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段崇軒，1952年生，山西原平人。文學創作一級。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1978年開始從事中國當代文學及文學評論研究，著有長篇傳記 《趙樹理傳》（合作），評論集《生命的河流》《邊緣的求索》《地域文化與文學走向》，專著《鄉村小說的世紀沉浮》《馬烽小說藝術論》，散文隨筆集《藍色的音樂》 等十多種。專著 《中國當代短篇小說演變史》，入選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有多篇作品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趙樹理文學獎等獎項。

《五月》之風

從事文學編輯、批評寫作數十年，在文壇上社交也廣，識人頗多，交友不少。有的人曾經過從甚密、朝夕相處，但后來漸行漸遠，形同陌路了；有的人只是偶爾相識或幾面之緣，卻心靈相通，成為師生、朋友、知音，讓人沒齒難忘，終生感念。我與田中禾先生就屬于后一種情形。

上世紀80到90年代，田先生是《山西文學》的忠實作者，與刊物保持了十幾年的“交往期”。我是刊物的一名編輯，與他有著緊密的聯系，后來又有數天的接觸、交往。就在這書來信往、短暫交集中，我們由文學關系，升級為師生加朋友的關系。我在閱讀他的作品、信箋乃至思想、人格中，感受到了他的純正、溫厚、超拔的精神品格，就像一脈清流，從中原流到三晉，流到我的心里。

回顧1985年，那真是一個《山西文學》的“田中禾年”。而他是河南作家，并非山西作家。我1982年從山西大學中文系調回忻州地區文聯，在一份名叫《春潮》雜志（《五臺山》前身）做編輯。我和同代人經歷了新時期文學的濫觴、發展，但到1985年，新時期文學已在悄然分化、變遷。田先生的短篇小說《五月》發表于《山西文學》五月號。“五月”對“五期”，無縫連接。主編周宗奇特為小說寫了一則熱情洋溢的“編稿手記”，曰：“讀著《五月》，一股純真之氣撲面而來。最可貴的就是作者完全從自己所觀察到、所理解到、所熟悉了的生活出發，為我們描繪出一幅幅當今農民的多層次、多色調的生活圖畫…… 正是通過這些充滿生活氣息和泥土芬芳的活生生的圖畫，使人們在一種美的享受之中，清醒地認識了當今的農村現實。”這段編者的話有幾個要點：一是認為小說所展現的世界是作家主體所感受、所創造的；二是這幅鄉村圖畫是多層次、多色調的；三是小說具有純真之氣、詩意之美。細細品味，可謂“一語中的”。

1980年代是文學的時代，刊物發行量巨大。《五月》像溫煦的夏風，在山西文壇、三晉土地上涌動，乃至“刮”向全國。《小說選刊》 第7期轉載，《新華文摘》第9期轉載。《山西文學》第8期發表雷達的《〈五月〉的感想》，《紅旗》第15期刊登張石山的《成熟在豐收時節——讀田中禾的〈五月〉》。我所在的忻州地區，文聯內外的作家、文學青年都在傳閱、談論《五月》，省作協的作家、編輯到各地市下鄉，所談所議也是田中禾和他的《五月》。此時的田中禾先生已從社會底層掙脫出來，進入河南唐河縣文化館工作，已發表了一批短篇小說、詩歌之類，再度復出文壇，但并未引起太多的關注。一位外省作家在《山西文學》發表作品，受到如此“厚待”，似乎還從未有過。再說《山西文學》自有其傳統，譬如鄉村題材、地域特色、跟蹤現實等等，亦有眾所公認的建樹。《五月》所以受到編輯、讀者的“追捧”，一定有著更復雜的原因。

此時我已投身文學批評寫作，細讀了《五月》，深感這是一篇非同一般、內涵特別的小說。小說以農村改革開放為背景，描述大學畢業留在外省教書的香雨，農忙五月回到故鄉參與家里的割麥、打場、賣糧等一連串勞動。但作家并沒有直白地歌頌農村的新政策、新氣象，而是提出了農村、農民所面臨的新挑戰、新問題。突破了主流小說的思維模式。小說寫了父親、母親、奶奶、改娃、大狗、小伍等不同代際的人物形象，特別是歸來的城市人香雨的形象，但作家卻揚棄了現實主義那種個性化、典型化的方法和手法，突出了人物身上混沌的人性特征——即社會性與自然性的膠著與矛盾，使人物顯得格外自然、逼真、豐富。藝術形式上則運用細膩、真實、從容的寫實主義方法，并賦予自然、人物一種詩情和畫意，努力呈現出一種生活自身的原汁原味、固有樣態。它是現實主義的，但又突破了現實主義，它是浪漫主義的，而又把它深蘊其中，它甚至有著現代主義的某種內核與色彩。當然作家還處在探索時期，作品還顯得有些粗疏、生澀。這樣的小說，與山西當時的鄉村小說是息息相通的，但又超越了山西的某些作品，因此受到了思想開放的《山西文學》主編和編輯的“青睞”。若干年后，青年學人呂東亮指出：“ 《五月》鮮為人知地啟示了三年之后‘新寫實小說’創作潮流，雖然《五月》沒有被歸為‘新寫實小說’代表作而落于文學史著述中天然安放的境地。”（呂東亮：《“新寫實小說”的先聲——重讀田中禾短篇小說〈五月〉》，《莽原》2022年第6期）其實，當時就有論者把田中禾歸為新寫實小說作家，但對《五月》并未作出精準的闡釋。田中禾小說的復雜性，新寫實理論也是難以涵蓋的。

緊接著到1986年，《山西文學》第10期推出了田中禾的中篇小說《秋天》，同樣是頭條，另一位主編李國濤也加了“編稿手記”，他用魯迅式的“哲思”語言概括了作品的故事情節，指出了其中“不夠渾然”“有點生硬”的地方，然后說：“ 《五月》之后，田中禾畢竟不負眾望，再一次為《山西文學》的讀者們拿出自己的扛鼎之作，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到作者在努力而可貴地突破著自己。”這部小說以年輕考古者在河南盆地發掘漢墓為線索，展示了一個農家三代五口人在農村變革中的不同人生狀態與命運遭遇，小說同樣使用了新寫實方法與手法，斑駁陸離，發人深思。這一時期，《山西文學》還發表了兩篇評論，一是孫蓀等的《〈五月〉漫話》，二是鄭波光的《從“五月”到“秋天”》，在研究田中禾小說上有所深化。

田中禾是從《山西文學》脫穎而出的，這應該是他始料未及的。他并沒有慢待他的故鄉的刊物，如《莽原》《奔流》等。也沒有忘記向全國文學刊物“沖刺”，如《上海文學》《人民文學》 等，并屢屢在這些刊物的評獎中獲獎。

1988年4月，姍姍來遲的1985—1986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揭曉，田中禾的《五月》以19篇中的首篇位置獲獎。從1978年到1986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評過八屆，《山西文學》以及前身《汾水》，獲過三次獎，分別是成一的《頂凌下種》、張石山的《镢柄韓寶山》和田中禾的《五月》，田中禾是唯一的外省作家獲獎，且獨占鰲頭。這讓山西文學界喜出望外、頗受鼓舞。山西文學界與河南文學界都進行了祝賀、宣傳！1989年，作為全國短篇小說評獎評委的宋遂良，發表文章稱：“我雖然對去年的全國小說評獎有這樣那樣的遺憾，但對于評委們一致將田中禾的《五月》列在獲獎短篇的榜首，還是感到由衷的欣悅和欽佩的。”（宋遂良：《沉淪·困惑·悲憤——評田中禾近作三篇》，《當代作家評論》1989年第3期）

從1985年始，我就喜歡上了田中禾先生的小說、散文，只要在報刊上看到，就會悉心閱讀，收藏起來。我從一些有關文章、資料中得知：他19歲上高中時就出版了詩集；青年時從蘭州大學中文系退學，落戶城郊農村，一邊參加生產勞動，一邊自修功課和堅持寫作；流落底層后，創作一度中斷，直到新時期之后才重新執筆，“一鳴驚人”……這些傳說故事給田中禾先生增添了傳奇、神秘色彩。他的文學作品，既有對現實社會人生的深刻、獨特的洞察，又有誠摯、濃郁的文人情懷，還有立足西方現代哲學、文學的形而上思索。他的文學作品顯然與山西作家有所不同。他的感情、思想、境界是我格外向往、愿意走近的。

“鐵桿”作者

1988年夏，我從忻州地區文聯調到山西省作協，在《山西文學》當編輯。六年前從太原調到忻州，現在又從忻州調回太原，人生就是不斷循環、畫圈。田中禾《五月》獲全國獎的喜事還未冷卻，在編輯部同事們的口中不時提及；有編輯說：田中禾為人真誠、創作勤奮，咱們還可以繼續向他約稿。此時新任主編是馮池老師，他給我安排的任務是：審讀兩個地區的小說稿，再加全部評論稿。我欣然領命。馮池老師秉承前幾代主編的做法，也特別注重推出農村題材小說，這是山西幾代作家的強項、優勢，外省作家也知道《山西文學》的這一特色，不時主動投稿。不定期地推出幾期“農村小說特輯”后，馮池老師跟我商量：能不能在刊物上搞一個農村小說討論的專欄？于是二人商定了專欄的題目：“農村生活小說研究”，擬了一個省內、全國的約稿名單。然后由我親筆寫約稿信，送郵局發出去。那時編輯寫約稿信，一般不用打字機，都是親筆寫就，雖然費時費力，但感覺鄭重、誠心、親切。被約稿的作家也會認真對待。沒過多久，省內、省外的稿子源源而來。于是從1989年第4期開始推出文章，到第12期結束。共發表文章13篇，有李銳、張石山、呂新、陳遼、張志忠、傅書華等的文章。我自然給田中禾老師寫了約稿信，但遲遲未見來稿，遂又去信催促，終于收到了他的來稿，并內附短箋。他說：“稿子早已寫好，但又有些失悔。我從來不熱衷寫這類文章。如你所說，我不想用理論支撐自己。”“承蒙又來信索要，躊躇再三，只得以信為重，寄上吧。如覺草率，可棄之不用。”田老師的信讓我感動，既看到了他的真誠、嚴謹，又看到了他的謙遜、仁義。這篇文章就是發表在《山西文學》第12期的《在歷史與人性的切點上觀照鄉土》。

順便插一句。田老師寫信，總是很認真、很細心。字跡清秀、工整，格式標準、完備，態度謙和、周到。讀他的來信，就是一種享受。十多年間，我收到過他大約十幾封信，但有的散佚了，手頭保存的還有六封。

這篇兩千多字的文章，內涵豐富，境界高遠。田老師在文章中表達了他對魯迅、沈從文鄉村小說的推崇，表現了他對農民“憐”“惜”“愛”“恨”的復雜感情。竭力倡導中國的鄉村小說，要取法西方現代小說的思想與方法，譬如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略薩的《綠房子》等等。他特別論述了對農民的書寫，要切入他們的人性深處，如是說：作家“希望歷史以更迅速更輕捷的步伐前進，但又常常為歷史巨輪碾碎的人性哭泣。人是很不幸的，他集社會性與自然性于一體，如磁鐵的N極與S極一樣不可分割。人就永遠在社會性與自然性的沖突中經受心靈的磨難。”這篇文章集中表達了田老師的鄉土文學觀，特別是他對農民人性的洞察、理念，給我打開了新的思想、藝術視野。

1991年 4月，《山西文學》和《人民文學》在杏花村“酒都賓館”聯合召開了一次別開生面的“短篇小說藝術討論會”。應邀參會的有黃河流域六個省份的近40位作家，外省作家有鐵凝、陳沖、張宇、唐棟、邵振國、李貫通等，山西作家有成一、李銳、張石山、蔣韻等。山西省作協主席焦祖堯、《人民文學》主編程樹榛、《山西文學》主編馮池，還有兩刊的部分編輯參加了討論會。田中禾老師自然也在邀請作家之列，此時他已調入河南省文聯，成為專業作家。我在會上見到了他。看到他挺拔的身材、俊朗的臉龐、溫和的笑容，還有莊重的西裝、領帶，我不由得肅然起敬，心生暖意。因為有多次的通信，且給他寫過兩篇評論，因此我們之間心有靈犀，很快就像熟人、朋友一樣了。

三四天短篇小說藝術討論會，開得自由而熱烈。醉人的酒香激發著作家們的腦細胞。大家討論了小說與生活的關系，短篇小說內容與形式的問題，小說的特性、結構、語言等等。張宇談到作家的生活觀，認為只有進入作家內心的生活才算真正的生活，田老師立馬站起來聲援張宇的觀點，并運用現代“混沌學”理論給以佐證。而混沌學強調的就是整體性、連續性等，這不正是田老師正在實踐著的“新寫實小說”的真諦嗎？在座的作家們都頻頻點頭。在三四天的時間中，我和田老師有多次聊天、對話，或是在會上、會下，或是在房間、庭院，他的話總是溫文爾雅、清晰到位，既充滿理性，又飽含著感性，我覺得他更像是一位睿智的大學教授。

會上我靈機一動，給馮池老師提了一個建議，在《山西文學》開一個“短篇小說藝術談”欄目，得到贊同。我當即在會上四處約稿，崔道怡、焦祖堯、田中禾、張宇、邵振國、王祥夫、曹乃謙等爽快應約，會后就寄來了稿件。于是在這年第7—12期，推出專欄，發表了13篇文章。田老師的文章題目是《短篇小說與門杰海綿》，發表在第8期。他把短篇小說與門杰海綿實驗相比較，“短篇小說，它恰恰是在有限空間通過藝術變幻制造出無窮大的奇妙世界。”他批評當下小說“仍然不過是在沿著詮釋社會政治、文化歷史的狹窄巷道跑前跑后”。他浪漫地認為：“短篇小說應該是現代人的神話世界。”這些觀點令人驚艷！

田中禾老師的小說創作有兩個系列。一個是現實農村，即他觀察和體驗到的當下農村與農民生活，如《五月》《秋天》等。另一個是記憶中的鄉村，即他童年時期的故鄉和親人們的印象，他取了一個《落葉溪》總題目，采用的是筆記小說的寫法。《山西文學》1993年第2期，發表了他的《落葉溪二題》，寫的是故鄉農民的“上吊”“投河”故事，有著濃郁的民情風俗特色，折射了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原農民的生存狀態與生活情景。有論者認為這一系列“是轉化本土小說傳統成功的范本”。

如上所述，給田中禾老師寫評論，是1989年夏天的事情。當時我收集閱讀了所能找到的他的大部分作品，感受很多，也有一些疑問，于是給田老師致信。他很快回復，謙虛地說：“如果你打算就我的東西寫點什么，那是你的事業，一則不能不表示感謝，二則也許這種交流對作者是有好處的。一二年前，有幾位評論家聯系寫評論，我多所婉謝，因為實在沒什么可評。”接著他講述了自己的一些創作概括、經歷，開列了一個較詳細的作品目錄。

經過幾個月時間的筆耕，我完成了兩篇文章。一篇是《田中禾和他的“人性世界”》，著重論述了他獨特的創作思想——即對人性世界的認識與把握，以及歷史變遷中各種人物特別是農民身上人性的矛盾、變遷。文章發表在《上海文學》1990年第8期。另一篇是《合金式文學——談田中禾小說的藝術表現》，重點闡釋了他在小說上的藝術探索，譬如作家豐富而堅定的主體意識，對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努力融合，小說敘事結構與語言的精心營造，發表在《小說評論》1991年第2期。這是我費力較多的兩篇評論，但通過對一個作家的深入研究與評判，使我得到了提高。我把評論復印件寄給田老師，他在回信中說：“文章寫得真誠、扎實而有悟性，特別是第四節，將《落葉溪》納入人性的流向，我覺得很機敏，而且有關人與自然關系的論說也是我所喜歡的。”看得出，他對我的評論是滿意的。

我注意著田老師的動向。1990年代之后他的人生與文學可謂順風順水。1993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說集《月亮走我也走》，1994年出版了長篇小說《匪首》，他都不忘記給我惠寄一冊。1996年他擔任了河南省文聯副主席、河南省作協主席，我知道他不追求這些，但依然為他高興。

“君子之交”

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社會進入市場化、世俗化時代，文學滑向了社會的邊緣地帶，但文學的巨大慣性使純文學依然在既有的軌道上滑行。在這樣的社會、文學背景下，1992年冬天，我受命主持《山西文學》刊物工作，后被任命為主編。我和編輯同仁們精誠團結，期望振作滑坡的純文學，在文學轉型中能夠有所作為。其中一個辦刊“策略”就是，竭力凝聚原來倚重的中青年作家，多多推出精品、力作。

1996年10月，是《山西文學》創刊40周年，怎樣紀念一下呢？我和編輯同仁們早早就開始謀劃了。開一個會吧？興師動眾，大家說些套話，也沒什么意義。最后決定，從9期到11期，用心組織、編輯三期“中國鄉村小說特輯”，再加一個“鄉村小說自由談”專欄，作為一種最真誠、最務實的紀念和祝賀！從名目上講，我們已從“農村題材小說”“農民小說”等概念，過渡到“鄉村小說”概念。鄉村小說是城市文學比較下的一種文學形態，是立足現代社會對傳統文明的一種觀照，已是一種新的概念和內涵了。“鄉村小說”前面冠以“中國”，是受日本學者小林榮的啟迪，他有一個時期每年從《山西文學》遴選若干篇小說，編輯出版，書名就叫《中國鄉村百景》。山西的實力派作家加上全國一些重點作家的力作，稱為“中國鄉村小說”也是名正言順的。

我們的編輯構想，得到山西乃至全國一些作家、評論家的贊成、好評。我和副主編們親自給山西以及外省作家們寫信、打電話，盛情約稿。稿件源源而來。田中禾老師這年擔任了河南省文聯、作協的要職，知道他很忙碌。但他是《山西文學》的“鐵桿”作者，我們個人的關系也在那里。這樣的紀念“行動”不能沒有他，我鄭重地給他寫了信。結果超過預想。三期“特輯”共發表21篇（部）小說，有16個短篇，5部中篇。外省作家劉玉堂、劉醒龍、關仁山、何申、田中禾、張繼，山西作家張石山、曹乃謙、王祥夫、譚文峰、權文學、馬駿等，奉獻出了他們的力作。“自由談”評論專欄，3期推出14位作家、評論家的文章，作家田中禾、成一、韓石山，批評家丁帆、張德祥、傅書華等拿出了他們的佳制。我在“卷首語”中說：“總覽這三期小說，我們會發現，這里展現的是90年代中國農村的一幅‘清明上河圖’式的長卷，體現的是世紀之交鄉村小說創作的一種新特征、新走向。”

我感激田中禾等眾多作家、評論家的鼎力相助。特別是田老師在百忙中“遵命”寫作，且既有小說，也有評論。這里面自然有他與《山西文學》的多年交情，也有我個人與他的“忘年之交”。在他與刊物十幾年的交集中，他一共發表7篇作品，其中有4篇小說，3篇評論，而且每一篇都是他的用心之作。我從未見過他在寫作上草率應付過。

田老師“特輯”中的短篇小說是《姐姐的村莊》，這篇小說融現實、回想，現代、傳統等為一爐，表現了作家對農村、農民的關切、憂思，延續、擴展了《五月》的思想內涵。小說中一條高速公路從遙遠的南方直通過來，飛速的車流、嚴密的防護網，取代了這里古老的自然山水與風光，而“我”——鄉村一位待業青年，腦子里固執地閃現著溝底的溪流、嬉鬧的鵝鴨、山坡上的磚窯、村邊的小樹林…… 還有那位率真、機靈、勤勞的放豬姑娘四兒，以及她與“我”姐弟般的感情、愛戀。但現在姐姐、四兒都去南方打工，前景難卜。村莊衰落了，男人們在尋找著新的生路。作品被《小說選刊》1997年第1期轉載。28年過去，如今重讀這篇小說，依然讓人怦然心動、深思不已。

田老師“自由談”專欄中的評論是《鄉村——原生態的文化標本》，與小說發表在《山西文學》第11期。在這篇短文中，他梳理了二十世紀中國和世界鄉村小說的蓬勃發展，特別是現代鄉村小說的杰出成就。反思了當代文學中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存在的局限和問題。他說：“農村題材被冷落，不僅因為商品經濟的活躍，城市生活的繁榮，深層的原因是，它必須在現代審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重建鄉村小說的文化品格。”他樂觀地認為：“在文化與審美的觀照下，鄉村永遠是豐富的，鄉村永遠是新鮮的，鄉村有發掘不盡的人類故事。”這些話在28年前是空谷足音，今天依然是。

2000年，新世紀開始。我離開效力18年的文學編輯崗位，轉向寫作之路，后轉調文學院，開始了可稱“專業”的文學研究與寫作。同年，田中禾老師退休，回歸書齋和文學創作。我們似乎都患有“通病”，喜歡一種寧靜的、自由的生活方式。沒有文稿作媒介，我們的通信、聯系少了。但他出版了新著，如長篇小說《十七歲》《父親和她們》，都會給我寄贈，我也會把出版的新書，給他奉上。后來我讀到田老師的一篇“自述”文字，讓我特別感動、感慨。他說：“二十一世紀之初我退休了。本意是厭惡場面上的熱鬧，想要早點回歸自己喜歡的狀態。豈料由于提前了一點，反而受到組織照顧，享受了更好的待遇。這讓我每每談論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時感到礙口。一個躋身既得利益集團的人有什么資格高談闊論，說什么作家應該自覺站在民間立場，堅持邊緣寫作？……”（田中禾：《二十一世紀我在怎樣生活——自述》，《小說評論》2012年第2期）我在內心說：“田老師啊！像你這樣的君子，現在還有幾人？”

2005年春天，我參加了魯迅文學院第五屆高級研討班的學習，同學中有來自河南作協的何弘，結業離校時，我托何弘給田老師帶了一封信。信中我向他稟報了自己的學習、讀書情況，表達了對他的掛念、問候之意，并委婉提出了期待他寫出一部獨特、厚重的長篇小說的想法。因為我一直覺得，田老師無論是社會、人生的積累、體驗，還是文化、文學的修養、領悟，抑或個人的智慧、才華、境界，都是當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但他的性格、天性中，有一種道家的淡泊、無為的因素，阻礙著他寫出更高的力作、大作來。我含蓄而又坦誠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與君子為友，就該真心相對。

回到太原不久，我就收到了田老師的回信。

崇軒：

夏安。謝謝你托何弘捎信來。看到老朋友筆跡很高興。

我現遷居北郊，環境比較安靜，適合讀書寫作。心境恬悅自適，覺得挺幸福。衣食無憂，與世無關，難得的寧靜。慢慢寫著，讀讀書，偶爾晚間與民間朋友小聚。謝謝你的鼓勵，不必過多期望。寫作對于我不過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寄托，從不期望什么。寬容看待一切，淡眼看待熱鬧。前年完成了一部26萬字的長篇，因為有自傳色彩，打算晚幾年再往外拿。去年又開始一部，爭取一二年內完成，現在是我每天的營生，算是有件事未了，使自己不至于怠惰。也不急于出手。

文學對于我仍然神圣。

得便來鄭州玩，我陪你找朋友逛去，這兒還是有玩處。

問全家好。沒事多聯絡。我的伊妹兒，電話。

祝愉快！

田中禾 2005年5月22日

讀著田老師的回信，我的心中滾過一股熱流，安慰、欣喜、溫暖、感奮……

他說：“文學對于我仍然神圣。”這也是我心里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