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姐妹情誼》：探索百年女性寫作的精神進路
學者張莉新近出版的《重塑姐妹情誼：社會性別意識與現代女性文學譜系的構建》（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重塑姐妹情誼》）突破既有研究思路，以重塑“姐妹情誼”為切入點，梳理百年中國女性文學譜系的生成與變化軌跡，勾勒女性寫作在中國社會轉型中的特殊展開路徑，在魯迅“立人”的延長線上探索女性精神振拔、尋路前行的生命意志，彰顯出女性寫作在構建民族精神共同體方面的重要價值。
“姐妹情誼”命題的提出，基于作者對中國百年女性寫作中社會性別意識流變的充分體認。《重塑姐妹情誼》一書將社會性別意識上溯至現代文學發生期，分析“五四”第一代女作家對舊式女性所傾注的同情與理解。她們所關注并書寫的，不僅僅是追求個體獨立的新女性，同時也包括身處困境中的母親、姐妹，構成了百年女性寫作中“姐妹情誼”萌發的最初語境。學者王富仁曾充分肯定作者的洞見，即“女學生文學”這一開端，構成了中國與西方現代女性文學發生的根本差異。若在百年女性寫作視野中進行考察，會發現“姐妹情誼”的拓展與深化，實則也是“女學生文學”不斷走向民間的過程。如果說，“五四”女作家的社會性別意識尚處于萌芽狀態的話，那么，左翼文藝的勃興、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則為“女學生”提供了更為開闊的視野及行動空間，推動她們愈益深入地參與到社會實踐斗爭中來。“同志情誼”的融入使“姐妹情誼”具有了堅實基礎和明確方向，蕭紅對弱勢女性生存處境的關切中包含著民族反抗精神的原初動力，而丁玲筆下女性青年知識分子的革命成長敘事，不僅記錄了自身的復雜精神歷程，更是對“革命姐妹”同路人的期待與召喚。
《重塑姐妹情誼》以開闊的整體性視野觀照百年女性寫作流變。書中以專章討論蕭紅的當代文學影響力，通過對李娟、塞壬、孫惠芬、遲子建等作家的分析，發現女性寫作中某種綿延的風格氣質——純真溫柔的心性、對世界的摯愛深情以及隨性自然的敘事語法。可以說，百年文學史寫作鏈條中的“同聲共氣”，也構成了對“姐妹情誼”的另一種深刻詮釋。而在新時期文學中，基于中國現實語境的“同志情誼”則有了更為豐富多元的內涵，不再僅限于革命和政治敘事，更多指向對女性生存狀態的“看見”以及女性之間的彼此體恤。這一明確的同路人意識在新世紀以來的女性寫作中有充分體現。《重塑姐妹情誼》中，考察了魏微小說在回鄉、情愛書寫等多種敘事主題中對女性生存境況的揭示；分析了喬葉筆下新時代山鄉巨變背景下鄉村女性的生活狀態，帶出其與孫犁鄉土小說寫作之間的內在關聯——對“新的現實”的發現與書寫。而最為顯著的案例當屬鄭小瓊。張莉在最后一章以“工廠”“勞動”“女性”為關鍵詞，考察鄭小瓊筆下當代中國女性工人與寫作者二合一主體形象的生成。這一主體極具辨識度，通過詩歌創作與無數的“打工妹”實現共情。
姐妹同“道”，此“道”可以是男女共同的事業。《重塑姐妹情誼》一書在描述現代女性寫作發生之時，提到若干頗有意味的細節。陳源在自己所辦刊物上發表凌叔華的多篇小說，后又為其編撰首部小說集，胡適為陳衡哲作序所起到的定位作用，《中國新文學大系》諸編者對女作家的篩選、評價，這些都顯示出中西女性文學發生期的重要區別，體現了女性寫作與中國本土語境的復雜現實關聯。也因此，張莉在研究女性寫作時，常常避免孤立地探討女性主體意識，而是在充分體認女性生存境況、揭示相關歷史語境之后，充分敞開男女兩性在現實和文本中的互動關系，呈現二者共同面臨的困境及前路。
將兩性情誼納入重塑“姐妹情誼”的視野，彰顯“道”之同一性，體現的是一種既重視性別分殊、又深具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精神進路。《重塑姐妹情誼》在汲取既有成果基礎上，于魯迅整體性“立人”視野中叩問女性主體的精神探索。張莉在書中致力于剖析女性寫作的精神內面，凸顯女作家以文學書寫喚起自身與他者關于個人心性重塑的強烈動機，意在敞開女性之于魯迅意義上的“靈明”與“摩羅詩力”的渴求與探索。
百年女性寫作浩蕩紛繁，《重塑姐妹情誼》對作家作品的選擇自有其標準。無論是現代作家凌叔華，還是對“婦女閑聊”深感興趣的林白，均揭開世相一角，使女性生活及精神世界被照亮；周曉楓隱藏在“破損”美學背后的靈魂，廖一梅極具先鋒意味的精神探險，均關聯著女性作家深刻的身體經驗與精神自省。女性寫作不僅僅意味著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還意味著能夠以自身精神的挺立而推動他者、社會的轉化與進步，這是魯迅“立人”精神在女性寫作領域的集中體現。
張莉評價魏微長篇小說《煙霞里》“在百年女性文學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這一論斷的依據是，作家個體的精神成長最終使她“懂得”世界，從而寫出了平凡女性的時代史詩。《煙霞里》中精神內斂凝聚又自然彌漫的美學意蘊，如良玉生煙、余霞成綺，實則也是張莉女性文學研究的獨特美學氣質。既不回避性別差異，充分體察女性現實生存中的諸般困境，又細致辨析社會性別意識生成與發展的本土語境特點，探索姐妹同“道”、兩性同“道”的可能性，這是《重塑姐妹情誼》所展示的百年女性寫作的特殊中國路徑。這一研究成果，不僅拓展了女性文學研究的空間，同時也為當下的性別話語注入了溫潤包容、深具雅正之美的女性力量，為性別內部、不同性別之間多層次的精神對話與共識達成提供了學理上的例證。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對外漢語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