配問題上給她“出難題”18。據數學力學系1965級學生葉澔說，在1969年夏天發出的一條“最高指示”中，“把父母被劃定為‘走資派’的青少年冠之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19。另據無線電電子學系1965級學生叢維維的講述，軍宣隊、工宣隊進駐北大后，便舉辦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學習班，而所謂“可教育”也是一種分等級的政治資格，“不夠行政9級（即副省級）以上，其子女怕是不夠此‘教育’資格的”20。與叢維維從漢中653分校分配到陜北相比，劉青峰的分配去向，顯然屬于北大學生中較為坎坷甚至不幸的情況。分配者不僅未對其有所“照顧”，反而因為她的出身問題，安排至更為偏遠、艱苦的貴州，而劉青峰本人也未曾抱著離開北京這一是非之地在“無窮的遠方”安頓自我的想法。雖然她從小就跟隨作為國家高級干部的父親不斷遷徙、流動，早已懂得如何適應居無定所的時日，但自新中國成立起，劉青峰始終是在省會級別城市（重慶、武漢、鄭州）生活。等到家庭在北京安定，個人在北大求學之后，劉青峰更是加深了大城市出身的氣質。可以想見，當得知自己要去地處偏遠，對之毫無概念、印象的貴州山區接受“再教育”時，對于她而言，所謂“分配”實與古人所說的“流放”別無二致。與之相對，金觀濤被分配到浙江杭州塑料廠工作，而他的家鄉即在杭州。如果將清鎮中學語文教師與杭州塑料廠工人這兩個職業身份放置在1970年的中國社會環境中進行比較，再把兩人曾經的生命軌跡納入考慮，讀者當會發現，真真的憤懣、苦惱，與老久的自信、篤定，實則與他們分配后的工作、生活狀態有著直接的關聯。

二、遠行與落地

北大學生最終離開北京的時刻，是在1970年3月14日前后。據國際政治系1964級學生劉旦元的事后追憶，在這一天，三百余名學生登上了從北京開往貴州的火車21。與劉旦元乘坐同一列車的同學殷福保描寫了當時的場景：“列車吼叫著往南飛奔。同學們有的在看書，有的在交談，有的凝望窗外。我則閉目沉思，想起了這次畢業分配……分到貴州的同學全部直接分到縣以下，大中城市一個不留”22。比他們晚一天出發的化學系1964級學生程民華，被分配到了貴州遵義。他詳細記錄了自己在火車上的經歷：

北京到遵義還沒有直達火車，我們先坐上北京至貴陽的列車。車上有一大群分配去西南工作的北大同學，起初大家有說有笑，車廂里挺熱鬧。隨著火車往前開，分在湖北、湖南的同學陸續下車，車廂里越來越冷清。當列車進入貴州地界時，一種失落感頓時浮上我心頭；火車在艱難地向上爬坡，我的心卻開始下沉。以前只聽說貴州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而今真的踏上這塊陌生的土地，對一直生活在大城市從未進過大山的我來說，猶如折翅的鳥兒一下子落到谷底。行駛了52小時，列車到達了貴州的省會貴陽市。23

對于1970年的中國人來說，如此漫長而百感交集的旅程，是很少一部分人才有機會體驗的。當然，這批在1960年代讀書求學的大、中學生，曾在三四年前經歷過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大串聯”，《公開的情書》女主人公真真即從北京偷跑出來，前往川西阿壩地區感受高原和雪山。其時她獲致的，是暢快的解放感和欲開創歷史的豪情：“只要我有不顧一切沖破樊籠的勇氣，只要我對生活的美執著地追求，就會有雪峰般美好的奇跡出現在我的生活里。”24僅僅三年之后，再一次的遠行卻充滿了有苦難言的酸澀和痛楚。這里潛藏的一個關鍵問題是：這趟長達52小時的火車是如何行進的？依據1983年版《全國交通營運線路里程示意圖》，應走的是京廣線至株洲再換湘黔線，即從北京出發一路南下，至湖南株洲田心站后，轉而向西進入湘黔鐵路，沿漣水穿越雪峰山，一路途經湘潭、婁底、新化、煙溪、安化、溆浦、懷化，然后從新晃進入貴州境內的玉屏，再經過鎮遠、凱里、貴定、龍里，最終抵達貴陽25。但細究發現，1970年3月還不具備如此交通條件，因湘黔線1961年修至婁底金竹山站后，直到1970年9月才從金竹山站往西恢復施工，1974年最終鋪軌至貴定站與黔桂線接軌。在這之前，若要抵達貴陽，則得先從北京到湖南株洲、衡陽再繞道至廣西桂林、柳州，后乘黔桂線到貴陽。換言之，程民華的敘述省略了取徑廣西之旅，也許是因旅程末段早已勞累、疲憊之故。倒是在殷福保的回憶里補足了廣西板塊，他和幾位同學曾在桂林下車游玩，第二天再“乘開往重慶方向的列車到了遵義”26。做一番當代交通地圖史考證的目的，在于呈現這批由京入黔的北大學生的顛沛流離。程民華形容自己猶如跌落谷底的折翅之鳥，這種被封禁于大山的困頓心理，確實是因為從華北到西南的地理環境以及人地關系的真實變化而造就、生成的。如果沒有強勁、硬朗的性情與身體，那么想要在短時間內適應如此強烈反差的風土和人情，絕非一件容易的事。《公開的情書》標明原始書信寫于1970年2月至8月，時間上雖與本事情形有所偏差27，但大體屬于1970年應當無誤。所以小說中的各色人物，是在剛剛完成長途遷徙后開始的書信往來。他們之所以如此渴望心靈之間的直接碰撞，與其不久前經歷的這場蜿蜒迂回的苦旅，實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除了旅途中的困頓，后續在落腳之處的生活和工作，才是真正的考驗難題。在小說中，真真不止一次抱怨所處環境帶給自己的不適感，她向老久訴說自己“忙了一天，壓抑了一天”，直到“回到自己的小屋子，關上門，我覺得又解放了”28。白天的繁忙事務導致壓抑，返回密閉的住所反而迎來解放，這種自覺的內部與外部的區隔感，與其時被高度強調的只有在“廣闊天地”才“大有可為”的口號構成了張力十足的悖反。除此之外，真真還記述了自己被山區的一只大狗追咬的經歷。這件雖說任誰遇上都會驚慌失措的事情，在真真筆下卻呈現出值得琢磨的奇異。她說那狗“惡狠狠地盯著我”，眼睛“兇殘、惡毒，閃著吞吃一切的貪婪目光”，而自己“以前也曾見過那種目光，只不過沒有這樣赤裸裸，這樣兇相畢露”29。這種與魯迅在《狂人日記》中使用的頗為相似的筆調（“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顯露出劉青峰始終在用知識分子式的眼光打量著身邊事物，與周遭的一切保持著格格不入的疏離。已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公開的情書》主人公們的這一特點，如李雪不乏銳利地發現，在小說中“很少看到身處基層的真真、老久、老嘎對日常生活的描述，在他們的書信往來中，周圍的平民百姓被略去，唯一被當作日常事件講述的是真真險被狗咬這件事，那只狗不僅象征了‘文革’中人暴露出來的殘忍，更暗表了真真對庸俗、粗鄙的民間抑或說底層社會的厭煩”30。總而言之，劉青峰對貴州清鎮的水土與人情，對自己的職業與工作，均缺乏較為正面和積極的感情。因此她后續通過書信找尋愛情、理想與意義感，也就順理成章了。

由于對環境和職業均抱持著負面印象，劉青峰在小說中很少具體描寫作為一名中學語文教師的工作內容。她曾轉借他者視角來表達自我評價，說自己“這個鄉村小鎮中學的教書匠，在學生眼中，不，在整個社會眼中，是可有可無的可憐蟲”31。小說里的真真對于身邊人事的反應十分敏感，譬如她還察覺到“晚飯后中學里開會搞運動，我覺得有些人看我的目光都變了”32。如此敏感的原因，仍然在于自己的政治、社會身份，經歷了從高峰跌入谷底的“下墜”。她清楚地發現“我不再是主角了，而是配角，不，是觀眾。這一切什么時候才有個完結啊？我焦急而又厭倦”33。至于具體的教學工作，真真時常強調與教師這份職業的不匹配，認為自己完全是“用非所學”。她說包括自己在內的新任教師“不知道怎么開展教學活動，因為既讓我們教書，又不準我們教給學生任何有用的知識”34。時至深夜，當其他人進入夢鄉，真真“卻突然拉開燈，從床上驚跳起來，抱著頭，呆呆地盯著墻上的地圖”，內心發出絕望的質問：“難道我的一生就這樣永遠暗淡下去了嗎？”35有趣的是，外界形勢瞬息萬變，當父親重新恢復工作后，縣革委會立即給學校革委會主任打電話，準備將她抽調到縣專案辦公室。這件事并未讓真真獲得拯救、解放的意味，反而生出荒誕之感。因此，盡管對于教書一事頗為失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話，拿去硬塞給學生，又有什么意思呢”，但真真最終還是因為“厭惡那整人、害人的專案工作，所以又回到山區公社中學來了”36。不過，返回學校并不意味發現了教學崗位的重要性，或從上課中找尋到了樂趣和意義，而毋寧說只是為了躲避更為不堪的工作。尤其當真真和老久的通信進展到熱烈的談情論愛后，有關貴州清鎮的一切全都隱入幕后，不在文本中留下點滴痕跡。與投射到遠方戀人的極高情感濃度相比，真真對腳下所踩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生活著的人，表現出令人吃驚的淡漠。之所以使用“吃驚”來形容這巨大的反差，倒不是強行要求個人與所處環境的關系必須保持和諧、親密的狀態。對于1968至1970兩年間四散各地的青年知識分子來說，這是一種無比苛刻甚至不近人情的事后之言。所訝異的僅僅在于，如此感情充沛、思想活躍、情緒敏感的真真，似乎從未試想過在地釋放或消化體內那壓抑不住的熱情與改造自我的沖動。由此產生的后果是，假如短時間內找尋不到命運的突破口，與老久的相識及后續展開的愛情沒有如期到來，那么便很容易陷入內外交加的困厄之中。換言之，《公開的情書》將“愛情”抬至如此高的地位，并不是歷史造就的必然結果，反而恰恰是真真的獨特境遇及其應對方式的產物。

揭橥“愛情”之偶然、特殊與作為“救命稻草”，并非為了否定其重要性，而是要在同時代人的生活、工作實踐樣態中，為其做出更為精準的定位和評價。生物系1963級學生吳郁英同樣在1970年被分配到貴州當一名教師。相比于劉青峰所在的緊鄰省會貴陽的清鎮，吳郁英落腳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羅甸縣，地處黔桂交界，四周群山環繞，種種條件殊為不便。自然環境的阻隔、限制，使得當地的人文環境封閉、落后，不僅“農村女孩很少能上學”，就連老師素質也堪憂到“小學程度教小學，初中程度教初中”37。吳郁英面臨著與劉青峰極其相似的生存境況，但她的經歷與回憶所彰顯出的性情、旨趣，卻和劉青峰構成了明顯反差。面對現實狀況的極端不理想，吳郁英能夠從“無比淳樸、求知若渴的學生對我們的熱愛、期待和信任，以及全縣如此貧窮落后的現實”中，汲取改變此不理想的熱情、動力以及更重要的責任感。吳郁英在事后回憶時使用了“于心不忍”一詞，而這種不忍之心在《公開的情書》里難覓蹤影。至于生活條件的艱辛，她的表達有樸素、剛毅的力量作為內在基底：“這里那么多人都能生活下去，我們北大人也能。比我們年長的老大學生們已經在這兒辛勤工作多年，在這兒生兒育女。我們不能給母校丟臉，只能比他們做得更好。”38如果說劉青峰對政治要求與教學內容的平衡持悲觀態度，認為自己應傳授的知識和外部世界規定傳授的知識截然對立，那么吳郁英則未在思想上設置過多顧慮。由于缺乏師資，她曾教過除英語外的所有中學課程；而為了勝任工作，自己“加班加點”，“盡力上好每一門課、每一節課”39。在羅甸生活、工作十四年后，吳郁英調入貴州省教育科研所，從此留在貴陽度過晚年。事實上，像吳郁英這般扎根鄉土，在他鄉奉獻自己一生的例子，在北大“老五屆”大學生中并不少見。

不過，呈現吳郁英的人生軌跡，絕非意味著否定劉青峰最終做出的選擇，而只是為了能夠提供互為相對化的思考視野，不以他們的自我理解視為必然。《公開的情書》中真真因工作、生活不順意而尋找愛情，現實中吳郁英則和丈夫與兩個孩子共同生活在羅甸。情感狀態的不同，勢必影響兩人對自我生活、工作的接受程度。體察歷史中人的心情、思想，絕不能忽視這些構成人生價值與意義體系的支撐性要素。共通性的命運之下，卻活出相異的生命樣態，因此，要真正理解《公開的情書》中的真真，不僅要把握她和老久之間的不同，還應加入類似吳郁英這樣的事例作為第三方參照，將同代人的選擇差異進一步復雜化。顯然，劉青峰對“真”的高度渴求，是她內在思想與外在行動的根基所在，也是其身心難以安頓的首要原因。如果所處世界的表象與底色都呈現出虛假的一面，那么對于劉青峰來說，自己應該做的當然是要與之對抗下去，哪怕最終陷入不適和不安。小說里真真與之前交往的兩位男性斷絕往來，并最終和老久達成愛情關系，此種選擇的背后依然出于上述緣由。也就是說，對強加分配后的工作與生活的排斥，和渴望脫離束縛并追求能打破枷鎖的愛情，構成了一體兩面的關系。

此番道理并不復雜，邏輯亦很通順，但需要拋出疑問的是，當分配后的工作與生活等同于自己并不相信的“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是否就一定意味著教師這份工作“沒有意思”也沒有意義？與吳郁英對教育事業的熱情投入相比，劉青峰過于強烈的知識分子性情，反對其造成了更深的身心傷害。在為《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所寫的序言中，錢理群著重強調了底層經驗之于北大學子的重要性。他說老五屆的強制下放，使他們在精神上“既造成了極大的傷害與扭曲——這是絕對不能遮蔽、否認的事實；同時也使他們因此獲取了新的精神資源——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40。相比于劉青峰、吳郁英，錢理群早于她們十年，即在1960年被分配至貴州安順衛生學校任語文教員。事后來看，“貴州”成為錢理群的第二故鄉，與“北京大學”同為他的兩個最重要的精神基地。2020年其主編的七卷本《安順城記》41這部“從土地上長出來的歷史”，更是寄寓了他六十年來對故土的珍重。姚丹說《安順城記》不僅對安順本地和安順寫作者有意義，對讀者和學者也具有反思“某種中心理念”42的意義。是在無地彷徨中淤積、憤懣，還是化被動為主動，汲取在地資源以療治創痛，同處安順43的錢理群和劉青峰的不同生命展開方式，為后世理解共和國兩代知識分子提供了值得認真思考的例證。

如果說吳郁英已通過尋得工作的意義來落實自身的責任感，而老久也在1968年之后通過“科學”找到了安頓自我的路徑，那么真真確乎算是“一無所有”了。小說中老久的朋友老邪門認為，他們和真真的區別在于前者“追求真理”而后者“追求精神的解放”。“真理”和“精神解放”的區別，使得真真只能“在性格上對環境實行反抗，而不可能從理論上實行反抗”，也正因為此，老邪門無不殘酷地指出，“她追求的那種精神生活，在現在的條件下，只有和我們這種人在一起時才能得到”44。在他看來，“精神解放”僅僅是一個開端，是對解除束縛的渴求和對自由境界的向往，但還未進展到對束縛消失、自由來臨后的新世界將如何建造等問題的思索和實踐。若劉青峰和貴州清鎮的日久“纏斗”，陷入如1968年金觀濤面對黑格爾辯證法體系的那般困局，而沒有為自己的人生篇章開鑿出一條新路，那么不敢想象小說里的真真和現實中的劉青峰，會在未來的日子經歷怎樣的絕望和不安。所幸的是，正當遠行與落地都沒辦法妥帖地安置自己的一生，老久以及作為真理的“科學”的出現，為真真逐漸喑啞、黯淡的生命點燃了一把燭火。下一節將轉至對1970年代以通信為主要載體的青年交游狀況的討論，看看在飛書傳遞之間，會醞釀出怎樣的暗中潛行的思想、情感涌流。

三、通信與交游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沒有與金觀濤等人的通信，不僅《公開的情書》這部小說無緣見于當代讀者和當代文學史，而且劉青峰本人也將難以安放自己“流亡”著的身心。對于一位兼具才華和抱負的青年女性來說，這不啻為人間的一場命運悲苦劇。但若仔細梳理劉青峰的生命軌跡，當會發現她重啟人生的難度相對較低。據《范兆常口述自傳》，劉仰嶠在1972年重返北京并恢復工作，其后也順利“在北京有了家，孩子們相繼回來”45。父輩命運的變化在小說中也有所呈現，而這正是劉青峰命運變化的前奏。不過，基于對信念、意義感和理想主義的高度需求，劉青峰并不只是希圖自己社會身份與位置的翻轉，她更需要的是在精神和思想層面求得解放和發現出路。在《公開的情書》里，通過老嘎的穿針引線，老久和他的朋友出現在真真的生活當中，盡管是以書信文字呈現出來的紙面形象。1979年，當《十月》雜志編輯前來邀稿時，曾要求讓男女主人公見上一面，以減少戀愛的柏拉圖意味46。殊不知正因為落于紙面的無實體存在的抽象性，才使得小說的思辨和論說不至于受到現實世界的損害。正因為此，作為1970年代青年交游的重要途徑，通信的重要性需要被著重討論。

在與黃平的訪談里，劉青峰描述了當年以通信構建“另一種精神生活”的情形：

以我們為例，1970年于北京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基層工作，也有十余個朋友的通信圈子。一天收到三四封信是很平常的，常常有五六封信，甚至十多封信。可以在一天內給同一個人寫兩封信。信有長有短，短則兩三行，長的可以上萬字。“文革”時期的信紙不像現在那樣講究，很薄很輕，一個信封可以放下十多頁。信中無所不談，談所想所思，談社會觀察，談感情，也談身邊瑣事，甚至是抄一本書、抄字典。 47

她進而認為，這段通信經歷“對我們日后的學術道路和社會活動的影響是全面而巨大的，甚至可以說是決定性的”48。無獨有偶，劉青峰的學長、中文系1963級學生王維閣在其回憶中也提及了通信對于緩解“思想上的孤獨和苦悶”的重要性：“當時，我天天盼信；來了信，又反復看信。”49地質地理系1963級學生吳根耀同樣面臨著與外界斷絕聯系的恐慌：“初到煤礦，日子第一難過的是一下與外界斷絕了聯系，有‘生死兩茫茫’之感。”他說自己“并不關心報紙，而是急于恢復同學間的聯系”。在收信問題得到解決后，“與世隔絕的感覺少了一些，但孤獨和寂寞一直是我揮之不去的陰影”50。除了排解由封閉、隔斷生成的孤獨感，東語系1964學生王明美則把通信與愛情建立連結，也為《公開的情書》提供了現實的另一注腳。他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分配到所在農場的仍然單身的北大學生變得不甘寂寞，開始不斷萌生新的戀情。新戀情的產生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在農場內部，二是在“外面”解決。后者的情形大致如下：“有的與分在遠方外地的同班或同系同學鴻雁傳書，建立起了戀情；有的與老家的同學、親戚、朋友，通過書信來往確立了戀愛關系。”51王明美的敘述從側面說明，以書信的方式尋找戀人，是被分配到各地的北大學生所“發明”的新的產物。封閉的環境和陌生的人際關系，都令這些曾經的驕子與有著共同求學和分配經歷的同學，試圖重新開展情感和思想上的聯系。而一旦成功，就會使他們的生活能暫時從眼前平庸、乏味的日常狀態中獲得內在的生命滋養。在《公開的情書》里，當真真和老久正式確立了戀愛關系，小說人物所處的外部世界，立即就被兩人新構建的情感世界所取代，并在他們即將相見的時刻，小說適時地戛然而止。形而上的浪漫故事就此結束，那些在信中無所不談的內容，將會在金觀濤和劉青峰的現實生活中繼續扮演著重要角色，成為他們實際面對和處理的思想課題。在此意義上，青年之間的書信往來和情感流轉，幫助他們消化、撫平了1960年代施加的政治傷痛，也為他們抵御了1970年代流離失所后的苦悶、孤寂，更為他們在1980年代重回中心積蓄了歷史勢能和思想活力。若不嫌武斷的話，或許可以說，正是作為物質載體的書信和作為表意符號的文字，拯救并造就了這代青年主體。他們在現實世界構筑了一個個互相連通的小世界，等到這些小世界在合適的時機完成拼合，新的現實世界也就勢不可擋地來臨了。

追索小說結束后的故事，可以稍微增加歷史播放機的倍速。國際政治系1963級學生魯仁提示了后續方向：“再教育之后勢必再分配。”52和他同系的1964級學生于清河也說，當初“在北大分配時軍宣隊就告訴我們‘先到農場勞動鍛煉，一年后再重新分配’”53。多數“老五屆”大學生抓住了這一機會，劉青峰、金觀濤也不例外。兩人于1971年結為夫妻，在現實中實現了《十月》雜志編輯希望小說男女主人公見上一面的夙愿，而小說即在1972年春天劉青峰于杭州養病期間完成初稿。其后，劉青峰“再分配”至鄭州大學中文系教書，金觀濤則在1974年“因照顧愛人關系也離開了工廠到鄭州大學化學系任教”54。通過“再分配”擔任大學教師，在他們的同齡人中間算是極為罕見的例子。緣由在于，1971年的林彪事件所造成的其中一個變化，是老干部重新獲得信任并得到啟用。劉青峰當初因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一政治標識而受到的差別對待，僅僅在初次分配一年之后就實現了扭轉。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報》在其社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中，重新把“經過長期革命斗爭鍛煉的老干部”視為“黨的寶貴財富”，并強調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一切犯錯誤的同志”都要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和以教育為主的方針55。父輩的“洗脫罪名”和伴侶的“方向導航”，使得劉青峰在同一時間解除了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枷鎖。不必等到“人文的1980年代”開啟，她和金觀濤已提前在1970年代就如趙園所描繪的那樣，“當著門窗次第打開，于是，飛翔”56。

當劉青峰離開貴州清鎮中學、金觀濤離開浙江杭州塑料廠，兩人共同來到鄭州大學教書之后，他們開始逐漸醞釀自己的文學和思想工作，并展現出氣象不凡的抱負。1972年，劉青峰完成了《公開的情書》初稿；1974年，他們又寫就七萬字關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的研究提綱。不唯如此，劉青峰和金觀濤在1975年海城大地震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間，還曾創作一部長詩《太陽島的傳說》，意在“獻給本世紀70年代出生的孩子”57。創作此詩時，金觀濤在安陽帶學生開門辦學，夜里“打著手電伏在地上開始寫下那從我心中留出來的詩句”，而劉青峰在鄭州家中負責“創造情節和人物”并最終融合所有內容58。這部在其心目中比《公開的情書》更重要的作品，成為他們在文學領域的最后一筆：“寫完這個作品后，我們就告別了文學寫作。”59以此觀之，他們文學、思想才華的施展前提，是大學教師這份職業的穩定感，以及1970年代中期“繼續革命”難以為繼的社會氛圍所共同賦予他們的。

后來，金觀濤頗為懷念“那幾年的平靜的隱居生活”，原因不僅在于“有關中國歷史、社會和文化的很多重要觀點都是在那里誕生的”，而且因為身處鄭州這座河南乃至全國的交通樞紐城市，便于天南海北的朋友時常相聚在他們所住的名為紅十樓的職工宿舍，并在共同“探索中國前途”的道路時“結下了深厚的友誼”60。與之一脈相承的交游故事，還有《公開的情書》里真真和討論蘇聯、南斯拉夫問題的高年級大學生，老久和老邪門等追求科學并一同開展地下閱讀的北大美術隊成員，以及金觀濤被分配到杭州后又“集聚了一幫更年輕的朋友”61。以思想關懷為基底，以友情、愛情為紐帶，自1960年代末開始生成的青年交游狀況，到了1970年代中期正逐漸形成氣候。這些通過交游而識別同類并完成集結的青年知識分子，早已感受到時代即將進入轉折路口，他們內心壓抑許久的熱情再也按捺不住，只等歷史閥門的開啟。

結 語

作為一部“七十年代小說”，《公開的情書》之所以在“新時期”伊始打動萬千讀者的心，主要原因是從浮沉中掙扎而出的讀者，與小說作者共享了相似的生命歷程，能從中獲得與之共鳴的歷史感受。發生在1960—1980年代的政治運動和社會變遷，全都深刻作用于小說里的所有人物和包含小說作者在內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隨著山河破碎又重整，他們的身世浮沉如雨打浮萍。如何過好自己的一生，怎樣實現個人的乃至國家、民族的抱負和理想，此類難題不只考驗著歷史中的他們，更是今天的人們在回望歷史時不應回避的切身叩問。

因此，這個短暫但驚心動魄，起伏又有跡可循的關于劉青峰、金觀濤一代人的“七十年代”故事，雖然看來是一段不算太長、貌似也不太重要的間奏，但若缺少了對以分配、交游為主要內容的“七十年代”的深入分析，那么將無法順暢書寫連接“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歷史敘事，對《公開的情書》的理解也會停留在粗淺、抽象的認知層面。建立社會史視野、填充生活史細節，意味著需要以更為內在地、緊貼著歷史的方式返回五十年前的中國文學現場，并試圖共感于青年知識分子與寫作者的脈搏與心跳。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為歷史和歷史當事人提供一份負責任與說得通的解釋，才有可能在學術研究中真正建立從社會主義“十七年”到社會主義“新時期”的內在關聯。

注釋：

1 3 程光煒：《為什么要研究七十年代小說》，《文藝爭鳴》2011年第18期。

2 王逸凡：《20世紀60年代青年知識分子的歷史生成——〈公開的情書〉史料研究（之一）》，《文藝爭鳴》2021年第10期；李雪：《七十年代與〈公開的情書〉》，《小說評論》2012年第4期。

4 何言宏：《結局與開始——〈公開的情書〉與啟蒙主義的文學文化》，《小說評論》2022年第1期。

5 關于《公開的情書》所涉及的1960年代末北京大學學生的地下閱讀情形，可參見金觀濤《我的哲學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 根據北京大學方錫德先生提供的《北京大學中文系1961—1965級校友通訊錄》，兩人同在北大中文系1964級文學三班。

7 董漢河：《夢斷大西北》，《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3》，孫蘭芝等主編，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284頁。

8 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85頁。

9 據哲學系1964級學生陳煥仁回憶，其時軍宣隊、工宣隊成員，主要來自8341部隊、817廠工宣隊和新華印刷廠工宣隊。參見陳煥仁《一朵溜溜的云》，《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奚學瑤等主編，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423頁。

10 陳龍山：《北大，我一生的加油站》，《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2》，孫蘭芝等主編，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頁。

11 陳世崇：《夢里何曾別燕園》，《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3》，孫蘭芝等主編，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459頁。

12 牛輝林：《故園四十二年前》，《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2》，孫蘭芝等主編，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頁。

13 章青：《那年，“畢業”了》，《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3》，孫蘭芝等主編，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頁。

14 趙學文：《漫漫人生路 悠悠同學情》，《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3》，孫蘭芝等主編，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頁。

15 但國際政治系1964級學生丁廣舉認為，所謂“四個面向”實際上主要是“兩個面向”，即農村和邊疆。原因在于工農業生產受到沖擊，絕大多數工礦和基層單位無法招收新人員。參見丁廣舉《昌圖十年風雨路》，《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頁。

16 郭娜嘉：《嚴冬過去是春天》，《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2》，孫蘭芝等主編，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頁。

17 溫標：《難忘司馬故里情》，《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2》，孫蘭芝等主編，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44頁。

18 24 28 29 31 32 33 34 35 36 44 靳凡：《公開的情書》，《十月》1980年第1期。

19 葉：《遲來的春天》，《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3》，孫蘭芝等主編，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頁。

20 叢維維：《與延安有緣的七彩人生》，《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3》，孫蘭芝等主編，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522頁。

21 劉旦元：《磨難中的道德堅守》，《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3》，孫蘭芝等主編，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452頁。

22 26 殷福保：《友情與愛情》，《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3》，孫蘭芝等主編，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467頁。

23 程民華：《走進仡佬之源的務川》，《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3》，孫蘭芝等主編，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頁。

25《全國交通營運線路里程示意圖》（第2版），人民交通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5頁。

27 關于小說與本事的關系，可參見王逸凡《〈公開的情書〉校園油印本考釋》，《文藝爭鳴》2022年第6期。

30 李雪：《七十年代與〈公開的情書〉》，《小說評論》2012年第4期。

37 38 39 吳郁英：《羅甸十四年》，《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2》，孫蘭芝等主編，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10—311、311、312頁。

40 錢理群：《不可遺忘的歷史——我讀〈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奚學瑤等主編，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第6頁。

41 錢理群等主編《安順城記》，貴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42 姚丹：《歷史的空間性——〈安順城記〉的地方書寫》，《貴州文史叢刊》2021年第2期。

43 清鎮在1963至1996年間隸屬安順地區管轄。

45 劉青峰、劉進記錄整理《范兆常口述自傳》，自印本2012年版，第67頁。

46 47 48 59 劉青峰、黃平：《〈公開的情書〉與70年代》，《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49 王維閣：《邊邑沉浮二十秋》，《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2》，孫蘭芝等主編，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76頁。

50 吳根耀：《親歷湖北十年辦煤》，《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2》，孫蘭芝等主編，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頁。

51 王明美：《井岡山下北大連》，《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2》，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79頁。

52 魯仁：《山高水寒憶當年》，《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2》，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頁。

53 于清河：《盤錦紀事——離開北大后的最初八年》，《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2》，孫蘭芝等主編，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頁。

54 58 60 金觀濤：《我的哲學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0、35頁。

55《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人民日報》1972年4月24日。

56 趙園：《非常年代：1964—1978》（上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67頁。

57 金觀濤、劉青峰：《太陽島的傳說》，《金觀濤 劉青峰集——反思·探索·創造》，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85頁。

61 其中包括后來的“走向未來叢書”成員陳越光、胡音。參見劉青峰、黃平：《〈公開的情書〉與70年代》，《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