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天是上海書展開幕的日子，我們集中推出三篇書評。在滿城飄蕩的書香中，這也許只是一縷，但絲絲縷縷匯在一起，便是思想的芬芳。人生是曠野，不是軌道。同樣的，書是海洋，不是溪流，有足夠開闊的視野才能善讀書，讀好書。我們希望的，便是從對每一本好書的介紹開始，和讀者一起，推開這世界上無數的門。

上海書展，一年一度，但與書的相遇，朝朝暮暮。

——編者

“中華經典百句”系列（中華書局，2024）的推出，給有些讀者帶來了疑惑。

不少經典作品本是一個整體，從中尋章摘句加以編排出版，豈不是強化了句子的碎片感？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到閱讀經典的整體性？提出這樣的疑惑固然有其一定道理，但也可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事實上，“中華經典百句”系列，是作為跟“中華經典通識”系列互補而出版的。“通識”側重于“整體”，涉及整本書或者體系中的篇章居多，而“百句”則以句為基礎，也延伸到句群或者說段。從文字的構成組織來進行一個稍微機械的切割，那么通識是關于“書”和“篇”的認知，“百句”是關于“句”和“段”的理解。這樣的互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達成有關中華經典宏觀和微觀、整體與局部的統一。

當然，“百句”系列出版的意義，又不僅僅跟“通識”互補中才體現，其自身的價值也有待厘清。特別是，我們如何看待、對待這種以碎片方式存在的“句、段”狀態？

首先，它延續了中國歷史悠久的“語錄體”傳統，并將之運用于書面作品的“尋章摘句”梳理中。從記錄孔子及學生片言只語的《論語》到唐宋高僧語錄再到朱熹、王陽明語錄等，名句以其高度凝練而又不失親切的面貌，持續進入不同時代、不同人的意識中，形成與接受者的思想碰撞或催其再生。而在歷史長河中，一些詩文中的名句如同語錄一樣不斷在被當時或者后代人所引用，就如同孔子在和學生交談中，也會不時地引用《詩經》中的句子一樣。

但引用有兩種，一種是為了理解原著、理解作者的引用，一種是“六經注我”式的引用。后者的引用有不少是在“斷章取義”前提下的借題發揮，如杜甫在詩歌《丹青引》中用《論語》中的“富貴于我如浮云”的意思，是把“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的“不義”略去的，這對杜甫描寫的畫家曹霸來說，是沒有問題的。但據此理解《論語》的主張，又是欠妥的。如同我們習慣于說“父母在不遠游”一句話，而忽視后面還有一句“游必有方”。不說明這種忽視來理解孔子，同樣欠妥。也就是說，即使同為碎片的摘句，也有相對完整意思的保存和斷章取義的不同。于是，打開“經典百句”系列，讀一讀為了理解原著、理解作者的引用，讀一讀那些盡可能保留了完整意思的名句摘錄，就可以糾正我們可能的一些誤會，讓我們獲得一種相對完整的語典知識的必要積累。

其次，正因為是摘錄，即便盡可能保留了完整句子乃至段落的意思，但有時候，語境或者語言背后的歷史背景又確實很難在摘句中一起呈現，碎片的樣態依然存在。這樣，學者的解讀就變得相當重要。這種解讀，既可以是對當時語境的回溯與揭示，讓摘錄出的句子重新生根在語境的土壤中，與語境形成既相生又相克的張力。

比如樂毅離開燕國去趙國，受到燕惠王的數落，于是寫信為自己辯解，還表白說“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潔）其名。”陳正宏撰寫的《史記百句》中摘錄了這段名句，又指出其在信中是不斷“潔其名”的。這說明，格言化的句子作為一種原則，也許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它與人們實際交往的現實情況，常常會發生錯位，這種錯位，帶來理解的張力。而學者的解讀，恰恰給了人們習慣于把生活簡單等同于格言的警示，讓讀者借此反思自我：樂毅引用古人格言來自我表白，把理想的自我等同于生活中的自我，不正是我們常人喜歡做的嗎？且不說有些人僅僅以此為自己貼金了。

此外，學者的解讀，也有著對語典流行于不同時代的運用比較。在比較中，使我們對語典意義的認識更為清晰。如《史記百句》還摘錄了“鴻門宴”中大家都熟悉的樊噲勸劉邦不打招呼就溜走的一段話，然后加以分析道：“這段話里的‘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一句，后來也變成了八字成語，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不過那意思，已經由刻畫項羽、劉邦二人間并非不可逆轉的緊張關系，一轉成為哀嘆弱勢的我方，被強大的敵方無情宰割的悲慘命運了。”這就不單單是對不同時代的語境揭示，也有對語言本身的深入體悟。這樣的深入體悟，這種對經典語言的細品，正是時下人們閱讀經典時普遍缺乏的態度。

當然，理解經典的歷史語境是應該把對名句的理解本身也作為歷史存在納入到解讀中去，主體意識在對對象的理解中得到生成，并形成另一種意義的歷史化對象。在這一點上，傅杰撰寫的《論語百句》有著鮮明的特色。他的解讀，大量摘錄了古人和今人的理解，他個人的觀點則作為一條暗線，把各種解讀或者論述貫穿起來。這里有嚴謹的學術闡釋，也有日常生活的趣聞，使得附于名句后的解讀，變得多姿多彩。比如他以毛澤東給自己兩女兒取名“李敏”與“李訥”，來說明孔子說的“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影響深遠。又舉當代美學名家王朝聞，其中的“朝”總被人誤讀為“朝廷”的“朝”而特別撰文糾誤，以說明他的名字是以孔子的“朝聞道，夕死可矣”來寓志的。

再次，“經典百句”的摘錄形態，又為解讀者對意義的重組或者讀者的自由聯想提供了契機，即便有些句子的摘錄難以生成原文完整的那種意義，但也正因其碎片而帶來的發散性，往往催生了一種潛在的新意義。

對于句子的摘錄，習慣的認知就是把它等同于總結人生經驗教訓的警句格言，這當然構成“經典百句”系列很重要的部分，但又不僅限于此。可以說，“經典百句”呈現的不只是思想的結晶，也是智慧的點燃、精神的提升和想象的昂揚。

陳引馳撰寫的《莊子百句》，摘錄《逍遙游》開頭的“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等一段句子。這個開頭，也曾以《莊子二則》中的一則，選入了統編版的初中語文教科書。因為這段文字沒有出現觀點鮮明的句子，有些人對此就感到莫名其妙，甚至發文提出質疑，認為學習這樣的語段是無意義的。卻不理解，開頭揮筆寫下的高遠境界和開闊的想象，是對人的思維品質有很大的激發力量。用陳引馳的話來說，這樣的大動物，上升到這樣高的空間，有著顯而易見的非現實性，“應該說主要是一個精神境界的形容。你感覺到隨著鯤鵬的高升，自己超脫出了平常的世界，跳出了日常的格局。”這樣的開頭當然有把寫作思路引向特定主題的意圖。但是，在作者的起筆中，看不到這種大格局，或多或少反照出閱讀者自身的狹隘和猥瑣。

再比如，《史記百句》開頭選入《刺客列傳》中的荊軻在易水邊與燕太子丹告別所唱的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提出了悲劇性的人生，就是一首歌的話題。但由此進一步觸發讀者的思緒是，易水所在的易縣，也是狼牙山的所在地。于是，抗戰時期的特寫《狼牙山五壯士》，那種展示戰士跳崖的悲壯與荊軻之歌的悲涼，因為山的恒在與水的流逝而形成了意象的對比，跟不同時代、不同信念的“壯士”互為照應，推動著讀者去思考，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意脈是如何得到了打通，而革命文化又是如何在繼承和轉型中，得到了創造性發揚光大。

總之，中華歷史文化信息經由經典的積淀，在不同時代總能折射出新的光芒。專家學者慧眼獨具地摘錄和解讀“經典百句”，是立足當下而把這些句子擦亮為耀眼的“金句”的成功嘗試。至于解讀文字大多寫得文采飛揚，理趣十足，也可以當小品美文來欣賞，這里就不再舉例贅述了。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光啟語文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