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去漫山島》：擬像時代的懸浮感
范小青是一個有著強烈時代使命感的寫作者，她的小說或許很難歸入某一個流派，卻總是精準地踩在了時代變遷的脈搏上：從知青生活到吳地市井風情，從體制改革到城鄉矛盾，她始終對現實問題寸步不離，忠實地記錄著城市與時代的表情。眼下，她敏銳地感受到了人的懸浮感——在一個似乎一切都能有跡可循的科技時代，人卻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強烈的虛無與飄忽。于是，何為現實？何為主體？何為世界？范小青用一個個啼笑皆非的小故事提出新的叩問。
在《漂去漫山島》中，一家三口為了顯示自己家是和別人一樣帶孩子旅行的“正常一家”，貌合神離地踏上了跟團游的旅程，他們先是在大巴上見證了一出“老劉究竟是不是老劉”的鬧劇，接著又因為導游和司機的溝通失誤而踏上了錯誤的船只。于是，一船人索性將錯就錯，從原定的漂山島改去了漫山島，這趟被更改了目的地的旅途似乎不受任何影響，大家吃吃喝喝，拍照曬圖，玩得有滋有味。是“漂”還是“漫”？既是“漂”又是“漫”？或許有人心知肚明，又或許大家渾然不覺，“真相”早已不再重要，“虛幻”才是世界的本質，真可謂當代的“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這無疑是一個荒誕的敘事：夫妻間的溝通總是答非所問、陰陽怪氣；故人的久別重逢緊接著的是“被死亡”和“證明沒死亡”；上錯了島的旅行團仍然能享受精心準備的下午茶……一切就像小說戛然而止處的耳機所喻示的，戴著耳機并不等于聽到了聲音，所見并非真實，那我們不禁要問，既然真假之分都失去了意義，那么“意義”本身是否也早已煙消云散？
對于一個年輕的寫作者而言，他們也許本來就成長于荒誕如斯的世界，當“荒誕”成為日常，那這樣的生活也未必能激發意義消解、個體異化之類的“荒誕感”，但對于一個四十余年筆耕不輟的資深作家來說，“荒誕”是她穿越歷史而來、不斷翻陳出新的生命經驗。曾經，范小青們對抗的是宏大敘事或是消費邏輯，挖掘被其過濾掉的市井日常，發掘生活的本來面目，努力建構起新的“意義”；如今，對抗物的缺失使他們陷入了無物之陣：對抗的不僅可以是意識形態或是商品社會，也可能包括現實本身。在不斷強調打破歷史的時代，人的生活似乎變得極為短暫而虛無，在細節能被愈發逼真還原的世界，人的感受反而空前飄忽而失真。于是，范小青筆下的荒誕感被進一步更新了，如果說，此前她在《城鄉簡史》《滅藉記》中所探討的是追問個體生命價值這樣的現代性問題，那如今的《真相是一只鳥》《漂去漫山島》則進入了“擬像時代”的新問題：真相已無處可循，亦不值追尋，因為我們本身就處在幻覺與現實混淆，人類不知何所來、何所去的新世界，真實也許是一種選擇性的真實，虛假也有可能是另一個維度中的真實。“擬像和仿真的東西因為大規模地類型化而取代了真實和原初的東西，世界因而變得擬像化了。”（鮑德里亞）在鋪天蓋地的符號和轉瞬即逝、海量供應的信息面前，擬像把缺席表現為存在，把想象表現為真實，也潛在削弱了任何與真實的對比，把真實同化于它的自身之中，最終導致了界限的打破與意義的終結。于是，面對生活中這許多陰差陽錯，我們也只能將錯就錯。可是文學藝術如何表達這種真與假的消弭、對與錯的糾葛？“漂山島”和“漫山島”的故事試圖還原出的是個體乃至世界的偶然性、復雜性與不確定性，召喚出生命與情感中的同質性與飄忽感，以及由此所引發的個體否定與生命虛無。
對于范小青這樣筆速極快的寫作者而言，她的小說會在一段時間內大量“重復”一類主題，這種重復，是對同一個現象的多角度捕捉，也是對同一類問題的多維度思考。比如，陰差陽錯的“真相”故事此前就已多次出現在《誰能說出真相》《遍地痕跡》等作品中，而身份證、名字等意象更是范小青小說中的常客。一個人究竟如何證明自己的存在，這里面既有戶口、房本之類的中國式難題，也涉及人的身份認同。《漂去漫山島》中，老馬和老劉久別重逢，但老馬忽然想起老劉已病逝，對眼前的這位產生了懷疑，而老劉為了證明自己，索性掏出了身份證給老馬看，老馬卻不以為然，“看什么身份證呀，身份證能證明什么呀”。當名字、身份證都無法準確說明個體的身份，那么一個人究竟怎樣才能證明自己的存在？這一方面是個體存在合法性的困惑，從《滅藉記》里的房產證和身份證、《生于黃昏或清晨》的檔案進和戶口本開始，到未來可能也將進入寫作視野的刷臉、刷指紋等生活經驗，個體究竟被什么所定義，又怎樣被證明，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之問仍是一個未完待續的難題。另一方面，全球化席卷而來的同質化，造成了生活的模糊化與不確定性，讓置身其中的個體感受到鋪天蓋地的迷失與焦慮，“人們踏遍千山，卻從未總結任何經驗。人們縱覽萬物，卻未形成任何洞見。人們堆積信息和數據，卻未獲得任何知識。人們渴望冒險、渴望興奮，而在這冒險和興奮之中，人們自己卻一成不變”（韓炳哲）。范小青以一種新的荒誕敘事呈現出這一類新的異化現象，實現了對當下世界種種可能性的想象與追尋，這是她對人的主體性危機的生活感知與藝術呈現，也是她所秉承的“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在二十一世紀的新際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