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十七年”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初期階段，該時期的文學翻譯具有鮮明的政治立場，譯者往往從政治出發去選譯亞非拉文學。首先從社會主義初期建設的需要出發，選擇翻譯朝鮮文學和拉美新興獨立國家的文學；其次從社會主義革命的角度出發，翻譯大量日本共產黨員文學、越南南北戰爭文學、蒙古社會主義革命文學及其他反帝、反殖民和反階級壓迫的文學；再次從社會主義外交和國際政治的現實出發，翻譯亞非拉反外交封鎖的文學及歌頌祖國的文學。“十七年”亞非拉文學的翻譯滿足了初期社會主義中國的訴求，但選材過于倚重政治卻不利于引進精品力作。

關鍵詞：社會主義視域 “十七年” 亞非拉文學 文學翻譯

文學翻譯作為一項目的性很強的文化交流活動，常常在國家意識形態的需求和操控下，經過出版社的策劃與翻譯者的選材等一系列“贊助人”行為，方才生產出目標語讀者所見到的翻譯作品。新中國成立后的現實文化語境決定了我們更愿意翻譯那些反映人民獨立斗爭精神，以及社會主義建設激情的作品，由此堅定我們的理想信念并積極投身到新社會建設的洪流中。新中國成立初期對翻譯文學的這種閱讀期待，決定了我們更多地只能選擇翻譯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文學或世界無產階級文學。而當時的亞非拉文學大都具有反帝反殖民的民族意識，發出了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呼聲；具有反封建主義的自由意識和無產階級革命的迫切愿望，洋溢著歌頌祖國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主旋律，1故成為“十七年”翻譯的重要對象。

隨著中國躍升為第二大經濟實體，以及地緣政治和外交關系的微妙變化，中國發出“一帶一路”的合作倡議，提出中外文明互鑒的文化發展思路，使“亞非拉”再次成為外交熱點。因此，討論1949至1966年的亞非拉文學翻譯，確乎可為今天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外交合作提供有益的參考。

一、社會主義建設與“十七年”亞非拉文學翻譯

人民解放戰爭勝利之后，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中國人民踏上了社會主義建設新征程，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成為新社會的主要任務。翻譯工作也毫無例外地被帶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人民對于文化教育的要求，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迫切了。我們正面臨著一個偉大的文化新高潮。在這一文化新高潮中，翻譯工作無疑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構成部分。”2所以，1949年至1966年間翻譯亞非拉文學是國內政治文化發展的必然選擇，而該翻譯活動本身也是社會主義經濟文化建設的有機構成部分。

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百廢待興，文學事業的發展也需要作家不斷創作出反映新社會生活題材的作品。在本國創作之外，翻譯引入其他新生社會主義國家的相關作品，成為彌補國內創作短缺的重要途徑，滿足了廣大人民群眾精神的需求。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反映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和建設者形象的作品成為翻譯的首選題材。1961年春天，李根榮代表朝鮮作家到訪中國，寫下了《中國記行》一文來歌頌中國正在發生的“大躍進”運動，加上朝鮮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與中國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這些因素促成了他的作品在中國的廣泛傳播。1961年8月，江森翻譯的朝鮮作家李根榮的中篇小說《第一次收獲》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翻譯的原因在于小說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關注，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涌現出的先進人物的描寫，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大潮中急需的作品，因此譯作得以短時間內多次再版。從內容上講，“《第一次收獲》雖然僅僅描寫了一個合作社的情況，但由于它所選擇的事件在朝鮮是典型性的，所以具有較大的社會意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朝鮮合作化運動的縮影，農業生產合作社前進道路上的里程碑”3。而從人物塑造的角度來看，該小說刻畫出生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形象：“《第一次收獲》的人物塑造是成功的。作者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描寫了一系列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形象。浩景老頭的愚蠢、蠻橫，安慶賀的陰險、狡猾，乙男媽的堅定，華淑的足智多謀和穩健，全都躍然紙上，使人一看就清楚誰是富農、誰是貧農、誰是黨員。其中著墨較多、刻畫得最成功的，無疑是金相鎮和英求。”4這些人物也是當時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理想形象，滿足了讀者對生活現實的期待，對中國作家的創作也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朝鮮文學中反映初期社會主義建設的作品同樣符合中國的歷史現狀，成為“十七年”翻譯青睞的題材，產出了一批與中國讀者有現實共鳴的翻譯作品。1958年，張琳翻譯的詩集《樸八陽詩選》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主要歌頌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勞動。1960年，冰蔚翻譯的黃健的長篇小說《蓋馬高原》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講述的是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一代青年人成長為英勇戰士或優秀勞動者的故事。1960和1962年，冰蔚、田桂文翻譯的戲劇集《朝鮮現代戲劇集》（上、下）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集中再現了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各種場景。1962年，張琳翻譯的趙白嶺的電影劇本《紅色宣傳員》由戲劇出版社出版，此作有戲劇文本和電影劇本等多種體裁的翻譯，在接下來的幾年時間里不斷再版重印，顯示出譯作極強的生命力和影響力。《紅色宣傳員》講述的是一位名叫李善子的女性帶領人們走上致富道路的故事，因此順應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步伐，滿足了人們對新社會的期待，因此成為朝鮮作品漢譯的亮點。1963年，冰蔚翻譯千世峰的中篇小說《白云繚繞的大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呈現了社會主義生產建設中的矛盾斗爭。1964年，韓昌熙翻譯韓尚云的電影劇本《海鷗號船員》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敘述的是海員響應黨的號召、投入到社會主義生產中為國家創造財富的故事。1964年，崔奉春和崔承一聯合翻譯的權正雄的電影劇本《百日紅》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突出了鐵路工人這個特殊群體在新社會的貢獻，他們為保證鐵路暢通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開展而做出了巨大犧牲。1964年，吉文濤翻譯的尹世重的長篇小說《在考驗中》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講述的是新社會生產斗爭的故事。1965年，齊岱翻譯的池在龍的劇本《青春的舞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生動演繹了朝鮮青年工人紛紛解放思想、倡導并支持社會主義生產改革的動人事跡。同年，張琳翻譯的崔榮化的詩集《火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歌頌了社會主義國家和黨的偉大形象。1965年，魯定翻譯的樸靈寶的劇本《朝霞》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呈現的是新社會中舍己救人的先進事跡。1965年，沈儀琳翻譯的《千里馬時代的史詩》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報告文學作品合集，贊美了人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激情。從以上羅列的朝鮮文學翻譯概況可以看出，1950年代側重于小說和詩歌作品的翻譯，而“20世紀60年代最熱的翻譯文類是戲劇（含電影劇本），這跟中國自身的詩學轉變、中國文藝界同期對戲劇的熱衷恰好一致”5，再次印證了翻譯作品與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同構關系。

亞非拉人民通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建立了獨立的民族政權，人民大眾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革命斗爭成果，積極維護新生的人民政權成為新興獨立的民族國家或新建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作重心，于是“十七年”間翻譯了很多反映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矛盾斗爭的作品，以喚起人們保持革命斗爭的清醒頭腦。朝鮮文學翻譯的社會現實意義和政治外交價值遠遠大于文學本身。該時期對朝鮮文學的翻譯除少量的古典詩作外，“所選譯的作品大多是歌頌朝鮮社會主義建設，描寫朝鮮普通人民的戰斗和工作，塑造英雄主義式人物形象的現代作品，特別是充滿激情的詩歌體裁尤其突出，體現出了譯者在作品選擇上的傾向性，即為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保衛、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時代主題服務”6。同為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朝鮮文學在亞非拉文學翻譯運動中與中國文學具備更多的相似性，在歌頌中朝友誼和反日抗美的同時，還有社會主義初期的階級和民族矛盾也很相似。該時期翻譯的朝鮮文學中，有幾部作品是專門表現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新社會里與各種敵對勢力斗爭到底的勇氣和決心。比如1964年，甘章貞翻譯朝鮮作家李智勇的戲劇《分界線上的村莊》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該劇后收錄進兩卷本的《朝鮮現代戲劇集》上冊，1980年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這部戲劇講述的是“敵特分子”混入到勞動生產中企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但被具有較高政治覺悟的人民群眾識破，制止了敵特分子的破壞行為，從而保證了國家和人民財產的安全。1965年，洪浩翻譯李鎮華的兒童文學作品《鳥兒棲息在柳樹溝》在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這部小說講述的是“我”與“永七”兩個初二的學生參加農村勞動鍛煉意志力，引發了一段與壞人斗爭的故事。“我”在經歷了勞動和斗爭后，發出了感嘆：“棲息在柳樹溝的鳥兒啊，它們一定會幸福的！”7從而鼓舞人們堅信柳樹溝的民眾和全國人民一道，定會過上幸福的生活。這部兒童文學譯作的用意很明顯，就是教育社會主義國家的青少年要通過勞動來鍛煉意志力，要時刻警惕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反革命分子，同時也要堅信黨和國家會領導人們過上幸福生活，具有明顯的社會主義現實教育意義。

隨著中蘇關系的轉變，蘇聯及東歐文學的翻譯熱潮逐漸冷卻，反倒給亞非拉文學的翻譯留足了空間。進入1960年代，文學翻譯界根據國家文化發展戰略思想，將翻譯重點從俄蘇文學轉向“亞非拉”文學，并出臺了相應的措施來推動亞非拉文學的翻譯出版，尤其加強了對之前較少涉及的拉美文學的翻譯。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59年策劃了“拉丁美洲文學叢書”，希望借此吸引更多的人投入拉美文學翻譯，以彌補俄蘇文學翻譯退場后文化產品的不足；另一方面通過文學交流融洽與拉美國家的外交關系。當代拉美文學具備很多符合中國社會主義文學審美的元素，有學者對拉美當代文學的特點做了如下概括：“二十世紀初拉丁美洲出現了現代主義文學浪潮，這是具有民族解放性質的文學運動。這一運動的核心是民族意識的覺醒，擺脫殖民主義的束縛，突破歐洲文學的框架，創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拉美文學。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拉美民族文學出現了大量反映印第安民族和黑人生活的作品，前者被稱為土著主義文學，后者被冠以黑人派詩歌。二十世紀中葉，拉美文學登上新的藝術高峰。一大批優秀作家登上文壇，創作出具有深邃思想、藝術精湛的作品，多角度、多層次、多方位地表現了拉丁美洲的歷史命運和現實生活。”8其中，民族意識的覺醒、反對殖民主義和創造民族特色等，成為拉美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要標簽，而這些特質也是新中國文學創作的主要方向，翻譯這方面的拉美文學無疑可以豐富和滿足社會主義中國的文學需求。“十七年”后期中蘇關系惡化后導致的中國翻譯文學的轉向，使拉美文學的翻譯掀起了小高潮，智利詩人聶魯達，古巴詩人紀廉、馬蒂，巴西詩人阿爾維斯以及圭亞那詩人卡特成為譯介的重點，他們的作品均有單行本翻譯出版。而在這些詩人中，智利的聶魯達和古巴的紀廉是中國翻譯界關注的焦點，袁水拍、鄒綠芷、鄒絳和王央樂翻譯了前者的5部作品，9亦潛和王紅勛翻譯了后者的2部作品。10紀廉是古巴的黑人詩人，他具有拉美詩人和黑人詩人兩重政治身份，自然受到的關注比較多。

拉美文學的翻譯主要出于社會主義立場和政治觀念的需要。“十七年”亞非拉文學翻譯運動中，拉美文學的翻譯成就相對而言并不高，甚至不及非洲文學翻譯的數量。僅就出版的單行本而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聶魯達詩文選》是拉美文學翻譯的先聲，之后直到1953年才有巴西作家亞馬多《無邊的土地》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從時間上講，1951年翻譯出版智利作品1部；1953年翻譯出版巴西作品1部；1954年翻譯出版巴西作品1部；1956年翻譯出版巴西作品2部，墨西哥作品1部；1957年翻譯出版哥倫比亞作品1部；1958年翻譯出版巴西作品2部，墨西哥、哥斯達黎加作品各1部，拉美作品合集1部；1959年翻譯出版巴西作品4部，古巴和海地作品各3部，阿根廷和智利作品各2部，墨西哥和危地馬拉作品各1部；1960年翻譯出版巴西、墨西哥作品各1部，拉美作品合集1部；1961年翻譯出版古巴、阿根廷、智利、海地、洪都拉斯作品各1部，拉美作品合集2部；1962年翻譯出版古巴作品3部，阿根廷作品1部，拉美作品合集2部；1963年翻譯出版古巴作品、秘魯作品各1部；1964年翻譯出版古巴作品3部，阿根廷作品2部。從數量上看，巴西和古巴分別翻譯出版了11部作品，位居首席，接下來是阿根廷翻譯了6部，智利翻譯了4部，墨西哥和海地各翻譯了3部，危地馬拉、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洪都拉斯以及秘魯則各翻譯了1部。11從翻譯的年份上看，1959年共計翻譯出版了16部拉美文學，屬于拉美文學翻譯的豐收年，這與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慶典有關，也與古巴在這一年革命取得了勝利并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有關，各條戰線上的工作者希望通過自己的成就來獻禮祖國，拉美文學翻譯戰線上的工作者也不例外，因此這一年的拉美文學翻譯出現了爆發式的增長。

正是中國初期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決定并形成了“十七年”亞非拉文學的翻譯視域，由此出發，只有那些符合我們建設需要的作品才會得到譯者的關注并進入翻譯的視野，從而建構起特殊時代語境下獨特的翻譯場域。

二、社會主義革命與“十七年”亞非拉文學翻譯

很多亞非拉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逐漸擺脫殖民主義的統治和剝削，建立起獨立的民族政權；有的國家經歷了國內階級斗爭和民主革命，成立了人民民主政權；也有的國家正在開展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希望通過不懈的斗爭擺脫階級壓迫，創建社會主義國家。反映以上三種“革命”類型的文學因與中國革命史相仿，因而成為翻譯的首選，使“十七年”亞非拉文學翻譯呈現出鮮明的反帝、反殖民和反階級剝削的革命色彩。

“十七年”亞洲文學的翻譯主要集中在日本、朝鮮、印度和越南等國，而以日本文學翻譯的成就最高。作為曾經侵略過中國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文學成為“十七年”翻譯的重鎮似乎有違社會主義國家文學的初衷，但實際上該時期主要翻譯的是日本共產黨員的作品，其無產階級革命敘事契合了中國革命的現實，由是掀起了日本左翼文學翻譯的熱潮。“十七年”翻譯的日本文學具有反抗精神和無產階級革命主題，首部譯作即是巖佐氏壽等創作的戲劇《不！我要活下去！》，此譯劇于1952年在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發行，反映了日本民眾在資本主義壓榨下的苦難生活，是無產階級反抗壓迫和剝削的代表劇。“十七年”翻譯最多的是日本共產黨員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作品，不僅當時唯一刊登外國文學作品的《譯文》雜志多次登載他的作品，而且多家出版社還陸續出版了他作品的多個單行本，最具代表性的是1958年6月至1959年4月間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三卷本《小林多喜二選集》。作為日本創作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代表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作品多以描寫底層人的反抗為主，如《不在地主》12 就是講述佃農反抗地主苛刻的收租斗爭，揭示了地主兼工商資本家對貧苦大眾的剝削行為，展示了農民敢于抗爭的勇氣。這部作品還突出了農民反抗斗爭的組織性，即他們在“農會”的帶領下得到了城市工人的聲援，工人和農民的結合壯大了底層人的反抗力量，指明無產階級革命是拯救底層人的不二選擇。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和無產階級作家，日本作家德永直在“十七年”的翻譯同樣證明了政治身份和作品主題在“十七年”翻譯選材中的重要性。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德永直選集》，其中《靜靜的群山》是由日本翻譯家蕭蕭譯入中國的，這部宏大的作品全景式地展現了戰后日本社會的各種矛盾，就如德永直在出版序言中所寫：“我懷著很大的欲望從事執筆這部小說。我打算把那種特殊的地方、工廠與農村、工人與農民、地主與經營工廠的代表者等問題，原原本本地描寫出來。”13因此，這部小說使中國讀者了解到戰后日本農民與地主的矛盾、城市與農村的矛盾、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能如此深刻地揭示出各種社會矛盾，德永直的《靜靜的群山》不吝為共產黨員之作。宮本百合子的作品在該時期的翻譯與她的政治身份同樣有關，她是日本共產黨總書記宮本顯治的夫人，是日本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民族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除《譯文》和《世界文學》刊登她的作品外，其作品的單行本也出版多種，代表性作品是1958年至1959年間人民文學出版社翻譯出版的四卷本《宮本百合子選集》。對日本共產黨員和無產階級作家如此密集的翻譯并出版多卷本選集，這在“十七年”亞非拉文學翻譯中“不啻為引人注目的安排。不僅在東方文學翻譯領域不多見，在蘇東文學和西歐北美文學譯場亦復如是。幾位無產階級作家受到的特別禮遇，由此看得格外清楚”14。我們從日本文學翻譯中“看得格外清楚”的不僅是這些作家在中國的特殊禮遇，更應看清楚的是他們的政治身份以及中國社會主義初期的翻譯選材策略。

由于政治意識形態的差異，“十七年”間中國對韓半島文學的翻譯主要集中在北部的朝鮮，因為朝鮮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價值觀和文學審美功用方面與我們具有更多的共性，尤其是在表現朝鮮戰爭和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斗爭方面，兩國讀者有近乎一致的文學期待。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的爆發加劇了中朝兩國文學和文化的交流，在接下來的十多年時間里，中朝兩國的文學翻譯工作者齊心協力，營造了朝鮮文學漢譯的盛景。1951年4月，崔民秀翻譯趙正哲撰寫的報告文學《朝鮮游擊隊的女兒》由北京文光書店出版，這是“十七年”中國翻譯的第一部朝鮮文學作品，講述一位加入金日成反日游擊隊的女游擊隊員保家衛國的事跡，她犧牲時只有24歲，卻“留下了將遺留在千秋萬代的功勛。永眠于曾以血的斗爭爭取解放的祖國的土地上”15，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1951年10月，上海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譯詩集《朝鮮在戰斗》收錄了趙基天、金常午等13位朝鮮詩人創作的20首詩歌，這些作品表達了朝鮮人民對侵略者的憤慨之情，以及對中國人民志愿軍的熱情贊頌。1952年有共計2位譯者翻譯的4部朝鮮作品在中國出版：孫振俠翻譯了金學鐵的小說《泛濫》以及報告文學《軍功章》，這兩部作品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冰蔚翻譯洪淳哲的詩集《光榮歸于你們》也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冰蔚還翻譯了傳記文學《金日成將軍傳略》，在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這4部作品記錄了朝鮮人民在金日成的領導下保衛祖國和建設新社會的故事。1953年，適夷從日文轉譯革命詩人趙基天的長篇敘事詩《白頭山》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該詩刻寫了朝鮮人民的游擊戰爭為祖國光復做出的巨大貢獻，詩人1951年在朝鮮戰爭中去世，民族英雄的形象使他的作品在中國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最近名詩人趙基天又在敵機轟炸平壤時犧牲了。他的死更加激起了我們對美國侵略者的憎恨，更加激發了中朝人民的戰斗意志。他死了，但他的《白頭山》，他的熱情奔放的許多詩篇，卻永遠活在朝鮮人民心里，永遠活在全世界正義人民的心里。”161954年翻譯出版了部6朝鮮文學作品：尹成勇翻譯樸世永的詩集《戰友之歌》，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朝鮮文化宣傳省對外文化聯絡局翻譯的洪達的劇本《“一二一一”高地——傷心嶺》，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金波翻譯韓雪野的小說《大同江》，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朝鮮人民軍英雄故事》在齊齊哈爾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1955年翻譯出版了4部朝鮮文學作品：冰蔚翻譯了閔丙均的《朝鮮的歌》，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柳樹人翻譯了韓雪野的小說《在軌道上》，在新文藝出版社出版；張祿林等翻譯黃健等人的小說集《火線》，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以上這些作品，都因為較好地反映了朝鮮人民的革命戰爭而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在“十七年”得到了充分的傳播和接受。

在“十七年”亞非拉文學翻譯中，越南文學因為地緣政治的關系而得到了譯者的關注。二十世紀1960上半期可謂越南文學翻譯的高峰時段，1964年5月和7月，作家出版社分別推出了《南方來信》的第一集和第二集，這些未婚妻寫給未婚夫的、丈夫寫給妻子的、父親寫給兒子的、哥哥寫給弟弟的信件表達了堅強的精神，傳遞出共同的心愿：“我們正處于敵人的壓迫下，但是，我們學習遠離家鄉的親人的榜樣，正在展開不屈不撓的斗爭，勝利一定屬于我們。讓咱們在祖國統一的那天重逢吧！”17兩集《南方來信》均是作家出版社根據越南外文出版社的漢文版編排的，所以沒有翻譯人員；一個國家的外文出版社用漢語出版本國的文學作品，這也是1960年代中外文學交流的特殊現象。“跟絕大多數國別文學翻譯不同的是，1965年在本期中國翻譯文學史上是個‘小年’，翻譯總量很低，然而是年偏偏成為越南文學的‘大年’。也是整個中國20世紀翻譯文學史上越南文學風頭出盡的一年。是年譯外國作品總數約45種,其中越南文學16種，占總數1/3。”18從體裁上看，本年度翻譯的越南文學以報告文學和散文為主，也只有這兩種體裁的作品才能快捷有效地傳遞越南戰爭和人民生活的現狀，而且翻譯過程中也沒有太多的文化負載詞，整個翻譯過程比較流暢。這好比中國在抗戰時期大量翻譯了與西班牙有關的通訊和新聞報道一樣，目的就是傳遞信息，然后鼓舞國內人民的抗戰士氣，因而翻譯這類作品不需要過多地了解西班牙文化。不僅僅是1965年的越南文學翻譯會遮蔽其他國家的文學，其實“十七年”間的中國文學翻譯界主要就是以亞非拉文學的翻譯為主，以至于“仿佛其他文學大國消失了，唯有越南文學、朝鮮文學，連同少數亞非國家文學最能代表世界文學。這種錯覺，跟越南文學自身沒有直接關系，而是譯入語國從政治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層面操控的結果。譯入語國出于‘政治和意識形態需要’，通過翻譯選擇制造的效果。這是主流詩學和政治意識形態過度操縱翻譯的典例”19。當然，“十七年”亞非拉文學翻譯活動形成的這種世界文學景觀，僅僅只是世界文學交流史上的某種特殊面貌，但它卻在特殊的歷史時期滿足了國家政治、外交和意識形態宣傳的需要，具有不可替代的社會政治價值和現實意義，因此才在特定階段被人為地放大，以至于遮蔽了其他文學的光芒。

“十七年”翻譯出版了印度尼西亞的18部作品，在亞洲僅次于日本、朝鮮、印度、越南等國文學的翻譯，接下來依次是蒙古國14部、土耳其13部、阿拉伯7部、伊拉克5部、錫蘭4部、黎巴嫩4部、約旦4部、泰國3部、敘利亞3部、巴基斯坦2部、柬埔寨2部，菲律賓、緬甸、尼泊爾和阿富汗各1部。20印度尼西亞作品的翻譯得益于1955年4月萬隆會議的召開，亞非拉國家紛紛將眼光投向該國，在文化和文學交流領域形成了翻譯印尼文學的氣候。而蒙古國文學的翻譯之所以會排名前列，究其原因主要還是這些作品表達了與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相似的情感，從而讓中國讀者“倍感親切”。比如鄒絳從俄語中轉譯蒙古詩人策維格米丁·蓋達布（1929—1979）的長詩《蘇赫·巴托爾之歌》，體現出翻譯的政治立場和社會革命意識，該長詩通過敘述蒙古人民共和國革命領袖蘇赫·巴托爾的人生經歷，展示了蒙古人民為求得自身解放而與封建主義勢力展開的艱苦卓絕的斗爭。長詩重點描寫了草原人民在俄國十月革命的感召下開始啟動革命的步伐，蘇赫·巴托爾于1920年到莫斯科會見了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之后，很快建立了蒙古人民革命黨，在蘇聯的支持下很快獲得了革命的成功，蒙古人民“從一片漆黑的封建主義/繞過了資本主義”21，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與新中國的建立有很多相似之處：從內部來說，兩個國家的革命都離不開英雄人物的領導，離不開人民的支持和奮斗，并且兩個國家都是從封建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從外部來講，兩個國家的革命都受到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共產黨的建立和革命歷程也有很多相似之處。這些共同點是鄒絳翻譯《蘇赫·巴托爾之歌》的價值起點，其中的很多革命故事以及革命理想與當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求解放的歷史類同，這決定了該譯詩必然會在中國讀者群中產生強烈的共鳴。

社會主義革命是一項長期的艱巨任務，即便社會主義政權建立之后，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仍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斷地同各種破壞建設和人民民主政權的敵對勢力進行斗爭。因此，翻譯各國革命斗爭的作品，尤其是反映新社會各種矛盾斗爭的作品，在“十七年”間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三、社會主義政治外交與“十七年”亞非拉文學翻譯

“十七年”亞非拉文學翻譯是中國與亞非拉國家建立友好外交關系的重要路徑。新中國成立后亟待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尤其是在美蘇爭霸的冷戰格局下，中國和蘇聯關系的僵化使我們難以依附于美蘇任何一方勢力來擴大外交。在這種艱難的局面下，中國只有尋求與新興獨立的亞非拉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以此拓展自身的國際政治生存空間。

在美蘇爭霸形成的冷戰格局下，在中蘇關系惡化之后，中國作為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如何贏得更多國家的承認，進一步開拓自己的國際生存空間？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充分彰顯出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領導才能，他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團結與我們命運和處境相似的亞非拉國家，為爭取這些國家的支持而形成了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亞非國家”以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一系列政治創新思想。事實上，這種艱難的處境不唯新中國所獨有，很多亞非拉剛獨立的國家都面臨著相似的困難。以拉美國家為例，他們通過艱苦的斗爭擺脫了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殖民統治，但獨立建國后反而陷入了迷茫，這在文學創作中表現得尤為明顯。20世紀上半葉的拉丁美洲，很多國家在獨立戰爭之后，面對國際國內嚴重的爭斗和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感到沮喪與困惑。這種情緒首先在最敏感的文學形式——詩歌里表現出來。在拉美詩壇上，獨立戰爭時期朝氣蓬勃、積極樂觀的浪漫主義詩歌凋零了。這時的詩人們已不再是政治家，他們感到無法改變眼前的現實，便力圖在詩歌創作上追求構思的新奇、用詞的典雅和韻律的和諧，力圖通過對文學的改革來徹底擺脫宗主國的影響，并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與心理平衡。這就是拉美現代主義詩歌產生的時代背景”22 。而我們通常認為現代主義詩歌的興起與歐洲文化傳統遭遇質疑有關，戰爭和工業文明讓人類異化，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產生了消極、悲觀和失望的情緒，強烈的虛無感彌漫在作品中，從而奠定了現代主義的情感基調。但拉美文學中的現代主義卻起源于民族獨立后的茫然，如果將之與西方現代主義詩歌加以比較就會發現，除表面上的悲觀和失望情緒之外，二者產生的文化背景和精神內核還是存在較大差異。緣何拉美國家會產生如此濃厚的悲觀和消極情緒？這其實與他們成為獨立國家之后面對的國際國內形勢有關，革命浪漫主義和激情在民族獨立斗爭中消磨殆盡，真正建立起獨立國家之后，他們卻不知如何應對迎面而來的諸多挑戰。事實上，拉美國家也需要解決國內經濟發展的困難，以及國際上面臨的外交封鎖，這種與中國相似的處境恰好有利于促成二者的友好邦交。在這種情況下，文學翻譯的目的就是加強中國和亞非拉國家的交流，通過翻譯的橋梁作用來融洽中國和這些國家之間的關系，從而打破西方國家的外交封鎖。因此，這一時期中國為了擴大邦交對象，翻譯了很多非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學作品，尤其是亞非拉新興獨立國家的當代文學作品。也正是借助這場配合中國外交和政治戰略的亞非拉文學翻譯活動，中國最終得以與周邊國家及其他亞非拉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拓展了國際生存空間。

中蘇關系惡化之后，面對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對國際社會秩序及話語權的操控，中國要贏得國際生存空間并發出聲音是相當困難的，所以“十七年”文學翻譯一方面要與社會主義國家和亞非拉弱小國家結盟，另一方面也要從民族文學內部生發出強大的愛國熱情，才能在增強自我精神力量的同時，借助外力來對抗強權政治和后殖民擴張。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作家多抒發對新社會、國家和人民的熱愛之情，這勢必要求翻譯文學同樣具備“頌歌”的品格，從而使那些正面書寫祖國的外國文學作品獲得了翻譯的良機。以印度泰戈爾《吉檀迦利》的翻譯為例，作品抒發了詩人對有悠久歷史文化的祖國、愛和平的勞動人民和雄偉美麗的山川的熱愛和贊美之情，顯示出詩人對祖國未來的美好構想。泰戈爾無疑“是屬于印度人民的，印度人民的生活是他創作的源泉。他如魚得水地生活在熱愛韻律和詩歌的人民中間，他用人民自己生動樸素的語言，精煉成最清新最流麗的詩歌，來唱出印度廣大人民的悲哀與快樂、失意與希望、懷疑與信仰。因此他的詩在印度是‘家弦戶誦’，他永遠生活在廣大人民的口中”23。由此可以看出，泰戈爾被描述成當時中國理想的作家形象，其具有民族主義情結的詩作也被看作是新中國理想的贊歌。非洲文學的翻譯也在這一時期拉開了序幕，且選譯的作品同樣具有較強的民族情感。比如冰心曾翻譯了加納詩人以色列·卡甫·侯的《無題》、波斯曼·拉伊亞的《科門達山》、約瑟夫·加代的《哈曼坦》和瑪提·馬奎的《我們村里的生活》等，這4首譯詩以《加納詩選》為題于1962年12月發表在《世界文學》上，是中國翻譯文學史上翻譯發表加納文學作品最集中的一次。其中，《無題》中有這樣的詩句：“如果我被迫去恨/那曾經哺育過我的祖國，/去討普通異邦人的喜歡——/那么就讓船開走吧，/我步行走去。”24為討殖民國家的喜歡而讓詩人去憎恨自己的國家，那他寧愿舍棄物質上的便利而選擇“步行”，該詩不僅具有濃厚的愛國熱情，也包含著詩人內心與殖民國家對抗到底的強大力量。

越南文學的翻譯受到兩股國際風潮的影響：一是中蘇關系惡化之后，中國為尋求外交上的有力支持而轉向越南等亞非拉國家文學的翻譯；二是越南北部與南部之間長期的割裂與爭戰，北部的社會主義政權與南部受美國支持的資本主義政權的對峙，滿足了社會主義中國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心理，從而助推了中國對越南文學的翻譯。因為南部和北部存在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差異，“十七年”翻譯的所謂越南文學主要是指北部社會主義文學。越南文學的翻譯在1950年代還處于沉寂的狀態，隨著1961年越南戰爭的爆發以及中國對越援助力度的加大，越南文學在中國的翻譯才在政治和戰爭同盟的助推下得以升溫。1954年，伍漢翻譯何明遵的報告文學《在血火的日子里》在新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十七年”越南文學漢譯的開始，也代表了越南文學漢譯以報告文學為主的選材方向。《世界文學》1963年5月號、1964年8月號、同年10月的“越南文學專號”，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號召，用文學翻譯的手段來增強和越南人民的交流并支持他們抗美建國的斗爭。黃軼球翻譯了越南詩人阮攸（1765—1820）的長篇敘事詩《金云翹傳》，于1959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該長詩取材于中國清代小說《王翠翹傳》，如今黃軼球的翻譯算是對《王翠翹傳》這部作品的回譯，這在譯作的序言中也有所提及：“阮攸翹傳，取材于中國小說，黃先生作品，從越文譯出，中而越，越而中”，“黃先生抱有堅決毅力和濃厚熱情，用大工夫，成此譯作，為越南文藝界增光，為中國文藝界供一參考新材料，尤其對于中越文化交流問題，有最大貢獻”25。馬祖毅翻譯阮公歡等人的短篇小說集《面包樹》，1959年4月在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收錄了阮公歡的《面包樹》、白村的《高山頂上的人》、武首憲的《祖國》、金蘭的《他的村莊》以及阮玉瓚的《媚姑》等5篇作品，是北部越南社會主義生活的寫照。1920年出生的北方詩人素友，是作品被翻譯得最多的越南作家。且不說《世界文學》雜志“越南文學專號”上刊發了素友的多首詩歌，就單行本而言，主要情況如下：安志信等翻譯他的詩集《向中國致敬》，于1959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顏保等翻譯他的《素友詩集》，于1960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羅爾莊等翻譯他的《暴風》，于1963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此外，李亞舒等翻譯的詩集《越南女兒》，1959年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載有素友的詩歌多首；黎箭等翻譯的詩集《戰斗的南越》，1964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素友的詩作占比最大。從雜志到單行本，再到詩歌合集，素友成為“十七年”越南文學翻譯的重要作家，這當然得益于其作品的革命精神和社會主義“敘事”。

正是基于社會主義視域下的新社會建設、革命斗爭和國際政治與外交等現實訴求，才引發了中國對亞非拉文學的大量翻譯和介紹；而亞非拉文學的翻譯反過來又順應并促進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和長遠的社會價值。但從翻譯文學的角度來看，社會主義視域下的文化交流活動又決定了亞非拉文學翻譯的選材特點，那就是“十七年”中國翻譯的亞非拉文學主要以當代甚或“當下”文學為主，雖可迅速反映這些國家文學創作的最新成果及前沿趨勢，但因亞非拉當代文學缺乏歷史積淀和藝術過濾而很難翻譯出精品力作，也不利于中國讀者縱覽亞非拉文學的歷史面貌，最終對亞非拉文學形成“革命”“斗爭”和“激情”的簡單印象，反而不利于文學交流的充分展開。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域外思想資源整理與研究（1907—1949）”（項目編號：21&ZD258）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8 楊義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十七年”及“文革”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194-195頁。

2 沈志遠：《發刊詞》，《翻譯通報》（第1卷第1期），1950年7月1日。

3 4 江森：《譯后記》，《第一次收獲》，[朝鮮]李根榮著，江森譯，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1964年版，第187、188頁。

5 14 18 19 20 王友貴：《20世紀下半葉中國翻譯文學史：1949-1977》，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版，第907、887、913、914、915—916頁。

6 金鶴哲：《建國三十年朝鮮和韓國文學譯介研究》，《東疆學刊》2017年第1期。

7 [朝]李鎮華：《鳥兒棲息在柳樹溝》，洪浩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65年版，第105頁。

9 五部作品為：聶魯達：《讓那伐木者醒來》，袁水拍譯，新群出版社1950年版；聶魯達：《聶魯達詩文集》，袁水拍譯，人民文學社1951年版；聶魯達：《流亡者》，鄒綠芷譯，文化工作社1951年版；聶魯達：《葡萄園和風》，鄒絳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版；聶魯達：《英雄事業的贊歌》，王央樂譯，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

10 紀廉：《紀廉詩選》，亦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紀廉等：《我們的怒吼》，王紅勛等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年版。

11 本數據主要參考王友貴《20世紀下半葉中國翻譯文學史：1949—1977》，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版，第1014—1015頁。但根據騰威的統計，20世紀50—70年代巴西文學作品的翻譯出版數量僅有9部，少于王友貴統計的僅1949—1966年間就有11部。（騰威：《“邊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學漢譯與中國當代文學（1949—1999）》，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頁。）經反復查閱資料，筆者統計出1949—1966年間，中國翻譯出版的巴西著作是13部，其中文學作品有10部，外加1部自然科學作品和2部政治文獻：《點滴實驗》（第一卷），（巴西）F. 費格爾著，譯者不詳，地質出版社1960年版；《巴西共產黨（新黨）綱領宣言》，譯者不詳，無出版社，1962年印刷出版；《巴西聯邦共和國刑法典》，譯者不詳，法律出版社1965年版。

12 1973年李芒重譯此作時，將書名改為《在外地主》，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3 [日]德永直：《序》，《靜靜的群山》，蕭蕭譯，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3年版，第2頁。

15 [朝]趙正哲：《朝鮮游擊隊的女兒》，崔民秀譯，文光書店1951年版，第2頁。

16 嚴辰：《編后》，[朝]趙基天、金常午等著，《朝鮮在戰斗》，嚴辰編譯，華東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44頁。

17 [越]外文出版社：《南方來信》（ 第1集），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3頁。

21 [蒙古]策維格米丁·蓋達布：《蘇赫·巴托爾之歌》，鄒絳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年版，第250-251頁。

22 趙振江：《現代主義詩歌與魯文·達里奧》，《魯文·達里奧詩選》，[尼加]達里奧著，趙振江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頁。

23 冰心：《〈吉檀迦利〉譯者前記》，《冰心譯文集》，譯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679頁。

24 [加納]以色列·卡甫·侯：《無題》，冰心譯，《世界文學》1962年第12期。

25 [越]裴杞：《金云翹傳·序言》，《金云翹傳》，[越]阮攸著，黃軼球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