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被愛書人稱為“彩虹墻”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 （主辦方供圖）

“我們把近年來最重頭的一個首發式放在了上海書展。”商務印書館執行董事、黨委書記顧青口中的書籍便是被愛書人稱為“彩虹墻”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8月15日，該套叢書在上海書展迎來第1000種首發的里程碑時刻。這項堪稱我國現代出版史上規模最大、最為重要的學術翻譯工程“上新”，吸引了現場大量讀者和業內人士的關注。

不怕規模大、不怕時間長、不怕難度高，是商務印書館對于這套40多年來累計出版22輯1000種“叢書”的執念?！皡矔w現了中國出版人強烈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學術擔當。有人說1000種夠多了，但對于一個國家的文化建設，1000種太少了。從現在開始，我們朝著2000種重新開始起步?！鳖櫱噙@樣展望。從1981年開始，“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跟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開始出版，在40多年的歲月里不曾停歇，陪伴著、影響了幾代中國學人與廣大讀者。昨天的首發式也吸引了全國法學界、哲學界、歷史學界的多位“大咖”前來聚首。

“1000種叢書，為中國的學術、學科發展和中國的思想啟蒙、思想結構作出了重大貢獻?！比A東政法大學原校長、法學教授何勤華用“無可估量”來形容“叢書”對于中國法學的意義。如《拿破侖法典》《法學總論》代表了一批世界法律制度的集大成成果；《法律和道德》《法律和宗教》等將近代西方法律進步的理念引入中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和洛克的《政治論》等書則向讀者展示了人類法制文明最高成果的思想精華。

浙江大學圖書館館長、哲學教授孫周興是為“叢書”翻譯作品最多的譯者之一，達到13種，他也是哲學領域里最高產的譯者。在大學就讀時，孫周興就開始閱讀“叢書”，對“叢書”的發展如數家珍，“我大學時叢書有100多種，2006年300多種，如今轉眼來到了1000種?！彼嬖V記者自己無比期待著2000種的到來，“把2000種放在書房，可以說涵蓋了人類文明的基本內容”。

世界性、經典性、集成性、大眾性，在上海師范大學副校長、歷史學教授陳恒看來，當代的國際文庫普遍具有這些特點。這些標志之外，“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也已在讀者間打響“深耕學術”的品牌效應。陳恒做過統計，全球范圍內，“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在學術領域的叢書中，規模排名第一。他用“長期主義精神”形容“叢書”的出版，一代一代商務人不為市場而動搖，不論選書、出書的過程多么復雜，他們永遠堅持質量第一。”

當下，人工智能已被應用于翻譯工作中。在可以把原文一鍵翻譯成中文的情況下，我們為何還需要閱讀漢譯名著？“閱讀翻譯作品，讀者是在漢語語境中進行理解的?！鄙虅沼^總編輯陳小文認為，翻譯不僅是一個語言轉換的過程，更是在大量研究基礎上知識內化的過程。據顧青介紹，1000種書籍背后是600多位譯者和上千乃至上萬人的學術團隊。在他眼中，“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中的“名著”二字并不僅僅指代原著本身，還包括了譯本。在商務印書館“蓄水池”的模式下，一個譯本要在學術界經過多年的打磨并得到學界的認可后，才有資格進入“叢書”之列，“叢書代表了中國學界翻譯的最高水平。”顧青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