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浦歌，中國作協會員，中國人民大學文學碩士。曾獲趙樹理文學獎、《黃河》年度文學獎等。長篇小說《一嘴泥土》入選“三晉百部長篇小說文庫”。有作品刊發于《十月》《中國作家》《天涯》等刊。出版中短篇小說集《孤獨是條狂叫的狗》《麻雀王國》《迂回的隱痛》。

導 讀

這是一篇具有博爾赫斯風格的小說。“我”是位報紙編輯，“我”的前同事姚四海是個百變神通的人。他依次在報社副主任、政府官員、房地產公司老板之間轉換身份。對“我”而言，最終還是有求于他，仿佛骰子的最后一擲。小說以帶有懸念的開放性結局，展現一種先鋒意識和敘事藝術的追求。

骰子的最后一擲

浦 歌

在成千上萬個碌碌無為的所謂作家里，我可能是最無聲息的一個。我善于爬山，能在陡坡上從容行走；迷信數字，怕死；內心有一種無法熄滅的自大，覺得有一天會寫出驚世駭俗的巨著；不喝酒，聚會最多喝一小盅——那是我為自己劃下的界限。然而此刻，我知道自己走向了終點，我所在的地方，所面對的危險，無人能夠想象。如果說事情沒有任何預兆，你可能并不相信。然而，二十年前，我應該就能看到一個細微的端倪。

一個作家的名字已經激怒了我，那就是博爾赫斯。我感覺，命運已經被他所左右和戲弄。二十年前，我看到那個幾乎是赤裸裸的警告畫面，相信那絕不是偶然，那是帶有惡意和嘲弄的警示。我當然沒有能力認知它。我依然記得當初與姚四海的一次爭論。作為文學青年，他是一個古典派，喜歡《太平廣記》《資治通鑒》勝過張愛玲、莫言，喜歡歌德勝過艾略特。那是在他剛剛升任新聞部副主任的辦公室里，我們談論剛剛發生、血洗全家的社會新聞，于是提起人性，甚至說到休謨的《人性論》，之后，談到了動物與獸性。他突然說，他喜歡老虎，我立刻意識到，他是受了博爾赫斯的影響。因為一周前，我將一套《博爾赫斯文集》作為禮物送給他，那是從南宮書市三折買到的，總共花了十八塊五毛錢。那時，我癡迷于所有現代派小說。而他一直認為，現代主義小說只是在出怪，他的興趣點最遠到托爾斯泰。當時，我是多么迫切想改變他對我和現代主義的嘲諷態度。

那天，他否定了我的說法，他說：

是因為喜歡布萊克，我喜歡他的詩歌《老虎！老虎！》。

我知道他說謊，怕我認為他已經偷偷涉足現代主義文學。一定是他借由博爾赫斯，才真正抵達了那只隱喻的老虎。我無法找到他看過博爾赫斯的證據，然而，那段時間，他的言談之中一直潛伏著博爾赫斯的身影。直到兩年之后，他不再從言語和隱喻上喜歡老虎，他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實踐者。不知通過哪個途徑，他弄到一只幼豹。

我記得，博爾赫斯在《藍虎》中說道：“藍虎完全有可能是一只黑豹。”

那是一只貓那么大的小豹，剛剛脫離哺育期。看到它的時候是個正午，在強光所遮蔽的角落里，我看到了這只幼豹。它小小的頭既像母獅又像老虎，威嚴又警覺，出奇地冷靜。但姚四海居然可以將它抱在懷中。那是他的頹廢期，他將關注點從人事競爭和糾紛，轉移到了危險的動物身上。

提到單位，他會說：

狗日的，一個個都是蠢貨！

我和同去的兩位同事對他的住處嘖嘖稱贊。無法說清他是租的還是自己花錢買的房子，他也含糊其詞。這個小院落建在西山上，遠離市區，為此他不得不買了一輛二手吉利牌汽車，因為即使開車路途也需要四五十分鐘。每次有人跟隨他走向車位的時候，我都會暗暗注意到，他的動作和表情會略略不安，有著說不來的羞怯，這表情常常讓我大為驚訝。因為我們只有羨慕的份，我們的工資只有每個月一千五六，買車對我們還是天方夜譚。拉開車門坐進去之前，他都會厭棄地說一句，他媽的，一有機會我就要換它一個越野車。他一定覺得，坐在這樣的車里是一個羞辱，只不過迫于無奈，目前不得不坐在里面。然而，種種跡象又表明，他已經有了淡出江湖的架勢，他行為的飄忽不定常讓我始料不及，對錢的事情又諱莫如深，不過他手段很多。

那天，我產生了諸多感慨，因為那里的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想象，車開出市區，走在車輛很少、兩旁盡是農民和莊稼的二級柏油路上，使我馬上聯想到放逐、自我孤立、荒涼等。山區道路險峻且不停兜圈，之后不久，我們走上一條偏離村莊的道路，最后來到他的家門前，這是一個獨門獨院的房子，在過分純凈的藍色天空下，一大片白云正在快速變幻向山頂方向移動。路旁滿是荊棘、青松以及各種野草。

這一切雖然具有山野趣味，但多少充滿了寂靜和落寞感。

此時此刻，我已經不忍心回憶2001年——我人生悲劇真正的起始。也許生活正是為了向我顯示那個顯而易見的征兆，那一年，城市整整鋪排了幾個月時間——那是城市唯一一次大規模動物園搬遷，估計以后也不會有。正是那年，省城的城市新聞報剛剛誕生，我幸運地成為其中一員，創刊的五月六日，我和同事們站在大街上，佩戴著寫有“城市生活 關系你我”的紅色綬帶，向路人免費分發《城市新聞》創刊號。創刊號第五版是動物園搬遷新聞專版，一頭長頸鹿站在整個版面上，它的頭探出報眉，正茫然地看向前方。正是那份報紙的渲染，讓我感覺到，空氣中似乎彌漫著一種奇異的感覺，一種由動物引起的歡悅、輕松或者戲謔感。想一想一頭高達兩三層樓高的長頸鹿，站在特制的車輛里，用眼環顧西部酒城、解放路電影院等等街景時的情景。那天，只要訂閱報紙，就會贈鍋。我們身后是摞起來的、裝在紙箱子里的豐茂牌電飯鍋。我記得，很久沒有看到姚四海的身影，后來我在京都酒店一樓沙發那里找到他。他朝著窗外一排同事，晃動了一下搖滾歌星一樣的長發，揚了揚下巴，以一種置身事外的神態，自嘲地笑著說：

他媽的，丟人現眼！

創刊前一天，他就對經濟部主任出言不遜。因為該主任居然膽敢指揮他。他事事看不慣，這使他的處境岌岌可危。

奇怪的是，正是聽了他這句話，我馬上意識到自己身上具有的卑微性，這正是我站在街邊未嘗想過的。相反地，我心中洋溢著節慶般的感覺，人生第一次戴著紅色廣告綬帶，身邊站著同齡男女同事——我們才認識剛剛兩周左右。我感覺，自己的人生重新鋪展在眼前，就像亞當夏娃一樣。我的身邊似乎還站立著許多新聞界作家同行：海明威、馬爾克斯、略薩……這讓有作家夢想的我暗自得意。我們免費給路過的市民報紙，訂報贈送一口價值不菲、我當時都尚未能用過的電飯鍋，我們就像樂善好施的天使一樣站在那里，等有人向我們伸手要報紙的時候，這種感覺尤為強烈，我向他們奉送了最無私的笑臉。

尤其是那天下午，大象出現在大街的時候，我首次產生了一種超現實的奇幻感覺，我幾乎聽不見身邊傳來的一陣陣喧嘩與驚呼聲，顧不上注意那兩個像打仗一樣沖出去的攝影記者，他們端著相機手忙腳亂。那是一頭站在加長敞口大卡車上的大象，倦怠的長鼻子在車斗附近悠來蕩去，皺巴骯臟的皮膚如同陳年的石頭。它的額頭剛剛擦過天橋底部時，再次引起一陣驚呼。據說那是特意量過尺寸的。

2001年國慶節，臥龍山動物園正式開園。報社創刊短短幾個月，發生的事情已經數不勝數。我經歷了巨大的感情波瀾，還記得發生9·11事件時，世貿中心被襲已經難以讓我震驚，因為那就像發生在我心里的巨大創傷。我在辦公室一遍一遍聽著REM樂隊的歌曲，想象自己如何自殺。短短幾個月，我經歷了跌宕起伏的戀愛事件，最后以可恥的失敗告終。姚四海目睹了我失態的整個過程，而我目睹了他的升任，他變成了新聞部副主任。在他搬家的那天，他含蓄地警告過我。

他用兩個字總結了我的種種行為：胡鬧！他用自己特殊的玩笑似的語氣說，這語氣減輕了詞語責備的含量，然而強調了其中的荒唐。

那時，他剛剛住進我給推薦的一個出租屋里，幾乎一無所有。我并沒有意料到他會去住，房屋唯一的好處就是便宜，137平方米，只要二百八十元，那是尚未有人裝修居住的小區，到處都是工地垃圾。房間里是毛墻毛地，我們發出的聲音在幾個大小不等的房間里嗡嗡回蕩，灰色的毛坯墻像我們當時粗糙的生活。他的東西少得可憐，只有兩包行李、一袋子書和他的小說手稿。還有一箱子鍋碗瓢盆，以及一個未拆包裝的電飯鍋，一眼就能認出來，那是單位作為贈品發的，一定是他通過手段搞來的，他非常善于這一套手法。不過，這空蕩蕩的大房屋也許符合他的性格，我們隱隱都覺得，他絕非池中物。他通讀二十四史，他的精神棱角似乎通過桀驁不馴的長相顯露出來。他的理想是成為范蠡那樣的人物，可政治可經濟，又有隱逸之心，知進知退。任各種風雨浪潮，都能逍遙應對。

2001年國慶節當天，在臥虎山動物園，我和李倩遇見了姚四海。

這在半個月前，誰都無法預料這一幕。是啊，因為那時，姚四海正費口舌勸我，要好好活下去。他以玩笑的口吻，說：連他媽的女人都沒碰過，就尋死覓活的，有什么意思。國慶節，是我和李倩第二次約會，第一次，僅僅就是國慶節前一天。在我看來，李倩一下子將我從黑暗的淤泥中拯救出來，如同突如其來的神啟。

我們剛剛從飛禽館出來，就看見斜坡頂端出現一個光頭男人，他和一個女人共同牽著一個小孩，我不由自主看著光頭男人，看著他頭上的一片青色，以及隱隱的亮光，還有他的寬大灰色背心。直到我突然認出，那個男人是新聞部副主任姚四海——這是他第一次接妻兒來省城。他的一頭長發被剪掉了，剃成了光頭。他也許在用新的形象告誡自己——他是那種我行我素、無視權威的人，你會替他的人生擔心。他寧可用武力解決，不愿意動口舌。上個星期，他罵了特稿部主任，他揚起煙灰缸，差點打了主任。我捏捏李倩的手，說：姚四海，我看見姚四海了。我們立刻扭身向兩棲爬行動物館走去，那時，李倩還不想讓單位的人知道我們的事情，她是我們單位的實習生。一個星期之前，她剛剛進單位。

最終，我來到人生的關鍵之處！只是當時我并不知曉它包含的意義。對我來說，那是一個驚人的場景，尤其是對此刻的我來說！

那是蛇類展區，在我們眼前，是一種名叫細鱗太攀蛇的毒蛇。簡介中如是說：

細鱗太攀蛇：陸地上最毒的蛇，比響尾蛇毒性強300倍，約等于眼鏡王蛇的20倍，一次排出的毒液可以毒死20噸的獵物。相當于25萬只小白鼠和100個成年人。

最令我心驚的是，蛇籠里有一只被當作食物放進去的小老鼠，它正哆里哆嗦站在角落，緊盯著附近的三條細鱗太攀蛇。三條毒蛇各據一方，一條伸出頭在喝盆里的水，一條盤在一邊，一條伸長身體在緩緩移動。

出于一種莫名的感觸，或許就是來自未來的某種預感，我緊盯著小老鼠，充滿令人訝異和驚懼的好奇。

看到漫不經心游過來的毒蛇，小老鼠像人一樣氣喘吁吁，抖動著身子，它很胖，像一個小圓球，前胸一鼓一鼓。看到危險在即，它突然連跳帶蹦，逃向另一個角落。之后，暫時安全的它慌慌張張，不斷用爪子扣動墻面，試著找到可能的縫隙。那是鐵做的，當然會徒勞無功。小老鼠的慌張傳遞給我，使我同樣體會到莫大的緊張感。因為不管做什么都將無益，它面對的是陸上最毒的細鱗太攀蛇。它們將活活吞食掉它。盡管那是異常殘酷的事實，然而我還是想親眼看見。

好了走吧！李倩催促說。她對這個不是太感興趣，她感興趣的是駱駝、大象、狗熊，以及口哨聲吱吱叫、滿場的觀眾鼓掌的海獅表演。就像她后來顯示的那樣，她喜歡庸常日子。她認為我舞文弄墨，害了她一生。她憎惡買來的書和電影碟片，把我積攢的搖滾打口帶和碟全部扔到地下室與灰塵為伍。她對于2021年我們依然是城市貧民感到羞辱，充滿怨憤。就在昨天，她還不停數落我，為了增強諷刺效果，這些天，她一直穿著十八年前我們結婚時穿的睡衣，那是曾經讓我倍感溫馨的黑點黃色吊帶睡衣。對她來說，這像是家庭版的行為藝術，為了使她的說辭顯得更有說服力：

你用棍子撐起眼睛看看，身邊誰還沒有輛車？你家里有一個四個輪子的車沒？看看你老婆穿的是哪年的睡衣？你以為你老婆能買得起新睡衣？你的工資卡里有幾毛錢？……就會死抱住你的破單位，別人都是人往高處走，你是水向低處流。這下好了，單位要關門了，你喝西北風去吧。

這時，她突然提起姚四海：

我就喜歡姚四海那種有本事的人，跟你一樣兩手空空，人家早八輩就開車買房了！現在你只能在電視上看到人家，人家在天上吃喝享受，你在地上趴著等死，也不說張張你尊貴的嘴，求人家給個出路，我就不信，你的嘴比省委書記還高貴？

……

那段頹廢的日子，姚四海寫了一系列散文，名為《觀豹記》。刊發在我們報紙的副刊上。文中提到一個成語：管中窺豹，時見一斑。這八個字讓我印象深刻。說的是竹管里看行動迅疾的豹子，只能看到一個斑點。二十年里，我也僅僅只能看到姚四海的一斑。雖然常常感到他面前總是陰云密布，然而他上升的軌跡卻非常迅疾，像陰雨中一道不可思議的閃電。我已經理不清他曾經勝任的部門和職位，直到他成為副局長，又突然從副局長的職位上辭退。辭退事件曾經引發爭議，但他顯然去意已決。等我看到處挺立著“S鼎集團”四個字的時候，才突然明白這是他新的帝國。因為在養幼豹期間，他曾經給我展示過雄心勃勃的“S鼎工作室”的設立方案，甚至設計了“S鼎”兩個字的圖標：字母“S”像蛇一樣纏繞著“鼎”字，而鼎字左下的一撇如同鋒利的刀刃。他鼓動我加入其中。在我看來，這是落魄中的他聊以自慰的想象，當場就委婉拒絕了。此后再未聽他提起。我最后一次見他，已經是六年之前，那是本市設立的文學獎頒獎典禮上，我簇擁在十多個獲獎者中間，一起站在領獎臺側面，等待念畢獲獎者名單再上臺。作為唯一一個贊助者——S鼎房地產總經理的姚四海，也坐在主席臺。他絲毫不留意獲獎者，似乎都沒有注意到有我。他若有所思地看著臺下，表情里依然遺留著過去生活的某種印記，就像周潤發咬牙簽那樣，眼神高傲、慵懶、充滿威嚴。站在臺側，我一直留意他，意識到他已經像雕像一樣變得沉穩內斂，過去的種種跡象內化在他不動聲色的細小表情里。獎項一頒出，他就要走。在主辦方幾個領導簇擁下，他誰都不瞅一眼，被領路者帶向出口，他的行為讓我想到過去他擅長的一招，那往往是在熱鬧的飯局當中，一旦讓他感到不舒服，他就會一聲不吭，穿上風衣，拿上桌子上的手機和打火機，若無其事地離開。有時候，我感覺他是懷著某種蔑視，他覺得身邊的人像一群可笑的猴子。退出飯局之后，他可能會到咖啡館，一個人獨飲咖啡，或者只是回家睡覺。

看到他用那種自由無羈的散漫走法，走出會議室的大門，出于一時沖動，我立刻從臺下走出來，疾步跟上去。在幾個領導詫異的注視下，我在電梯口追上姚四海，輕輕觸了他的后背一下——因為我無法叫出姚總兩個字。只見他機警迅疾地扭過頭來，目光沉甸甸地落在我的臉上。接著，他突然像忍受牙磣一樣，半個面部稍稍動了一下，嗓子里像是哼了一聲，眼神里只閃過似有似無的一點微光，就扭頭過去，被簇擁著走進電梯。那一刻，我唯一感覺到的就是羞恥。

作為對《博爾赫斯文集》的回饋，姚四海給了我一本亞里士多德的《動物志》。我仔細閱讀了它。那是一種奇妙的感覺，我覺得自己不僅僅是在精細地閱讀，更是在反射性地揣測每一個字詞在姚四海那里激起的回響。那是他至少讀過一遍的書，上面畫了線痕和標記。比如在下面的一段文字上，他用鋼筆畫了波浪狀下畫線：

你如果把手指伸到蟬前，指尖做屈伸的動作，這比之于你伸著手指不動，蟬會更安靜地伺候著，隨后它會爬上你的手指；蟬是視覺很弱的，它把你的手指當作一片飄拂的樹葉，這么，就爬上來了。

書里介紹了鯊魚的交配、毒蜘蛛的求偶，還有雪中蠕蟲、只能活一日的蜉蝣。其他不勝枚舉：與狗和獅為敵的靈貓，防御時可以噴糞二丈多遠的歐洲野牛——它的糞巨臭，所被沾污者皮毛潰爛；可以像四腳獸一樣反芻食物的斯卡羅魚；生于茅草的扁虱。書里還說，馬狗牛羊以及一切胎生四腳獸類都會做夢；正在睡眠的金槍魚魚群（白亮的肚皮朝天）；扁平魚在沙中就眠；一些老漁夫竟然聽到海豚的鼾聲；海膽用它的棘當腳；蛇胃像是一個較寬的腸，有如狗胃。

就是在那時，我們常常交換文學看法。他的興趣已經開始向文學之外的其他地方轉移，尤其是歷史和動物。他堅持每天讀一點二十四史，漸漸地，他開始將文學等同于一種無聊而腐朽的修辭學（或許這就是博爾赫斯給他的印象），他對小說虛構中造就的虛假故事開始變得厭煩。

那時他有一個觀點：對現實沒有想象力的人，才會去寫小說。他認為，現實才是唯一值得去實現和創造的地方。范蠡通過想象力，規劃和創造了他自己跌宕起伏并完美的一生。而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動物，從大象到扁虱，才是那個更應該去了解的真實宇宙。它們五花八門，沒有偏見，反而常常會顛覆人類認知，它們的種種行為和習性，對人類來說更像是一種嘲笑。

看到剛剛生下來的二三百只小毒蜘蛛，圍著生它們出來的母毒蜘蛛，像吃可口的食物一樣貪婪地吃掉它，母毒蜘蛛看上去如此心甘情愿，這就像是一個節日。你會怎么想？有一次他這么說。

每一個動物都有一套獨有的、先天的法則。這個他媽的才是真正的魔幻！

這次談話是在他租住的大而無當的毛坯住房，他唯一添置的家具就是小小的簡陋三腿圓桌，輕輕一移動，圓桌下的三根中空鐵管在水泥裸地上當當作響。三個黃色塑料凳子，坐上去會輕輕晃悠。他只用了靠近陽臺的一個小臥室，其他兩個大臥室，還有讓人聯想到廣場的偌大客廳依然空蕩蕩的。

我記得，之前一天，他就約好，要我去他家。那天是周日，我和李倩已經偷偷同居在一起，她不想讓我走。我說，他一定是有要緊的事情商量。

為啥不在單位商量？

你不知道嗎？他父親剛剛去世一周多……

那是2002年3月，城市一直是灰蒙蒙的，他父親的去世毫無預兆，我們只知道他請假一周，再次見到他時，他變得憔悴，眼神里添加了一種難以察覺的東西，既游離又決絕。我因為簽稿走進他的辦公室，他像不認識我一樣，看著我。

回家干嗎了？我順便問他。

他雙手捧住自己的臉，像疲勞了一樣按壓著，片刻之后，他將手甩向兩側，我看到，他的雙眼渾濁發紅，浸了淚水。瞳孔像貓眼一樣，變成了黃色。

我絕對不能原諒自己。他說。

我第一次看到他不能自控的情緒，他當時的某個神情一定震動了我，使我一直記得這個細節。無辜、受挫、失敗、羞辱、憤懣以及惘然的表情。

或許他不希望同事以同情的目光看他，他沒有告知任何人。父親之死是他巨大的隱痛，或許是他人生中無法彌補的最大的羞辱。

當時，我與他的處境大同小異，唯一的改變是開始了一場進展迅速的戀愛事件，我的口袋里常常只有幾十塊錢，除了茫然無措、時間給人造成的精神麻痹，隱隱還有某種說不來的怨憤。我從租住的地方出發，先是穿過彎彎曲曲的巷子，走到并州路上，然后乘坐公共汽車，提前一站下車，特意路過三營盤藍調音像店，淘到兩張打口磁帶，一張是污點樂隊的《別無他路》，一張是齊柏林飛艇的《寶貝回家吧》。我的英語尚無法理解歌詞，僅僅喜歡它們帶給我的奇異陌生感，還有時空的穿越，過去的某個搖滾場景似乎停滯在現在。他們的聲聲嘶吼，就像一粒異域的毒種在我身邊發芽。一遍遍聽歌時，我覺得自己的經歷像篆刻一樣，緩緩刻寫在那個黑暗陌生的樂聲里。我用僅剩的五十元里的十幾塊來買它。放在兜里，它就立刻使我變得充實。我也喜歡樂隊的名字：污點、齊柏林飛艇。尤其喜歡污點，說不上為什么。或許潛意識里覺得，我就是世界的污點。

站在姚四海租住的小區門前，這種感覺尤為強烈。小區的大門尚未建立，只有臨時的兩扇鐵皮釘就的門。幾個月來，大門內變化不大，姚四海租住的是最里面的那棟樓，由于缺少遮擋，揚土緩緩揉進了小區里水泥色的裸樓上。到處有飄飛的紙，樓的低處貼滿了各種裝修廣告。不知為何，小區里又挖掘了一個坑，需要翻過一層樓高的土丘走過去，站在土丘頂上，我似乎可以看到姚四海租住的三層陽臺。眼前充滿朋克味道的景象，很久之后依然刻在腦中。

他好像已經等了很久，穿過空闊陰冷的三室一廳，我們坐在陽臺上，讓陽光落在我們身上。

不能再這樣下去了！處于微妙的沉默之后很久，他嘆了口氣，說。

令我意外的是，他沒有談論父親，也沒有聊單位，他說的居然是小說：

小說和現實是兩回事，在生活里，你不得不看到烏七八糟的一堆事物，比如你現在就看到的。你說說看到了什么，它們多么堅實，可是在小說里，你每一筆都逃脫不了虛假。你創造的那些空間都是假的。誰愿意看那些假惺惺的東西。小說已經死了。

我正要反駁他，他說：

有一天，說不定人們會意識到，即使弗洛伊德所說的潛意識，也是一個數學問題。

我的第一感覺是荒唐。或許是他無法從對父親的愧疚中自拔，影響了他的理性和神志。他無法忍受的也許是：父親去世時他是如此落魄，他無法體面地站在父親面前。

然而，慢慢地，我卻發現沒那么簡單：

你知道嗎？生活細節說不定跟大自然一樣，遵循著一個一個的模式。比如說花，幾乎所有的花，花瓣數目總是如下奇特序列中的一個：三、五、八、十三、二十一、三十四、五十五、八十九……這些數字有一個明顯的模式：每一個數字都是前兩個數字的和。以此類推，在向日葵花盤內葵花子的螺旋模式中也可以找到同樣的一些數字。還有動物身上的條紋和斑紋，它們與沙漠里被風吹出來的紋路非常接近，那也是種種數學模式。

這時，我將目光投放在室內他堆放在紙箱子上面的書脊上，一直找到我送給他的《博爾赫斯文集》。我相信，是博爾赫斯將他推向一個古怪的方向。那一刻，陽光像一根根明艷的針刺在我的身上，博爾赫斯如同一個看不見的陰影，似乎正在跟我輕輕耳語。我幾乎找不到反駁的話，為他突然思考了這么多問題感到驚訝。

之后，他又說起了那些動物，它們無疑來自亞里士多德的《動物志》。他的觀點勾起了我閱讀時的詭異感覺，那是一種面對浩瀚而陌生領域的認知震動。

那么，你準備怎么改變？我問。

改變？最大的改變就是——他說，再也別玩什么小說了，不要再對著生活嘰嘰歪歪，要面對真實！

我明白，他是在善意地勸說我。

你沒發現嗎？數學才是他媽的命運。上帝只是一個數學家，混沌也是數學概念，它就在我們的生活里，你撒尿的拋物線以及滴液、流線形狀都是數學問題。他拿起窗臺上放著的球形節能燈說：

看到沒？這玩意兒壞了。這是注定的，它的壽命大約就是一萬次。

或許最大的改變就是，他善于向領導提出非分之想了。一周之后，他的妻子紅琳來到我們單位，坐在辦公室我的旁邊。即使連總編身邊最紅的人，幾乎都無法做到這一點。之后，紅琳都沒有離開。直到三個月前，她還在堅持上班。作為文化部編輯，她從未寫過片言只語。她對大家客客氣氣，然而始終有距離感。她很少參與我們的聚會，即使是有時候姚四海參加的年終聚會，她也是看心情。姚四海退居西山，兩個月沒有上班，她一切照常，借住在市內一個遠親家里。我們隱隱覺得，即使是姚四海，都無法真正左右她的自主性。

紅琳是突然間不來的，據說也沒有請假。當年姚四海辭職經商，幾年之內成為房地產大鱷，作為商業大佬的妻子，都把她的缺席當作理所當然的事情，認為早就應該如此。之后隱隱有些傳聞，比如省委正在調查與姚四海相關的工程案件，比如紅琳失蹤了，更離譜的是，傳聞紅琳離家出走，去了廣州。

我此前最后一次主動與姚四海聯系，是2013年的夏天，已經是我妻子的李倩不斷催促我，讓我找姚四海幫忙，給女兒上重點小學找個門路。作為身邊唯一一個行政干部，他的職務是市里某局的副處級干部，那是一個周六，我上午十點打給他電話，直到下午四點半，他才回過來。

有什么事嗎？他問。

沒有啥。我說。

停頓了一下，他說，沒事的話，你到豐產街雷鋒酒店前，我一會就到那里接你。

不一會兒，一輛越野車停在我跟前。記得那天最大的新聞就是天宮一號完成了對接，宇航員王亞平正在為全國學生進行太空授課。接到電話時，打坐的聶海勝正倒懸在太空艙內，我的女兒發出了驚呼聲。我穿好衣服時，看到的是被輕推了的小球正在永無止息地做繞圈運動。車并不新，但空間很大。我注意到，姚四海仔細看了我一眼，似乎我有什么變化一樣。我同樣注意到他的不同，他的眼睛更為深沉，喜怒不再那么輕易顯露出來，看著我時，他的眼里像是絲毫不反應什么內容。只有等他像先前那樣帶著善意嘲諷一笑時，我才看到熟悉的神情。

你還在寫那些破玩意兒？

隨便寫一點。

無藥可救！他喉嚨里像是哼了一聲，臉上浮現出經典的表情：微微推起右邊嘴角肌肉，顯出一絲不屑與輕蔑。

他沒說目的地是哪里，車開過廣場，路過最繁華的商業區，呼嘯著疾駛在高速路上。等車穿過嗡嗡作響、光線黃弱的涵洞，爬上一個長坡，走在最北邊的北大街時，我的心里有了一點怪異和疑惑，他的生活經常在離奇和荒誕的邊緣，總有一點神秘和蹊蹺。隨后，車開得漸漸慢了下來，似乎帶著一點遲疑，我們拐進了更小的巷子，車并沒有停，又穿了過去，最終來到更為荒僻之地。路的盡頭有一座大丘，長滿了雜草與病蔫蔫的老柳樹。大丘另一側是一個封閉式的園區，上面寫著衛華國際學校。

就在這里，咱們等一等。

你那里怎么樣？我問他。

怎么樣？他鼻子里哼了一聲，說，一地雞毛。

我聽到他的單位傳言，有兩個同事都在拼盡全力競爭副局長，這其中并不包含姚四海。因為他的資歷在他們之下。我就此問題問過紅琳，她說，他的事情我都不管。

他打開半個窗戶，抽上了煙。一團團散開的煙飄過我的眼前，我意識到，煙的形狀也是不同的數學形式。我發現，對姚四海，我懷有遠為深奧的情感，除了過去涉世未深的拙樸感情之外，還有一種隱隱的敬畏感。我打開另一側的窗戶，煙從那里飄了出去，在煙霧之中，我看到一個表情冷淡、眉目清秀的八九歲男孩背著書包，緩緩朝車走了過來。走到車跟前，他毫不猶豫，熟練地拉開車門，坐了進來。

叫叔叔！沒禮貌！

但男孩依然一聲不吭。

在尷尬的沉默當中，我們又行駛了半個城市，男孩說了再見，從車里出來，走進一個住宅小區。

這是……？我有點遲疑地問。因為我知道，他只有一個叫小羅的孩子，目前在外地上高中。

可笑！還能有誰？我兒子呀！

在外面別瞎說。他囑咐道。

那一刻，我突然有了一種抽象意義上的暈眩感，就像在我的眼前，姚四海又岐生出一個完整的、全然陌生的世界，它已經以一個孩子的高度與我熟悉的世界并肩而立。

我記得我們在一個燴面館吃了一頓飯，最終，我鼓起勇氣說起孩子上重點小學的事，他說：

他媽的，要是我再上一個臺階，這是多大點事，現在不行啊老弟！

在頒獎現場露面之后的六年中，我再也沒有在現實生活中見過他，哪怕只是遠遠地一瞥。對我來說，姚四海變得越來越抽象和飄忽不定。似乎他也成了虛擬數字，隱匿在城市這個電腦一般的容器里，成為都市無形但又顯赫的部分，像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伴隨物，與粗暴建起、尚未裝飾的黑沉沉灰色高樓一樣，創造著可見的未知和不確定。又像漫長的又無緣看全的肥皂劇一般，似乎將會永無終止。與此同時，各種傳聞和小道消息也在不斷拼貼出他新的形象。據說他可以輕松給人辦理小升初的名校指標，因為有兩三個重點初中都有他的巨額投資。有人居然找到我，想通過我來為他和姚四海牽線，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誤會。他甚至與富豪榜上的巨賈有往來。他西裝革履、彬彬有禮地與他們站在一起（他穿起西裝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沉穩）。他還投資了若干商業大電影、巨型商場等等。在某個飯店樓梯旁邊的墻壁上，我曾經看到他與一線女明星的合影。他甚至與一個女星傳出過緋聞，那條捕風捉影的緋聞曾經榮登微博熱搜。等我偶爾從別人的口中得到關于他的故事，發現他早已不再是我曾經認識的人物。我居住的小區漸漸被周邊正在開發的高樓所包圍，隨后，開發地帶周邊立起一道粉刷成白色的墻，隔離了開發區與其他地方。有一天，在小區門口的一端白墻上，四個頂格的紅色印刷體大字剛剛被寫出來：S鼎集團。紅顏料在日光下還閃著油光。我倍感驚異地站在那里，看了很久，似乎那個叫作姚四海，既熟悉又完全陌生的人正附著在這幾個大字上面。只要我一出小區，這四個一人高的大字就像是一種詭異的宣示。然而恰恰是我見到的那幾個大字，似乎也為我注入了蠻橫的力量，這促使我預感到了什么。似乎我終究可以寫出一部真正的大作，因為沒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生活本身就充滿了魔幻和不可思議。這小小的沖動無疑激勵了我。就在那時，我聽見路過的兩個人無頭無尾地議論：

是那個姚四海吧？

是的，那家伙要倒霉了……

我記得，我盯著那兩個人的背影，一時像《紅樓夢》中聽到一僧一道的對話一般，有些隱隱的悚然。

我唯一可見的形象就是紅琳，但她漸漸變得與我們有些游離。她似乎永遠保持著那種有距離的客氣。據說他們糟糕的夫妻關系已經達到勢不兩立的程度，還有人傳聞他們已經分居、離婚。但最終我們更愿意相信這是謠言。因為她曾經在辦公室給姚四海打過電話，耐心地叮囑他一些生活上的事項。她克制了以前那種自我和鋒利的棱角，表現出一種禮貌和溫柔的空洞。她從不談論姚四海，就像他并不存在一樣。她總是客氣地拒絕大家的約請和飯局，以至于大家覺得，她漸漸變成一個溫和又冷酷的孤島。

今天起床時，我依然覺得應當是普普通通的一天。我的小拇指因為指甲頂進肉里，刺痛流膿。我以為這就是今天最大的不幸。從臥室出來，穿著拖鞋往廁所走時，我能體會到與往日一模一樣的庸常感。頭部依然籠罩著一塊混混沌沌的云，那是尚未飄遠的睡夢的遺留物。然而，稍稍不同的是，我第一次真正有了一種變輕的感覺。這或許是因為，公告已經貼出，我們賴以生存的《城市新聞》報，即將在下個月停刊。這使得幾乎近兩年的傳聞變得具體實在，不過，這結局依然令我難以置信。二十年里，我已經習慣于這種新聞媒介的感覺，那是一種每天面對速朽的新事物的氛圍。一個個迫在眉睫的大小新聞事件像繽紛的旋渦，擦著我們的耳鬢落在身后。似乎正是我們的勞動，北京奧運會才順利舉辦、薩達姆才上了絞刑架、莫言才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特朗普才黯然下臺。我們關注幾乎所有的新聞，然而此刻，我們的停刊反而成了不會被報道的真正的新聞。

出門的時候，我像往常一樣，從門口柜子里換了一個新的一次性醫用口罩。最近新冠疫情又嚴重了，鄰近市區有了一例確診，公眾號公布了數百個親密接觸者和次密接觸者。其中一個密接者，他的行程路線就在我的必經之路上，他去的藥店就在小區外十幾米遠，藥店一進門放有一個體重秤，我同一天在上面稱過體重！

這使我第一次認識到，真實的危險正在逼近。我緊了緊口罩，下意識繞遠那個藥店。對于所有的危險，我都敏感地予以躲避，這是我能做到的唯一的事情。想到我可能與密接者同時在場，這讓我如芒在背。

單位今天起設立了體溫感應器，再次要求全程戴口罩。如今市區確診的是更可怕的德爾塔新冠病毒，據說有人在印度全副武裝，也被感染。感染病毒僅僅只需要十四秒鐘。病毒被取名為希臘字母“δ”，在高等數學中表示變量。形狀如同一條正在翹首盤踞的蛇或者浮游擺動的卵。它的毒株圖像是一個灰色球體上長著一株株金色蘑菇，球體表面如同鱷魚皮，一簇簇小小的淺色顆粒散布其上。德爾塔病毒可能浮動在任何地方，只是我們看不見它。一旦它進駐人的體內，就會繁衍出比之前多一千倍數量的病毒，對人體器官進行一次次瘋狂襲擊。

作為默默無聞的寫作者，我常常習慣于生活里處處呈現的隱喻。似乎周圍涌現出的隱喻世界才是真正的存在，以至于我幾乎忘記自己是誰。作為四十一歲的所謂作家，我知道，自己無法創造出新的語言，真正能夠開辟新意的小說也許總是寥寥無幾。如今，我第一次感覺，那是一條危途。一旦想到這一點，就馬上意識到，我的生活似乎哪里出了點錯。就像生活是被涂改過的，即使是當時的此時此刻，依然如此，我的生活也包含了橡皮擦的污跡，以及重新修改的團團印記。那一刻，我警覺地意識到，我的潛意識已經對自己的人生表達了不滿。

我想，真正的危險當然是在下個月停刊以后。因為危險如今沒有真正降臨到自己身上——它即將發生，但還沒有發生。對我來說，最后一次工資發放之后，作為個人的真正冒險才開始。然而，為何我看上去如此淡定，這也令我驚奇。最終我將會明白：生活是一道數學題，一個口罩一塊錢，公交一塊，一袋面二十八元，一袋米三十二元……或許等我被迫從單位離開那天，最終才會理解發生了怎樣的事情。我們依然依據慣性在上班。就像是一個儀式，面對過去二十年做出的某種生理反應。

的確，這二十年既是一個瞬間，又是漫長的過去。這是二十年里我所換的第三個辦公室，之前我待過特稿部、總編室，最終因為寫作，來到文藝部。我們單位占了整整一層，最輝煌的時候，報社曾經擴充了一倍，占了大廈的兩層。最終，我們又退回到原來的一層。但是人員又不好裁掉，于是全部塞滿了辦公室格子間，挨挨擠擠。就是這次變動，我意識到，這么多年里，許許多多事物都變得陳舊了。我們走廊的燈變得忽明忽暗，晚上的時候，如同鬼蜮。“城市新聞”四個字，已經成了“城市親門”。如今我們已經習慣了“城市親門”這四個字，如同獨特的符咒，我們與它們隱秘聯系在一起。

在單位，種種怪異的事情一直在發生，比如就在兩個月前，還有領導在安排新人入職，至少有五六個陌生年輕人，他們都是突然間來到單位某個辦公室，很隨意就頂替了另謀出路離開的某個同事。有時候，我去到別的辦公室，見到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坐在某個位置上，他看我的眼神也像是在打量陌生人。或許意識到存在停刊的可能，這些新人默然無聲，似乎也不愿意建立面向未來的關系。他們之所以到來，是因為大家都愿意相信，停刊只是一個傳聞。畢竟它作為傳聞已經一兩年之久。甚至直到兩周前，還有一個年輕人被領進辦公室，要暫時安排坐在紅琳的桌位，被我婉言勸退了。

坐門口那個位置吧，紅琳并沒有說不來！我說。

……

（節選自《北京文學》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