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肯《城與年》：隱喻苦難又超越苦難
寧肯的小說集《城與年》形式上是10篇短篇小說，但串起來類似于奈保爾的《米格爾大街》，屬于風格統一的涉及記憶的長篇小說。通過一個侏儒兒童的視角，透視了70年代初期北京百戶大雜院里一幫孩子的生活。在這10篇小說中，一條隱喻的紐帶仿佛若隱若現飄蕩在字里行間。這條隱喻的紐帶在時間和空間之外，混沌而又凝重，小說的意義既在結構之內又在結構之外。
《城與年》中的十篇小說長短不一，最長的《黑夢》五萬字左右，最短的《他掛在城墻上》只有1500多字。小說有明確的時間、空間結構，即小說名《城與年》的含義。“城”是小說敘事的位置空間，而“年”是敘事的記憶時間。10篇小說獨立成篇，敘事地點都在北京南城中軸線偏西，在和平門與宣武門之間的琉璃廠附近，那兒有在北京也算數得上名號的上百戶大雜院。時間處于上世紀70年代初期，屬于中國人具有豐富記憶感的滄桑年代。整個小說以黑白膠片藝術塑造手法，書寫霧氣籠罩下的南城大雜院一幫兒童演繹的寓言。
寧肯在小說中設置了明確的時空線索，“城與年”的時空結構貫穿在故事中。這些小說中的孩童，在火車上玩撲克牌、扎氣門芯、換小人書、爬墻看探照燈、胡同里挖防空洞，漫不經心的童年游戲，頑劣、叛逆而又充滿了童真，這種童年記憶畫卷正是《城與年》敘事與眾不同的特色：只要把這10篇小說串聯在一起，就會發現一條若隱若現的隱喻紐帶，一種令人驚悸的內在殘酷性在暗中彌散。這就是我所說的，小說的意義既在結構之內又在結構之外。
小說《黑雀兒》以冷峻又簡練、波瀾不驚的筆法，層層揭開令人驚悚的現實。這篇小說已經超越了現時代的漢語言文學苦難敘事模型。大院里的孩子們圍觀、羞辱馬戲團家族成員，消費和娛樂他人的災難成為了書寫人性的必備技能，這是作者想要透過童年傳遞的人性反思，很多作家基本喪失了苦難意識，或者誤解了苦難。苦難意識，并不僅僅是我們通常理解的物質缺乏，更多是人性的殘忍和悖論，如小說所說，生活里有什么，破爛里就有什么。這是一部令人哭泣的時間風化史，他者仿佛陌生人，既是苦難的制造者、圍觀者，同時也是苦難的承受者。
與此同時，《城與年》中一直飄蕩著饑餓感。這種饑餓不是食物的饑餓，而是來自閱讀匱乏的文化饑餓。《火車》中，作為知識分子家庭子女的小芹，同樣遭遇閱讀饑餓，由于手抄那個時代盛極一時的《曼娜回憶錄》而被帶走判刑。閱讀嚴重匱乏的時代，垂危兒童秋良家的12本小人書，是孩子們狂歡的禮物。侏儒黑夢回憶里，是垃圾堆上撿到的各種報紙、雜志和破損的《聊齋志異》。實際上，黑夢的回憶，是在試圖修復一個時代的閱讀饑餓癥。黑夢的“書房”就是在房頂上搭個涼棚，黑雀兒給黑夢帶回來很多書，從而打開了一個嶄新的世界。《黑夢》里，在房頂上，黑夢和七姐發現了一個秘密的閣樓，從而捅開了一個秘密書房。這棟房屋被貼了封條，書房布滿灰塵。主人莫測的命運更是一個不可還原的悲劇。“某種意義上說，房間對女人的喚醒甚至超過書籍對男人的喚醒”，《黑夢》里，這個秘密的書房不但承載著記憶中的閱讀饑餓癥隱喻，同時收藏了黑夢和七姐懵懵懂懂的戀情。
寧肯用冷靜的筆法，鋪陳了復雜的結構敘事。《城與年》用兒童的視角透視非理性的鏡像，兒童之間的頑劣和游戲，似乎與歷史事件無關。然而，寧肯采用了一個極其微妙的藝術手法，對事件進行戲仿。《火車》中，小芹失蹤后，孩子們如何攻守同盟？每一個參與火車上打撲克的孩子都知道小芹隨火車遠去了，但這些兒童居然共同制造了一個“我們不知道小芹去哪兒”的謊言。“我們心里的石頭一下落了地，一致贊同。小芹在這一刻真正消失了。我們統一了口徑，攻守同盟。”在一個非理性的時代，那些失蹤、磨難和真相淹沒于記憶中，謊言試圖縫合時代的創傷。寧肯用兒童攻守同盟的游戲戲仿了謊言對創傷的縫合。
（作者系北京學者）
