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年是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十周年。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閃耀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真理光輝，是指導新時代文化建設和文藝事業繁榮發展的綱領性文獻。十年來，廣大作家藝術家深入學習貫徹講話精神，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實踐中展開豐富多彩的藝術創造，以一大批反映人民真實心聲、展現時代恢宏氣象的優秀作品，共同繪制了新時代文藝星空的燦爛圖景。中國作協創研部與《文藝報》即日聯合推出“文藝工作座談會召開十周年”專欄，邀請專家學者、作家藝術家撰文，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進一步學習領會習近平文化思想的豐富內涵和深刻影響，全面梳理十年來文學藝術領域的新氣象、新成就，回顧總結新時代文學藝術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經驗，推動廣大作家藝術家在新的起點上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譜寫新的時代華章。

《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本期刊發南帆的《文學何以現代——中國式現代化視野下的當代文學》一文。南帆在文章中著重分析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文學話語所要承擔的重要職責,并認為文學話語的很大一部分作用將由審美意義體現。 ——編 者

從“現代化”到“中國式現代化”

當代文學內在交織于歷史之中，如同一個有機的文化器官。在這個意義上，當代文學不可避免地與一個灼熱的命題劈面相遇：中國式現代化

相對于公認、穩定的中國古典文學，當代文學邊界開放，眾聲喧嘩，作品數量龐大，褒貶不一的激烈爭執時常超出純粹的文學與學術范疇。這種狀況可以追溯至“當代”概念。如同學術界曾經廣泛考察的“現代性”，“當代性”（contemporaneity）也包含多重復雜的含義。盡管如此，所有的人無不承認一個初始的含義：“當代”表明我們置身的時代。無論如何劃分“當代”的歷史起點，我們置身的時代始終從屬于這個段落。劃分“當代”的目的不僅是設立與確認一個統一的時間坐標，更重要的是建造一個統一的立體歷史環境：從民族國家、社會制度、生產體系、經濟基礎到文化與意識形態，這些層面共同圍繞“當代”組織成一個結構獨特的場域，各種觀念與問題回旋于周圍，與我們同時共處，息息相關，彼此互動。這時，當代文學并未從生活之中剝離出來，成為一個超然獨立的“文化特區”，供應一批象牙塔里的學者專心研究；相反，當代文學內在交織于歷史之中，如同一個有機的文化器官。在這個意義上，當代文學不可避免地與一個灼熱的命題劈面相遇：中國式現代化。

現代化可以視為一個歷史悠久的主題，盡管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民族國家或者文化圈曾經分別給予不同的表述。很大程度上，一個社會現代化追求的內容即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經濟產值、社會制度、軍事國防、醫療衛生、科學與技術的發達程度以及文化藝術的水準，現代化可以分解為各個層面成文或者不成文的指標體系。通常情況下，工業社會被視為現代化的必要前提。從物質財富的生產、交通運輸體系、從事文化傳播的大眾傳媒以及四通八達的商業網絡，工業社會的巨大生產力不僅創造出前所未有的財富，也深刻地改變了傳統的社會關系。由于大規模生產體系形成的生產組織、統一的產品標準、全球化市場以及嚴格的人事管理、聲勢浩大的產品宣傳、科學技術的持續突破，古老的農業社會逐漸退隱，社會關系的協調與重組保證了工業社會高效運轉。盡管各個民族國家駛入工業社會快車道的時間先后有別，但是，現代化的歷史目標始終顯現出強大的吸引力。

盡管如此，一個重大的歷史問題終于在強大的吸引力背后逐漸顯露出來：各個民族國家的現代化路徑是否只能相互復制？這個歷史問題通常由兩個方面組成：首先，若干先行進入現代化的發達國家遺留下某些刺眼的缺陷，例如巨大的貧富懸殊，物質與精神的失衡——物質的異化與精神的虛無聯袂而至，過度的索取導致生態環境的破壞，如此等等。其次，各個民族國家的經濟基礎、文化傳統、人口結構、國土面積迥然相異。能否根據本土的狀況選擇自己的跑道？

“中國式現代化”顯然包含了對這個歷史問題的思考與回答。這是一個內涵充實的命題。中國式現代化首先將中國的十四億多人口納入視野。換言之，各個層面的現代化標準并非僅僅覆蓋一個狹小的區域，而是惠及十四億多人口分布的廣闊地域。與人口眾多相互聯系的問題是，避免貧富懸殊的陷阱。由于市場經濟體系與資本邏輯的特征，財富并非均勻地撒向每一個社會成員，貧富分化很容易成為經濟運行的伴隨現象。如何阻止貧富分化現象滾雪球一般迅速擴大，這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吸收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包括分析、總結各種激進的社會實驗。“現代化”目標的確立表明，不再考慮以大規模的社會革命“均貧富”，甚至不惜以“玉石俱焚”的形式破壞社會生產體系，而是注重提高生產力增加社會財富，在“做大蛋糕”的基礎上合理調節社會財富分配制度，從而使“現代化”顯現出普惠性質，努力促進社會的公平。先行進入現代化的發達國家經驗證明，物質財富的增加并非必然轉化為精神的富有，對于“人的全面發展”說來，物質與精神二者的協調正在成為愈來愈重要的使命。當然，中國式現代化需要一個安全的自然環境與國際環境，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與民族國家的和平發展道路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

文學話語所要承擔的重要職責

作為中國式現代化歷史藍圖支持系統的組成部分，文學話語的很大一部分作用將由審美意義體現

不言而喻，如此壯觀的歷史藍圖需要龐大的支持系統。除了高效運轉的社會管理網絡與強大的物質生產能力，各種類型的話語體系同時提供廣泛的精神動力，譬如經濟話語或者科學技術話語。經濟話語闡述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及其規律，涉及資源、利益、分配、市場、商品、消費、貨幣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經濟話語的活躍與現代社會經濟活動占據中心位置的狀況密切相關。科學技術話語不僅提出各種自然構造的學說，而且促使這些學說轉化為可供實際運用的生產技術，從而極大地提高社會生產效率。作為現代社會的“催生婆”，科學技術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更為深刻的意義上，科學技術話語依賴的理性精神同時是現代化展開的認識基礎。換言之，科學技術話語的理性精神不僅造就各種技術產品，而且延伸到社會管理乃至歷史判斷領域，成為凝聚各種共識的前提。相似的意義上，當代文學必須重新反省一個問題：文學話語將在這個龐大的支持系統之中承擔何種職責？

文學話語之所以演變為一個獨立的文化門類，自覺負擔歷史的重大主題是一個重要原因。“詩言志”這個命題可以視為古人對于詩的特殊期許。盡管不是所有的詩人都愿意將詩歌作為志向的寄托，但是，“言志”很早成為統攝詩學的一個核心命題：“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詩序》）很大程度上，“志”的嚴肅性質是詩歌從自發的抒情形態晉級為固定文類的重要原因。“文以載道”可以視為另一種特殊期許，所以，《典論·論文》對于“文章”的評價是：“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無論詩或者“文”——逐漸清晰的審美性質并不是文學參與歷史的障礙，而是文學獨一無二的資本。文學視野的“歷史”設定了美學的視角。恩格斯曾經對文學僅僅充當“時代精神的傳聲筒”表示不滿。放棄美學的標準，歷史的標準也將同時落空。五四新文學之所以開辟了一個嶄新的文學段落，啟蒙與強烈的審美意義是彼此呼應、相互成就的兩個方面。對于當代文學說來，這種認識獲得了文學史的反復證明。中國式現代化的命題如何重新照亮當代文學？當代文學如何圍繞這個命題重新集結？文學又一次參與歷史的時候，所謂的“現實主義”不僅包括及時的記錄與再現，而且包括強大的審美追求。

這時，人們有理由對所謂的當代文學提出一個相對寬泛的認知。首先，當代文學由人們熟悉的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組成，電影、電視節目、網絡小說、小視頻可以視為當代文學的“新生代”。由于大眾傳媒、互聯網以及手機的普遍使用，“新生代”贏得的關注時常超過了傳統文類。當代文學的大部分內容取材于當代生活。從鄉村面貌的變革到都市白領朝九晚五的忙碌日子，從企業、校園、軍營到礦山、科研機構、國家機關，當代文學的輻射范圍幾乎無遠弗屆。當代文學不僅再現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各種火熱場面與可歌可泣的動人情節，也包含對于各種難題的積極探索，譬如公平與效率的權衡，市場經濟與法律，腐敗的滋生與反腐敗的艱難，如此等等。必須指出的是，當代文學包括相當一部分并非取材于當代生活的作品，譬如歷史小說。歷史小說的主人公生活在另一個時空，但是，由于作家的盛情邀請，他們抵達“當代”，他們的恩怨情仇在當代社會激起巨大的波瀾。如果說，傳統的歷史小說時常以長篇小說的形式問世，那么，現今的歷史人物時常出入電視屏幕。許多電視連續劇來自歷史小說的改編，電視產生的反響可能遠遠超過紙質的原著。按照故事發生的年代，許多武俠小說也應當納入歷史小說的范疇，那些熱衷于查訪武林秘籍或者參與華山論劍的大俠無疑生活在遙遠的古代。時髦的“穿越小說”是不是正在制造某種挑戰？小說的主人公從當代穿越到清朝或者宋朝，這種構思破壞了歷史與當代的固定邊界。相對于歷史小說的陳年往事，科幻小說的時空往往設置為未來。只不過未來的星球大戰或者機器人發生叛亂這些想象來自當代的作者。這時，當代文學的“當代”更多指向作者——當代作者的各種作品無不從屬于當代文學。可是，當代文學范疇之外，另一些文學作品可能對“當代”的文學生活產生更為重大的影響——經典文學。又有多少當代文學有資格與唐詩、宋詞或者《紅樓夢》相提并論？因此，當人們開始注視“文學生活”這個更為開放的概念時，舞臺上的當代文學與經典文學比肩而立。無論是取材的范圍還是作者身份，經典文學并非“當代”的產物；經典文學之所以歷久彌新，甚至成為當代文學不可代替的范本，文學話語的審美意義顯然是首要原因。經典文學跨越不同的歷史時期與當代文學相輔相成，審美意義構成二者之間的公約數。

我想指出的是，作為中國式現代化歷史藍圖支持系統的組成部分，文學話語的很大一部分作用將由審美意義體現。文學對于各種歷史情景的再現遠遠超出記錄的功能，審美意義帶來的激情、亢奮、血脈僨張或者傷感、悲哀、慷慨豪邁將沖擊、改造或者修補人們的精神結構，從而塑造更為健全的現代主體。如果說，歷史著作的記錄帶有客觀、完整、全面、翔實的特征，那么，文學話語的分工強調審美意義。一個人白天的大部分工作時間投入經濟建設或者科學研究，晚間休息之際閱讀文學作品或者收看電視節目；然而，文學以及電視并非工作間隙娛樂式的精神按摩，而是以審美的方式潛移默化地重塑精神世界，甚至深入至無意識層面。盡管物質財富可以證明經濟話語或者科學技術話語的意義，但是，作為精神世界的設計與生產，文學乃至人文學科并非“無用”，文學話語與經濟話語或者科學技術話語具有同等的分量。

審美愉悅內在地激勵人們打開視野

審美的愉悅不知不覺地將人們帶入理想世界的想象、理解與接受，這時的審美隱含進一步改造世界的精神萌芽

如果說，五四新文學的啟蒙主題即是塑造現代主體，“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品質，那么，中國式現代化命題具有更為復雜的語境。一些先行進入現代化的發達國家開始暴露出各種弊病，例如資本主義文化的分裂。正如社會學家指出的那樣，“個人”曾經在市場的開拓之中產生重大作用，然而，現今的經濟組織行為已經與現代藝術中激進的“個人”分道揚鑣；理性精神曾經是現代化的思想武器，可是，現今這種理性業已同時摧毀反思能力。在這個意義上，另一些理論家開啟了對“現代性”的批判。按照韋伯的概括，“現代性”表現為理性化的經濟生產與管理，“祛魅”的世俗文化以及科層體制、法律制度構建的行政體系，如此等等。盡管“現代性”對于物質生產與經濟發展形成強大的推動，但是，現代社會逐漸演變為一個龐大的壓抑體系，一個令人窒息的“鐵籠子”，社會成員正在喪失各種傳統美德，喪失內心的豐富維度從而成為一種“單向度的人”。這些理論家察覺“現代性”的內部矛盾，并且區分為“資產階級的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他們站在“審美現代性”的立場上質疑、批判“資產階級現代性”，力圖將“單向度的人”從單純的物質財富追求與精于計算的市儈哲學之中解放出來。這時，審美所具有的激情、浪漫、詩意、崇高與高蹈的情懷、拋棄功利的獻身精神無不納入“現代性”批判的武庫。

席勒曾經提出一個設想：借助審美彌合人類天性的分裂。由于現代社會的急速運轉，社會的等級、分工、不同的產業與職業破壞了古希臘那種均勻的古典生活；個人如同小小的碎片停留于一個固定的位置，理性與感官、勞動與享受、手段與目的都相互脫鉤了。在他看來，游戲沖動才能平衡二者；只有進入游戲狀態，擺脫各種強制狀態，人才會成為“完全意義上的人”，席勒心目中的游戲即審美。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馬爾庫塞強調審美作為感性改造的起點。反抗資本主義壓抑體系的時候，馬爾庫塞持續關注感性改造的意義。他的理論設想之中，“新感性”是造就新人的必要前提，這些新人才能成為反叛資產階級的主體。這種理論鏈條之上，審美與社會革命產生了內在聯系。這時，所謂的審美并非僅僅視為一種特殊的才能、一種奇異的感覺或者一種高雅的藝術修養，而是一種主導生活的原則。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同樣是將審美提高到生活信念的意義上。審美的愉悅感受通常表現為一種精神狀態。盡管與這種精神狀態對應的是文學作品，但是，文學作品內部業已包含理想的世界模型。換言之，審美的愉悅不知不覺地將人們帶入理想世界的想象、理解與接受，這時的審美隱含進一步改造世界的精神萌芽。

充裕的物質財富無疑是現代化的普遍標記，“現代性”對于經濟話語的崇尚帶有很大的必然性。現代化意味著各種生產條件空前完善，物質財富魔術一般涌現，商業高度繁榮，人們的生活可能在短期之內迅速改善。這一切可能無形地帶來社會性的價值觀念轉移——物質利益或者金錢成為衡量所有問題的尺度。進入經濟學專業知識范疇，“經濟人”作為一種標本構成基本的預設：“經濟人”假定經濟活動的主人公始終秉持理性態度，經濟活動的目標是物質利益最大化。無論是購買一個杯子、一輛汽車還是一幢房子，商品質量相同的前提下，低廉的價格必定成為人們的選擇依據。如果說，“經濟人”僅僅是一種簡單的人格原型，那么，社會范圍的另一些人格原型遠遠超出了經濟學范疇，例如各種仗義疏財的性格，或者看破紅塵、散盡萬貫家財，甚至對于逐利行為表示不屑與不滿。許多民族文化之中存在節欲自重、蔑視財富的觀念，防范過度斂財形成的危害。各種宗教學說之中，信徒的修行通常包含對于世俗金錢的拒絕。如果說，創造物質財富是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目標，那么，現代社會不得不警覺問題的另一面——物質財富成為唯一的目標。作為經濟話語的抗衡，人們可以在社會文化之中察覺各個類型話語體系的作用，譬如倫理道德追求善與正義，社會學或者法律追求公平、公正，政治學追求各種制度保障。文學話語的作用是，審美愉悅內在地激勵人們打開視野，展望另一些令人心儀的人生。

傳統的賡續及虛構帶來的“飛翔”

對于當代文學來說，中國式現代化正在以“可然律”與“必然律”的邏輯方式顯示出歷史內部的強勁力量

現代化的一個顯眼特征即是文化傳統的衰微乃至中斷，古代社會與現代社會之間甚至出現深刻的鴻溝。文化傳統僅僅在經濟話語之中占據很小的份額。全球化市場體系的擴張正在逐漸攻陷地域文化的堡壘，商品的標準及其質量認證普遍遵從國際標準；經濟活動的趨利避害不再依賴文化傳統的內部資源，而是關注共時空間的種種利益博弈。這種狀況不可避免地形成全球文化同質化傾向。全球文化同質化的另一個推手即是科學技術話語。作為科學技術對象的自然界不會因為各種文化傳統而改變；科學技術的各種結論不接受各種文化傳統的干擾。如同生物品種的大幅度減少，文化多樣性的喪失也將帶來巨大的風險。這不僅形成文化認同危機，削弱文化競爭與創新能力，同時，一種文化的失敗往往即是人類的整體失敗。相對于經濟話語或者科學技術話語，文學話語更為古老；負載更多的文化傳統信息。哪怕穿插在投資、利潤或者手機、互聯網之間，李白或者杜甫仍然令人怦然心動。文化傳統借助文學話語的審美一次又一次復活，揭示出一個民族精神的來龍去脈。商品、科學技術迅速全球化之際，現代社會的文化傳統臍帶很大程度上寄托于文學話語。現代社會展示的城市、建筑、街道、服裝以及飲食系統、交通工具、政府機構、醫療衛生愈來愈相像，這時，文化之中的民族基因成為保持現代化活力的重要因素。

相對于科學技術話語所追求的“真”，文學話語的虛構顯得奇怪而費解。由于現代性的“祛魅”，眾多古老的神話傳說或者傳奇寓言喪失了存在的基礎。歷史學家正在孜孜不倦地考證，攝像鏡頭記錄真實的影像資料，這時，虛構不再是真相匱乏之際的臨時替代品，相反，虛構是文學話語的主動行為，并且獲得道德免責的特權。如果說，文學作為生活一面“鏡子”的隱喻眾所周知，那么，虛構——文學的另一面——似乎沒有贏得理論的足夠重視。在精神分析的意義上，虛構往往與匱乏以及欲望聯系在一起。解釋文學話語為何要虛構的時候，人們可以追溯到“烏托邦”概念。“烏托邦”可以形容生活所缺乏的內容，同時，這些內容寄存了人們的向往與渴望，甚至是人們的信念與理想。現代社會如同一個斑斕的夢幻緩緩降臨，但是，光滑的物質表象并未淹沒“烏托邦”想象。文學的虛構表明，人們的精神始終存在更高的目標與不懈的追求。即使物質財富的需求獲得滿足，人們的精神也不會隨之停頓，“詩與遠方”始終以虛構的形式發出召喚。當然，正如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富有歷史意味的命題，文學話語與歷史語境的聯系決定虛構飛翔的領域。通俗的大眾文學指向了娛樂，虛構往往按照欲望的簡單邏輯展開，香車寶馬，萬貫家財，武功蓋世，吉人天相，這時的“烏托邦”將以個人“白日夢”的形式出現；嚴肅的文學將欲望交付社會裁決，歷史邏輯決定欲望實現與否。亞里士多德強調文學虛構的內容是“不可能發生但卻可信的事”，“可信”通常取決于與歷史邏輯的吻合程度。我曾經在另一個場合指出現實主義經典文學的虛構特征：“對于《水滸傳》《紅樓夢》或者《哈姆雷特》《戰爭與和平》這些作品說來，每一個主人公的信念、理想乃至小小的人生愿望無不進入既定的歷史氛圍，接受種種社會關系的權衡。否則，天馬行空的虛構不可能獲得任何有效的呼應。這時，精神分析學的軸心概念‘無意識’必須擴大為社會無意識。‘無意識’叛逆僅僅是‘快樂原則’帶來的沖動；然而，社會無意識掀起的革命能否贏得廣泛的回響，歷史邏輯構成一個重要的衡量標準。結合弗洛伊德與亞里士多德的術語，社會無意識的浮現必須符合‘可然律’與‘必然律’”。對于當代文學來說，中國式現代化正在以“可然律”與“必然律”的邏輯方式顯示出歷史內部的強勁力量。

中國式現代化藍圖敞開一個宏大的視野。各種話語體系的交織與互動之中，當代文學是一種最為活躍的話語體系。作家不僅具有獨特的視角與聚焦，獨特的審美傳統與文學形式，同時，他們還可能遭遇嶄新的歷史內容，遭遇前所未有的情節或者主題。只有充分意識到歷史正在進行的巨大跨越，才能校準當代文學的方位，盡可能提供“文學”獨一無二的發現。

（作者系福建社會科學院原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