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很多時候，由于種種偶然因素，或者因為某些難以明言的目的，又或者僅僅是出于論述上的方便，我們會把一些內在關聯并不緊密的文本放在一起討論，并為它們賦予某種整體性的命名。既有的文學史書寫似乎印證了這一方法的有效。但是，只要我們仔細地閱讀那些被同一概念所整合的作品，就會發現，優秀的創作總是難以歸類，它會溢出、超越、扭轉任何一種后設的、人為制造的概念。

在這個意義上，將本期《長城》“新銳”的三個短篇小說放在一起，進行整體性的觀照，既是一種富于誘惑性的行為，同樣也蘊含著遮蔽每篇小說獨特價值的危險。三位寫作者來自不同地方、有著相異的背景，三篇小說的面貌也各不相同。兔草的《林中空地》展現出一個“失敗青年”的困頓生活與敏感而脆弱的心靈。張閔一的《候場》書寫了一段關于愛、尊嚴與毀滅的傳奇故事。棖不戒的《秋日葬禮》則用一場葬禮勾畫出一位困在鄉土的女性的生命圖景。盡管三篇小說迥異其趣、風神有別，但它們又較為一致地呈現出某種內在的相似性——這也是為什么把合論三篇小說描述為一種富于誘惑性的行為。在三位寫作者的創作中，過往并不只是時間進程中曾發生過的事件，作為往事與回憶靜止地留存在先前的時空中，它時刻侵入、攪動、纏繞著當下，不斷消解往昔與當下的邊界，成為對于當下生活惡魔般的存在。可以說，在這三篇創作中，往事與回憶不僅構成小說敘述的動力機制，同樣也是其人物行為的內在動因。三篇小說都試圖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安妥自己的過往。

我們固然可以在近年來書寫“失敗青年”的文學寫作脈絡中理解兔草的《林中空地》，這一點可由作者在小說中若干不無夸張的敘述得以確證：“他的生活是一場事故”“從出生那日起便飽嘗人間的心酸”“沒有認可，也沒有錢”。但是，需要仔細辨認的是，不同于大多數關于“失敗青年”的書寫，《林中空地》里楚原“失敗感”的根源，并不主要來自于社會結構凝固化導致的個體出路困境，從根本上說，楚原面對的最主要問題是意義感的喪失。這種意義感的喪失，至少與三個彼此牽連的因素相關。第一個因素是他的個人經歷。小說開頭出現的楚原便已是一個落魄者的形象：幼時失明、結巴，早年喪母。而在此后的敘述進程中，作者又不斷給楚原的生命涂抹上種種不幸，先是讓楚原的每一段工作都因意外而早早結束，隨后又安排了一個早夭的姐姐的出場——“如果姐姐健健康康，活潑成長，這個世界上將不會有他的存在”。這些過往的經歷，如幽靈一般纏繞在楚原的身上。他何嘗不“希望自己可以掌控生活”，但又一次次地“被命運所控制”。這些不幸的經歷，使得楚原對于命運、生活有著強烈的無力感與無意義感，也造成了他內傾、怯懦、敏感的性格。同時，這種內傾、怯懦、敏感的性格反過來又進一步加重了他的處境：“他常因過度聯想而無法入睡，長期的失眠使他無心工作，而精神狀態不佳又會導致他說話產生障礙，在會議上語無倫次。”可以說，性格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他意義感的喪失。正是在生命遭際的乖蹇與自我否定的困境中，楚原接觸到了脫口秀，并將其作為自己的精神寄托。楚原選擇脫口秀，在最初也不無偶然，但就如同溺水的人會盡力抓住眼前的一切，他最后是把脫口秀視為人生意義的所在。而悲劇之處在于，“他只是僥幸拿到了行業的入場券，但想取得他心中真正想要的那種成功，無異于登天”。夢醒了無路可以走，這是造成楚原意義感喪失的第三個因素，也正是小說最深層的悲劇所在：一個人背負著沉重的過往，在近于絕望的生活中，偶然發現一絲希望，隨即把這一絲希望認領為生活全部的意義。但終于發現夢想的幻滅，所有的追求只是徒勞。個體尊嚴的缺乏、生活意義的真空與無法安妥的過往糾結在一起，造成一個灰暗的人生。在這個意義上，盡管不免帶有幾分夸張的因素，但小說的確從一個特定觀察視角進入當代青年人的情感結構之中，從而呈現出當下青年人的某種隱微的心態。

與《林中空地》相仿，張閔一的《候場》也圍繞著舞臺這一空間展開，小說也同樣書寫了一個關于“失敗者”的故事。不過，如果說兔草傾向于直露地展現個體的生活困境與心靈掙扎，那么，張閔一的書寫則較為含蓄，許多緊張、矛盾在小說靜水流深的敘述中似乎得以消弭，像冰山一般隱藏在海面之下。但事實上，那些源自過去的糾葛、仇恨、愧疚與創傷，從來不曾消失，而是在引而不發的狀態中，等待著最終爆發的時刻。小說最后的大火就是這種矛盾總爆發的一個表現。盡管作者似乎有意模糊這場火的起因，但按小說的敘述邏輯與人物的性格邏輯來看，肖榮無疑是這場火的制造者。肖榮來到戲劇學校的時候，“父親因病去世，母親又不知所終”，師父是他唯一的親人。不難想象，一個失去了家庭的呵護與庇護的少年，在內心最為敏感又最為脆弱的年齡，與一群同樣頑劣、自負、敏感的少年朝夕相處，會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在這個意義上，肖榮的狂狷、跋扈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手段，因為他缺少來自家庭的穩固的關愛與肯定，他又難以與同齡人建立良好的友情關系，他的自我價值、意義與自尊便只能維系在他能收獲鼓勵與贊揚的唱戲上。而一旦當肖榮發現可能失去在唱戲方面的優勢，他便會用否定、攻擊他人的方式來維護這種自尊。趙明是肖榮最有力的挑戰者，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肖榮攻擊最猛烈的對象。為了讓趙明倒嗓，“在廁所里，肖榮揪著趙明的頭發威脅他，不抽完一包煙就不讓他回宿舍”。二人之間的沖突與摩擦當然不止于此，但這大概是其中最為激烈的一次。如此看來，無論是把畢業演出的主角由肖榮調換成趙明自己，還是奪走肖榮的戀人沈霞，都是趙明復仇的行為。

由是，我們或許便能理解肖榮為何要將劇場付之一炬，用如此極端而決絕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復仇。因為對他而言，劇場承載了他的難以直面的青春記憶，這段記憶雜糅著孤獨、自卑、戀人離去的傷痛以及失去親人的苦楚。如果說他決定在二十年后重返戲曲學校，是一種與往事和解的嘗試，那么，他“直直盯住”寫有“復排《失·空·斬》暨趙明個人專場演出”的橫幅，這一反應其實便宣告著和解的失敗。那些無法安妥的過往又重新在他的腦海中泛起，與此呼應，小說的敘述也從這里開始不斷地在當下與二十年前的兩個時空中跳躍。而當那個愛搬弄是非的武麗莎向肖榮暗示二十年前那場火源于趙明點的一支煙后，肖榮內心最深的回憶終于被激起。正是在那場火中，肖榮失去了他的師父，唯一關愛他的人：“師父竟是逆著四散奔逃的人流而上，一把就將呆立原地的他推了出去。他當時嚇傻了，只知道自己逃，卻沒有回頭看一眼師父。”那場火是他最為刻骨銘心的回憶，也是最深的愧疚所在。痛與愧，在二十年后，轉化成了恨。于是，在小說的結尾處，我們看到了多年前的大火再度燃起，漫漶到當下，“在肖榮的眼眸里搖曳晃蕩”。我們無法分辨出這火光到底是來自現在，還是二十年前。但可以確定的是，肖榮這次沒有驚慌失措，而是靜靜地待在原地，點燃了手上的煙，就像多年前和沈霞一起從后臺服裝箱里鉆出來的趙明一樣。

棖不戒的《秋日葬禮》以一個大學生返鄉的經歷貫穿起整篇小說。“返鄉”的情節模式，會讓我們想到當下文學寫作，尤其是非虛構寫作中的返鄉書寫。這一情節模式與鄉土小說文學譜系的關聯也同樣顯豁。與這些關于鄉土的書寫相仿，小說也試圖呈現傳統鄉土社會中的個體，特別是女性個體的生存境遇與心靈狀態，作者對玉蓮這一女性個體命運的書寫無疑能夠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小說采取第一人稱敘述視角，這樣的視角設定可以更好地在敘述中調動回憶作為自由直接引語出現。在小說開篇，“我”坐高鐵回到家鄉，準備參加爺爺的葬禮。此時的敘述中夾雜著戲謔的話語，基調明朗，敘述腔調甚至有幾分油滑。隨后，表弟出現并告知玉蓮的難產而死打破了這種明快的敘述節奏，小說轉向對“我”和玉蓮過往的敘述。通過“我”和表弟的講述，玉蓮早年的生活逐漸浮出水面：“玉蓮家住在村子最遠的山坳里，上學要走半個多小時，她家里還有一個弟弟，爸爸有病常年要吃藥，媽媽幫酒廠的一個職工帶小孩。”盡管條件艱難，玉蓮的成績卻始終很好。但后來，中考時她卻因為吃了隔夜的粽子拉肚子而導致考試失利，之后便進了鎮上的化肥廠。不久，玉蓮的父親病情危急，急需用錢，她又匆匆嫁給了“一個開縣際巴士的半文盲”。這就是玉蓮的生活。這樣的生活是“我”不熟悉的。在“我”的記憶中，玉蓮是那個“走路一蹬一蹬的，像只白天鵝”，不時“用一雙笑眼注視著我”的女孩，是那個長大后“穿著一件白色連衣裙，腰掐得細細的”聰慧驕傲的女子。如果說我們在兔草的《林中空地》和張閔一的《候場》中看到的是難以直面的過往如何侵入當下并限制著人的行動，那么，《秋日葬禮》則呈現出美好的、虛幻的過去如何同樣構成對于現實生活的壓抑與遮蔽。在小說的敘述高潮，“我”回想起幾年前玉蓮的突然到訪：

我站在路燈下面等玉蓮，全身都凍得發抖。我一邊抖腿，一邊想去哪兒吃飯，雪花撲簌落下，玉蓮白天鵝般的身影在碎雪中飛揚……幻想隨著玉蓮的到來戛然而止。她穿著一件綠色燈芯絨棉襖，衣襟上隱隱有幾點油漬，染燙過的頭發半截黑半截黃，枯草般梳成一個低馬尾束在腦后，下半身則是黑色的緊身褲配著白色高筒靴，蠟黃的臉上帶著局促的笑。

其實，只要“我”對玉蓮寄來那些的寫滿瑣碎日常的信稍加留意，就不難意識到她的困境與掙扎，也就不會把她的到訪平白添上許多夢幻的色彩。倘如“我”不被那些關于玉蓮的美好回憶所牽纏，也許會更清醒地意識到，玉蓮并不僅僅是以一個舊日好友的身份來拜訪，她是想逃離一種命運，是想尋找重新開啟一段生命的可能。但在當時，“我”并未意識到玉蓮的苦痛，而是擔心被同學看到“我和玉蓮這副模樣，指不定怎么編排笑話”。于是，“我”不耐煩地應對玉蓮的請求，很快就把她打發走。或許，我們不應對那個冷漠、自私、虛榮的“我”過多苛責。畢竟，一個正值青春的人很難真正看向他周圍的世界，并理解他人的疼痛。因此，如果要追問是什么造成了玉蓮的悲劇，那么，“我”的冷漠、自私與虛榮，“我”的沉湎于過往的記憶，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更深層、更為根本的原因終究還是要歸于傳統鄉土社會內部的某些因素。

閱讀這三篇小說的時候，我總是會不禁想到一個問題——如果套用一個已有的表述就是：今天的生活能否納入小說的視野？或者說，當前的小說是否還有能力回應今天的世界？在今天，文學應當是安頓身心的藝術，它應當讓人看到何為善的生活，以及如何在日常中踐行這種善的生活。兔草、張閔一和棖不戒的小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這個問題。盡管，三篇小說似乎都并未提供多么令人振奮的方案，但也昭示出，即使身處絕境，我們依舊可以選擇沖破命運的藩籬；一個背負著沉重過去的人，也有與命運抗爭的可能。三篇小說里的人都以各自的方式，讓我們看到在逆境中安頓身心的可能。我想，這便是來自三篇小說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