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羌人六，本名劉勇，1987年5月生于四川，中國作家協會會員。2004年文學創作至今，在國內各級文學刊物發表詩歌、散文和小說作品三百余萬字，曾獲《人民文學》“紫金?人民文學之星”散文佳作獎、四川少數民族文學獎、滇池文學獎、三毛散文獎、四川省第二屆十大青年詩人獎等。著有詩集《太陽神鳥》《羊圖騰》，散文集《食鼠之家》《綠皮火車》，中短篇小說集《伊拉克的石頭》《1997，南瓜消失在風里》，長篇小說《爾瑪史詩》（花城出版社近期出版發行）。

不會游泳的人

想趁水不注意

游到河那邊去

——自言自語

一

二十世紀末，川西北群山深處的斷裂帶，隨日升日落、季節和農事輾轉的斷裂帶，祖祖輩輩跟莊稼生死相依的斷裂帶，是我童年和少年時代的根據地。生活循環往復，日子循環往復，看似千篇一律，毫無變化。那時，我已經明了：一個人的腦袋和嘴，能把個體從混淆的人群里面區分開來。腦袋通過思想，嘴通過語言，而不是憑靠它吃下的食物。“叫喚的鳥兒不長肉”，母親總是如此意味深長地教育我少說話、多做事，不在人前胡說八道，尤其是家里的事。仿佛，我是家里的一面圍墻，隨時可能把一個家的敗落和恥辱暴露在外，讓人一覽無余；后來到鎮上學校念書，我學到一種更為簡潔的書面表述：“禍從口出。”再后來，遇見自我，遇見詩歌，遇見散文，遇見小說，遇見杰克·倫敦，遇見凱魯亞克，遇見堂吉訶德，遇見海明威，遇見庫切，遇見勒克萊齊奧，遇見艾麗斯·門羅，遇見歌德，遇見赫塔·米勒——這個深刻而勇敢的羅馬尼亞女人，一針見血似的指出：“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人的眼睛。”

是的，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人的眼睛。如同前幾天，多難的四川盆地某個邊緣地帶，一場突發的森林大火意外卷走三十個年輕的生命，這句充滿智慧和陌生臉孔的話語，也在我的眼睛里久久燃燒。止不住淚流。

歲月漫漫，我習慣讓自己躺在面包之外，一遍遍陷入回憶，在往事中刷新最初忽略的真實，咀嚼它們，鞏固它們，而我就是它們留下的全部。當然，人，永遠去不了的地方就是過去。回憶，不是為了抵達，而是為了梳理。

已在斷裂帶的空氣中化作齏粉的那些年，雖涉世尚淺，但我已經通過歷練，熟練掌握了一套非常頑固且相對靠譜的經驗。大人們總是教我，見了人就要打招呼，在斷裂帶，打招呼，就是“喊人”。喊人不僅是一種貫穿古今的禮貌行為，也會得到獎賞。喊人，意味著把形形色色的人區分開來，固定在記憶的巖層之中。家長們的言傳身教像工廠流水線上的模具，塑造著我的潛意識，嘴是一種工具，讓我以為，世界上會喊人的小孩才是好孩子，才會受到人們的重視。我在類似的塑造過程中逐漸變得聰明起來。事實上，我不想成為好孩子，否則，不會隔三岔五地挨揍，和院子里的幾個小伙伴濃縮成村里人尤其是附近一些鄰居的眼中釘、肉中刺。不過，千真萬確，大多時候，我是個名副其實的好孩子，嘴巴甜，會喊人，也喜歡喊人。總而言之，如此矛盾交織，都是為了我的小算盤。我總是能夠嘗到些甜頭，幾顆水果糖，一袋奶油餅干，一截甘蔗，至少也能得到一個免費的笑臉，或者諸如“這孩子嘴巴甜”“這孩子真懂事”之類的表揚。只是，這些行為，和母親口口聲聲的“叫喚的鳥兒不長肉”似乎有些矛盾。沒有分清說話和喧鬧本身的區別，我的嘴因此常常陷入兩難境地。

“久走夜路，總要碰到鬼”，斷裂帶的這句老話，和人們常說的“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意思差不多。有一次，村里一個說話慢條斯理的放牛人，教會我一種別樣的稱呼。他指點迷津似的告訴我，看見村里某某的時候，喊他幾聲“嫖客”，準會有糖吃。跟說話慢吞吞的放牛人一樣，他口中的某某，也是個放牛人，一個村的，同外公一個字輩。“孩子的頭腦就像是捕蠅紙，不論給他們什么都會粘住。”多年以后，我在加拿大小說家艾麗絲·門羅一篇小說里讀到這句話。毫無疑問，那時候，我的頭腦就是一張捕蠅紙。我想的是，記住了“嫖客”，就不愁沒有糖吃。外婆家是村里人上山放牛必經之地，為了吃到糖，我坐在外婆家竹影婆娑的院子里等了一天又一天，終于等到某某。大老遠，“腦袋不知長哪兒去了”的我扯著嗓子一連串“嫖客”脫口而出。意想不到的是，“嫖客”的臉，一下子刷白，一下子又變得通紅。他惡狠狠地瞪了我幾眼，沒給我糖吃，而是頭也不回罵罵咧咧絲線般走遠了。他真的走遠了。據說，這個善良又愛面子的放牛老漢，因此慪氣，回到家里，足足躺了一個星期。糖沒吃到不說，父親倒是用黃荊條子請我吃了許多小孩犯錯或者闖禍后才會吃上的“坐墩肉”。我用“嫖客”招呼放牛老漢，人家走遠了；我吃“坐墩肉”，是因為對放牛老漢使用了有毒的語言。我走遠了。

除了請我吃“坐墩肉”，父親還三番五次地問我：“你的腦袋長哪兒去了？”

螞蟻經常搬家，腦袋卻不會。我覺得父親的問話有些奇怪，并且，明顯不是出于禮貌的提醒、關心，而是質疑。于是我很認真很認真地看了看父親的眼睛，又摸了摸自己的腦袋，看看它還在不在。

“你的腦袋長哪兒去了？”這個不是問題的問題，有時出現在挨打之前，有時出現在挨打之后。有時，是經由母親之口說出。母親說出和父親一樣的話，我一點不感到驚訝，有一次，我正好撞見他們兩個緊緊抱成一團，站在彌散著油煙味的灶屋中央，在那盞只有十多瓦的燈泡暗淡的眼皮子底下接吻。我想，父親跟母親接吻的時候，把這個問題也傳染給了母親。我一點都不感到驚訝。

“你的腦袋長哪兒去了？”

后來，這個問題，像在我的腦袋里面扎根一樣，如影隨形。不是問題的問題，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問題。無論何時、何地、何種天氣，我能隨時看見這句話打開抽屜那般打開父親陰郁而鋒利的嘴唇，有著濃烈煙酒味的嘴唇，跑到面前，提醒我夾著尾巴做人。在家里，我莫名其妙地害怕父親，害怕他像老鼠害怕貓。并且，常常陷入莫名其妙的困惑與恐懼，感覺自己并非活在空氣的柵欄里，而是活在父親的否定句中，如同斷裂帶那些死后肉和骨頭會整個兒化成水流走的野生魚，活在家門前那條潺潺流淌的河水的皮膚下面。

實話實說，我不知道我的腦袋長哪兒去了。我清楚的是，我已經無法忍受繼續在家里呆下去。我徹底厭倦了這種日復一日、枯燥至極的時光。我想逃離，想變成魚，沿著家門前的大河順流而下。那些年，我不止一次在河邊遇見渴望變成魚的女人，她們變成魚的方式異常簡單明了——她們用死。我也永遠不會忘記，一個陰冷的日子，當鄉親父老把被大伯揍得遍體鱗傷的伯娘從河邊拉回岸邊的時刻，大伯仍在一邊幸災樂禍地吆喝：“大河沒蓋蓋子！”好像巴不得伯娘死給我們看。

在斷裂帶，“大河沒蓋蓋子”并非純客觀表述，而是一種詛咒，只是相對委婉。對于外人，本地人可能更愿意用赤裸裸的“去死吧”表達內心世界，而對于家人，“大河沒蓋蓋子”的使用頻率似乎更高，仿佛，這就是冰與火，是語言的微妙之處，像一列穿過死亡的火車，滿載冷漠。

“大河沒蓋蓋子”和“你的腦袋長哪兒去了”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又仿佛一脈相承。至少，締造這些嘴唇的當事人的血液是相似的。多年來，這些令我不寒而栗的話語，并沒有化作空氣，而是肉一樣長進了我的身體。我一直帶著它們。我也想對它們說：“大河沒蓋蓋子”和“你的腦袋長哪兒去了”。

二

一晃多年過去。

新世紀業已過完十八歲生日。

現在是二〇一九年。

陽光絢爛、春風搖曳的午后，我起身離開煙味彌漫的書房。我離開書房時也帶著一股煙味。寫作，讀書，發呆的時候，我會抽很多煙，好像巴不得被煙帶走。

對我來說，抽煙不僅是為了解悶，還是一種嗜好。抽煙會讓我想起父親，這個“想”不是一個完整的動詞，而是一種嘗試，一個務虛者再次靠近父親的嘗試。他們說我越來越像我的父親，尤其抽煙喝酒的時候。我知道，其實就是這樣，一個人很難真正擁有死亡，他總是會通過某些行為習慣把自己嫁接到兒女們身上，繼續活下去，繼續見證。“你想你父親嗎？想他的時候你的心會不會痛？”偶爾，在家和妻子說到父親，她總是這么問我。我什么都沒說，我不會告訴她，我們現在仍然經常見面，甚至比過去還要頻繁，在夢里面。當然，和父親聯系在一起，多半是基于他的好，但我也沒有決心忘記他給予我的那些小小災難、疼痛和恐懼。只是不必再去較真。畢竟，這個人，再也不屬于我們，他什么都看不見了。

走向客廳。出門。步入電梯。在上上下下護送人們進進出出的電梯里，我不由自主想起一位詩人朋友。下樓。走出小區。我比較過眼下這座城市和斷裂帶，區別主要在于城市擁有無數形形色色、各種各樣的門，而斷裂帶沒有這么多的門。我細細數過，從家門走到小區大門外，至少要穿過六道門。我越來越覺得，城市生活就是一種“門的游戲”，人們不斷在一道道門之間輾轉、穿行，進進出出，像一群鳥。

漫無目的走在綿陽園藝山光滑而又寂寥的柏油路上。路在我面前延伸。我已經這樣走過無數次，如果不出意外，我還要這樣走更多個無數次。幾乎每天，我都這樣出門走走，像墻上機械的鐘擺一樣，兜著一個大同小異的圈子，然后，蝸牛般回到屬于自己的那一小塊角落，回到家人中間。

“人生就是不停地兜圈子？”

常常，我看到的現實，是事物后面的現實，而生活里處處充滿象征。希臘詩人卡瓦菲斯有一首名為《城市》的詩，他近乎斬釘截鐵地寫道：“既然你已經在這里，在這個小小的角落里浪費了你的生命，你也就已經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毀掉了它。”

我在這座叫作綿陽的內陸城市已經生活整整七年，最開始五年，我租住在園藝山下一個叫三里村的地方，不想上班，不愿上班，孤注一擲，幾乎把所有精力與熱情，投入到一項如同戀愛般的事業之中——寫作——這是我已經保持多年的習慣，或者說生活；兩年前，我搬到現在的小區。一瞬間的事，又恍如隔世。七年之前，我幾乎從未想過我會生活在這座城市的某個角落，如同我已經忘記，當初為何那樣強烈地渴望離開出生地，離開斷裂帶，成為一個“無根者”：既不喜歡城市，也難以回到故鄉。

我走在城市的皮膚上，我走在春天的柵欄中，移動，仿佛僅僅是為了荒廢掉生命中一小塊時間，如同年復一年的寫作，僅僅是出于對語言的依賴。有時我的腦袋里會裝著另一幅圖像，仿佛也有一個我在慢慢地走，走在過去，未來，宇宙，星辰，云朵，自然，斷裂帶，歲月，房貸，稿費，書籍和文字的間隙。

用心看而不是用眼睛。其實，所有的事物都在走向自我，而不是走向動態、瑣碎和充滿細節的生活。

園藝山下是綿陽主城區，繁華，喧囂。目光望向那高樓林立的當口，一列從成都開往江油方向的綠皮火車，忽然不期而遇，鎖定了我的視線。

“綠皮火車！”我差點尖叫起來。

在大地上呼嘯而過的綠皮火車，像一個很久很久沒有碰面的熟人，忽然闖入記憶，闖入我的生活。在這個春天的午后，我遇見了綠皮火車。我本該無數次遇見它，但這一次，卻仿佛是真正的久別重逢。于綿陽這座城市，綠皮火車，可能僅僅是這個午后的一道風景，一個過客，一種出行的交通工具。于我，綠皮火車則是一段長長的記憶。此時此刻，我感到腦門上有一扇塵封已久的窗子，被這列呼嘯而來又呼嘯而去的綠皮火車逐漸打開。

“過去的一個個瞬間，如果我在當時就已參透，便不會鮮明而又煥然一新地穿過我的當下。”赫塔·米勒的聲音在陽光下閃爍，眼前，斑駁的鐵軌，滑動著正在開枝散葉的春天，滑動著綠皮火車，滑動著歲月中場景漸漸淡化的過往，滑動著我越來越清晰的記憶。于是，朝著生命的縱深處，目光被呼嘯而來又呼嘯而去的綠皮火車延伸，拉長。

于是，歲月照在腦門上。

三

二〇〇四年，閃爍著燥熱和淡淡離愁別緒的八月，家門前的鵝卵石在河風發紅的眼眶里晃動的八月，核桃的綠色外套又將涂黑手指的八月，父輩們的腰椎間盤突出和咳嗽離泥土又近了幾公分的八月，我終于可以從容告別父母，走出村子，走出斷裂帶，走出這片我十七歲之前幾乎從未離開過的土地，從一片天空抵達另一片天空，從一種森林抵達另一種森林。我以不錯的成績考上了江油一所重點中學，快開學了。

不記得是母親陪同還是我獨自到的江油，來的學校，中考前長達半年的失眠和焦慮倒是歷歷在目，大年初二騎著自行車摸進學校、翻窗鉆進冷颼颼的教室復習功課的情形倒是歷歷在目，為了專心學習把一個女同學遞來的滾燙情書在坑坑洼洼的籃球場邊緣還到她手中的那種心痛倒是歷歷在目，中考后我連續睡了一個星期然后等到一張錄取通知書的百感交集倒是歷歷在目。

在生活的皮膚下，填充命運的所有細節，都是成長不可或缺的葉綠素，也是沉重的多面體。這方面，我從不缺少經驗。我上小學的時候，有一年八月，開學頭一天——我之所以記得是開學頭一天，并且，記得如此清楚，是因為我的學費卻無著落，沒有點點影子。“天亮了還把尿撒在褲子上”，生怕交不起學費耽擱我讀書的母親，帶著我坐在公路邊上賣菜墩，希望抓住這最后一根稻草。菜墩是父親披星戴月，走很遠很遠的路，從山上老林背回木料，然后用鋸子鋸出來的。我和母親在公路邊賣菜墩是為了把學費的影子叫醒，裝進荷包。那個公路邊不是普通的公路邊，而是本地乘客上下車地點，相當于今天的候車點，只是，周邊除了圍著一些等著看笑話的樹，一塊有著慘綠色苔絲的水潭，一條彎彎曲曲、灰塵仆仆的公路，再沒有別的了。學費一百多塊錢，一個菜墩五塊十塊價格不等，那天，不知怎么回事，運氣有點背，我和母親一直從早上等到太陽都落山了，竟然沒有賣掉一個菜墩。我望著被母親在面前碼得整整齊齊的菜墩，心里打起退堂鼓。事已至此，我做了最壞的打算，大不了退學。從菜墩的那些一層層散開的紋路里，我看到了重復，于是輕輕松松想清一件事：如果不讀書，再過些年，坐在這里賣菜墩的，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媳婦。然而，就在我和母親準備向生活妥協的時刻，一輛車停在了路邊，下來一個人，走向我們面前正在準備回家睡覺的菜墩。母親也許跟這個陌生的過路人說過娃兒明天開學不賣了這些菜墩就交不起學費之類的話，這個或許僅僅是打算買一個菜墩的外地人，二話沒說就讓我和母親把所有菜墩全部搬到他的車上，然后付錢，然后開車走人，一溜煙消失在夜晚的邊緣。整個過程，不到五分鐘時間。

鮮艷的高中錄取通知書，每一粒漢字都是無底洞，洞里蓄滿了父親和母親辛勤的汗珠，它們一分錢一分錢地挨在一起，抱作一團，如同每年秋收時節，本地莊稼人總是會把金黃的玉米一摞摞拴在一根結實的篾條上面，然后瀑布般掛在墻邊，不吃也不賣，而是等到翻年后的春天，把它們取下來，讓它們重新鉆進土地，讓莊稼懷孕，生下更多兒女。他們將這種方式稱為“留家把子”。在家里，我讀書也是為家里“留家把子”，成了天大的事。

窮困潦倒的日子，生活總是充滿相似。高中開學前，為了湊夠我讀書的學費，父親和母親賣光了家里的糧食。我記得的是，為了荷包里能有幾塊零花錢，我曾悄悄偷過家里的玉米，不到十斤的樣子，裝進蛇皮口袋一陣風似的馱到鎮上賣掉。我的自作聰明后來變成了一個笑話，因為斷裂帶沒有人這樣賣糧食，不會這樣賣糧食。然而，錄取通知書后面差不多兩個月時間，父親和母親賣光了家里的糧食，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我內疚不已。一句話，還是因為家里窮。

錄取通知書是一道門檻。我用它走上一道門檻的時候，其實也把一個家帶入了一個更高的門檻。一個需要把我們家庭一年所有的收入用來“留家把子”的門檻。

“愁得掉眉毛。”

母親的口頭禪，被她鎖進了抽屜。但我能從她精心偽裝的笑臉，看到她矛盾的內心。

二〇〇四年，父親不再用他慣有的否定句對我指指點點。那時，父親給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深沉，即便是當著錄取通知書的面，他依然面不改色，沒有半點喜悅，沒有多余表情。他只是不再反對我。那些日子，父親只會說兩句話。一句是沒喝酒的時候說的：“放心去念，老子就是去墊車滾子，就是把骨頭車成紐扣，也要把你供到畢業。”另一句則是他喝得二麻二麻的時候說的：“老子有的是錢！”像在自言自語，又像是在為我打氣。

八月，我把一沓帶著父母和糧食的體溫的血汗錢遞給學校的時候，渾身都在顫抖。在顫抖中，我開始了我的高中學習生活。

江油，這座距離出生地四十多公里，當時在我看來已經遠得不能再遠的城市，綠皮火車綿延不絕的轟鳴一度讓我迷惘，世界太大了，哪里才是遠方？母親說她和我父親成完家，剛剛住進我們那個院子，家門前的流水聲一度讓她失眠。在綠皮火車流水般的轟鳴中，我也遭遇了同樣的事情。但是，我告訴自己，背后是一堵厚厚的銅墻鐵壁，沒有別的出路。所以，必須適應，融入這里。

學校宿舍后面，平原遼闊的皮膚上，駐扎著火車的必經之地。晃眼一看，數排延伸的鐵軌仿佛是大地裸露的肋骨，遠遠地來，遠遠地去。趴在窗前，幾乎隨時可以看見轟隆隆的綠皮火車，在油畫般的風景之中來往如梭。

在江油讀書的日子，我才知道這座川西之城，是李白故里，皮膚上處處流淌著詩人的痕跡。在斷裂帶，李白是課本上的李白，是抽象的李白，是活在詩句中的李白；在江油，李白走出了課本，走出了詩歌，變得具體起來，以他的名字或字號命名的街道、公園、茶樓、酒店、飯館隨處可見。處處都在紀念李白，紀念這位偉大的詩人。

在李白的樹蔭下，在對斷裂帶和過往的回憶中，我漸漸蛻變，多愁善感。我開始寫詩，用一些天馬行空的句子，在廉價的日記本上釋放內心的喜怒哀樂。

二〇〇四年到二〇〇七年。有無數個夜晚，異地求學的我聽著窗外綠皮火車隆隆駛過的聲音，數著它們一列列穿過幽暗和遼闊，那些穿過夜晚的綠皮火車，為我帶來靈感和遠方的氣息。我不再為失眠所苦，那些鋼鐵互相摩擦的聲音，早已變成搖籃曲，糖紙般包裹著我的睡眠。那時，學校宿舍背后來往如梭的，是清一色的綠皮火車，“高鐵時代”，還在祖國媽媽的肚子里。

四

離開斷裂帶，到江油上學不久，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從東北某部隊退伍穿上農皮在家務農和農事連在一起的父親，已經二十多年沒出過遠門的父親，跟幾個村里人結伴從斷裂帶坐班車到江油，自江油火車站，坐一列綠皮火車到山西挖煤去了。父親和幾個村里人挖煤去了，他們的農皮并沒有跟他們一起上路，這些農皮留在了斷裂帶，因為，每個人身上的農皮，都屬于斷裂帶，誰也無法帶走。

在斷裂帶，“農皮”不是一個貶義詞，也不是一個褒義詞，而是命運本身。村里所有人都穿著“農皮”，否則就不會在村子里。“脫掉農皮的人”，特指那些端上了鐵飯碗的人，而不是走出去的人，多數走出去的人，只是扔下了農皮，并沒有真正解決問題。脫掉農皮唯一的方式，就是讀書。“讀書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你們最好的出路。”斷裂帶的老師們經常反復強調，他們的心愿和我的父輩們長得一樣，就是，不希望我們繼承勞動的衣缽，穿著農皮，留在本地，過那種一眼望得到頭的生活。他們希望我們走出去。

父親沒有脫掉他的農皮，他只是扔下了他的農皮。

我從未想過，學校宿舍背后那些強悍、喧嘩也夢幻的鐵軌，會如此狠心把我“扔下了農皮”的父親拉到山西挖煤。

父親去山西挖煤的事，是母親后來在電話里告訴我的。母親怕我有思想負擔，安慰我，那邊挖煤來錢快也安全，你的生活費學費，今后再也不用犯愁。

母親蜻蜓點水，把父親出遠門挖煤的事只說了一遍，并且說得十分委婉，“挖煤”在她口中變成了“掙錢”，她愿意說我父親出門掙錢去了，不愿意說我父親在外面挖煤。

“千萬不要跟外人說。”

這句話，母親倒是再三強調，好像我還是從前那樣嘴巴老是關不嚴，在母親眼底，好像我的年齡永遠停留在個位數上，只是，不用再去回答“你的腦袋長哪兒去了”或者與之類似的問題。

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是一場看不見的洪水，在我的世界猛漲，很快淹沒了母親的消息，淹沒了遠在山西挖煤的父親的消息。除了伸手要生活費，我很少往家里打電話，他們似乎也忙，幾乎從不給我電話。我沉溺在自己的世界中。在校園里聽到綠皮火車的轟鳴，拉著扔下農皮或者已經脫掉農皮的人們四處奔波的綠皮火車的轟鳴，我也不會想起為我讀書扔下了農皮在外地挖煤的父親，更不會想起仍在莊稼地里操勞的母親。

唯一的一次崩潰純屬偶然。學校報欄里，我看到一則關于山西礦難的報道，死了幾十個人。瞬間，我的記憶被喚醒過來，終于想起自己還有父親，在山西挖煤的父親。我一下子崩潰了，蹲在地上，抱頭痛哭。哭過，沖向電話亭，哭著跟遠在他鄉的父親反復說著一句話：“爸，你回來吧，你不回來，我就不讀這個書了！”

好像我真是他們的希望所在，我讀書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家里。

二〇〇七年，我讀高三，春節，父親終于回來了，差不多兩年時間，他沒有回過老家。和出發一樣，回四川的時候，父親也是坐的綠皮火車。

父親回來了，繼續穿上他的農皮，又變回了斷裂帶的農民。生活似乎恢復了原形。在山西下了兩年煤窯，父親其實并沒掙到多少錢，家里依然拮據，母親很不滿意。

后來，我才知道，父親的命，扔下了農皮到山西挖煤的父親的命，能夠完好無損安然無恙地歸來，已是萬幸。

“剛下去沒多久就塌方了，礦里黑漆漆一片，到處都在滾石頭，一塊砸在我旁邊一個工友的腦袋上，腦漿噴了我一臉，半截身子被埋起，命當場就沒了，井下的人都嚇慘了，鬼哭狼叫的，紛紛抱住腦袋往外跑。”一個傍晚，父親一邊喝著他自己泡的梅子酒，一邊跟我們講述他在山西最后一次下井挖煤的情形：“眨眼人都跑完了，就老子沒跑，我一點也不害怕，哎，老子想的是，老天爺不收好人呢！”

講到這里，父親忽然停下，不說了，他看了看一臉好奇的我們，又慢悠悠抿了一口梅子酒，這才接著剛才的話說了起來：“死的那個工友跟我平時關系不錯，我不忍心丟下他，就跟他說了句，兄弟，我把你帶出去，然后，我用手把他刨了出來，指甲都要摳翻了，人弄出來也沒顧那么多，扛在肩膀上頭也不回地往外走……”

“后來呢？”我問父親。

“后來我就回來了。”父親告訴我。

坐綠皮火車回到四川回到老家重新穿上農皮的父親，天生的熱心腸。我毫不驚訝他會那么做。當我的意識從父親轉向斷裂帶，轉向那些扔下農皮遠走他鄉的人們，我看見的是，跨入新世紀，世界有點不一樣了，斷裂帶有點不一樣了，外出打工，開始在本地變得流行，成了大勢所趨；我看見的是，斷裂帶古老的生活方式在崩潰，作為傳統的農耕文明在崩潰，我以為可以像田園詩一樣原封不動的記憶在崩潰；我看見的是，越來越多的斷裂帶人扔下了他們的農皮遠走他鄉，留下年幼的孩子，病懨懨的老人，憔悴的婦女，荒蕪的莊稼，毀壞的人心。

斷裂帶的空氣中，彌漫著被人扔下的農皮的生銹、發霉或者腐爛的味道。

而并不遙遠的大山之外，我正在耐心等著我的綠皮火車，慢慢開來。

五

第一次坐綠皮火車，是二〇〇七年六月，高三畢業，我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不久。因為沉迷寫詩，成績一落千丈，好在個子高體育好，臨時抱佛腳，成為藝體生，最終考上省里一所體育學院。

頭一回到成都卻不是因為讀書，而是因為詩歌。畢業前夕，省里一家報刊搞了個征文大賽，我整理了一組詩作投過去，想試試運氣。實話實說，我心里也沒底，畢竟才寫了三年，甚至都沒有在校刊上發表過作品。出乎意料的是，我接到了主辦方一個工作人員打來的電話，要我親自去成都參加頒獎儀式，卻不愿透露獲獎等級，說是要現場揭曉。那個工作人員還告訴我，如果不來，將被視為棄權。“將被視為棄權”，似乎也意味著，在得到和失去之間，尚有一個巨大的空間，需要細節去填充。只有細節，能夠完成當下，把過去和現在連在一起。

“去，還是不去？”這是個問題。我在這個問題中間兩頭擺。

高中三年，我從未到過比江油更遠的地方，自然沒去過成都，但我知道，那兒肯定比江油面積大得多，比江油人口多得多。

“菜籽落了海！”唯獨一次，在斷裂帶家中，我鼓起勇氣把我寫的那些詩歌遞給父親，請他欣賞，他卻生怕燙手似的一掌推開，說了這句話。菜籽落了海，這句話就像一個巴掌狠狠拍在我臉上。父親的話是有道理的，詩歌本來就是無用的，不能當飯吃，也不能當酒喝，當煙抽。母親也反對我寫詩，說我“窮折騰”，還擔心我“寫成神經病”。

猶豫再三，我還是跟父親打了電話，拐彎抹角地說起這件事。父親在電話那邊沉默了半天，我以為父親又要說“菜籽落了海”，然而他卻說的是：“你自己決定，要是鉆進傳銷上當受騙，以后就別給老子回來！”

那幾年，斷裂帶出門打工的人越來越多，在外打工也不滿足，還想一夜暴富，大概就是這個原因，斷裂帶很多家庭都卷進傳銷，被騙了不少錢，生活搞得一團糟。因此，父親最愛說的，就是這個。傳銷并不遙遠，父親這邊的家族里就有例子。錢沒掙到不說，荷包反而更空了，好就好在，最終他們沒有繼續走遠，就像去山西挖煤的父親，坐著綠皮火車出發，又坐著綠皮火車歸來。

有時候就是這樣，因為一件事，許多記憶、語言或者早已遠去的場景會突然在腦海浮現。父親并沒有給我指明方向，我只能自己尋找方向。我想起我小學的數學老師，多年來都和他綁在一起的一句話突然在我的腦袋里面亮了出來：“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自己嘗一嘗。”這句話，大概是為了鼓勵我們在數學難題面前勤于思考尋找答案才那么說的。時隔多年，這句話卻給了我另一種勇氣：我決定買火車票，去成都走一趟。

為了有個照應，我約上跟我既是老鄉又是同學的張揚陪同。六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我們出發了。我們都是第一次坐綠皮火車，第一次去成都，興奮也是第一次，因為綠皮火車的腦袋前面是一段長長的空白，或者說，一段長長的冒險。

第一次坐綠皮火車去成都，第一次坐綠皮火車離開成都，我和張揚花掉了一整天時間。我帶回了我的詩歌為我贏得的禮物，一臺筆記本電腦。

在綠皮火車快速穿過遼闊平原和丘陵地帶把我們引向歸途的間隙，我想起小時候在斷裂帶那條河里練習游泳的情形，先是憋氣將腦袋置于水的皮膚之下，在淺水邊潛水，從幾秒到幾十秒，后來學會狗刨，在水面上露出腦袋，盡量保持平衡，直到這種技能得心應手，再后來，心里會想著“趁水不注意”的時候，一口氣游到對岸，然后再游回來。

“趁水不注意”，并非黑色幽默，而是一種真實無比的心理狀態。

那天，在返程的綠皮火車上，我忽然理解了水。水和人不一樣，水和人不一樣的是水有獨立的宗教信仰，永遠不會說謊，不會自欺欺人。這就是為什么斷裂帶的一些人會說，河里的魚兒死后沒有尸骨，而是變成水，成了水的一部分，然后流走。

六

那一年，距我第一次坐綠皮火車，時間又過了一個多月，來到我大學開學的日子。

母親陪我一起坐著綠皮火車到成都就讀的學校報到。她不是不放心我，而是不放心我荷包里那些沉甸甸的學費。

綠皮火車在母親的臉上呼嘯著，跟我一個多月前的經歷重疊在一起。而窗外被速度扯碎的風景，有一種不能撫摸的遺憾。

在綠皮火車靠近車窗的位置，母親告訴我：“你不知道，你寫詩得了那臺筆記本電腦，把你父親高興壞了，娃兒似的抱在懷里在村里轉了一圈，見人就說這是你寫詩的獎品。”

和六月份第一次坐綠皮火車類似，我頭一次知道，父親在為我驕傲，為他的兒子驕傲，為他流在血液里的那個他驕傲。淤積在我心頭多年的耿耿于懷，在那一刻煙消云散。內斂的父親使我意識到，人可以默默無聞地活著。

在火車上，命運如此動情，我因此痛下決心，扔掉了身上還有大半包沒抽的紅塔山，真心實意地暗暗發誓，今后努力學習好好生活，再也不要“這樣墮落”。而多年以后，我依然煙不離手，并且大言不慚：“臘肉和新鮮肉，誰保存得更久？”

那一天，在陪我去成都報到的綠皮火車上，母親忘記了她過去的言辭：“叫喚的鳥兒不長肉。”一路上，她都在不停跟我說話，說了很多很多，仿佛要把整個綠皮火車填滿。

母親講述了一段和我們都有關的往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母親尚是黃花大閨女，為了與當時還在東北某部隊里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父親“串聯”，趁外婆不注意，一分不少地偷走了家里四百多塊錢——這是當時家里的全部積蓄，一個人私奔了，她跑到江油，買好車票坐上一列火車，去了東北。

“把你外婆氣慘了，我那時候膽子大呢！”

母親一邊說，一邊望著窗外的平原，像望著自己那時的膽子。頓了頓，她有些尷尬地跟我坦白：“我從東北坐火車回來的時候，肚子里的你，已經一個多月了。”

比我想象中還要源遠流長的綠皮火車在我的臉上呼嘯著，我的回憶跟母親的回憶重疊在一起。我沒有說話，我的眼睛已經落在窗子外面，我看見了廣闊而又陌生的平原，看見了更遠處起起伏伏的綠色丘陵。思想。沉默。

兩年后，立秋后的一天清晨，父親從斷裂帶老家門前高高的核桃樹上打核桃時意外墜落，在醫院昏迷整整一個星期，最終，舍下了他的呼吸，不再堅持。此后每年，最終沒有被我們狠心砍掉的核桃樹在父親的死亡上面，依然枝繁葉茂，依然結出許多核桃，如同，那些依然在綠皮火車上遠行或者歸來的鄉親父老。

世事如煙，一個遙遠的聲音隨綠皮火車呼嘯而來：“過去的一個個瞬

間，如果我在當時就已參透，便不會鮮明而又煥然一新地穿過我的當下。”

我已經多年沒有坐過綠皮火車。但綠皮火車上還有很多的人，很多的臉，很多的語言，很多的相遇，很多的故事。因為，時光一直在生長，就像綠皮火車一直在往前跑。我們片刻不留。我唯一想要知道的是，綠皮火車，在那長長的旅途中，在那總是給風景留下些許不經意劃傷的旅途中，是否也帶著我兒時在斷裂帶學游泳的那種“趁水不注意”的天真？就像眼下，我以為自己早已抵達了遠方，其實，只是穿過了一段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